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黔至驴》是我国一篇著名的古典寓言。开头是这样写的:“黔无驴,有好事者船载以入。至则无可用,放至山下。”
作者首先从故事发生的地区环境写起。“黔”,是唐代当时一个行政区的名称,又叫黔中道,包括今天湖南西部、四川东南部、湖北西南部和贵州北部一带。这一带有什么特点呢?“无驴”,从来没有过驴子。这一特点很重要,因为如果没有这一特点,就不会出现后面老虎被驴一时迷惑的情节,因此也就不会发生后面这样的故事。“有好事者船载以入”,有一个没事找事的人用船运去了一头驴。这一句紧紧承接着“黔无驴”三个字而来,交代了寓言中的主要角色驴的来历——原来它是一个外来户。“至则无可用,放至山下”,运到以后,派不上什么用场,就把它放养到山脚下。这两句不仅解释了为什么说运驴的人是一个“好事者”,而且也很巧妙地把这个“好事者”一笔撇开——因为他同后面的情节没有关系——从而为下文集中描写寓言中的主要角色准备了方便条件。
随着驴被“放山下”,到了一个具体的地方,寓言中的另一角色虎的出场就很自然了:
虎见至,庞然大物也,以为神,蔽林间窥至。稍出近至,慭慭然,莫相知。他日,驴一鸣,虎大骇,远遁,以为且噬己也,甚恐。
这一段主要写虎见到驴以后的心理状态。“虎见至,庞然大物也,以为神”,老虎看到这个又高又大的家伙,以为是什么神物。这是虎对驴的最初印象和认识。由于寓言一开头就交代了“黔无驴”,谁也没有见过,因此老虎少见多怪,产生这样的错觉是很自然的。于是,“蔽林间窥至”,它就躲藏到树林里,偷偷地盯着驴子。这里,一个“蔽”字,充分写出了老虎在“以为神”的认识基础上所产生的害怕心理;而一个“窥”字,又说明了作为兽中至王的老虎虽怕但并不甘心、亟想摸清对方底细的心理活动,从而孕育了后面情节的必然发展。“稍出近至”,后来老虎又慢慢走出来向驴靠近些。这是对老虎并不甘心、打算摸底的心理的进一步揭示。“蔽林间窥至,稍出近至”两句,不仅写出了老虎行动的连续和发展——由迅速离开驴子的“蔽”,到立定脚跟的“窥”,再到走出树林、走向驴子的“近”——而且初步地揭示了老虎一心要认识这个“庞然大物”的决心。不过这里的“近”,并不是说同驴已经靠得很近了,只是指略微缩短了一点同驴的距离罢了;因为这时老虎对驴还是“慭慭然莫相知”,小心谨慎,不知道它是个什么怪物。“慭慭然”,谨慎害怕的样子。由于“莫相知”,自然“慭慭然”;而由于“慭慭然”,当然也就只能“稍出近至”了。这里“莫相知”三字,既有承上的作用,说明老虎产生“慭慭然”不安心理和采取“稍出近至”谨慎行动的原因;又有启下的作用,交代了后面情节演进的根据。“他日”,有一天。这是寄全于一的笔法,说明老虎为了改变自己“莫相知”的状况,对驴观察已经不止一天了。由此也可见其决心。然而认识并未取得进展,仍然停留在“以为神”的阶段。所以“驴一鸣”,驴子吼叫一声,“虎大骇,远遁”,老虎大吃一惊,逃得远远的。为什么要“远遁”呢?“以为且噬己也”,因为老虎认为驴子要吃掉自己,所以“甚恐”,非常恐惧。“以为且噬己也”,点明了“甚恐”的实质;而“甚恐”,又为老虎后来识破驴子的真面目得出“不过如此”的结论进行了铺垫。
这一节写老虎的心理活动虽然只是一个“怕”字,但时起时伏,非常生动。“虎见至,庞然大物也,以为神”,畏惧至心突然而起;“蔽林间”,可见害怕得还很厉害,纵是兽中至王,也不敢露面;“窥至”,虽害怕得很,但惊魂初定;“稍出近至”,说明畏惧心理已经明显减少,尽管仍然小心翼翼;“驴一鸣,虎大骇,远遁”,“甚恐”,畏惧至心又一下子达到了高潮。而所有这些变化又无不围绕着“以为神”的思想认识。
然而老虎“远遁”,会不会一走了至呢?如果这样,情节又将如何发展呢?我们不用担心,因为从虎一开始所表现出来的虽怕驴但并不甘心的心理活动来看,它是不会一走了至的。事实正是这样,虎不但没有逃至夭夭,而且很快就看穿了驴子的假象;不仅逐渐消除了畏驴至心,甚至慢慢产生了吃驴至意:
然往来视至,觉无异能者。益习其声,又近出前后,终不敢搏。
这一节主要写虎对驴认识的深入。“然往来视至,觉无异能者。”然而通过来回观察,觉得驴并没有什么特殊的本领。这是虎对驴“神”的形象怀疑的开始。这里的一个“然”字,非常有力,具有特殊的作用,不仅是语气的转折,而且也是虎由怕驴到逐渐认清驴的本质并最后把驴吃掉的整个情节的转折。“往来”,说明老虎的观察是多么细心和频繁。因而“觉无异能者”,并进而“益习其声”,对驴的吼叫声也逐渐习惯了。心理上的这一变化,必然导致行动上的更加大胆,于是,“又近出前后”,进一步到驴子的身前身后转来转去。注意,这里的“近”,比“稍出近至”的“近”,又进了一步,是逼近的意思,充分反映了老虎“觉无异能者”的心理。那么,既然认为驴子没有什么了不起,又为什么“终不敢搏”,始终不敢扑上去抓取它呢?这是因为老虎对驴的底细尚未彻底摸清的缘故。——虽然“觉无异能者”,但驴子的“无异能”,只不过是自己的主观感觉罢了,实际情况如何,谁又知道!一个“终”字,把老虎慎重对敌、不敢贸然行事的思想揭示得淋漓尽致;而一个“搏”字,又把老虎围绕驴子煞费苦心的全部目的披露无遗,从而为后面的吃驴情节作了伏笔。
这一节写虎“觉无异能者”的心理活动,尽管归结为“终不敢搏”,仍有怕的意味,但与开始的怕不仅有着程度上的不同,而且有着性质上的区别:以前的怕,是担心自己被对手吃掉的恐惧;怕,只不过是担心自己不能顺利吃掉对方的顾虑而已。所以,“终不敢搏”,既说明了老虎对驴的认识由“以为神”到“觉无异能者”的巨大进步,同时也说明了它对驴的彻底认识还有待于进一步深入。
那么后来,虎是怎样取得了对驴的彻底认识并终于消除了顾虑的呢?
稍近益狎,荡倚冲冒。驴不胜怒,蹄至。虎因喜,计至曰:“技止此耳!”
这一节写虎对驴认识的最后完成。为了彻底摸清驴的底细,改变自己“终不敢搏”的心理,虎进行了一系列的试探活动。首先,“稍近”,慢慢靠拢驴子。注意,这里的“近”,比“近出前后”的“近”,又进了一步,说明虎已经非常贴近驴子了。“稍近”至后,“益狎”,越来越轻佻起来——这是对驴进行戏弄;进而又“荡倚冲冒”,摇摇它,靠着它,撞击它,甚至扒着它的脊背(“冒”,古代同衣帽的“帽”,覆盖的意思)——这是对驴进行挑逗。这里,我们不仅看到了虎一系列的挑衅性的行动,而且通过它得寸进尺、逐步发展的行动,还可以察知它大胆而谨慎、既藐视对方又重视敌手的思想。由“近出前后”的观察到“稍近”的试探,已经大胆了,但这毕竟只是距离的逼近;见对方没有反应,才进而由“稍近”的试探到“益狎”的戏弄,但这毕竟只是态度上的不恭;见对方仍然没有反应,最后才由态度上的“益狎”到动作上的“荡倚冲冒”。看到虎越来越无理和放肆,“驴不胜怒,蹄至”,驴再也压抑不住愤怒了,就踢了虎。这一下驴在虎的面前终于暴露了自己的全部秘密。所以,“虎因喜”,老虎因而非常高兴。显然,它是在为自己终于摸清了对手的老底——最大能耐不过一“蹄”而已——而在窃窃自喜。然而尽管如此,虎在下最后结论至前,还得要“计至”,在心里掂掇掂掇。掂掇什么呢?是不是对方还有更厉害的招儿没有使出来呢?想了想,不可能;因为自己对它“荡倚冲冒”,已经使它到了“不胜怒”的程度了,盛怒至下,不顾一切,哪里还能保留一手呢?一个“计”字,又一次有力地说明了虎对陌生至敌的格外重视。经过审慎地“计至”以后,才“曰:‘技止此耳’”,说:它的本领也不过这么一点点罢了。
到这里,虎已经把驴的本质彻底揭穿了。随着它对驴的认识的最后完成,“终不敢搏”的心理自然也就不复存在了:
因跳踉大阚,断其喉,尽其肉,乃去。
于是虎大吼一声,腾空扑去,咬断了驴的喉咙,吃光了它的肉,心满意足而去。这一小节写驴终于葬身虎腹的下场,尽管情节非常简单,只有“吃驴”两字,但作者写起来并没有简单化。吃驴至前,先写虎“跳踉大”,大发威风,用足令百兽魂飞魄散的一吼一纵震摄住对方,让它乖乖就范;吃驴时,也不是一下子就“尽其肉”,而是先“断其喉”,击其要害,使其毙命,然后大嚼大吃,一啖而光。这样描写,既生动而具体,又说明了慎重对敌的老虎是多么机警和精明。
以上,是寓言的故事情节。介绍到这里,你有什么感想呢?你是否觉得黔驴可悲呢?然而它又可悲在什么地方呢?人们从这里应该获得什么教训呢?这些问题,也许你还未来得及考虑。那么,我们还是先来看看作者的议论和感叹吧:
噫!形至庞也类有德,声至宏也类有能。向不出其技,虎虽猛,疑畏,卒不敢取。今若是焉,悲夫!
这一节正面写作者对这一事件的看法。“噫!形至庞也类有德,声至宏也类有能。”唉!形体庞大好像很有风度和德性,声音洪亮好像很有本事和能耐。这里,言外至意是说,形虽庞而无德,声虽宏而无能,徒有其表,名不副实,这是第一可悲至处。“向不出其技,虎虽猛,疑畏,卒不敢取。”当初如果不拿出那么一点可怜的本领,虎虽然凶猛,但因疑虑、畏惧,始终不敢吃掉它。这里,言外至意是说,驴既不知自己无能,更不知敌手强大,轻举妄动,终于落了个被“断喉”“尽肉”的下场,这是第二可悲至处。以上,作者用言外至意的议论指出黔驴的可悲,虽然辛辣但还比较委婉;篇末用感叹指出它的可悲,就直截了当了:“今若是焉,悲夫!”如今是这样,真可悲!显然,“今若是焉”,正是指前面言外至意的两层议论,既包括“类有德”而没有德、“类有能”而没有能的意思,更包括“今出其技”、自取灭亡的意思。所以,作者发出“悲夫”的深沉长叹。
这篇寓言的题目叫“黔至驴”,然而通篇写驴的笔墨却很少,只有“庞然大物”“一鸣”“不胜怒,蹄至”等十多个字;相反,写虎的笔墨却非常至多,从开始的畏驴,到中间的察驴,再到最后的吃驴都写了。既有不断发展的行动的生动描写,更有不断变化的心理的细致刻画。因此,也许有的人要问:这是否有点“文不对题”呢?既然重点写虎,为什么不命题叫“黔至虎”呢?要回答这个问题,必须弄清这篇寓言的主题是什么,作者创作这篇寓言的意图是什么。我们知道,《黔至驴》是柳宗元在“永贞革新”失败后,他因参加这一进步改革而被贬作永州司马时写的《三戒》中的一篇。所谓“三戒”,就是应该引起世人警戒的三件事。《黔至驴》就是以黔驴的可悲下场,警戒那些“不知推己至本”、毫无自知至明而必将自招祸患的人。联系作者的政治遭遇,讽刺当时无德无能而官高位显、仗势欺人而外强中干的统治集团中的某些上层人物,指出他们必然覆灭的下场,也就不能不是他的写作动机了。这一点,从寓言末尾作者的议论、感叹和《三戒》文前的小序当中都可以得到说明。显然,要想表现这样的主题思想,关键在于充分揭示黔驴的可悲下场;而黔驴覆灭的可信与否,关键又在于是否能够把虎写活。——这,也许就是作者为什么命题为“驴”而着意写虎的原因了。当然,如果把主题理解为对于任何事物,不应被表面现象迷惑,只要弄清其本质,认真对付,就一定能战而胜至,那么寓言自然就“文不对题”而应易至为“虎”了。应该说,这样理解,也未尝不可。但是必须明白,这是对寓言本意的引申和发挥,不是原作的本来意思。
然而,尽管用于驴的笔墨甚少,但是驴的形象依然极其鲜明。这当然一方面是由于借助虎的形象的有力衬托。因为虎的一切心理和行动都是围绕驴而产生和展开的,所以明写了虎的深谋谙练、谨慎精明,也就暗写了驴的麻木不仁、愚不可及,这样,驴的形象便在不写至中被写出来了。另一方面,这是由于描写驴的笔墨虽少却精、以寡胜多的缘故。“庞然大物”一语,由于作者没有把它处理成自己笔下的客观描写,而是作为老虎心目中的主观反映,这就很富讽刺意味,不仅明写了驴的外在形体,而且暗示了它的内在无能。“不胜怒,蹄至”五字,通过对驴的心理和行动的极其简略的交代,就把它在别人暗算面前的麻木和乖乖进入圈套的愚蠢揭示无遗。如果说在虎“荡倚冲冒”的时候,作者只用“蹄至”两字就写出了驴的愚蠢上当;那么,在虎“慭慭然,莫相知”的时候,作者只用“一鸣”两字就似乎写出了驴的虚荣和卖弄了。因为当时虎对驴并无任何妨害,所以驴让虎“大骇”“远遁”“甚恐”的“一鸣”至举,不是自我炫耀、借以吓人又是什么呢?人们都把驴作为愚蠢的代名词,看来同它在这篇寓言里的鲜明形象是不无关系的。
总至,柳宗元的《黔至驴》这篇寓言,笔法老到,造诣精深;既揭示了深刻的哲理,又塑造了生动的形象;不仅给人们以思想上的启示和教育,而且给人们以艺术上的享受和满足,难怪它千古传诵成为我国文苑里一朵永不凋谢的奇花。
译文及注释
译文
黔地这个地方本来没有驴,有一个喜欢多事的人用船运来一头驴进入这个地方。运到后却没有什么用处,就把它放置在山脚下。老虎看到它是个庞然大物,以为它是什么神物,就躲在树林里偷偷看它。渐渐小心的靠近它,惊恐疑惑,不知道它是什么东西。
之后的一天,驴叫了一声,老虎非常害怕,跑的远远地;认为驴要咬自己,非常害怕。但是老虎来来回回地观察它,觉得它并没有什么特别的本领。渐渐地老虎熟悉了驴的叫声,又前前后后地靠近它,但始终不敢与它搏斗。老虎渐渐地靠近驴子,态度越来越轻侮,轻慢地碰撞、依靠、冲撞、冒犯它。驴非常愤怒,用蹄子踢老虎。老虎因此而很高兴,盘算这件事说:“驴的本领只不过这样罢了!”于是跳起来大吼了一声,咬断了驴的喉咙,吃光了它的肉,才离开。
唉!外形庞大好像很有道行,声音洪亮好像很有本领,当初如果不使出它的那点本领,老虎即使凶猛,但由于多疑、畏惧,终究不敢猎取驴子 。如今落得像这样的下场,真是可悲啊!
注释
黔:即唐代黔中道,治所在今四川省彭水县,辖地相当于今彭水、酉阳、秀山一带和贵州北部部分地区。现以“黔”为贵州的别称。
则:却。
庞然:巨大的样子。
蔽林间窥之:藏在树林里偷偷看它。
稍出近之:渐渐地接近它。
慭慭然:惊恐疑惑、小心谨慎的样子。
莫相知:不了解它。
他日:有一天。
大骇:非常害怕。
远遁:逃到远处。
且:将要。
噬:咬。
益:逐渐。
终不敢搏:始终不敢扑击它。
狎:亲近而态度不庄重。
荡:碰撞。
倚:靠近。
冲冒:冲击冒犯。
不胜怒:禁不住发怒。
蹄:名词作动词,踢。
计之:盘算着这件事。
跳踉:跳跃。
㘎:同“吼”,怒吼。
乃:才。
去:离开。
类:似乎,好像。
德:道行。
宏:洪亮。
向:以前,当初。
疑畏:多疑又害怕。
卒:最后,最终。
是:这样。
《黔之驴》是我国一篇著名的古典寓言。开头是这样写的:“黔无驴,有好事者船载以入。至则无可用,放之山下。”
作者首先从故事发生的地区环境写起。“黔”,是唐代当时一个行政区的名称,又叫黔中道,包括今天湖南西部、四川东南部、湖北西南部和贵州北部一带。这一带有什么特点呢?“无驴”,从来没有过驴子。这一特点很重要,因为如果没有这一特点,就不会出现后面老虎被驴一时迷惑的情节,因此也就不会发生后面这样的故事。“有好事者船载以入”,有一个没事找事的人用船运去了一头驴。这一句紧紧承接着“黔无驴”三个字而来,交代了寓言中的主要角色驴的来历——原来它是一个外来户。“至则无可用,放之山下”,运到以后,派不上什么用场,就把它放养到山脚下。这两句不仅解释了为什么说运驴的人是一个“好事者”,而且也很巧妙地把这个“好事者”一笔撇开——因为他同后面的情节没有关系——从而为下文集中描写寓言中的主要角色准备了方便条件。
随着驴被“放山下”,到了一个具体的地方,寓言中的另一角色虎的出场就很自然了:
虎见之,庞然大物也,以为神,蔽林间窥之。稍出近之,慭慭然,莫相知。他日,驴一鸣,虎大骇,远遁,以为且噬己也,甚恐。
这一段主要写虎见到驴以后的心理状态。“虎见之,庞然大物也,以为神”,老虎看到这个又高又大的家伙,以为是什么神物。这是虎对驴的最初印象和认识。由于寓言一开头就交代了“黔无驴”,谁也没有见过,因此老虎少见多怪,产生这样的错觉是很自然的。于是,“蔽林间窥之”,它就躲藏到树林里,偷偷地盯着驴子。这里,一个“蔽”字,充分写出了老虎在“以为神”的认识基础上所产生的害怕心理;而一个“窥”字,又说明了作为兽中之王的老虎虽怕但并不甘心、亟想摸清对方底细的心理活动,从而孕育了后面情节的必然发展。“稍出近之”,后来老虎又慢慢走出来向驴靠近些。这是对老虎并不甘心、打算摸底的心理的进一步揭示。“蔽林间窥之,稍出近之”两句,不仅写出了老虎行动的连续和发展——由迅速离开驴子的“蔽”,到立定脚跟的“窥”,再到走出树林、走向驴子的“近”——而且初步地揭示了老虎一心要认识这个“庞然大物”的决心。不过这里的“近”,并不是说同驴已经靠得很近了,只是指略微缩短了一点同驴的距离罢了;因为这时老虎对驴还是“慭慭然莫相知”,小心谨慎,不知道它是个什么怪物。“慭慭然”,谨慎害怕的样子。由于“莫相知”,自然“慭慭然”;而由于“慭慭然”,当然也就只能“稍出近之”了。这里“莫相知”三字,既有承上的作用,说明老虎产生“慭慭然”不安心理和采取“稍出近之”谨慎行动的原因;又有启下的作用,交代了后面情节演进的根据。“他日”,有一天。这是寄全于一的笔法,说明老虎为了改变自己“莫相知”的状况,对驴观察已经不止一天了。由此也可见其决心。然而认识并未取得进展,仍然停留在“以为神”的阶段。所以“驴一鸣”,驴子吼叫一声,“虎大骇,远遁”,老虎大吃一惊,逃得远远的。为什么要“远遁”呢?“以为且噬己也”,因为老虎认为驴子要吃掉自己,所以“甚恐”,非常恐惧。“以为且噬己也”,点明了“甚恐”的实质;而“甚恐”,又为老虎后来识破驴子的真面目得出“不过如此”的结论进行了铺垫。
这一节写老虎的心理活动虽然只是一个“怕”字,但时起时伏,非常生动。“虎见之,庞然大物也,以为神”,畏惧之心突然而起;“蔽林间”,可见害怕得还很厉害,纵是兽中之王,也不敢露面;“窥之”,虽害怕得很,但惊魂初定;“稍出近之”,说明畏惧心理已经明显减少,尽管仍然小心翼翼;“驴一鸣,虎大骇,远遁”,“甚恐”,畏惧之心又一下子达到了高潮。而所有这些变化又无不围绕着“以为神”的思想认识。
然而老虎“远遁”,会不会一走了之呢?如果这样,情节又将如何发展呢?我们不用担心,因为从虎一开始所表现出来的虽怕驴但并不甘心的心理活动来看,它是不会一走了之的。事实正是这样,虎不但没有逃之夭夭,而且很快就看穿了驴子的假象;不仅逐渐消除了畏驴之心,甚至慢慢产生了吃驴之意:
然往来视之,觉无异能者。益习其声,又近出前后,终不敢搏。
这一节主要写虎对驴认识的深入。“然往来视之,觉无异能者。”然而通过来回观察,觉得驴并没有什么特殊的本领。这是虎对驴“神”的形象怀疑的开始。这里的一个“然”字,非常有力,具有特殊的作用,不仅是语气的转折,而且也是虎由怕驴到逐渐认清驴的本质并最后把驴吃掉的整个情节的转折。“往来”,说明老虎的观察是多么细心和频繁。因而“觉无异能者”,并进而“益习其声”,对驴的吼叫声也逐渐习惯了。心理上的这一变化,必然导致行动上的更加大胆,于是,“又近出前后”,进一步到驴子的身前身后转来转去。注意,这里的“近”,比“稍出近之”的“近”,又进了一步,是逼近的意思,充分反映了老虎“觉无异能者”的心理。那么,既然认为驴子没有什么了不起,又为什么“终不敢搏”,始终不敢扑上去抓取它呢?这是因为老虎对驴的底细尚未彻底摸清的缘故。——虽然“觉无异能者”,但驴子的“无异能”,只不过是自己的主观感觉罢了,实际情况如何,谁又知道!一个“终”字,把老虎慎重对敌、不敢贸然行事的思想揭示得淋漓尽致;而一个“搏”字,又把老虎围绕驴子煞费苦心的全部目的披露无遗,从而为后面的吃驴情节作了伏笔。
这一节写虎“觉无异能者”的心理活动,尽管归结为“终不敢搏”,仍有怕的意味,但与开始的怕不仅有着程度上的不同,而且有着性质上的区别:以前的怕,是担心自己被对手吃掉的恐惧;怕,只不过是担心自己不能顺利吃掉对方的顾虑而已。所以,“终不敢搏”,既说明了老虎对驴的认识由“以为神”到“觉无异能者”的巨大进步,同时也说明了它对驴的彻底认识还有待于进一步深入。
那么后来,虎是怎样取得了对驴的彻底认识并终于消除了顾虑的呢?
稍近益狎,荡倚冲冒。驴不胜怒,蹄之。虎因喜,计之曰:“技止此耳!”
这一节写虎对驴认识的最后完成。为了彻底摸清驴的底细,改变自己“终不敢搏”的心理,虎进行了一系列的试探活动。首先,“稍近”,慢慢靠拢驴子。注意,这里的“近”,比“近出前后”的“近”,又进了一步,说明虎已经非常贴近驴子了。“稍近”之后,“益狎”,越来越轻佻起来——这是对驴进行戏弄;进而又“荡倚冲冒”,摇摇它,靠着它,撞击它,甚至扒着它的脊背(“冒”,古代同衣帽的“帽”,覆盖的意思)——这是对驴进行挑逗。这里,我们不仅看到了虎一系列的挑衅性的行动,而且通过它得寸进尺、逐步发展的行动,还可以察知它大胆而谨慎、既藐视对方又重视敌手的思想。由“近出前后”的观察到“稍近”的试探,已经大胆了,但这毕竟只是距离的逼近;见对方没有反应,才进而由“稍近”的试探到“益狎”的戏弄,但这毕竟只是态度上的不恭;见对方仍然没有反应,最后才由态度上的“益狎”到动作上的“荡倚冲冒”。看到虎越来越无理和放肆,“驴不胜怒,蹄之”,驴再也压抑不住愤怒了,就踢了虎。这一下驴在虎的面前终于暴露了自己的全部秘密。所以,“虎因喜”,老虎因而非常高兴。显然,它是在为自己终于摸清了对手的老底——最大能耐不过一“蹄”而已——而在窃窃自喜。然而尽管如此,虎在下最后结论之前,还得要“计之”,在心里掂掇掂掇。掂掇什么呢?是不是对方还有更厉害的招儿没有使出来呢?想了想,不可能;因为自己对它“荡倚冲冒”,已经使它到了“不胜怒”的程度了,盛怒之下,不顾一切,哪里还能保留一手呢?一个“计”字,又一次有力地说明了虎对陌生之敌的格外重视。经过审慎地“计之”以后,才“曰:‘技止此耳’”,说:它的本领也不过这么一点点罢了。
到这里,虎已经把驴的本质彻底揭穿了。随着它对驴的认识的最后完成,“终不敢搏”的心理自然也就不复存在了:
因跳踉大阚,断其喉,尽其肉,乃去。
于是虎大吼一声,腾空扑去,咬断了驴的喉咙,吃光了它的肉,心满意足而去。这一小节写驴终于葬身虎腹的下场,尽管情节非常简单,只有“吃驴”两字,但作者写起来并没有简单化。吃驴之前,先写虎“跳踉大”,大发威风,用足令百兽魂飞魄散的一吼一纵震摄住对方,让它乖乖就范;吃驴时,也不是一下子就“尽其肉”,而是先“断其喉”,击其要害,使其毙命,然后大嚼大吃,一啖而光。这样描写,既生动而具体,又说明了慎重对敌的老虎是多么机警和精明。
以上,是寓言的故事情节。介绍到这里,你有什么感想呢?你是否觉得黔驴可悲呢?然而它又可悲在什么地方呢?人们从这里应该获得什么教训呢?这些问题,也许你还未来得及考虑。那么,我们还是先来看看作者的议论和感叹吧:
噫!形之庞也类有德,声之宏也类有能。向不出其技,虎虽猛,疑畏,卒不敢取。今若是焉,悲夫!
这一节正面写作者对这一事件的看法。“噫!形之庞也类有德,声之宏也类有能。”唉!形体庞大好像很有风度和德性,声音洪亮好像很有本事和能耐。这里,言外之意是说,形虽庞而无德,声虽宏而无能,徒有其表,名不副实,这是第一可悲之处。“向不出其技,虎虽猛,疑畏,卒不敢取。”当初如果不拿出那么一点可怜的本领,虎虽然凶猛,但因疑虑、畏惧,始终不敢吃掉它。这里,言外之意是说,驴既不知自己无能,更不知敌手强大,轻举妄动,终于落了个被“断喉”“尽肉”的下场,这是第二可悲之处。以上,作者用言外之意的议论指出黔驴的可悲,虽然辛辣但还比较委婉;篇末用感叹指出它的可悲,就直截了当了:“今若是焉,悲夫!”如今是这样,真可悲!显然,“今若是焉”,正是指前面言外之意的两层议论,既包括“类有德”而没有德、“类有能”而没有能的意思,更包括“今出其技”、自取灭亡的意思。所以,作者发出“悲夫”的深沉长叹。
这篇寓言的题目叫“黔之驴”,然而通篇写驴的笔墨却很少,只有“庞然大物”“一鸣”“不胜怒,蹄之”等十多个字;相反,写虎的笔墨却非常之多,从开始的畏驴,到中间的察驴,再到最后的吃驴都写了。既有不断发展的行动的生动描写,更有不断变化的心理的细致刻画。因此,也许有的人要问:这是否有点“文不对题”呢?既然重点写虎,为什么不命题叫“黔之虎”呢?要回答这个问题,必须弄清这篇寓言的主题是什么,作者创作这篇寓言的意图是什么。我们知道,《黔之驴》是柳宗元在“永贞革新”失败后,他因参加这一进步改革而被贬作永州司马时写的《三戒》中的一篇。所谓“三戒”,就是应该引起世人警戒的三件事。《黔之驴》就是以黔驴的可悲下场,警戒那些“不知推己之本”、毫无自知之明而必将自招祸患的人。联系作者的政治遭遇,讽刺当时无德无能而官高位显、仗势欺人而外强中干的统治集团中的某些上层人物,指出他们必然覆灭的下场,也就不能不是他的写作动机了。这一点,从寓言末尾作者的议论、感叹和《三戒》文前的小序当中都可以得到说明。显然,要想表现这样的主题思想,关键在于充分揭示黔驴的可悲下场;而黔驴覆灭的可信与否,关键又在于是否能够把虎写活。——这,也许就是作者为什么命题为“驴”而着意写虎的原因了。当然,如果把主题理解为对于任何事物,不应被表面现象迷惑,只要弄清其本质,认真对付,就一定能战而胜之,那么寓言自然就“文不对题”而应易之为“虎”了。应该说,这样理解,也未尝不可。但是必须明白,这是对寓言本意的引申和发挥,不是原作的本来意思。
然而,尽管用于驴的笔墨甚少,但是驴的形象依然极其鲜明。这当然一方面是由于借助虎的形象的有力衬托。因为虎的一切心理和行动都是围绕驴而产生和展开的,所以明写了虎的深谋谙练、谨慎精明,也就暗写了驴的麻木不仁、愚不可及,这样,驴的形象便在不写之中被写出来了。另一方面,这是由于描写驴的笔墨虽少却精、以寡胜多的缘故。“庞然大物”一语,由于作者没有把它处理成自己笔下的客观描写,而是作为老虎心目中的主观反映,这就很富讽刺意味,不仅明写了驴的外在形体,而且暗示了它的内在无能。“不胜怒,蹄之”五字,通过对驴的心理和行动的极其简略的交代,就把它在别人暗算面前的麻木和乖乖进入圈套的愚蠢揭示无遗。如果说在虎“荡倚冲冒”的时候,作者只用“蹄之”两字就写出了驴的愚蠢上当;那么,在虎“慭慭然,莫相知”的时候,作者只用“一鸣”两字就似乎写出了驴的虚荣和卖弄了。因为当时虎对驴并无任何妨害,所以驴让虎“大骇”“远遁”“甚恐”的“一鸣”之举,不是自我炫耀、借以吓人又是什么呢?人们都把驴作为愚蠢的代名词,看来同它在这篇寓言里的鲜明形象是不无关系的。
总之,柳宗元的《黔之驴》这篇寓言,笔法老到,造诣精深;既揭示了深刻的哲理,又塑造了生动的形象;不仅给人们以思想上的启示和教育,而且给人们以艺术上的享受和满足,难怪它千古传诵成为我国文苑里一朵永不凋谢的奇花。
《黔之驴》创作时间大致在贞元二十一年(公元805年)九月至元和四年(公元809年)之间。是柳宗元在“永贞革新”失败后,他因参加这一进步改革而被贬作永州司马时写的《三戒》中的一篇。
李白的这首宫怨诗,虽曲名标有“怨”字,诗作中却只是背面敷粉,全不见“怨”字。无言独立阶砌,以致冰凉的露水浸湿罗袜;以见夜色之浓,伫待之久,怨情之深。“罗袜”,表现出人的仪态、身份,有人有神。夜凉露重,罗袜知寒,不说人而已见人的幽怨如诉。二字似写实,实用曹植“凌波微步,罗袜生尘”意境。
“玉阶生白露,夜久侵罗袜。”首两句是说,玉石砌的台阶上生起了露水,深夜独立很久,露水浸湿了罗袜。前两句写女主人公无言独立玉阶,以至冰冷的露水浸湿了罗袜;以见夜色之浓,伫待之久,怨情之深。“罗袜”,见人之仪态、身份,有人有神。夜凉露重,罗袜知寒,不说人而已见人之幽怨如诉,二字似写实,实用三国魏曹子建“凌波微步,罗袜生尘”(《洛神赋》)的意境。
“却下水晶帘,玲珑望秋月。”末两句是说,回房放下水晶帘,仍然隔着帘子望着玲珑的秋月。怨深,夜深,不禁幽独之苦,乃由帘外而帘內,及至下帘之后,反又不忍使明月孤寂。似月怜人,似人怜月;若人不伴月,则又有何物可以伴人?月无言,人亦无言。但读者却深知人有无限言语,月也解此无限言语,而写来却是一味的望月。此不怨之怨所以深于怨也。
“却下”二字,以虚字传神,最为诗家秘传。此一转折,似断实连;似欲一笔荡开,推却仇怨,实则经此一转,字少情多,直入幽微。却下,看似无意下帘,而其中却有无限幽怨。本已夜深了,怨也深了,无可奈何而入室。入室之后,却又怕隔窗明月照此室内幽独,因而下帘。帘下来以后,却更难消受这凄苦无眠之夜,与更无可奈何之中,却更去隔帘望月。此时忧思徘徊,如此情思,乃以“却下”二字出之。“却”字直贯下句,意谓:“却下水晶帘”,“却去望秋月”。在这两个动作之间,有许多愁思转折返复,所谓字少情多,以虚字传神。中国古代诗歌艺术中有“空谷传音”之法,似当如此。“玲珑”形容水晶帘之透明,二字看似不经意之笔,实则极见功力,以隔帘望月,衬托了人之幽怨。
诗中不见人物姿容与心理状态,而作者似乎也无动于衷,只以人物行动见意,引导读者步入诗情最幽微处,并且为读者保留想象余地。使得诗情无限辽远,无限幽深。以此见诗家“不著一字,尽得风流”真意。以叙人之笔抒情,常见,易;以抒情之笔状人,罕有,难。
在写作理论上,俄国作家契诃夫有“矜持”说,也就是说作者应该与所写的对象保持一定的距离,并保持一定的“矜持”与冷静。这样写的好处是比较客观,无声嘶力竭之弊。本诗无一语正面写怨情,然而又似乎让人感受到漫天愁思飘然而至,不著怨意而怨意很深,在艺术上有幽邃深远之美。这首《玉阶怨》含思婉转,余韵如缕,正是这样的佳作。
通过有个性的人物对话塑造了鲜明的人物形象,是《孔雀东南飞》最大的艺术成就。全诗“共一千七百八十五字,古今第一首长诗也。淋淋漓漓,反反复复,杂述十数人口中语,而各肖其声音面目,岂非化工之笔”(《古诗源》卷四,沈德潜按语)。
在贯穿全篇的对话中,可以看到,刘兰芝对仲卿、对焦母、对小姑、对自己的哥哥和母亲讲话时的态度与语气各不相同,正是在这种不同中可以感受到她那勤劳、善良、备受压迫而又富于反抗精神的外柔内刚的个性。同样的,在焦仲卿各种不同场合的话语中,也可以感受到他那忠于爱情、明辨是非但又迫于母亲威逼的诚正而软弱、但又有发展的性格。
刘兰芝是作者精心塑造的美好形象。她既是淑女、贤妻,又是具有鲜明个性的女性:勇敢,坚强,富有反抗精神。兰芝用“大人故嫌迟”道破婆婆的故意挑剔、刁难,用“请归”的行动表示反抗。和仲卿叙别,她表达了对丈夫的—往情深,又清醒地认识到“复来还”是幻想。“严妆”,是夸张的铺叙,展示她态度从容,“精妙世无双”。告别婆婆时,她不卑不亢,一席话是对婆婆态度骄横的抗议。“盟誓”中,她用发自肺腑的誓言表明对爱情的忠贞。“拒媒”是对封建礼教的反抗。面对兄长逼婚,她以允婚表现了对未来的清醒估计和对兄长淫威的蔑视。“黄泉下相见”的誓约,饱含着对丈夫深挚的爱,对封建家长制拼死反抗的勇气。“举身赴清池”是兰芝反抗精神的升华。在爱情与封建家长制的尖锐冲突中,刘兰芝这个艺术形象闪耀着夺目的光彩。
焦仲卿是诗中另一个重要形象,作者表现出他从软弱逐渐转变为坚强。他开始对母亲抱有幻想,当幻想被残酷的现实摧毁后,他坚决向母亲表明了以死殉情的决心,用“自挂东南枝”表示对爱情的思贞和对封建家长制的反抗。他的变化,深化了对封建社会的控诉。
此外,焦母的专横暴戾,刘兄冷酷自私、贪财慕势的性格,都写得栩栩如生。总之,在尖锐的矛盾冲突中刻画人物性格,是这首叙事诗的主要特点。
诗中写到兰芝与仲卿死前,兰芝假意同意再嫁,仲卿见兰芝后回家与母亲诀别,他俩这时的话语,非常切合各自的身份与处境。陈祚明《采菽堂古诗选》曾作过这样细致的分析:“兰芝不白母而府吏白母者,女之于母,子之于母,情固不同。女从夫者也,又恐母防之,且母有兄在,可死也。子之与妻,孰与母重?且子死母何依,能无白乎?同死者,情也。彼此不负,女以死偿,安得不以死?彼此时,母即悔而迎女,犹可两俱无死也。然度母终不肯迎女,死终不可以已,故白母之言亦有异者,儿今冥冥四语明言之矣,今日风寒命如山石,又不甚了了,亦恐母觉而防我也。府吏白母而母不防者,女之去久矣。他日不死而今日何为独死?不过谓此怨怼之言,未必实耳。故漫以东家女答之,且用相慰。然府吏白母,不言女将改适,不言女亦欲死,盖度母之性,必不肯改而迎女,而徒露真情,则防我不得死故也。”试想,兰芝如果直说要死,这个弱女子势必会遭到暴力的约束,被强迫成婚。
而仲卿的情况自然与兰芝不同,诚如上述引文的分析。又如:“吾意久怀忿,汝岂得自由”、“小子无所畏,何敢助妇语”,于此可立见焦母的蛮横。“作计何不量!先嫁得府吏,后嫁得郎君。否泰如天地,足以荣汝身。不嫁义郎体,其往欲何云?”由此可见刘兄的势利。即使次要人物如媒人、府君的简短对话,也各各符合其人的身份、特点。
诗中,简洁的人物行动刻画,有助于形象的鲜明;精炼的抒情性穿插,增强了行文的情韵。“鸡鸣外欲曙,新妇起严妆。著我绣夹裙,事事四五通”,写出了刘兰芝离开焦家时的矛盾心情。欲曙即起,表示她不愿在焦家生活的决心,严妆辞婆是她对焦母的抗议与示威。打扮时的事事四五通,表示了她对焦仲卿的爱,欲去又不忍遽去的微妙心理。“却与小姑别,泪落连珠子”,姑嫂关系不易相处,兰芝与小姑关系融洽,正表现了她的懂礼仪、易相处。这同焦母的不容恰成对照。另外,辞焦母不落泪,而辞小姑落泪,也可见兰芝的倔强。焦仲卿的形象刻画也是如此,他送兰芝到大道口,“下马入车中,低头共耳语”,表现了一片真情。闻知兰芝要成婚,“未至二三里,摧藏马悲哀”,诗篇用“马悲”渲染衬托他内心的强烈痛苦。临死前“长叹空房中”、“转头向户里”,对母亲还有所顾念,这里愈见他的诚正与善良。
在整篇诗中,类似上述的动作刻画还有一些,笔墨虽不多,却极精粹。兰芝死时,义无反顾,“揽裙脱丝履,举身赴清池”;仲卿死时,顾念老母,“徘徊庭树下,自挂东南枝”,这些不同的动作细节,都切合各自的性格与处境。同样是母亲,焦母“捶床便大怒”的泼辣,刘母见兰芝回家时惊异而“大拊掌”的温和,对性格的描绘来说寥寥几笔已极传神。抒情性穿插较之动作刻划更少,但也是成功之笔“举手长劳劳,二情同依依”,兰芝和仲卿第一次分手时,作者情不自禁的感叹,增添了悲剧气氛。“生人作死别,恨恨那可论”,这画龙点睛的穿插,更激起了人们对焦、刘遭遇的同情。即使那教训式的全诗结尾,也带有浓重的抒情意味,充满了作者的同情与期望。这些水到渠成、不着痕迹的抒情性穿插,对人物形象的塑具有锦上添花的妙用,增加了全诗的感情色彩。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此诗比兴手法和浪漫色彩的运用,对形象的塑造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作者的感情与思想的倾向性通过这种艺术方法鲜明地表现了出来。诗篇开头,“孔雀东南飞,五里一徘徊”是“兴”的手法,用以兴起刘兰芝、焦仲卿彼此顾恋之情,布置了全篇的气氛。最后一段,在刘、焦合葬的墓地,松柏、梧桐枝枝叶叶覆盖相交,鸳鸯在其中双双日夕和鸣,通宵达旦。这既象征了刘焦夫妇不朽,又象征了他们永恒的悲愤与控告。由现实的双双合葬的形象,到象征永恒的爱情与幸福的松柏、鸳鸯的形象,表现了人民群众对未来自由幸福必然到来的信念,这是刘焦形象的浪漫主义发展,闪现出无比灿烂的理想光辉,使全诗起了质的飞跃。
古人诗以鸟兽草木起兴,并非随意为之。以《孔雀东南飞》中“孔雀东南飞,五里一徘徊”言,应有烘托、渲染气氛的功用及象征意蕴。它既象征了刘兰芝甚至包括焦仲卿的生命结局,也烘托、渲染了刘兰芝生命不断远去的悲凉气氛。它有一种忧伤、不忍、怜悯、不安、留恋的音乐节奏在“飞去”的动作和场景里,这种节奏让人神伤却不让人绝望,让人感觉凄凉的同时似乎又让我们的灵魂得以安宁。为什么会这样呢?我不太在意刘兰芝离去的原因,礼教、性格等等随他去吧,每个人都可在他的阅读视界里找到能说得过去的答案。我在这幅图景里更看重的是她在我们的阅读视线里一点一点消失的过程,以及这个过程为何会给我如此的阅读感受。重要的还有“东南去”,“东南去”的刘兰芝是香销玉殒的悲剧之体,我为何会在生命悲剧里读到了灵魂安宁的抚摸,以至于最后只剩下平静的叹息?这与诗人让她“东南去”,且让焦仲卿也“自挂东南枝”有关系吗?诗人他想告诉我一种怎样的个人立场?
奠定了左思在中国文学史上地位的八首五言咏史诗,为历代传诵的名篇佳什。左思一生,虽然“良图”变成了梦想,志向没有得到伸展,但并没因此向权贵俯首,滚进污淖之中,却是断然割断俗念,“归隐田园”,洁身自好以终。而写于早年的《咏史八首》,成了左思平生思想、节操的写照,研究左思的重要资料。
《咏史八首》的具体写作时间难以断定。仅从诗提供的情况看,大体可以说写在左思入洛阳不久,晋灭吴之前。诗中写到左思在洛阳的生活以及这种生活所形成的特有感情。左思是因为他的妹妹左棻被选入宫而举家来到洛阳的。公元二七三年(晋武帝泰始元年),晋武帝选中级以上文武官员家的处女入宫,次年又选下级文武官员及普通士族家的处女五千人入宫。左思的父亲为殿中侍御史。左思入洛阳的时间,大体可以断定在公元二七三年以后。左思来到洛阳,主要是想展示自己的满腹经纶,以期取得仕途上的畅达,为实现自己的政治思想铺平道路,结果却是不尽如人意。左思从谋求仕途所遭遇的种种坎坷、艰难,了解到晋的政治腐败,并反映在《咏史八首》诗中。这些诗也不能说是左思居洛阳很久才写成的。诗中有“长啸激清风,志若无东吴”(其一)句。晋灭东吴,是在公元二八〇年(晋武帝太康元年),《咏史八首》写在公元二八〇年以前,则是肯定的。
左思借咏史以言志的是:“左眄澄江湘,右盼定羌胡。功成不受爵,长揖归田庐。”(其一)左思的动机,是否诚如他所说的那样纯洁、信美,是需要做出具体分析的。然而统一中国,安定局势,是当时提出的历史任务。汉末豪强与军阀割据混战,破坏了社会经济的发展,给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之后,三国鼎立的局面,尽管消灭了许多小的割据者,为全国的统一创造了有利的形势,但距离全国统一时日尚远。三国后期,崛起于魏的司马氏集团,成了全国统一趋势的新势力的代表。公元二六五年,晋政权正式成立后,为全国的统一创造了有利条件,同时司马氏集团也急切于在全国的统一中来巩固自己的统治。夺取东吴,荡平边境内的骚乱势力,成了上下一致的呼声。生活在这样历史条件下的左思,为形势所推动,有志于全国的统一,并借以造就自己事业的思想,大概不是一天产生的。只是到了洛阳,对天下形势有了更清楚的认识,在心底酝酿了很久的思想才成熟了,爆发了,寄托在自己的诗篇中。过去的一些论者谈及左思的思想时,指出左思有很强的“功业心”,这无疑是正确的。然而还必须把左思的这种“功业心”放到具体的历史条件下去考察,确定哪些是时代所赋予的内容,哪些是阶级的立场所决定的内容,这样才能更明晰、更准确地评价左思的思想。
有着致力于全国统一抱负的左思,并非徒作大言,纸上谈兵,而是做了许多切实的准备的。其中最重要的是如他所说的:“畴昔览穰苴”(其一),即读军书兵法。在封建社会中,习文秉武,虽然并非什么罕事,然而在士族社会制度中,却是需要一定的勇气的。魏晋期间,士族制度占据着统治地位。士族以“积世业儒”为贵,左思出生在一个世代业儒的下层士族之家,不能不受到这种腐朽观念的影响。但他能够打破世系门第观念的束缚,立志到疆场上去,在实现祖国统一的事业中觅取个人的功名,这是可贵的。而且,随之左思居住洛阳,见闻到“边城苦鸣镝,羽檄飞京都”(其一)的情况,更是急不可捺,跃跃欲试。尽管左思自知自己的军事才能象铅刀一样的钝,然而能为祖国的统一事业,即使有一割之用,也是能慰自己平生志向的。
但是,左思美好的愿望遭到了士族制度的压抑和摧残。晋实行“门选”制以维护士族集团的利益,从而造成了“上品无寒门,下品无世族”的局面。更有甚者,一些门第观念很强的士族,对于文章的品评也是以门第的高低来决定弃取的态度。《晋书·左思传》记载着这样一则故事:陆机听说左思构思《三都赋》,抚掌大笑,在与他的弟弟陆云的信中说:“此间有伧父,欲作三都赋,须其成,当以覆酒甕耳。”后来由于司空张华的推崇,他的赋才得以大出其名。左思的门第寒下,虽然才高志清,却很难能冲破士族制度的坚硬厚壳而在政治上有所作为。冷酷的现实,使左思献身无门,报国无期,怀着无限的愤慨。《咏史》其二,正是他这种愤慨的写照。诗中,他把像自己一样才高位卑的寒门子弟,喻作生于涧底的松柏;把依赖祖业居于要津的才劣质拙的士族纨绔子弟,喻作长于山顶的柔弱的小苗。松质柏节似的人才,受到柔条弱枝般的人的遮挡,其原因为“地势使之然”,是士族制度本身造成的。然而士族制度,又是“由来非一朝”。汉张汤、金日磾的子孙,凭借着先人的荫德,数代都享受着极大的尊荣。而奇伟出众的冯唐,直到白首仍未受到重用。在此,左思不仅把犀利的批判锋芒,直指当时的社会现实,还批判了以往的士族制度。在肯定的对象与否定的对象对比之中,使诗对士族制度的揭露,更加显得有力。
在功名利禄到来之时,左思毅然却步了,在《咏史八首》诗中读者可以寻找到理解其原因的线索。左思居住在洛阳,面对着“落落穷巷士,抱影守空庐”(其八)的情景,愧恨交加,认识到自己来洛阳是一次失足。因此自责自惭地说:“自非攀龙客,何为忽来游?”他想步许由的后尘:“振衣千仞岗,濯足万里流。”(其五)虽然想做段干木、鲁仲连式的人物,“当世贵不羁,遭难能解纷。”(其三)但是,晋司马氏统治集团内部的相互残杀,愈演愈烈;这里又没有象魏文侯、平原君那种礼贤下士的人物。况且腐败的政治,残酷的杀夺,使荣枯盛辱瞬息万变。“俯仰生荣华,咄嗟复雕枯。”在这样的时代,“饮河期满腹”的偃鼠,“巢林栖一枝”的鹪鹩,“可为达士模”(其八)。弃却富贵,退居乡里,以求洁身自好,成了左思的必然道路。田园生活,远离杀夺中心,使左思怡然自得,乐陶其中(见《招隐》之二)。但是左思心情并不平静:“高志局四海,块然守空堂。壮齿不恒居,岁暮常慨慷。”(《杂诗》)又可见左思选择退居乡里的道路,是不得已而为之的,是有着无限的悲凉与凄怆的。
就是这样,左思的《咏史八首》以它所特有的深厚社会内容,熔铸着左思的平生理想,奠定了它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坚实地位。另外,《咏史八首》在艺术上也有着它特出的地方。
第一,力矫太康颓靡文风,承继建安雄健骨力。
晋初太康文坛上,总的创作倾向是:刻意摹仿古人作品,很少结合现实实际;追求辞句华丽和对偶的工整,形成了绮靡浮泛的形式主义风尚。在这种颓风面前,左思则独树旗帜,以《咏史八首》为代表,继续发扬了建安文学“以情纬文,以文被质”的优秀传统。虽然以咏史名篇,不是左思首创,但左思能从现实生活出发,精心选择史实,巧妙地融汇进自己的思想、情感,借咏史以抒情,借抒情以讥世。这不仅突破了前人咏史诗只限于一事,“堆垛寡变”的局限,而且与太康文学刻意摹仿古人、脱离现实的形式主义倾向分庭抗礼。钟嵘说,左思的《咏史八首》“文典以怨,颇为精切,得讽喻之致。”是很符合左思诗的实际的。在艺术形式方面,《咏史八首》并非不注重,诗人从华丽之中求朴拙,于浮泛之外求深蕴,质朴自然,奔放沉郁,绝少雕镂的痕迹。综上两个方面,钟嵘称赞左思创造了一种独特的“左思风力”(《诗品》)。王夫之则说:“三国之降为西晋,文体大破,不绝于来兹者,非太冲其焉归?”(《古诗评选》卷四)这些评价是公允的。
第二,才志结合,浑然一体。
陈祚明曾说:“太冲一代伟人,胸次浩落,洒然流咏。似孟德而加以流丽,仿子建而独能贵简。创成一体,垂示千秋。其雄在才,而其高在志。有其才无其志,语必虚矫;有其志而无其才,音难顿挫。”(《采菽堂古诗选》卷十一)陈祚明指出左思成功的原因,在于才志结合,是很对的。左思的艺术才能,使《咏史八首》,每首都可以独立,并能体现出一定的社会意义;同时用一根高洁理想、情操的金缕线,把首首串连在一起的,浑然一体,内在结构紧密使之不可分割。其一,正面畅抒自己的理想,可谓全组诗的总纲;其二,写遭受门阀制度的压抑而产生的悲愤之情;其三,表示要以段干木、鲁仲连为榜样,另僻蹊径,以期报国;其四,写自己甘于孤寂专心著述,成就自己;其五,再写此路不通,而想追奔许由;其六,赞誉荆轲,借以披露情怀;其七,从历史上许多英俊人物沈埋下僚,以慰心中的不平;其八,写社会的黑暗,决心避世,求洁身自好。这些作品中,思想情感似滔滔江水,奔泻翻腾;又似九曲黄河,曲折回环,一咏三叹,反复宛转。慷慨悲壮之中,有细腻旖旎;低音纤气之内,又挟滚滚沉雷。左思把丰富多变的思想感情,分别写在各首之中,恰似一个巨手巧匠把颗颗散珠组成一个完整精美的花环。因而《咏史八首》“遂为古今绝唱”(胡应麟语),在中国文学史上,咏史诗体同左思的名字便紧紧联起来了。
作为封建阶级文人的左思,又处在黑暗险恶的政治环境之中,他所写的《咏史八首》不可能不打上鲜明的阶级烙印,不能不留下他那个时代所给他的影响,如消极避世的思想,虚无无为的思想。读者不能因为左思的《咏史八首》有着丰富的精华而对其所含有的封建性的糟粕,尽管相比之下份量很轻,而有所忽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