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岳泰山，巍巍峨峨，犹如一个顶天立地的巨人，以其拔地通天之势，擎天捧日之姿，雄踞于齐鲁大地。其实，泰山险不过华山，雄不过恒山，海拔高度在五岳中仅排第三位。学者王克煜认为，它之所以被尊为五岳之首，与它的地理位置分不开。东汉应劭在《风俗通义》中记载：“泰山之尊一曰岱宗。岱，始也；宗，长也。万物之始，阴阳交代，故为五岳长。”此外，泰山之所以被视为五岳之尊，与它在历史上曾具有的浓重的政治、宗教色彩分不开。司马迁《史记》援引《管子·封禅篇》说，上古之时，封禅泰山的就有七十二家帝王。后来，历代帝王几乎无不封禅泰山。泰山别名“天孙”，意为天地之孙，主招魂，知人生命之长短，这大概是历代帝王钟情于泰山的重要原因吧。从这个意义上说，泰山是一座政治色彩浓厚的文化山。泰山又是一座自然风光优美的山。它壑深谷幽，峰奇石怪，山高水长，风卷云舒，历来就吸引着许多文人墨客为它长啸短吟，为它泼墨挥毫，为它锦上添花。姚鼐也是其中的一位。
姚鼐写过多篇有关泰山的诗文：《登泰山记》、《游灵岩记》、《岁除日与子颖登日观观日出歌》(诗)、《泰山道里记·序》等。《登泰山记》是历代泰山游记中的佼佼者。读这篇游记，我们被作者浓厚的游兴所感染。文人登泰山，多选春秋良时，姚鼐却选择了一条特殊的路线和一个特殊的日子。“余以乾隆三十九年十二月，自京师乘风雪，历齐河、长清，穿泰山西北谷，越长城之限，至于泰安。”一般人不会穿泰山西北谷抵达泰安，也不可能借机去考察齐长城。姚鼐这位主张“义理、考据、文章”的桐城派代表，偏要“越长城之限”，实地考察古长城之貌，其精神令人由衷敬佩。作者登山这天，是除夕的前一夜，观日出时正值中华民族最隆重的传统节日——年三十。冬天登山已不多见，选择岁除之日观日出则更加少见。你想，在万家团聚共度良时之日，作者于泰山之巅皑皑白雪之中翘首迎接新一轮红日喷薄而出，这是不是表现了一种崇高的人生境界?正如他在诗中所写：“男儿自负乔岳身，胸中大海光明暾。即今同立岱宗顶，岂复犹如世上人?”
作者的语言十分洗练。“泰山之阳，汶水西流；其阴，济水东流。阳谷皆入汶，阴谷皆入济。东其南北分者，古长城也。”寥寥三十余字，将泰山的地理位置、河流走向及南北分界，交代得一清二楚。句式整饬，朗朗上口。接下来，作者连用“乘、历、穿、越、至”五个动词写出自己的行进路线，语句清晰如水，又起伏跌宕，宛如一条游动的长龙。作者写景的语言也是非常简练的。“苍山负雪，明烛天南。望晚日照城郭，汶水、徂徕如画，而半山居雾若带然。”这几句写了泰山雪景、夕阳、云雾，如诗如画，令人遐想不已，但又是何等的惜墨如金。作者写日出盛景，用墨极少，却能将正面描写和侧面描写结合起来，再次收到以少胜多的艺术效果。“日上，正赤如丹，下有红光动摇承之，或曰：‘此东海也。’”这是正面描写。“回视日观以西峰，或得日，或否，绛皓驳色，而皆若偻。”这是间接描写。文末描写也是精彩之笔。“山多石，少土。石苍黑色，多平方，少圜。少杂树，多松，生石罅，皆平顶。冰雪，无瀑水，无鸟兽音迹。至日观数里内无树，而雪与人膝齐。”用最少的语言传达最丰富的信息，这是本文的一大特色。
桐城派主张义理、考据、文章缺一不可。在这篇文章中，这点体现得是很好的。单说考据，文中处处可见。“古长城”、“三谷”、“环水”、“东谷”、“石刻”、“天门”等都是作者考证的内容。也许有的读者会说，作者对自己的内心感情压抑得太过分了，以至于全篇无一句抒情语。我们不好臆测作者东时的心境，但从他写的诗句来看，能够感觉出他是有很多感慨的。但他远不像范仲淹《岳阳楼记》那样尽情抒发。如果不进行一番“考据”，仅从桐城派文章风格上解释这一现象，恐难讲通。
乾隆三十九年（1774），姚鼐四十二岁。他参加纂修的《四库全书》于三十七年告成，以御史记名。此年以养亲为名，告归田里，道经泰安与挚友泰安知府朱孝纯（字子颖）同上泰山。泰山气势雄伟，风景壮丽，历代文人骚客多在春秋佳日，联袂登山，吟哦题咏，留下了许多优秀的篇章，姚鼐的《登泰山记》把泰山雪后初晴的瑰丽景象和日出的壮观场面真实动人地描绘出来。且记述的是冬日的游历，有别于徐志摩、李健吾、杨朔、冯骥才等诸公的文字，因而显得不落窠臼，更具特色。
作者从地理环境着笔，山南有汶水西流，山北济水东去，名山傍水，分外壮观。作者巧妙地利用介绍山谷而引出齐国修筑的古长城，从古长城又引出“最高日观峰”的所在位置。为下文描写登山所见，做好了必要的准备。作者胸有成竹，把山、水和长城置于广阔的天地之中。从大处着眼，高屋建瓴。接着，作者写自己由京师至泰安的沿途经历，交代清了事情的来龙去脉。他动身起程那天，“乘风雪”出发，气候十分恶劣，这似乎是一巧合，其实这正是作者的匠心独运之处。他悄悄地埋下一条贯穿全文的伏线，以便为描写登山的艰难、游览的豪兴而创造出有利条件。接着他记叙丁未（二十八日）那天，由南面山脚处登山，谁知那山竟高达四十五里，石阶竟有七千余级，这用数字来显示峰峦险峻的手法实在高明。作者选择的路线是循中谷入,“道少半，越中岭，复循西谷，遂至其颠”。看似轻描淡写，但读至下文，“所经中岭及山巅崖限东道”，“道中迷雾冰滑，磴几不可登”，顿有“成如容易却艰辛”之感。登上山巅，广阔的视野中，山、水、城郭尽收眼底，座座青峰身披皑皑白雪，照亮南天，鸟瞰泰安城，汶水和徂徕山，沐浴在夕照中；环绕山间的云雾，就像轻柔的腰带。作者用落日、青山、流水、白雪、城郭，组成了一幅波澜壮阔的夕照图，真可谓尺幅千里，呼之欲出。
作者于二十八日傍晚登上山顶，第二天即除夕（东年十二月小）五更时分，与子颖至日观峰之日观亭，坐候日出。他不惜浓笔泼墨，分三个步骤：一曰日将出，“云一线异色”；二曰日正出，“须臾成五彩”；三曰日已出，“日上，正赤如丹”。日出之景，变幻莫测，形诸文字，有些棘手，他却能穷形尽相地正面描摹旭日升腾时灿烂的光彩和跳跃的欢态，而且还把长天、云彩、大海作为背景，有力地烘托出日出的壮观。寥寥数语，气势磅礴的日出就宛然在目。诗仙李白也在此看过日出，“攀崖上日观，伏槛窥东溟。海色动远山，天鸡已先鸣。”虽有特色，却稍有逊色。杜甫途经泰山，赋有《望岳》，“会东凌绝顶，一览众山小”成为千古绝唱。这和姚鼐的“ 稍见云中白若摴蒱数十立者，山也”有异曲同工之妙。之后，作者又欣然回视西峰，见雪后初晴，日光照射，颜色相杂。这一笔，似乎可削，但它却表现了日出的效果和影响，是绝不可缺少的。
山顶的建筑，山道中的石刻，记叙收放自然，详略有序。这都与登山活动的对象的主次、个人感受的深浅息息相关。最后综述泰山冬景的特点：石峰峻峭，青松苍劲，冰雪覆盖，众鸟飞绝。用凝练的语言把自己的游览所见归结为“三多”、“三少”、“三无”。结句照应冰雪，戛然而止，令人回味。
桐城派古文以简洁著称。姚鼐的《登泰山记》是其代表作之一。登泰山，可记可写的东西很多，要是信马由缰，洋洋几千字亦不为多。以本文而论，登泰山路见何物，路遇何人，与子颖有何谈论，泰山有何传说，有何感慨，可挑可拣。但作者却只写了“道皆砌石为磴，其级七千有余”和“道中迷雾冰滑，磴几不可登”两句，算是路途所见。他把重点放在登山路径和山顶景物上。他觉得路径复杂而艰难，为后来者着想，需详细交代。山顶奇观，乃众人向往，不可不细细描摹。名胜古迹，土石动植冰雪，自有特色，作“记”自然不可忽略。
历来的大家都讲究起承转合，讲究扣题，文章高手总是为突出题“目”而或收或放。作者从始至终紧扣“登”这个“目”，本文开始介绍泰山的山水形势，为“登”字作铺垫，寥寥几十字收笔。作为散文，“形散而神不散”是其共同特点，。但用这个标准来衡量本文却发现，本文的“形散”是有限度的，无非在取材上较为自由罢了。而本文所取材料一没有离开泰山，二没有离开“登”山，故取材上的散是有限度的。在表现方法上，也以记叙为主，兼有描写，没有议论。故本文取材和表现方法上的聚和凝，是桐城派简洁的文风“言有物”的有力注脚。
用语准确，不事渲染，更无铺陈。以记登山经过而言，“自京师乘风雪，历齐河、长清，穿泰山西北谷，越长城之限，至于泰安”。“乘、历、穿、越、至”五个动词，把从京师去泰安的路程交代得清清楚楚，并能让人悟出作者东时冒风雪，过县城，穿山越岭的艰辛。以描写山顶景色而言，七句话描绘了七个画面：
①“与子颖坐日观亭，待日出”；
②“大风扬积雪击面”；
③“亭东自足下皆云漫”；
④“稍见云中白若摴蒱数十立者，山也”；
⑤“极天云一线异色，须臾成五采”；
⑥“日上，正赤如丹，下有红光动摇承之”；
⑦“回视日观以西峰，或得日，或否，绛皓驳色，而皆若偻”。
可见作者用语何等准确。如写山顶的风，作者不用烘托或渲染的方法，只用“大风扬积雪击面”七个字，便可使人想见。不但写出了“风扬积雪”的视觉，而且写出了“击面”的触觉。“扬”、“击”二字把风力描绘得十分突出，使读者有感同身受的体会。日观亭以东，“自足下皆云漫”，“漫”写云雾之大。云中山“白若摴蒱”，抓住了形状的特点。“极天云”细如一线是其特点。一线异色“须臾成五采”，抓住了它瞬间的变化。而且静动有序，有张有弛。堪称“有物有序、清新简洁”的典范。
《独漉篇》原为乐府“拂舞歌”五曲之一，古辞以“刀鸣削中，倚床无施。父仇不报，欲活何为”，抒写了污浊之世为父复仇的儿女之愤。
“独漉水中泥”，“独漉”在今河北，传说它遄急浚深、浊流滚滚，即使在月明之夜，也吞没过许多行人。此诗首解先以憎恶的辞色，述说它“水浊不见月”的污浊，第三句“不见月尚可”，又在复沓中递进一层，揭出它“水深行人没”的罪恶。这“独漉”水大抵只是一种象征：诗人所愤切斥责的，其实就是占据了长安，并将“河北”诸郡以污浊之水吞没的安禄山叛军。他们正如肆虐河北的独漉水一样，暗了天月，吞噬了无数生灵。
接着由纷乱的时局，转写诗人客中飘泊、报国无门的孤愤。当中原深受罹乱时，诗人正孤身一人，飘泊在东南。眼看着“越鸟南来”、“胡雁北渡？”，诗人心中不胜悲哀：那鸟雁飞归的北方，正是河山拱卫的京师所在。而今陷于叛军的铁蹄之下，自己却只能避难客中，这实在是最令诗人痛苦的。“我欲弯弓向天射”一句，就是在这痛苦心境中激发的“射天”奇思。它与“拨剑四顾心茫然”一样，表达了一种无可发泄的苦闷。但弯弓射天，又怕误伤了空中的鸟、雁，徒然使它们中道折翮、失却归路，这真叫人左右为难。眼望月下的树影，偶有落叶在风中飘坠，诗人不禁一声长叹：“客无所托，悲与此同”——他正如这风中落叶一样，飘荡无主。
自“罗帷舒卷”以下，诗境陡转：四野万籁俱寂，诗人却还独伫空堂，他究竟在等待着谁？门边的罗帷忽然飘拂起来，仿佛有人正披帷而入。诗人惊喜中转身，才发现来客只有清风。随着罗帷之开，月光便无声“直入”，正如豪爽的友人，未打招呼便闯了进来——然而它只是月光的“无心”造访，根本无深意可解。这四句从清风、明月的入室，表现诗人似有所待的心境，思致妙绝。而且以动写静，愈加将诗人客中无伴的寂寞，衬托得孤寂冷落。
诗人所期待的，就是参与平叛、为国雪耻之用。
“龙泉雄剑”此刻就挂在壁间。它如同古帝颛顼的“曳影之剑”一样，当“四方有兵”之际，便震响“龙虎之吟”，意欲腾空飞击。令人伤怀的是，它却至今未有一吐巨芒、断其犀、象之试。这雄剑的命运，正是诗人自身报国无门的写照。国之壮士，岂忍看着它空鸣壁间、“锈涩苔生”一股怫郁之气在诗人胸中盘旋，终于在笔下化为雄剑突发的啸吟：“国耻未雪，何由成名？”笔带愤色，却又格调雄迈，显示的正是李白悲慨豪放的本色。此诗末解，就于宝剑的啸吟声中，突然翻出了“神鹰”击空的雄奇虚境。据《幽明录》记，楚文王得一神鹰，带到云梦泽打猎。此鹰对攻击凶猛的鸱、鸢毫无兴趣，而竟去攻击九天巨鹏并将之击落。此诗结句所展示的，就是这神鹰击天的奇壮一幕。而决心为国雪耻的诗人，在天之东南发出了挟带着无限自信和豪情的声音：“为君一击，鹏搏九天！”这声音应和着挂壁雄剑的“龙吟”之音，响彻了南中国。它预告着诗人飘泊生涯的终止——他将以“鹏搏九天”之志，慨然从军，投入平治“独漉”、驱除叛军的时代风云之中。
此诗共分六节（乐曲的章节），初读起来似乎“解各一意”、互不相属，其实却是“峰断云连”、浑然一体。从时局的动乱，引出客中飘泊的悲愤；从独伫空堂的期待，写到雄剑挂壁的啸吟；最后壮心难抑、磅礴直上，化出神鹰击天的奇景。其诗情先借助五、七言长句盘旋、摩荡，然后在劲健有力的四言短句中排宕而出。诗虽作于诗人五十六岁的晚年，而奇幻峥嵘之思、雄迈悲慨之气，就是与壮年时代的名作《行路难三首》、《梦游天姥吟留别》相比，亦更见其深沉而一无逊色之憾。
诗一开篇，用对仗形式以自然现象兴起社会现象：“龙欲升天须浮云，人之仕进待中人。”作者虽是平平道来，不置褒贬，提出的问题却是引人深思。试想，人的仕进本该靠才德出众，这里却说要依托皇帝的幸臣——中人，岂非咄咄怪事！作者正是通过这有悖常理的现象，开揭露朝廷问题，使诗一开始就揭出主旨。
“众口可以铄金，谗言三至，慈母不亲。”化用“众口铄金”的典故和曾参的故事。前者是说众人的话的话就连黄金也可以熔化，更不必说谗毁一个人了。后者见于《史记.甘茂传》，说鲁国有一个与孔子弟子曾参同姓名的人犯了罪，有人告诉曾参的母亲，她不相信。不久，又有一人来报告，她仍然不信，照样坐在那里织布。但等到第三个人来报告，她也慌了，投杼下机，逾墙逃跑了。坐在在这里是借古语和古事感讽现实，说明谗言可畏。
正因为如此，所以作者接下来说“愦愦俗间，不辨伪真”，便不是泛泛地空发议论，而是对当时现实的针贬，是发自内心的呼喊。因此，激愤之情溢于言表。
胸怀大志、欲有所为的作者，不甘心就此被小人的谗言所毁灭，他要向皇帝披露真心，陈述衷情。“愿欲披心自说陈”一句情词恳切，忠心可鉴.然而就连这样一点可怜的愿望，都成了难以实现的幻想，因为“君门以九重，道远河无津”。全诗就在这沉痛悲怆的慨叹之间，戛然而止，给读者留下无尽的余味。
这首小诗以议论为主，却不令人乏味，除了因为作者不是苍白空洞的说理、字里行间包含着真情外，形式上也很有特色。例如字数参差错落，句式长短不齐，四言、五言、六言、七言兼用，或骈或散，富于变化，而又一韵到底，一气呵成。不仅避免了这类诗易于呆板的弊病，而且有力地表达了作者愤激不平的感情。
清人朱乾解此诗云：“《春秋》传：‘人之有墙，以蔽恶也’今以蔽明，喻君门九重，不得自由也。”所言极是。《三国志-魏书-明帝纪》裴松之注引《魏略》：“是时伪言，云帝已崩，从驾群臣迎立雍丘王植。京师自卞太后群公皆惧。及帝还，皆私查颜色。卞太后悲喜，欲推始言者，帝曰：‘天下皆言，将何所推？’”诗道出了“众口铄金”、谣言杀人的感慨。三至五句用典，言谗言可畏。末三句写诗人遭谗而不能辩白的无奈与愤懑。全诗将愤激难平而又无奈的情绪表现得极为真实。
柳宗元被贬到永州后，因水土不服，或因江南湿气太重，患有“重膇”之疾。“杖藜下庭际，曳踵不及门”（《种仙灵毗》），看来有时脚肿得利害，为了能帮助行走，他的确使用过一条拐杖。
“白华鉴寒水，怡我适野情。前趋问长老，重复欣嘉名。”讲的是寻得灵寿木的过程。柳宗元被贬到永州后，因政治上遭迫害和永州恶劣的生存环境，三十多岁的人迅速衰老，对于过早的生出白发，诗人是很伤心的。《始见白发题所植海石榴树》云：“从此休论上春事，看成古树对衰翁。”随着时间的推移，被重新启用的希望已成为渺茫的梦，而永州山水和永州人对诗人的关怀和慰藉，使诗人渐次忘却了悲哀。而以一老翁自居，认真地做起了永州人来。
这一天，诗人又到郊外游历，倒映在明镜般的潇水里满头的花发。不仅没有让诗人伤悲，反而有了几份惬意。抬头望去，前方正有一长者，正扶杖慢行。那手中的一条拐杖，引起了诗人的兴趣，既然自己也是一白头老翁，拥有一条支节强劲的拐杖，也是再好不过的了。诗人加快步伐，追上长老。而后一番热情的对话，其详情今天无法得知，但从诗人行云流水般的诗句中，读者仍可感受到亲切友好的气氛。当然，最让诗人感兴趣的长老的拐杖，竟是由久闻大名的灵寿木制成的。
“蹇连趋衰朽，方刚谢经营。敢期齿杖赐？聊且移孤茎。”讲的是种植灵寿木的原因。
前两句，当倒过来读，诗人对自己正当年富力强，而不得拖展自己抱负、才华的处境，已没有了流放之初的激愤与哀伤。也明白自己过早衰老的原因，在于面对的艰难困厄的现实。“敢期齿杖赐？”表明了诗人对这一现实的清醒理解，虽然为此诗人付出了青春年华的代价。“聊且移孤茎”，在长老的指点下，诗人寻得灵寿木并挖得一枝，移栽至自己的住宅旁。这一举动，是诗人对统治者的彻底失望，也标明诗人在永期间，思想上的一次飞跃。
汪森《韩柳诗选》曰：“‘丛萼’四句，写物极能刻画。”“丛萼中竞秀，分房外舒英”，写所植灵寿木成活、生长、开花的情景。从“竞秀”和“舒英”看，该灵寿木在诗人的精心培养下茁壮成长的确令人欣慰。也可得知，诗人为它付出了多少心血和汗水。“柔条乍反植，劲节常对生”。灵寿木枝条细而韧，故有枝条时从树上倒垂向下，突兀强劲的枝节，又常相对而生。好一幅灵寿木的生态图，其外柔内刚的形态，简直能呼之欲出。难怪汪森大加赞叹。
然而接下来四句汪似乎理解错了。他说：“‘循玩’四句，写扶杖意亦极醒露。“看来，汪森以为诗人砍下了一枝灵寿木做成了手杖，来帮助诗人行走。
读者不妨将最后两句，一气读下，“安能事翦伐，持用资徒行”。“安”作疑问副词，和“能”一道修饰动词“事”，当译为“哪能干砍伐的事，将它用来帮助自己行走。”看来诗人是不忍心对灵寿木加以翦伐的。
往前两句，“循玩足忘疲，稍觉步武轻”，“循玩”，作抚摩赏玩。那么诗人抚摩玩赏的是灵寿木，还是用灵寿木做成的拐杖。足，作“足以”解，联系上文诗人对灵寿木的描写，再联系下文“安能事翦伐”，可知“循玩”的对象，应为蓬勃生长的灵寿木，而非用灵寿木制成的拐杖。“稍觉”，不应理解为“稍微觉得”，而应为“渐渐觉得”，自己走路的步伐也轻松了。
还剩下一个最为关键的问题，那便是：诗人种植了灵寿木之后，为什么又不用它来作拐杖呢？
《植灵寿木》一诗中，有两点值得读者注意。一是种植灵寿木时，柳公被贬永州多年。被贬初期的那种焦躁不安的情绪，那种悲天悯人伤感，都已被岁月磨蚀。永州的山水，永州的人民已经和诗人的血肉融为一体。正是“白华鉴寒水，怡我适野情”的心境，才奠定了创作享誉千古的“永州八记”思想基础和感情基调。二是对统治者诗人已不再寄有什么希望。对现实则有更多理性的认识。“敢期齿杖赐？”正是诗人这种认识的反映。所以植灵寿木的目的。不再于获得一条拐杖，而是对“之所以赐老者之杖”的一种冷峻的抗议，甚至是一种大胆的讽刺。“聊且移孤茎”，活画出诗人植灵寿木的目的。
明白了这两点，再读诗人对蓬勃生长的灵寿木的细致刻画，在读者眼前出现的，就不仅是一棵灵寿，而更多地能感受到诗人的灵魂。读者才能深切地体会“循玩足忘疲，稍觉步武轻”的深刻内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