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首写景兼怀古的词,在宋怀古词中是创作时期较早的一首。词的上片描绘金陵一带的山水,雨过天晴的秋色里显得分外明净而爽朗;下片通过怀古,寄托了词人对六朝兴亡盛衰的感慨。这首词语朴而情厚,有别于婉约派词的深沉感慨。全词层层抒写,勾勒甚密,语卜而情夺取,有别于婉约派的词风。
开头一句“一带江山如画”,先对金陵一带的全景作一番鸟瞰,概括地写出了它的山水之美。秋天草木摇落景色萧索,但这里作者却说“风物向秋潇洒”,一切景物显得萧疏明丽而有脱尘绝俗的风致,这就突出了金陵一带秋日风光的特色。接着“水浸碧天何处断”具体地描绘了这种特色。这个“水”字承首句的“江”而来,词人的视线随着浩瀚的长江向远处看去,天幕低垂,水势浮空,天水相连,浑然一色,看不到尽头。将如此宏阔的景致,用一个“浸”字形象而准确地描绘出来。近处则是“霁色冷光相射”,“霁色”紧承上句“碧天”而来,“冷光”承“水”字而来,万里晴空所展现的澄澈之色,江波潋滟所闪现的凄冷的光,霁色静止,冷光翻动,动景与静景互相映照,构成一幅绮丽的画面。一个“射”字点化了这一画面。接着词人又把视线从江水里移到了江洲上,却只见“蓼屿荻花洲,掩映竹篱茅舍。”洲、屿是蓼荻滋生之地,秋天是它发花的季节,密集的蓼荻丛中,隐约地现出了竹篱茅舍。这样,从自然界写到了人家,暗暗为下片的抒发感慨作了铺垫。
下片先荡开两笔,写词人,再抬头向远处望去。“云际客帆高挂,烟外酒旗低亚”,极目处,客船的帆高挂着,烟外酒家的旗子低垂着,标志着人活动,于是情从景生,金陵的陈迹涌上心头:“多少六朝兴废事”,这里在历史上短短的三百多年里经历了六个朝代的兴盛和衰亡,它们是怎样兴盛起来的,又是怎样的衰亡的,这许许多多的往事,却是“尽入渔樵闲话”。“渔樵”承上片“竹篱茅舍”而来,到这里猛然一收,透露出词人心里的隐忧。这种隐忧在歇拍两句里,又作了进一步的抒写:“怅望倚层楼”,“怅望”表明了词人瞭望景色时的心情,倚高楼的栏杆上,怀着怅惘的心情,看到眼前景物,想着历史上的往事。最后一句“寒日无言西下”之“寒”字承上片“冷”字而来,凄冷的太阳默默地向西沉下,苍茫的夜幕即将降临,更增加了他的孤寂之感。歇拍的调子是低沉的,他的隐忧没有说明白,只从低沉的调子里现出点端倪,耐人寻味。
在宋代词坛上,张昪与范仲淹一样,创作中透露出词风逐渐由婉约向豪放转变的时代信息,对于词境的开拓作出了自己的贡献。
《待漏院记》是王禹偁为世人传诵的政论性篇章之一。从题目类型上,这属于“厅壁记”,实际却是一篇充满政治色彩的“宰相论”,以宰相待漏之时的不同思想状态,将宰相分为贤相、奸相、庸相三个类型,褒贬之意非常鲜明,反映了他对现实政治的忧虑、批判与幻想。
文章开篇探究天道的运行规律、圣王的政治模式,以“四时之吏,五行之者,宣其气”、“三公论道,六卿分职,张其教”,对儒家理想中“垂拱而天下治”(《尚书·武成》)的治道原因进行解释,借以导出宰臣勤于政务的重要性与必要性,从而自然转到具有“示勤政”之意的待漏院,“勤政”则是文章的立意所在。
第二段先描述宰臣上朝时的整肃庄严场面,继而以“待漏之际,相君其有思乎”这个设问作为过渡,围绕待漏之时宰相们的所思所虑所追求,将这批人分为贤才、奸才和庸才三个类型,勾画各自的面孔与灵魂。宰相总理全国政治、经济、军事、人事、司法等方方面面的事务,位高权重,能够直接左右皇帝的意志,从而对整个国家造成影响,亦即“一国之政,万人之命,悬于宰相”。而如何保证相权的正当实施呢?作者把它归结为宰相心中的一念之差:“思”为公则贤,“思”为私则奸;贤者“忧心忡忡”于安黎民、抚四夷、息兵革、辟荒田、荐贤才、斥佞臣、禳灾眚、措五刑,奸者“私心慆慆”于复私仇、报旧恩、敛财富、陟同党、斥异己、巧言谄容取悦君王;贤者居高官食厚禄而无愧,奸者不保于自身。这两种人在思想上针锋相对,对权力与责任的理解和运用亦截然不同,他们也会最终得到相应的奖惩。作者用对比手法分别刻画二者的内心世界、表现其对帝王乃至国家政事的不同影响,以及各自的结局,使得贤相与奸相势同水火的状态更为鲜明地呈现在读者眼前。至于庸才,则只以寥寥几笔为之勾勒脸谱,说他们既无过不必挨骂,又无功不受赞誉,成天随大流,尸位素餐、滥竽充数、明哲保身而已。
王禹偁是北宋倡导诗文革新的第一人,主张行文要明白晓畅,自然平易。《待漏院记》不仅在结构上具有对称美,语言成就更为突出:以四字句为基本句式,明快平易而琅琅上口;某些段落灵活押韵并自由换韵,充满节奏美、韵律美;以“之”字收尾的一系列句式,既整齐匀称,又有纡徐之致。五十多年后,庆历新政中失败被贬的范仲淹写下《岳阳楼记》,其中“先忧后乐”的警句固然与此文之中“夙兴夜寐,以事一人”的精神息息相通,其构思、布局乃至句式,都可看到《待漏院记》的影子。
这篇散文借记河墅之景,颂扬隐居山林,高洁不污的河墅主人——他的老师潘木崖先生。思想内容十分可取,艺术手法独具特色。
文章分为三段,首段记游写景,中段议论抒情,最后统括全篇,卒章显志。外在形式与思想内容高度统一,实为桐文讲究“义法”之范文。文章“因声求气”,造句上以四言为主,杂以三,五、七言,既有古歌行韵味,又有韩柳遗风,音律俱佳,字句传神。如第一段写河墅眭境,文笔清新优美,富有诗情画意。开头两句:“江北之山......多有园林池沼之胜。”是闲大写意的笔法把桐城河山和盘托出,有如登高鸟瞰,全景尽收眼底。接着避虚就实,去粗取精,细描木崖住宅环境,如“出郭循山之麓......是为潘氏之墅。”如此由表及里,精雕细刻,还嫌语不惊人,又“升高而望”,用远景烘托渲染,如“平畴苍莽,远山回合,风含松间,响起水上。”近于泼墨。翘首远望,景色错落,十分开阔壮观;侧耳静听,风啸水吼,难以捉摸的大自然之声写得渐沥萧飒,奔鹃澎湃,可听,可感,可见。至此,大丈夫不遇于时的安适生活环境描画得美不胜美。先秦的哲学家荀子在他的《乐论》中说:“不全不粹不胜美。”看来,戴氏对前人的这个美学观念是心领神会的。他在描写河墅时,既丰富地全面地表现自然环境,又去粗取精,经过锤炼、提高、集中,更典型,更具普遍性地表现自然环境,难爱是很大的。“全”和“粹”是一对矛盾的统一体。只远望求“全”,不近观颐“粹”,是自然主义,只讲“粹”而不反映“全”,又容易走上抽象的'臣式主义的道路。
《河墅记》的写作,求全而不失粹,确切地说,是概“全”以精“粹”。如果我们再将第一段把玩一番,我们就会发现戴氏笔下的河墅,如同一幅出神入化的“龙图”,云中虽只露出一鳞一爪,然而全貌宛然可见。戴氏把握“全”与“粹”的关系如此之娴熟,自然得益于桐文的“义法”之说。因为桐城古文义法本身就有两种意义:“就文之整体言之,则包括内容与形式的调剂,而融合以前道学家与古文家之文论。就文之局部而言之,即专就学文方式而言,则又能融合秦汉派之从声音证人以摹拟昔人之语言,与唐宋派之从规矩证人以摹拟昔人之体式”。中国的山水散文萌芽于两晋,产生于南北朝,鼎盛于唐宋,戴名世继承了前人记游记景的散文传统,模山范水,体物图貌,技巧很高,为桐城散文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这篇散文还不同于当时士大夫娱情山水的闲情逸致,风雅倜傥之作,戴氏在这篇文章中弃铺陈擒藻之常法,求淡描点画之奇功,其目的在于债河墅之美,赞颂河墅主人潘木崖光明峻洁的人格和独立不群、不同世俗的高尚品质。潘先生应试不第后,从科场回到山庄,托怀玄胜,远咏老庄,过上清淡、闲适、幽雅的生活,与世俗之徒断绝了来往,这也是戴氏所倾慕的。在他看来,介人迫名逐利的官场,“与其有誉于前,孰若无毁于其后;与其有乐于身,孰若无忧于其心”。既然科场失意,弃绝了入仕的念头,“结庐在入境,而无车马喧”,有何不好。
他在文章的第二段中的议论,情绪激昂,气势恣纵,他为先生的际遇鸣不平,矛头直指贻误人才的科举制度。如“夫科目之贵久矣,天下之土莫不奔走而艳羡之,中于膏盲,人于肺腑”,寥寥数笔,使那些追名逐利的官迷丑态毕现;而“犹然山泽之瘤,混迹于田夫野老,方且乐而终身”,则赞扬了潘木崖不为利禄所诱惑的高洁风貌。“其失者未必其皆不才,其得者未必其皆才也。”持论公允,爱憎分明,作者在描写这种超脱尘俗的河墅之中,也流霡了磊落不平之气,深化了自己的思想。
最后“小于怀遁世之恩久矣,方浮沉世俗之中,未克遂意”,升华了文章的主旨。作为一个封建知识分子不逃避现实,为将胸中书数百卷形成文字而奔走四方,历岁逾时而不罢手,单就这点精神,也是难能可贵的。
这一首诗乃是女子的应答。
“可怜谁家郎?缘流乘素舸。”可爱哟,谁家的小伙子?在江中驾驶着那白帆船。这两句与上首对应的两句只是变换了三个字,其余都是相同的。民间对歌多是如此,对歌的人往往接过挑歌的人的歌词稍作变换就脱口而出,显得机敏而风趣。这里以“郎”称呼对方,已露爱悦。在古代女子看来,男子肤色白、饰物白就是美,在诗中常见有称美“白面郎”、“白帽郎”、“白马儿”的语句。这里的“素舸”也是带有很浓的感情色彩的。她看到可爱的少年乘坐素舸,又听到他以热烈的情歌相赠,可以相见心中必是欣喜非常的。
“但问情若为,月就云中堕。”这是说:要问我的心情怎么样,你看那月亮已向云中落下了。这是一句隐语。上首男子以月比女子,这里女子应当也是以月比自已,向云中落下,意谓并非遥远不可得,已是来到你面前了。还有一种理解,认为月堕天黑,正好幽会。这也可以说得过去。不管如何理解,这都是情许的表示。听话听音,素舸郎听到女子这深情的歌唱,一定会欣喜若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