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愈(768年-824年12月25日),字退之,河南河阳(今河南省孟州市)人,自称“祖籍昌黎郡”,世称“韩昌黎”、“昌黎先生”。唐代中期大臣,文学家、思想家、政治家,秘书郎韩仲卿之子。元和十二年(817年),出任宰相裴度行军司马,从平“淮西之乱”。直言谏迎佛骨,贬为潮州刺史。宦海沉浮,累迁吏部侍郎,人称“韩吏部”。长庆四年(824年),韩愈病逝,年五十七,追赠礼部尚书,谥号为“文”,故称“韩文公”。元丰元年(1078年),追封昌黎郡伯,并从祀孔庙。韩愈作为唐代古文运动的倡导者,名列“唐宋八大家”之首,有“文章巨公”和“百代文宗”之名。与柳宗元并称“韩柳”,与柳宗元、欧阳修和苏轼并称“千古文章四大家”。倡导“文道合一”、“气盛言宜”、“务去陈言”、“文从字顺”等写作理论,对后人具有指导意义。著有《韩昌黎集》等。 ▶ 428篇诗文
此诗写送别,“浩然离故关”一句确立了诗的基调,由于离人意气昂扬,就使得黄叶飘零、天涯孤棹等景色显得悲凉而不低沉,因而慷慨动人。诗的最后一句透露出依依惜别的情怀,虽是在秋季送别,却无悲秋的凄楚。全诗意境雄浑壮阔,慷慨悲凉,有秋景而无伤秋之情,与人别而不纵悲情,毫无作者“花间词派”婉约纤丽的文风。
诗人在秋风中送别友人,倍感凄凉,对友人流露出关切,表现了两人深厚的友谊。这首诗意境悲凉雄壮,情真意切,质朴动人。
关于此诗的发端,清人沈德潜曰:“起调最高。”(《唐诗别裁》)按首句,地点既傍荒凉冷落的古堡,时令又值落叶萧萧的寒秋,此时此地送友人远行,那别绪离愁,的确令人难以忍受。然而次句诗思却陡然一振:“浩然离故关”——友人此行,心怀浩气而有远志。气象格调,自是不凡。
“高风汉阳渡,初日郢门山。”两句互文,意为:初日高风汉阳渡,高风初日郢门山。初日,点明送别是在清晨。汉阳渡,长江渡口,在今湖北省武汉市;郢门山,位于湖北宜都市西北长江南岸。两地一东一西,相距千里,不会同时出现在视野之内,这里统指荆山楚水,从而展示辽阔雄奇的境界,并以巍巍高山、浩浩大江、飒飒秋风、杲杲旭日,为友人壮行色。
“江上几人在,天涯孤棹还。”两句仿效李白“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天际流。”(《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而赋予两重诗意:诗人一面目送归舟孤零零地消失在天际,一面遥想江东亲友大概正望眼欲穿,切盼归舟从天际飞来。几人,犹言谁人。“江上几人在”,想象归客将遇见哪些故人,受到怎样的接待,是对友人此后境遇的关切;诗人早年曾久游江淮,此处也寄托着对故交的怀念。
“何当重相见,樽酒慰离颜。”写当此送行之际,友人把酒言欢,开怀畅饮,设想他日重逢,更见依依惜别之情意。
这首诗逢秋而不悲秋,送别而不伤别。如此离别,在友人,在诗人,都不曾引起更深的愁苦。诗人只在首句稍事点染深秋的苍凉气氛,便大笔挥洒,造成一个山高水长、扬帆万里的辽阔深远的意境,于依依惜别的深情之中,回应上文“浩然”,前后紧密配合,情调一致。结尾处又突然闪出日后重逢的遐想。论时间,一笔宕去,遥遥无期;论空间,则一勒而收,从千里之外的“江上”回到眼前,构思布局的纵擒开合,是很见经营的。
这首诗从主人公的居处环境写起,描写了思妇对久别丈夫的一片挚情和盼归的急切心理,把征人之妇内心隐微的思想感情,刻画得淋漓尽致,反映出战乱年代广大征人之妇内心共有的痛苦和悲伤。全诗韵律优美,对仗工整,意境高古,风格清雅。
诗从描写居处环境起笔,在一片清雅幽静的氛围中,主人公步上高台,凭栏远眺。“泠泠”一词,既形容步履轻妙端庄,也形容神情凄清,让人看了可怜见见的。五、六句对这位女主人公作了进一步介绍,使人更加看清,这位女子是一位品貌俱佳的贤良淑女。诗的后几句,揭开了她踽踽登高、神情凄伤的内心帷幕:“人生谁不别,恨君早从戎。”原来她是在思盼从军远戎的丈夫。这两句诗中,包含了女子的无限婉曲心事。这位女子深明大义,她并非怕离别,也并非反对丈夫从戎,她“恨”就恨在“早从戎”。这个“早”字含蕴丰富,既包含着对丈夫早年远出久久不归的怨恨,也流露出时光催人老、美人迟暮的悲哀。如此“灼灼”年华,竟寂寞空闺,她不能不触景伤怀、感慨系之。“鸣弦惭夜月,绀黛羞春风”两句,曲尽闺妇千种情思,万般苦恼。古人云:“女为悦己者容。”故这里有企盼丈夫归来之意。又“鸣弦”,又“绀黛”,显示出这位女子对久别丈夫的一片挚情和盼归的急切心理。不幸的是,此一时刻,听她“鸣弦”的,只有那“皎皎空中月一轮”;欣赏她“绀黛”的,只有那“吹我罗裳开”的春风。月圆人未圆,她不能不“惭”;春风有意人远别,她不能不“羞”。一“惭”一“羞”,道出了她的内心企望不能实现的深沉哀痛。结尾这两句语悲情苦,反映出战乱年代广大征人之妇内心共有的痛苦和悲伤。
此诗是一首拟古诗。拟古,模仿古人之作。这是古诗中一种习用的体式。诗人往往由于有某种原因,不便直说;或者由于从古人之作中触发起某种感情,于是采取这种拟古形式。拟古诗并非生搬硬套,而是“用古人格作自家诗”(语见《昭昧詹言》卷一),形同而神异。此诗正是这样。它所“拟”的是《古诗十九首》中的名篇《青青河畔草》。两诗比较,二者都写离情闺怨,笔墨层次和表现手法也颇相似,但二者所塑造的人物各不相同:前者写的是“昔为倡家女,今作荡子妇”的不幸女子,而后者写的却是“明志逸秋霜”的端庄淑女、征人之妇;前者怨诽浪迹四方不顾妻室的“荡子”,后者则是思念“早从戎”的征夫。由于人物身分不同,所“怨”的对象不同,故后者对人物的具体描写、情意表达的方式,与前者显著有别。例如,同是以比兴起笔,描写景物,前者选“河畔草”“园中柳”,后者则取“临窗竹”“垂门桐”,雅俗有别,都切合各自人物的身分。同样介绍人物,前者侧重于“娥娥红粉妆,纤纤出素手”的外在美;后者则不仅介绍其“玉颜艳春红”之貌,且首先突出其“明志逸秋霜”的内在美,淑女、倡妇,各有差别。同样写怨情,前者对薄情丈夫直泻怨诽:“荡子行不归,空房难独守。”而后者则向远戎亲人诉述情怀和苦衷。表达感情的方式,一个直而显,一个含蓄而有深致。可见,这首拟古诗是借旧题而发新意,另有寄托的。在诗的意境的创造上,甚至给人有一种“青胜于蓝”之感,无怪钟嵘称赞诗人“拟古尤甚”(见《诗品》)。
鲍令晖的拟作在内容上因袭了原诗,抒写思妇对远方丈夫的思念,但对主人公感情的刻面更为逼真、细腻,且与原诗的整体氛围有所不同,鲍令晖的笔下的女主人公形象血肉丰满、跃然纸上,思妇的内心世界被刻画得自然传神。鲍令晖能以切身的感受来摩写女性细腻微妙的情态、真实可感的容貌。此外,鲍诗比原诗更具声律之美,大部分诗句对仗工整,且通体押韵,“袅袅”“蔼蔼”“灼灼”“泠泠”等叠词的运用,“逸”“艳”“惭”“羞”等字眼的锤炼,使得整首诗具有高古清澈的诗境与优雅轻倩的诗风。
至于这首诗中所刻画的思妇形象,也许就是诗人自己。鲍令晖是否有远戎的丈夫,虽难以考定,但从诗中人物温文尔雅的气质和深沉委婉的言行举止看,则是一位有才情的女士,闪烁着诗人自己的身影。
这是诸葛亮写给他儿子诸葛瞻的一封家书。从文中可以看作出诸葛亮是一位品格高洁、才学渊博的父亲,对儿子的殷殷教诲与无限期望尽在此书中。全文通过智慧理性、简练谨严的文字,将普天下为人父者的爱子之情表达得非常深切,成为后世历代学子修身立志的名篇。
古代家训,大都浓缩了作者毕生的生活经历、人生体验和学术思想等方面内容,不仅他的子孙从中获益颇多,就是今人读来也大有可借鉴之处。三国时蜀汉丞相诸葛亮被后人誉为“智慧之化身”,他的《诫子书》也可谓是一篇充满智慧之语的家训,是古代家训中的名作。
《诫子书》的主旨是劝勉儿子勤学立志,修身养性要从淡泊宁静中下功夫,最忌怠惰险躁。文章概括了做人治学的经验,着重围绕一个“静”字加以论述,同时把失败归结为一个“躁”字,对比鲜明。
在《诫子书》中,诸葛亮教育儿子,要“澹泊”自守,“宁静”自处,鼓励儿子勤学励志,从澹泊和宁静的自身修养上狠下功夫。他说,“夫学须静也,才须学也,非学无以广才,非志无以成学”。意思是说,不安定清静就不能为实现远大理想而长期刻苦学习,要学得真知必须使身心在宁静中研究探讨,人们的才能是从不断的学习中积累起来的;不下苦功学习就不能增长与发扬自己的才干;没有坚定不移的意志就不能使学业成功。诸葛亮教育儿子切忌心浮气躁,举止荒唐。在书信的后半部分,他则以慈父的口吻谆谆教导儿子: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这话看起来不过是老生常谈罢了,但它是慈父教诲儿子的,字字句句是心中真话,是他人生的总结,因而格外令人珍惜。
这篇《诫子书》,还指明了立志与学习的关系;不但讲明了宁静淡泊的重要,也指明了放纵怠慢、偏激急躁的危害。诸葛亮不但在大的原则方面对其子严格要求,循循善诱,甚至在一些具体事情上也体现出对子女的细微关怀。在这篇《诫子书》中,有宁静的力量:“静以修身”,“非宁静无以致远”;有节俭的力量:“俭以养德”;有超脱的力量:“非澹泊无以明志”;有好学的力量:“夫学须静也,才须学也”;有励志的力量:“非学无以广才,非志无以成学”;有速度的力量:“淫慢则不能励精”;有性格的力量:“险躁则不能治性”;有惜时的力量:“年与时驰,意与岁去”;有想象的力量:“遂成枯落,多不接世,悲守穷庐,将复何及”;有简约的力量。
这篇文章短短几十字,传递出的讯息,比起长篇大论,诫子效果好得多。文章短小精悍,言简意赅,文字清新雅致,不事雕琢,说理平易近人,这些都是这篇文章的特出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