这是诗人在汴京（今河南开封）东城送别友人之作。运判马察院，指马遵，字仲涂，饶州乐平（今属江西）人，当时以监察御史为江淮六路发运判官，是诗人的好友。宋代张世南《游宦纪闻》说：“龙图（龙图阁学士，马遵后来曾任此职）马公仲涂家藏蔡忠惠（即蔡襄，字君谟，谧忠惠，北宋大书法家）帖，用金花纸十六幅，每幅四字，云：‘梅二（即梅尧臣，字圣俞，排行第二）马五（即马遵）蔡九（即蔡襄）皇祐壬辰（1052年，即皇祐四年）仲春寒食前一日会饮于普照院，仲涂和墨，圣俞按纸，君谟挥翰，过南都试呈杜公（即杜衍）、欧阳九（即欧阳修）评之，当属在何等。’”所叙时间、人事与此诗相合，故此诗作于1052年（皇祐四年）二月，当时梅尧臣在京城汴京监永济仓。
梅尧臣是一位同情劳动人民的诗人。此诗虽写送别，却表现了对人民疾苦的深切关心。
开头四句先写送别的时间。这几句化用唐代贺知章《咏柳》名句“不知细叶谁裁出？二月春风似剪刀”诗意，但却又有发展变化。贺诗单写春柳，此诗重点在写杏桃。把春风比作剪刀，说它裁出了柳叶，又裁出杏桃，这是变无情为有情，把没有感情的春风，写成了有情的巧匠，设想新奇而富有诗意。第三句的“圆尖作瓣”承接上句，写杏桃的花瓣，圆瓣指杏，尖瓣指桃。“得疏密”是说它们疏密适中，既不太稀，也不太密。第四句说它们的颜色红若燕脂（即胭脂），艳丽无比，也就是说，春风不但剪其形，而且染其色。春风荡漾，柳绿桃红，景色是如此宜人。这几句语调轻快，写出送别时的愉悦心情。朋友相别，使人怅恨，此诗却透出欣喜之情。当时京都地区原本大旱，据《宋史·仁宗纪》记载，1051年（皇祐三年）八月，汴河即已绝流，马遵比时也因此而被困在京城。而到这次送别时，气候已有转机，即将下雨；同时派去引黄河水入汴河的夫役，也已于不久前遣发，汴河即将通航，这令诗人十分欢欣。此刻就是因为马遵即将回到江南去，所以梅尧臣等人在东城为他送别。此诗第五句至十句就是描写此事。《埤雅》：“鹁鸠，灰色无绣顶，阴则屏逐其匹，晴则呼之。语曰‘天将雨，鸿逐妇’是也。”“黄鹂”句诗意即源于此。黄鹂不鸣，鹁鸠逐妇，都是即将下雨的征兆；“深园静墅声嗷嗷”的“嗷嗷”，就是鹁鸠逐妇的嘈杂喧叫声。“开汴”指疏浚汴河河口和汴河上游，以便引黄河水顺畅地注入汴河。这四句是叙事，节奏急促，气氛非常热烈。下面接着写人们的心情：都城的人盼望下雨就像渴极的人盼望有水喝一样，寒食前夕，大沟小沟都已疏淘完毕，以便大雨下来时迅速排水。据《宋史·河渠四·京畿沟渠》记载，北宋京都每年春天疏浚沟渠，以防水潦成灾。诗人于1053年（皇祐五年）所作《淘渠》中有“开春沟，畎春泥，五步掘一堑，当涂如坏堤”，即专写汴京整修下水道。“何当”在这里是“合当”之意，表示肯定语气。“黄流”指引来的黄河水流。宋代设有都水监，管理河道堤防，原来隶属于三司河渠，1058年（嘉祐三年）始置专监。作者写此诗时，都水尚无专官。诗中的都水御史即指马遵。舠是小船，形如刀。“雨深一尺”，可以解除早象；水深一篙，则汴河可以通航。友人马遵即可乘着轻舟，顺流直下，日夜兼程，回到江南的住所去。“亦即喜”的“亦”字，表明欢喜的不仅是马遵，还包括京都和吴楚地区苦于旱灾的人民，也包括作者在内。“回轻舠”点出题中的“送”字，“轻”字不仅同上文“水一篙”关合，而且还写出了行者的欢悦心情，因为只
有水深流急，舟行迅疾，舟才显得轻；只有人心情愉快，才会更加感到小舟的轻。这几句如急流行舟，节奏非常轻快，写出了送行者和行者的愉快心情。
马遵是转运判官，他这次回住所的任务，就是要协助转运使收缴吴楚财赋，由汴河运进京师。此诗第三大段，即由此着笔，写诗人对友人的希望。因为吴楚频受苦旱，连年歉收，即使这回下一场透雨，庄稼得到一次较好收成，老百姓仍然缓不过气来，所心诗人希望友人在收缴赋税时，不要额外多收，如果加重剥削，老百姓无法生活下去，他们就会像无食之鸟、被困之兽一样，被迫逃亡。唐代刺史、节度将正税常额之外加收的赋税贡献朝廷，称为“羡余”。“频年苦旱”而仅“一稔”，老百姓身上没有什么油水，所谓“勿求羡”不过是不要大肆搜括的委婉说法。当时江淮两浙荆湖发运使许元以聚敛刻薄为能，希图得到迅速提升，所以诗中特别以此嘱咐友人，作为此次的临别赠言，要他对上司许元加以规劝，实际上是讲给许元听的。据《宣城县志》记载，马遵为官清廉，他任宣州（治所在今安徽宣城）知州离去时，郡僚军民争欲挽留。最后八句又将此意加以申说。出城相送，不惜典袍沽酒，可见对友人情意深重。而计算行程，友人此去必定经过睢阳，杜衍、欧阳修正在那里，所以作者要友人将他上面讲的话请他们两人评一评，看看是否于天下的人不无少补。睢阳即今河南商丘，秦代曾于此置睢阳县，宋时称南京应天府。太傅指杜衍，当时以太子太傅退居南京。大尹指欧阳修，当时任应天府知府兼南京留守事，汉唐时京师地区行政长官称尹，诗中即沿此例尊称其为“大尹”。他是作者的至友，曾为其《宛陵先生诗集》作序，对作者的诗极为赞赏。“万分岂不益一毛”是反用《孟子·尽心上》“杨子（指杨朱）取为我，拔一毛而利天下，不为也”语意，意思是说如果按照自己的意见去做，于国家人民多少有点好处。诗中说请杜衍、欧阳修评说，是有深意的：他们二人都是朝廷的重巨，杜衍曾为宰相，为人刚正廉明；欧阳修曾为知制诰，能关心人民的疾苦，他们会赞同诗人的意见。这样一来，如果转告许元，许元对他们的意见就不能不加以认真考虑。结末两句仍承此意，以“国给民苏”相期许。“国给”和“民苏”是互为因果的：只有国家强盛富足，人民才能得到复苏；只有人民温饱，有力耕作，国家才能富足。只有国家富足，人民安居乐业，地方上没有事端，作地方官的许元和友人马遵，才有闲暇逸致，得以在东园尽情遨游。“东园”在真州（治所在今江苏仪征），许元所筑，梅尧臣有《真州东园》诗。欧阳修有《真州东园记》，详记修园始末和马遵同发运使施昌言、许元园中游憩事，其中有“使上下给足，而东南六路之人无辛苦愁怨之声，然后休其余闲”语，与此诗之意相同。诗以东园作结，既能唤起友人的美好回忆，又从正面作了奖劝，表达了对友人的股切期望之情。
此诗通篇都以国计民生为意，而将朋友深情，融贯其中，一韵到底，情调轻快，在送别诗中，别具一格。
汉朝初年，北方少数民族常率众南扰。朝廷有时出兵征伐，有时采用睦邻政策，以求缓和。“和亲”即睦邻的一个手段。汉元帝时王昭君远嫁匈奴呼韩邪单于，也是著名一例。刘细君去乌孙国是大义之举，她思亲人恋故土又是人之常情。《悲愁歌》亦即这矛盾心情中思亲一面的反映。因作者亲身经历，感受倍深，故这首诗写得情切切，意拳拳，真挚动人。在写思乡悲愁的同时，从客观上也具体地介绍了当时北方少数民族的习俗。
《悲愁歌》，一作《乌孙公主歌》。原载于《汉书·西域传下》和 《玉台新咏》卷九。《乐府诗集》卷八十四以为刘细君作，属“杂歌谣辞。”此诗以第一人称的自诉，表现了公主远嫁异国、思念故土的孤独和忧伤。诗中突出了中原与西域在食宿、文化方面的巨大差异，以化为黄鹄归家的想象与事实上的不可能构成强烈的矛盾冲突，加重了诗歌的悲剧气氛，意蕴深广，耐人寻味。
“吾家嫁我兮天一方，远托异国兮乌孙王。”两句写乌孙公主以哀怨的语调诉说自己的遭遇和处境：汉朝把我远嫁于在天一方的乌孙国王。看似客观的自我介绍，其实蕴含着无限的伤感和怨愤。此“嫁”，实为和亲，寓有一定的政治目的。据《汉书·西域传下》记载：乌孙国与匈奴结盟，匈奴不断骚扰内地，为钳制匈奴，断其右臂，武帝采纳张骞建议，遣江都王建之女刘细君为公主，妻乌孙王猎骄靡。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与少数民族和亲，无疑具有政治、军事、经济和文化交流各方面的意义。然而，这种于国于家有利的“美人计”，于公主自身却是人格的变异和人性的束缚。“天一方”、“远托”、“异国”等冷漠字眼已透出哀怨之信息，下面着力的值染更见其甚。
“穹庐为室兮旃为墙，以肉为食兮酪为浆。”则是写公主远嫁异域，不仅举目无亲，孤苦无依，而且生活环境也令人难以忍受。这里没有崔嵬的宫阙，和暖的春风，没有美味佳肴玉液琼浆，而是以穹庐为室，毛毡作墙，饮以辛酪、食以膻肉。这与内地迥异的生活习俗，对从小过惯汉朝宫廷安逸生活的尊贵王女来说，无疑难以适应。作者以短短十几字高度概栝乌孙国饮食起居的生活习俗， 为以下思矣怀归之情的直接抒发埋下了伏笔。另据《汉书·西域传下》 记载：“乌孙国多雨，寒。昆莫年老，语言不通。”由此可见，公主所以不以审美心态去体味“天似穹庐，笼盖四野，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的异国风光，而仅以哀怨叙之，正由于此。
远离故国亲人，生活又难如愿，思乡怀归之情于是不可遏止地爆发了。“居常土思兮心内伤，愿为黄鹄兮归故乡”，直抒胸中郁结已久的忧思，凄婉哀怨，摧人泪下。明知远嫁之意义，回归之无望，又盼展开想象的双翅，化作黄鹄，自由飞回久别的故乡。想象中的满足与事实上的不能，构成强烈的矛盾冲突，加重了诗歌的悲剧气氛，意蕴深广，耐人寻味。
《悲愁歌》同汉初的《大风歌》、《秋风辞》一祥深受楚辞的影响，读唱诗时句中加上舒缓语气的“兮”，增强诗的节奏感。诗歌采用白描手法，直抒胸臆。加上质朴无华的语言，朗朗上口的押韵，句句合理的推演，使一首虽然短的诗，却将其无比的思念、急切的盼归心情写得淋漓尽致。
这首诗的首联和颔联都是写眼前之景，言诗人旅居冬至的情形；颈联和尾联写诗人由冬至而回忆起长安的冬至日情形。全诗由诗人一己的漂泊流浪联想到朝廷，集中体现了杜甫忧国忧民的思想。八句皆对，律对严整，感情深挚，具有杜诗沉郁顿挫的艺术风格。
一二句“年年至日长为客，忽忽穷愁泥杀人。”直接叙写诗人自己漂泊无定的生活。正因为自己是“长为客”，久滞旅途，所以时光一年年的流逝，才更让诗人心生悲愁，故下一句诗中有“穷愁泥杀人”之语。这样直露地抒写，正如那“冬至”日的寒冷一样直扑人面，一下子便把读者摄入一种愁苦、阴冷的氛围之中。
三四句落笔来写诗人自己旅居之境况：“江上形容吾独老”是承上联“穷愁”来写，这样形容独老，正是穷愁所致，而“天涯风俗自相亲”却更让诗人增添对故土家园的思念，因为这份“自相亲”是与其客居生活有关。而且在这联诗中，诗人以粗线条把其“形容”勾勒了出来，使上联写到的那种穷愁更加形象化。
五六句首先写诗人在这个风俗自亲的冬至日里，扶杖而行，身临“丹壑”，而意想“紫宸”，由眼下的凄清、落魄与昔日的热闹、得意形成对比，把今日的“穷愁”更加深切地表达了出来，而“杖藜雪后临丹壑，鸣玉朝来散紫宸。”属对工整，两幅画面的形象感也非常强烈。而且这联由这“忆”，使诗意更进一层。
最后两句承上，因想到长安，更增愁恨。“心折此时无一寸，路迷何处见三秦。”此时诗人心中的“穷愁”变得更加不可排解，故而有“心折”碎句，因此，那种要结束这种漂荡生活而重归故里的心情更加强烈，可回家的路却寻不着，所以诗人不禁要悲叹：“路迷何处见三秦”。之所以“路迷”，正是由于久客难归，这一句则又是扣住首句“长为客”来写的，表达出诗人对人生路途产生的迷惘和无所适从之感。
这首诗把杜甫晚年那种漂泊生活的苦与愁，淋漓尽致地刻画了出来。而且在表达上，诗人注重诗的每一句都遥相呼应，所以读完这首诗时，读者仿佛真的感受到了寒冷与愁绪。因为诗人年年“长为客”，故而“路迷”难归；因为他有无法摆脱的“穷愁”，所以他才会“形容独老”、肠断“心折”；正因为他身临“丹壑”而意想“紫宸”，因此他才有“心折”“路迷”之慨，这首诗就是这样情浓意切，读来有浑然体之感。
《礼记·檀弓》上说：“朋友之墓，有宿草而不哭焉。”宿草就是隔年的草，意指一年以后对于已去世的朋友不必再哀伤哭泣了。“宿草”，后世便成为专指友人丧逝的用语，这里蓬蒿泛指野草，句意正是由《礼记》脱胎而来，暗喻故友虽去世一年，而他犹不能忘情。当时王安石身在汴京而王令之墓则在千里之外的常州，然而凭着诗人沉挚的感情与驰骋的想象，在读者眼前展现出一幅凄怆悲凉的画面。哀痛之情也于景中流露而出，于是从坟地写到了长眠地下的人。
“妙质”二字，后世注释的版本往往解释为“美妙的品德、卓越的才能”云云，其实不然。根据原诗第一首的尾联：“便恐世间无妙质，鼻端从此罢挥斤。”这里是用《庄子》中匠石“运斤成风”的典故，这里的“质”指箭靶，用以比喻投契的知己。因而“妙质不为平世得”一句是说世人不能像匠石深知郢人那样理解王逢原。据当时记载，王逢原为人兀傲不羁，不愿结交俗恶献谀之徒，甚至在门上写道：“纷纷闾巷士，看我复何为？来即令我烦，去即我不思。”可见他清高孤傲的性格，其不为世人所重，也就是很自然的事了。
“微言”是用了《汉书·艺文志》中“仲尼没而微言绝”的话，意指精辟深刻的思想言论。这句说只有深深了解死者的人才明白他的微言，言外之意，他才是唯一理解王令的人，因而引出下联的回忆。这两句用典熨贴精确而又不影响词意畅达，并通过典故的运用，给原来枯燥板滞的议论注入了活力和丰富的意蕴，可见王安石铺排典故的娴熟技巧，陈师道怀黄鲁直的诗中说：“妙质不为平世用，高怀犹有故人知”，即从此联化出。这两句对怀才不遇，知音者稀的感慨，关合王令与诗人自己，虽是为诗人王令叹息，也包含着他对自身的感喟。
颈联是追忆当年与王令一起读书饮酒的豪情逸兴。嘉祐三年（1058年），王安石提点江东刑狱，按临鄱阳，王令六月中便去鄱阳与王安石聚会，诗句就是写这次会晤：庐山向南倾侧，犹如自天而降，对着他们的书案；湓水滔滔东来，像是流入了他们的酒杯。这两句以雄伟的气魄、丰富的想象、精炼的字句成为王安石诗中的名联。庐山如堕、湓水东来，已是雄奇绝伦，并以“当”与“入”两个动词作绾带，遂将自然景物的描写与人事的叙述融为一体，且气势阔大，令人可以想见他们当日豪迈的气概和诚笃的友谊，庐山、湓水便是他们的见证。这种昂扬的格调，宏阔的意境与前文凄凉悲慨的调子适成鲜明对照，而诗人正是以这种强烈的对照，表达了不可压抑的悲愁，同时也自然地引出了尾联无限的今昔之感。
诗人沉痛地慨叹道：一切往事都随你的离世烟消云散，昔日的欢会已一去不返。全诗便在深沉的悲哀中戛然而止。
这首诗所以成为王安石的名作，就在于其中注入了真挚的情意，无论是对故友的深切思念，还是对人生知己难遇的怅恨，或是对天不怜才的悲愤，都是出于肺腑的至情。这正说明王安石不仅是一个铁腕宰相，同时又是一个富于感情的诗人。此诗通篇以第二人称的口气来表达，如对故友倾诉衷肠，因而凄恻感人。短短八句中，有写景，有议论，有回忆，有感叹，运用了想象、使事、对比等手段，总之，体现了王安石高超的律诗技艺，所以有人以此诗为他七律的压卷之作，也是不无道理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