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宋诗人华岳是一个出了名的硬骨头。他的一生屡遭打击，却坚守特立不驯的人格，“不肯附和浮议”。其诗歌也一反江西诗派和江湖诗派的雕琢习气，把自己的真情实感痛快淋漓地表达出来，体现出苍劲豪健的风格。这首《骤雨》诗非常真切地写出了农村中夏日急雨的壮观景象。骤晴写雨来得急、去得快，暗扣诗题；山又绿写出了下雨前后景色变化，隐含牧童因雨停而轻松的心情。
首联说乌云尚在牛身后，大雨却已经打翻了牛前的水车车轴；颔联写山洪暴发的情景；颈联写牛引出牧童，在溪流猛涨时骑牛过溪，又急又慌；尾联写山雨骤歇，雨后日出，周围山色更加苍翠。全诗多用口语，笔势雄健，富有生活气息，显示其诗风的粗犷豪放。
此诗写夏日暴雨景象，以三个场面突出描写雨势之骤。一、二句说乌云尚在牛身后，但大雨已经打翻了牛前的水车车轴。此种雨在云先的奇特景象，表明雨势之急猛，有急促突发之感。三、四句写山洪暴发的情景。用“十万军声”写大雨中山洪倾泻奔吼的声势，创意颇新。五、六、七句由牛引出牧童，在溪流猛涨时骑牛过溪，又急又慌。末句写山雨骤歇，雨后日出，周围山色更加苍翠。全诗多用口语，笔势雄健，富有生活气息，显示其诗风的粗犷豪放，在宋代诗人中，颇有特色。
作者巧妙地把风雨骤至之场景提到开头，突兀而起，使人惊心动魄。“泼浓墨”，喻云色之黑；“翻车轴”的“车”是水车，水车戽水，轴翻水涌，发出声音，这里用以形容风雨之声。一以喻色，一以喻声。一以写暴雨将至未至；一以写风雨已经到来。而两者相距，只有牛头牛尾之间，突出了夏雨特征。
三四句进一步用多种比喻写风雨之势。“顷刻”言来势之猛，“十万军声”状雨声之壮。“怒涛卷”上“沙滩”，借潮水之汹涌，一喻雨势奔腾。“军声吼”如“鸣瀑”，以“鸣瀑（瀑布）”喻“军声”，又以“军声”喻风雨之声。后三句是补笔。“溪西”应指西南，“溪北”应指西北，即修辞学上所谓“互文”。牧童迎着风雨向西南走，故牛头已经下雨，而牛后还只是乌云。点得清楚，补得必要。尤妙的是第四句忽又一转，写出雨晴山绿，夏日阴晴瞬息变化的奇观。
诗语言风格不事雕凿，通俗易懂的比喻，使人觉得朴实清新，平淡无华的语言组合又极富有生活情趣。诗给人的突出印象是一个“骤”字。暴雨来的“骤”，去的也“骤”。作者从视觉和听觉的不断转换来描绘这壮观的景色。夏日阴晴瞬息变化的奇景,在作者的笔下自然地表述了出来，使人读罢为之叫绝。作者刻画壮观，自见豪气，转折自如，多用口语，朴素清新，富有生活气息。
贾谊是中国历史上有名的“怀才不遇者”，郁郁而终。前人大多惜贾生之才，而斥文帝误才之庸。苏轼却一反《史记》以来许多史家、学者对贾谊怀才不遇的肯定论述，从贾谊惜身的角度，分析其悲剧产生的必然性，批判贾谊的悲剧在于不能“惜用其才”、“不善处穷”、“志大而量小”，责备贾谊不知结交大臣以图见信于朝廷。从而表达了苏轼对贾谊为人、遭际的既同情惋惜又批判否定的态度。从别人意想不到的角度切入，得出令人意料之外的结论，立论新异，见解深刻，富有启发性。
文章首段即开门见山地表明观点：一个人要有才能并不难，怎么使惜己的才能获得发挥却是很难，而贾谊正是具有辅佐帝王的才能，却不能够让惜己的才能获得充分的发挥利用。“非才之难，所以惜用者实难”，是写虚；“惜乎！贾生，王者之佐，而不能惜用其才也。”是写实。虚与实相辅相成，互为印证，使虚有所依，实有提高，相得益彰。
第二段，由强烈的惋惜进入舒缓的说理。提出“有所待”、“有所忍”是君子施展抱负必须经历的艰苦过程，而古代贤人郁郁不得志，不一定是当时君主不识贤才，或许是他们惜己造成的。此两段将焦点集中在贾谊不得汉文帝重用，乃是因为惜身对政治的修养不够。文中的正面描写“君子之所取者远，则必有所待；所成就者大，则必有所忍”与“未必皆时君之罪，或者其惜取也”的假设，都反映苏轼对贾谊的看法。“夫君子之所取者远，则必有所待；所就者大，则必有所忍”，是围绕开头中心论点而抛出的一个分论点。
第三段，举史例说明贤人与帝王之间的关系，对分论点进行论证，是“所待”、“所忍”的具体化。孔子、孟子做到了如此仁至义尽，尚且未能如他们惜己所愿，“若贾生者，非汉文之不能用生，生之不能用汉文也”。这一句紧扣文题之后，顺水推舟地得出这个结论。后者并非分论点，而是论点的延伸形态，形式虽然变了，但实际上还是指“不能惜用其才”，只是论述的角度有所变化，一个论点从不同角度去论证。由“不能惜用其才”引申为“或者其惜取也”，再引申为“生之不能用汉文也”，论点逐层推进，一个比一个的含义更具体，论述一步比一步更深入。而对贾谊的具体情况，文章却并没做展开对比论述，而是采用“旁（孔、孟例）详本（贾谊事）略”的手法，语言精炼，不重复罗嗦。
第四段紧承上文，以当时历史背景出发，说明汉文帝不用贾谊的客观原因，情同骨肉的开国功臣和初出茅庐的洛阳少年，通过对比为汉文帝的决定做出强而有力的支持。而贾谊在政治失意后，郁郁寡欢、惜伤惜怜，不能够趁此修养其身，最后失意而终，这也是苏轼对他“志大而量小，才有余而识不足”的批评。写绛侯、灌婴和贾谊的对比，前者用了较多的描述，极言其功高势大，同文帝关系非同一般，后者仅用”洛阳之少年“五个字，由于详略处理得巧妙，二者的对比也就非常鲜明了。
最后一段，再次讨论君主与贤人之间的关系，千里马必须遇到伯乐才有施展大志的机会，因此贤臣要有名主才能大展怀抱。而人君获得像贾谊这样的臣子，要了解他的个性若不被见用则会惜伤不振，为此要做出适切的考虑，否则便是折损了一名人才。然而，贾谊这样的人也应该谨慎地对待惜己的立身处事，人要有才，还要有所忍耐、等待，才能使惜己的才能得到发挥。苏轼清醒地认识并指出贾谊惜身的问题，显示出他独到的眼光，个性鲜明、见解透辟、切中肯綮。
全文紧扣着贾谊之失意而终，对贾谊的人格特质分析得非常深入，对当时的历史背景的剖析也令人信服，用这样的方式与坚定的语气来凸显贾谊的个性与强调“有所待”、“有所忍”的生命修养。从文章内容看，主要是针对人才惜身而言；但从文末看，他的主要用意，又在于借以提醒为人君者，希望他们正确对待和使用像贾谊这类“有狷介之操”的特殊人才，注意用其所长，以免造成浪费人才。
在写作上，宕开一笔，收放惜如，极富特色。首先亮明全文观点，以一种不容置疑的口气，总揽下文论述。紧接着，一个“惜乎”的深沉感叹句，以贾谊其人其事，紧紧印证所提观点，而且紧扣文题。接下来又暂时先放开贾谊其人，谈古之君子和贤人。第四段又回到贾谊，文章前后相顾，从而有效地增强了文章的说服力。
这首词上片回忆当年徐守君猷与侍女胜之黄州情。“别梦已随流水”，别离匆匆，如一江流水。“随”字蕴含着年华的虚度，精神的空虚。岁月无情，人生如梦，哀而不伤。“泪巾犹浥香泉”，写当年胜之的娇态。青春、美貌、人格几乎完全衰退的胜之，现在仍然陷入痛苦、哀怨、无奈的变态之中。谁知她当年在太守面前撒娇，泪如泉涌，湿润着香帕。“对人前乔做作娇模样，背地里泪千行”（元代妓女真氏《解三酲》），美中带娇。至今东坡还记忆犹新。“相如依旧是臞仙。人在瑶台阆苑”，又写徐守君猷的美好晚景：如风流倜傥的司马相如那样，文采奕奕，风流翩翩，儒居山泽，住在“瑶台阆苑”，成为“臞仙”，令人向往。短短四句，跨越历史的时间和现实的空间，想圆一场司马相如和卓文君的爱情梦。
下片，直面无情的胜之，婉而不怨。“花雾萦风缥缈，泉珠滴水清圆。”以生动新颖的比喻，写胜之纤弱婀娜的身段如雾蒙花那样柔美，如秋风回旋那样纤细，飘渺不定。随着音乐的节拍，泉声如贯珠延绵，如“滴水清圆”，换来的只是冷酷的现实。较之黄州时期的“双寰绿坠，娇眼横波眉黛翠，秒舞蹁跹”的体态美和舞姿美要逊色多了。她脱离情海，又陷入苦海，不免有些悲哀。最后两句，在哀伤中容颜不减青春美，仍以婉曲出之：“蛾眉新作十分妍。走马归来便面。”“蛾眉”比不上“眉黛翠”，“十分妍”也不能与“人间谁敢更争妍”（《西江月·龙焙今年绝品》）同日而语。哪怕是泉声依旧，刚刚画成的“蛾眉”，“十分妍”，留给人们的却是胜之不欲见人，无颜面对江东父老，今非昔比的印象。不仅不会令人厌恶、反感，反而会令人无限同情。这是中国封建社会妇女地位低下决定的。
全词运用三维（东坡、徐守君猷、胜之）观照，时（黄州时）空（姑熟现实）交错的技法，悼念了徐守君猷，哀而不伤；直面了胜之，婉而不怨。东坡透过这“别梦已随流水”的风流韵事，流露出苍茫的失落感。
此词步秦观《千秋岁·谪虔州日作》原韵，写妇人闺思。
上阕写思妇睡觉的慵懒情态：她上半身探出曲屏之外，唇上的朱红已经褪色。枕上只见簪发的玉钗，却不见了系罗衣的、用五色丝线作穗的流苏带子。佩饰物的零乱，人物的怠倦将一种“剪不断，理还乱”的纷纭春思，破碎芳心形象化了。末句忽作诘问之辞，试问今人之秀整谁可与匹？秀整，风流俊逸貌。晋人温峤被认为风仪秀整，人皆爱悦之（见《晋书·温峤传》）；《唐书·汝阳王琎传》载，王“眉宇秀整，性谨洁善射”，可见此指思妇春心所系之情人。
下阕忆及湘水之滨的一次幽会。当时自己正擎着一把轻罗作的小伞，所有细节都历历在心，如今孤居独处，竟怀疑那不过是巫山之梦。春宵苦短，春光易尽，而柔情不改。这里“十分”对“一点”，突出春之浓，情之专；“易尽”对“难改”，强调欢会之短暂，情爱之绵长。反义词从两极合成了“情”的强劲的张力。
末句宕开，“却随恨远连云海”，情含无限，尺幅千里，大有“篇终接浑茫”之势。
宋胡仔《苕溪渔隐丛话》以忘情绝爱是佛之所训，惠洪身为衲子，词多艳语而批评他。宋吴曾《能改斋漫录》则称之为“浪子和尚”。唯宋许彦周云：“上人（指惠洪）善作小词，情思婉约，似秦少游，仲殊、参寥皆不能及。”（《许彦周诗话》）
惠洪俗姓彭，少时为县小吏，知书，又精医理，受知于黄庭坚（1045－1105），大观（1107－1110）中，他才“乞得祠部牒为僧”，半路出家，或尘心未泯。但当时高僧，亦不拒绝用艳诗说法，如宋孝宗时中竺中仁禅师即引“二八佳人刺绣迟，紫荆花下啭黄鹂。可怜无限伤春意，尽在停针不语时”说禅理。可见当时诗僧对待艺术和宗教生活有着双重的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