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愈(768年-824年12月25日),字退之,河南河阳(今河南省孟州市)人,自称“祖籍昌黎郡”,世称“韩昌黎”、“昌黎先生”。唐代中期大臣,文学家、思想家、政治家,秘书郎韩仲卿之子。元和十二年(817年),出任宰相裴度行军司马,从平“淮西之乱”。直言谏迎佛骨,贬为潮州刺史。宦海沉浮,累迁吏部侍郎,人称“韩吏部”。长庆四年(824年),韩愈病逝,年五十七,追赠礼部尚书,谥号为“文”,故称“韩文公”。元丰元年(1078年),追封昌黎郡伯,并从祀孔庙。韩愈作为唐代古文运动的倡导者,名列“唐宋八大家”之首,有“文章巨公”和“百代文宗”之名。与柳宗元并称“韩柳”,与柳宗元、欧阳修和苏轼并称“千古文章四大家”。倡导“文道合一”、“气盛言宜”、“务去陈言”、“文从字顺”等写作理论,对后人具有指导意义。著有《韩昌黎集》等。 ▶ 428篇诗文
这首诗在江南秋雨成灾的背景下创作而成,诗中描绘了江浙一带农民的悲惨生活情景和作者的深切同情,以及对苛税弊政的揭露抨击。全诗分为二大段,前八句为第一大段,写雨灾造成的苦难,后八句为第二大段,写虐政害民更甚于秋涝。这首诗叙事抒情,间用议论,写得真实动人,含蓄而情深。
诗的开头二句写今年粳稻的成熟期甚晚,幸亏没有多时秋天就来到了。点明了秋收的季节。紧接着诗人运转笔锋,直写雨灾。“霜风”二句写滂沱大雨使快成熟的粳稻无法开镰收割。爬梳的农具因长期大雨潮湿而发了霉,镰刀也生了锈。这里用农具“出菌”、“生衣”来表现灾情之严重,使常景变成了奇句,显示出诗人独特的艺术才华。
“眼枯泪尽雨不尽”,这是化用杜甫《新安吏》:“莫自使眼枯,收汝泪纵横;眼枯即见骨,天地终无情”的诗意。在即将收割的秋季遇上连续如注的大雨,农民必定忧心如焚,伤心得落尽眼泪。必不忍心看着金黄色的稻穗倒伏在泥田里。“茅苫”二句由内心的伤痛转写抢收的行动。为了抢救粳稻,农民在田头边搭起了茅草棚,住宿在里面看管了一个月。好不容易盼到了晴天,赶紧抢收运载而归。然而他们却不能享受这辛勤劳动得来的果实。
“汗流”以下八句通过谷贱伤农的事实,抨击了造成钱荒的新法流弊。诗人先叙述农民担粮入市,汗流浃背,磨肿肩膀;后写米价低贱就同糠和碎米一样。经过多么艰苦的劳动,换来的却是那么微薄的收入。“卖牛”二句承上揭示了赋税的繁重。农民无奈只有卖牛凑钱纳税,为了烧饭,只得拆下屋里的木头,以解救燃眉之急,而顾不上明年的饥荒。这种夸张的笔墨,与司马光在熙宁七年(1074年)《应诏言朝政阙失状》中所写农民“若值凶年,无谷可粜,吏责其钱不已,故卖田,则家家卖田;欲卖屋,则家家卖屋;欲卖牛,则家家卖牛”一样,都是片面的夸大言辞。不过,在新法条例中,如青苗法、免役法等都规定赋税要钱不收米。当时百姓有米而官府不要米,百姓无钱而必要钱。这就造成一时米贱钱荒的社会问题。诗中“官今要钱不要米”,触及时政流弊的实质。“西北”句是指当时为了抗击西夏,王安石采用王韶的建议,对西北沿边羌人蕃部进行招抚,虽有利于巩固边防,但也花费了不少钱。这必然加重人民的负担,而官吏催逼,唯钱是求,使农民走投无路,难以为生。最后二句借用典故收结,把全诗的气氛推到了高潮。龚遂任勃海太守,黄霸任颍川太守,他们都是以恤民宽政著名的官吏。这里的“龚黄满朝”是带着明显嘲讽意味的。“河伯妇”,是用《史记》中西门豹传的故事。在战国时邺县豪绅与女巫假托“河伯娶妇”,敲诈勒索,残害百姓。西门豹任邺县令时,为民除害,施计把巫婆投入河中。作者借用来表明百姓被逼得无路可走,不如投河自尽。这种用意苏轼后来在元祐元年(1086年)写的《乞不给散青苗钱斛状》中说得很明确:“二十年间,因欠青苗,至卖田宅、雇妻子、投水自缢者,不可胜数,朝廷忍复行之欤?”
苏轼这首讥讪新法的诗篇,它的特点并不是用政治图解的方式来表达思想倾向,而是选取典型的生活情景和人物的行动,通过叙事抒情,间用议论的方式,形象地反映社会现实生活,真实动人。全诗的结构布局紧紧扣住诗题的“叹”字,写得层次分明而又步步深入。首先叹息稻熟苦迟,其次哀叹秋雨成灾,复次喟叹谷贱伤农,末以嘲讽官吏,逼民投河作结,更令人怵目惊心。整个诗篇的字里行间充满了诗人对劳动农民苦难遭遇的深切同情,尽管这是与反对新法的偏见交织在一起,也是不能轻易抹煞的。
这是一首在东汉末年动荡岁月中的相思乱离之歌。尽管在流传过程中失去了作者的名字,但“情真、景真、事真、意真”(陈绎《诗谱》),读之使人悲感无端,反复低徊,为女主人公真挚痛苦的爱情呼唤所感动。
诗歌开始写道:“行行重行行,与君生别离。” “重行行”即行了又行,走个不停。“生别离”就是活生生地分离。这两句的意思是说,你走啊走啊老是不停的走,就这样活生生地分开了你和我。 这里,诗歌连续用了四个“行”字,不但表现了行走很远,而且也表现出了行走很久,即指空间很远,也指时间很久。叠词手法的运用,在后来的李清照词作中,发挥到了极致。可以说,叠词的运用,在诗歌中,给人以复沓的音律美,也给人以沉重的压抑感。接着的“与君生别离” “君”指女主人公的丈夫,即远行未归的游子。这一句是思妇对丈夫远行时的回忆,也是此时此刻相思之情表现。开头两句是全诗的诗眼,并起到总领下文的作用。
接着写道:“相去万余里,各在天一涯。”“天一涯”即天一方。意思是两人各在天的一方,相距遥远的,当然见面就难。“去”即离开。这两句的意思是说,从此你我之间相距千万里,我在天这头你就在天那头。这也暗示了“行行重行行”的含义。“各在天一涯”,也就是说,相隔万里,思妇以君行处为天涯,而游子离家万里,以故乡与思妇为天涯。
是的,现在“相去万余里,各在天一涯”,而且“道路阻且长,会面安可知?”这里,紧承上句而来。“阻”指路途坎坷曲折。“长”即路途遥远。“阻且长”即艰险而且遥远。这两句的意思是说,路途那样艰险又那样遥远,相见不可知道是什么时候? 从当时的背景看,战争频仍,社会动乱,加上交通不便,生离犹如死别,当然也就相见无期。
接着写道:“胡马依北风,越鸟巢南枝。”“胡马”泛指北方的马,古时称北方少数民族为胡。“越鸟”指南方的鸟。“越”指南方百越。这两句是思妇对游子说的,人应该有恋乡之情。你看,胡马南来后仍依恋于北风,越鸟北飞后仍筑巢于南向的树枝。鸟兽尚眷恋故土,何况人呢?思妇自然希望游子想到故乡,想到在家的父母、妻儿。
人是有情怀之物,思妇在家中,对游子的思念是越来越强烈,诗中就写道:“相去日已远,衣带日已缓。”“缓”即宽松。意思是说,分离的时间一天天过去,时间久了,我的衣带一天天也愈来愈松了。这是在告诉游子,因为我对你的思念也来越强烈,我日渐消瘦,衣带宽松。这与柳永的《蝶恋花·伫倚危楼风细细》“伫倚危楼风细细。望极春愁,黯黯生天际。草色烟光残照里。无言谁会凭阑意。拟把疏狂图一醉。对酒当歌,强乐还无味。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中“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有异曲同工之妙。我们可以看出,诗歌写得很是形象,意义也是很明白的。这“衣带日已缓”是思妇心灵上无声的呼唤,也是思妇心中愁苦的表现。
如果稍稍留意,至此,诗中已出现了两次“相去”。第一次与“万余里”组合,指两地相距之远;第二次与“日已远”组合,指夫妻别离时间之长。相隔万里,日复一日,是忘记了当初旦旦誓约,还是为他乡女子所迷惑,正如浮云遮住了白日,使明净的心灵蒙上了一片云翳。“浮云蔽白日,游子不顾反”,这使女主人公忽然陷入深深的苦痛和彷惶之中。诗人通过由思念引起的猜测疑虑心理“反言之”,思妇的相思之情才愈显刻骨,愈显深婉、含蓄,意味不尽。
猜测、怀疑,当然毫无结果;极度相思,只能使形容枯槁。这就是“思君令人老,岁月忽已晚。”“老”,并非实指年龄,而指消瘦的体貌和忧伤的心情,是说心身憔悴,有似衰老而已。“晚”,指行人未归,岁月已晚,表明春秋忽代谢,相思又一年,暗喻女主人公青春易逝,坐愁红颜老的迟暮之感。
坐愁相思了无益,与其憔悴自弃,不如努力加餐,保重身体,留得青春容光,以待来日相会。故诗最后说:“弃捐勿复道,努力加餐饭。至此,诗人以期待和聊以自慰的口吻,结束了她相思离乱的歌唱。
诗中淳朴清新的民歌风格,内在节奏上重叠反复的形式,同一相思别离用或显、或寓、或直、或曲、或托物比兴的方法层层深入,“若秀才对朋友说家常话”式单纯优美的语言,正是这首诗具有永恒艺术魅力的所在。而首叙初别之情——次叙路远会难——再叙相思之苦——末以宽慰期待作结。离合奇正,现转换变化之妙。不迫不露、句意平远的艺术风格,表现出东方女性热恋相思的心理特点。
上片即景生情。写嘉佑元年春苏轼赴京(今河南开封市)应试,路宿洛阳城的景物与由此引发的情感。“洛城春晚”,点明写词的地点“洛城”、时间晚春,颇有“春来幽谷水潺潺,的烁梅花草棘间”(《梅花二首》)的暮春寒意。“垂杨乱掩红楼半。小池轻浪纹如篆。”写眼前景物。 “乱掩”二字绘形绘色,“如篆”二字恰切传神。仿佛苏轼心灵上蒙上了一层层不完美的阴影,似有“人散曲终红楼静,半墙残月摇花影”(清代洪异《长生殿》)的孤独味。“烛下花前,曾醉离歌宴。”触景生情,即由眼前的“红楼”引出了与远在千里关山外的贤妻别离前之幽情。当年夫妻二人可谓同甘共苦,相濡以沫,刻骨铭心。上片五句27字,即景生情,体现了苏轼登高远眺、遥思爱妻的心态。
下片写苏轼思绪绵绵,神态痴呆,由情入景,情景交融。“自惜”二字统帅下片,一气贯通。“自惜风流云雨散。”写苏轼特别珍惜昔日的风韵美好动人的幽情:“其始,未尝自言其知书也。见轼读书,则终日不去,亦不知其能通也。其后轼有所忘,君辄能记之。问其他书,则皆略知之。由是始知其敏而静也。”(苏轼《亡妻王氏墓志铭》)她挑灯伴读,“终日不去”;苏轼偶有遗忘,她“辄能记之”并提醒;苏轼“问其他书”,她“皆略知之”。“关山有限情无限。”写苏轼与王弗的贞情。“待君重见寻芳伴。”写苏轼的幻情。 “为说相思,目断西楼燕。”写苏轼的相思深情所照应的景。天各一方,心愿难圆,情丝绵绵。下片五句30字,由情融景,将苏轼与妻子那恩恩爱爱,一往情深,注入字里行间,令人回味。
全词由景到情再到景,情景交融,构成一种结构的回环美。苏轼与妻子的情爱可谓牵肠挂肚,催人泪下。在封建社会里,这种爱情殊属难能可贵。它反映了苏轼的一种美好精神面貌、思想感情和心理状态,具有一定的认识价值和审美价值。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指出:“古代所仅有的那一点夫妇之爱,并不是主观的爱好,而是客观的义务,不是婚姻的基础,而是婚姻的附加物。现代意义上的爱情关系,在古代只是在官方社会以外才有。”苏轼的《一斛珠·洛城春晚》就提出了一个突破传统观念新的道德标准:他与妻子的爱是以“相爱者的互爱为前提的”,所以才“达到这样强烈和持久的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