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诗写作者在除夕之夜，追忆自身的失意，嗟叹故旧的凋零，感慨无限。全诗纯用赋法，通篇抒怀，联联对仗，语言平淡朴实，蕴含着作者愁绪、悲情、痛愤、期望的复杂感情，表现出无限苦辛酸楚的情味。
首联“弥年不得意，新岁又如何？”意思是说：多年来就在坎坷不得意中渡过，新的一年又当如何呢？言外之意是不会有新的希望了。
颔联说：“念昔同游者，而今有几多？”“同游者”在这里是指柳宗元、王伾、王叔文、韩泰、陆质、吕温、李景俭、韩晔、陈谏、凌准、程异、房启等政治上的革新派。他们有的被杀，有的病死，有的渺无音信。这里应特别提出新亡的好友柳宗元。元和十二年，朝廷派柳宗元到条件较好的柳州做刺史，而把刘禹锡派往条件极差的“恶处”（《因话录》）播州（即今遵义地区）。柳宗元考虑刘禹锡的老母年近九旬，不宜去往荒远之地，便主动要求与刘对调。而今柳宗元却在“恶处”困病而亡，这不能不使诗人倍加伤怀。因此，这“有几多”固然是伤悼众友早逝，更主要的是对挚友柳宗元的痛悼；表现的是“一人突逝，举目寂空”的沉痛之情。
颈联表面是写自己的颓伤，表现的是无所作为之情，实际是牢骚之语，抒发的是愤激之情。诗人早年苦读，不慕荣华，注重品格修养；中年积极参加政治革新，极力革新政治，成为永贞革新中最核心的人物之一，时称“二王刘柳”；革新失败，流徒边州，在极端的困境中，不但写了大量的政治讽刺诗，痛斥宦官权臣和趋炎附势之徒是一批渺小而又可恶蚊虫（《聚蚊谣》），并写下不少相当有份量的政治散文；遇赦放还，仍痛骂靠镇压永贞革新而上台的人物为“桃李颜”之徒。他战斗不息，从来没有以“安闲为自在”过。这种以生死置之度外的不屈精神，绝不能说是“将寿补蹉跎”。因而可以说，此联抒发的是一种极端痛苦的愤慨和牢骚，是正意以反语出之。
尾联：“春色无新故，幽居亦见过。”表面是说年年的春色皆同，在贬谪幽居时也是如此。而真正的含义却是：自然界的春天是无所谓的，可惜的是看不到政治的春天降临人间，看不到国家兴旺景象的来临。刘禹锡虽然才华横溢，但他并不甘心当一名文士，而是希望在政治上有所作为，以利国计民生。他奋斗一生，壮志未酬，这是十分苦闷的。
此诗表面似乎是表现诗人的平静、闲适、甚至有些颓伤；但字里行间，却隐透出诗人极端的苦闷。这种隐真意实情于字背的方法，是这首诗的主要特色之一。特点之二是“对仗”。本来，律诗只要求中间两联对偶，首尾两联是无所谓的。但此诗却能用字字平易、句句明白如话的语言，写得联联对仗，句句通俗，这是不易做到的。
诗人在诗中描绘了北方一个处处可见的西瓜园。
诗的一、二句写西瓜生长的环境和年来年去每到夏天到处都吃瓜的情景。西瓜与蒲萄、苜蓿一样，都是舶来品，此时在北方已是常见之物，“碧蔓”“软沙”，绿黄二色对比鲜明却又和谐统一，充满了田家之美，然而“凌霜”词却又猛然一寒，美丽的东西是很难经得起严霜的。
接下来诗的三、四句写西瓜的形状味道。诗人觉得生长在北地的西瓜在形状上、味道上都不尽如人意，不能与葡萄、苜蓿相比。隐隐地透露出了一丝遗憾。蒲萄、苜蓿在西汉时传入中原，李颀《古从军行》最后两句感慨道：“年年战骨埋荒外，空见蒲桃入汉家。”盛唐的诗人是在感慨具有强大军事力量的唐王朝所进行的开边战争的残酷，而这在“祈请国信使”范成大听来却充满了丝丝苦涩。一方面，南宋军事力量的薄弱，对金国的俯首称臣，注定范成大的出使必然少不了受辱；另一方面范成大又渴望如苏武一样为国尽忠。矛盾交织，面对同为舶来品的西瓜，联想到唐人诗句，苦涩横亘心头，报国的赤胆忠心和对强大国力的渴慕逐渐鲜明起来。
诗题旁还有一个自注：“味淡而多液，本燕北种，今河南皆种之。”燕北为女真族的起源之地，而河南则为北宋故都所在，燕北的西瓜如今遍布河南，国破家亡之恨暗含其中。诗人借助北方特有的物产，在对西瓜的描绘中，委婉地表达了故国沦丧的悲痛和失地人民渴望回归的愿望。虽然这些诗仍然围绕着爱国主义这一主题，但与《州桥》等篇忍痛直询和《双庙》等篇借古讽今相比则有了很大的区别。诗人不再高声呼喊，直抒胸臆将自己的感情一览无余地展现出来。相反，诗人把自己的感情潜藏在清新的田园风光之下，乍一看轻松惬意，深深品味之后却又渗透出一层挥之不去的沉重，从而使感情更加深刻。诗人巧妙地借助题后自注，把自己含而未说的意思点破，达到不说而说的效果。
范成大在这首诗中表现出了高超的艺术技巧，小中见大，用意深婉，通过北地特有的物产的描绘以及题后小注的巧妙运用，在田园风光背后寄托着自己的故国之思，把表层的轻快与深层的沉重进行对比，达到“以乐景写哀，以哀景写乐，一倍增其哀乐”（王夫之《姜斋诗话》）的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