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首写景兼怀古的词，在宋怀古词中是创作时期较早的一首。词的上片描绘金陵一带的山水，雨过天晴的秋色里显得分外明净而爽朗；下片通过怀古，寄托了词人对六朝兴亡盛衰的感慨。这首词语朴而情厚，有别于婉约派词的深沉感慨。全词层层抒写，勾勒甚密，语卜而情夺取，有别于婉约派的词风。
开头一句“一带江山如画”，先对金陵一带的全景作一番鸟瞰，概括地写出了它的山水之美。秋天草木摇落景色萧索，但这里作者却说“风物向秋潇洒”，一切景物显得萧疏明丽而有脱尘绝俗的风致，这就突出了金陵一带秋日风光的特色。接着“水浸碧天何处断”具体地描绘了这种特色。这个“水”字承首句的“江”而来，词人的视线随着浩瀚的长江向远处看去，天幕低垂，水势浮空，天水相连，浑然一色，看不到尽头。将如此宏阔的景致，用一个“浸”字形象而准确地描绘出来。近处则是“霁色冷光相射”，“霁色”紧承上句“碧天”而来，“冷光”承“水”字而来，万里晴空所展现的澄澈之色，江波潋滟所闪现的凄冷的光，霁色静止，冷光翻动，动景与静景互相映照，构成一幅绮丽的画面。一个“射”字点化了这一画面。接着词人又把视线从江水里移到了江洲上，却只见“蓼屿荻花洲，掩映竹篱茅舍。”洲、屿是蓼荻滋生之地，秋天是它发花的季节，密集的蓼荻丛中，隐约地现出了竹篱茅舍。这样，从自然界写到了人家，暗暗为下片的抒发感慨作了铺垫。
下片先荡开两笔，写词人，再抬头向远处望去。“云际客帆高挂，烟外酒旗低亚”，极目处，客船的帆高挂着，烟外酒家的旗子低垂着，标志着人活动，于是情从景生，金陵的陈迹涌上心头：“多少六朝兴废事”，这里在历史上短短的三百多年里经历了六个朝代的兴盛和衰亡，它们是怎样兴盛起来的，又是怎样的衰亡的，这许许多多的往事，却是“尽入渔樵闲话”。“渔樵”承上片“竹篱茅舍”而来，到这里猛然一收，透露出词人心里的隐忧。这种隐忧在歇拍两句里，又作了进一步的抒写：“怅望倚层楼”，“怅望”表明了词人瞭望景色时的心情，倚高楼的栏杆上，怀着怅惘的心情，看到眼前景物，想着历史上的往事。最后一句“寒日无言西下”之“寒”字承上片“冷”字而来，凄冷的太阳默默地向西沉下，苍茫的夜幕即将降临，更增加了他的孤寂之感。歇拍的调子是低沉的，他的隐忧没有说明白，只从低沉的调子里现出点端倪，耐人寻味。
在宋代词坛上，张昪与范仲淹一样，创作中透露出词风逐渐由婉约向豪放转变的时代信息，对于词境的开拓作出了自己的贡献。
《待漏院记》是王禹偁为世人传诵的政论性篇章之一。从题目类型上，这属于“厅壁记”，实际却是一篇充满政治色彩的“宰相论”，以宰相待漏之时的不同思想状态，将宰相分为贤相、奸相、庸相三个类型，褒贬之意非常鲜明，反映了他对现实政治的忧虑、批判与幻想。
文章开篇探究天道的运行规律、圣王的政治模式，以“四时之吏，五行之者，宣其气”、“三公论道，六卿分职，张其教”，对儒家理想中“垂拱而天下治”（《尚书·武成》）的治道原因进行解释，借以导出宰臣勤于政务的重要性与必要性，从而自然转到具有“示勤政”之意的待漏院，“勤政”则是文章的立意所在。
第二段先描述宰臣上朝时的整肃庄严场面，继而以“待漏之际，相君其有思乎”这个设问作为过渡，围绕待漏之时宰相们的所思所虑所追求，将这批人分为贤才、奸才和庸才三个类型，勾画各自的面孔与灵魂。宰相总理全国政治、经济、军事、人事、司法等方方面面的事务，位高权重，能够直接左右皇帝的意志，从而对整个国家造成影响，亦即“一国之政，万人之命，悬于宰相”。而如何保证相权的正当实施呢？作者把它归结为宰相心中的一念之差：“思”为公则贤，“思”为私则奸；贤者“忧心忡忡”于安黎民、抚四夷、息兵革、辟荒田、荐贤才、斥佞臣、禳灾眚、措五刑，奸者“私心慆慆”于复私仇、报旧恩、敛财富、陟同党、斥异己、巧言谄容取悦君王；贤者居高官食厚禄而无愧，奸者不保于自身。这两种人在思想上针锋相对，对权力与责任的理解和运用亦截然不同，他们也会最终得到相应的奖惩。作者用对比手法分别刻画二者的内心世界、表现其对帝王乃至国家政事的不同影响，以及各自的结局，使得贤相与奸相势同水火的状态更为鲜明地呈现在读者眼前。至于庸才，则只以寥寥几笔为之勾勒脸谱，说他们既无过不必挨骂，又无功不受赞誉，成天随大流，尸位素餐、滥竽充数、明哲保身而已。
王禹偁是北宋倡导诗文革新的第一人，主张行文要明白晓畅，自然平易。《待漏院记》不仅在结构上具有对称美，语言成就更为突出：以四字句为基本句式，明快平易而琅琅上口；某些段落灵活押韵并自由换韵，充满节奏美、韵律美；以“之”字收尾的一系列句式，既整齐匀称，又有纡徐之致。五十多年后，庆历新政中失败被贬的范仲淹写下《岳阳楼记》，其中“先忧后乐”的警句固然与此文之中“夙兴夜寐，以事一人”的精神息息相通，其构思、布局乃至句式，都可看到《待漏院记》的影子。
这篇散文借记河墅之景，颂扬隐居山林，高洁不污的河墅主人——他的老师潘木崖先生。思想内容十分可取，艺术手法独具特色。
文章分为三段，首段记游写景，中段议论抒情，最后统括全篇，卒章显志。外在形式与思想内容高度统一，实为桐文讲究“义法”之范文。文章“因声求气”，造句上以四言为主，杂以三，五、七言，既有古歌行韵味，又有韩柳遗风，音律俱佳，字句传神。如第一段写河墅眭境，文笔清新优美，富有诗情画意。开头两句：“江北之山......多有园林池沼之胜。”是闲大写意的笔法把桐城河山和盘托出，有如登高鸟瞰，全景尽收眼底。接着避虚就实，去粗取精，细描木崖住宅环境，如“出郭循山之麓......是为潘氏之墅。”如此由表及里，精雕细刻，还嫌语不惊人，又“升高而望”，用远景烘托渲染，如“平畴苍莽，远山回合，风含松间，响起水上。”近于泼墨。翘首远望，景色错落，十分开阔壮观；侧耳静听，风啸水吼，难以捉摸的大自然之声写得渐沥萧飒，奔鹃澎湃，可听，可感，可见。至此，大丈夫不遇于时的安适生活环境描画得美不胜美。先秦的哲学家荀子在他的《乐论》中说：“不全不粹不胜美。”看来，戴氏对前人的这个美学观念是心领神会的。他在描写河墅时，既丰富地全面地表现自然环境，又去粗取精，经过锤炼、提高、集中，更典型，更具普遍性地表现自然环境，难爱是很大的。“全”和“粹”是一对矛盾的统一体。只远望求“全”，不近观颐“粹”，是自然主义，只讲“粹”而不反映“全”，又容易走上抽象的'臣式主义的道路。
《河墅记》的写作，求全而不失粹，确切地说，是概“全”以精“粹”。如果我们再将第一段把玩一番，我们就会发现戴氏笔下的河墅，如同一幅出神入化的“龙图”，云中虽只露出一鳞一爪，然而全貌宛然可见。戴氏把握“全”与“粹”的关系如此之娴熟，自然得益于桐文的“义法”之说。因为桐城古文义法本身就有两种意义：“就文之整体言之，则包括内容与形式的调剂，而融合以前道学家与古文家之文论。就文之局部而言之，即专就学文方式而言，则又能融合秦汉派之从声音证人以摹拟昔人之语言，与唐宋派之从规矩证人以摹拟昔人之体式”。中国的山水散文萌芽于两晋，产生于南北朝，鼎盛于唐宋，戴名世继承了前人记游记景的散文传统，模山范水，体物图貌，技巧很高，为桐城散文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这篇散文还不同于当时士大夫娱情山水的闲情逸致，风雅倜傥之作，戴氏在这篇文章中弃铺陈擒藻之常法，求淡描点画之奇功，其目的在于债河墅之美，赞颂河墅主人潘木崖光明峻洁的人格和独立不群、不同世俗的高尚品质。潘先生应试不第后，从科场回到山庄，托怀玄胜，远咏老庄，过上清淡、闲适、幽雅的生活，与世俗之徒断绝了来往，这也是戴氏所倾慕的。在他看来，介人迫名逐利的官场，“与其有誉于前，孰若无毁于其后；与其有乐于身，孰若无忧于其心”。既然科场失意，弃绝了入仕的念头，“结庐在入境，而无车马喧”，有何不好。
他在文章的第二段中的议论，情绪激昂，气势恣纵，他为先生的际遇鸣不平，矛头直指贻误人才的科举制度。如“夫科目之贵久矣，天下之土莫不奔走而艳羡之，中于膏盲，人于肺腑”，寥寥数笔，使那些追名逐利的官迷丑态毕现；而“犹然山泽之瘤，混迹于田夫野老，方且乐而终身”，则赞扬了潘木崖不为利禄所诱惑的高洁风貌。“其失者未必其皆不才，其得者未必其皆才也。”持论公允，爱憎分明，作者在描写这种超脱尘俗的河墅之中，也流霡了磊落不平之气，深化了自己的思想。
最后“小于怀遁世之恩久矣，方浮沉世俗之中，未克遂意”，升华了文章的主旨。作为一个封建知识分子不逃避现实，为将胸中书数百卷形成文字而奔走四方，历岁逾时而不罢手，单就这点精神，也是难能可贵的。
这一首诗乃是女子的应答。
“可怜谁家郎？缘流乘素舸。”可爱哟，谁家的小伙子？在江中驾驶着那白帆船。这两句与上首对应的两句只是变换了三个字，其余都是相同的。民间对歌多是如此，对歌的人往往接过挑歌的人的歌词稍作变换就脱口而出，显得机敏而风趣。这里以“郎”称呼对方，已露爱悦。在古代女子看来，男子肤色白、饰物白就是美，在诗中常见有称美“白面郎”、“白帽郎”、“白马儿”的语句。这里的“素舸”也是带有很浓的感情色彩的。她看到可爱的少年乘坐素舸，又听到他以热烈的情歌相赠，可以相见心中必是欣喜非常的。
“但问情若为，月就云中堕。”这是说：要问我的心情怎么样，你看那月亮已向云中落下了。这是一句隐语。上首男子以月比女子，这里女子应当也是以月比自已，向云中落下，意谓并非遥远不可得，已是来到你面前了。还有一种理解，认为月堕天黑，正好幽会。这也可以说得过去。不管如何理解，这都是情许的表示。听话听音，素舸郎听到女子这深情的歌唱，一定会欣喜若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