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诗描写诗人往返川滇途中的感慨。前四句是写昔年北上，夜宿嘉陵驿楼时情景；后四句是写当前贬谪云南的情景。全诗运用了今昔对比的手法，巧妙地将相同地点不同时空的心境通过月、江两个意象表达出来，人景合一，独树一帜。
此诗前四句是写昔年北上，夜宿嘉陵驿楼时情景，终宵不断的嘉陵江水声，恼乱离人的心绪，“中天月色好谁看”（杜甫《宿府》），只是照着孤独作客的人。这是一般的离别之愁。杨慎北上，必然是赴北京应会试，他的父亲，是大学士杨廷和，那时没有什么身世不幸之感，可以说春风得意，踌躇满志，唯一不爽的，就是有点想家，有离愁。
后四句是写当前贬谪云南的情景，这跟当年北上就大不相同了，是危难遭遇。这里，诗笔用“岂意”一转，退出瘴海飘零的悲剧，“岂意”表明这种遭遇完全出于自己的意料之外。杨慎以议大礼泣谏，何罪之有，而竟遭杖谪，谪地又这样的遥远，加以瘴气害人，这不能不引起诗人的愤激，因而回忆起嘉陵江驿夜宿时的离愁，便觉得毫不足道，反显得悠闲自在了。
同样是江声，有嘉陵江、金沙江的不同；同样是楼宿，有近乡的嘉陵驿楼、万里之外的金沙楼的不同，江声月色自然因人的心境不同而不同，所以不堪说而肠断了。肠断比之离愁，其分量当然大不相同。一结心情则沉重如千斤之石，而诗句则昂头天外，不落恒蹊。惟其有真情，所以有真诗。
这是一首歌颂农民起义领袖王薄的歌谣，热情地赞美了王薄一往无前、所向披靡的英雄气概和他那种与反动统治阶级血战到底的革命精神。这首歌谣以通俗的语言、高昂的格调、热烈的感情、铺叙的手法，颇为成功地塑造了中国古代革命农民的英雄群相。
前四句以白描的手法写其外貌：长白山脚下有一位英俊的青年，他身穿纯一色的红罗袍，外罩鲜艳华丽的马甲，手持着冲天的丈八长矛，腰挂着闪闪发光的弯刀……从衣着到携带的武器，一幅生动的肖像画呈现在读者的眼前。作者注意运用表现色彩的词语，如“红”“锦”“耀日光”等，使人物形象鲜明，富有立体感，给读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而重点写他携带的武器，则突出了他的性格和身份，为下文作了铺垫。
“上山吃獐鹿，下山吃牛羊。”这两句从主人公的生活习性来写，突出主人公的英勇、剽悍和粗犷，使人物形象更加丰满。至此，一个勇猛英武的农民起义领袖在读者眼前树立起来了。“忽闻官军至，提刀向前荡。”转入战场斗争场面的描写。作为起义军领袖，他对朝中的贪官污吏和保护这些贪官污吏的官兵是怀着刻骨仇恨的，当他听到官军来围剿起义军的消息时，立即英姿勃勃地提刀上阵，带领起义军奋勇杀敌。起义军英勇无畏，所向无敌的气概在他身上得到了集中的表现。“譬如辽东死，斩头何所伤！”炀帝曾想远征辽东，大批征发百姓充当士卒。这两句的意思是：与其远征辽东，参加不义的战争，白白地死在外面，还不如拿起武器来反抗，斩杀那些欺压百姓的贪官污吏，即使牺牲了，又有什么可惜的呢？这里，表现了当时广大民众的共同心声；与其受压迫而死，倒不如起义反抗而死！表现了当时人民对残暴统治的无比憎恨，和视死如归的反抗精神。
这首歌谣气势雄浑、豪放，形式质朴、生动。遣词造句，也准确、精炼。特别是所用的动词，大都写得有声有色。如“侵”字，表现出起义军高昂的士气夭矫天际,“耀”字，衬托出起义军光辉的业绩昭同日月。一个“荡”字，更生动有力地描绘出起义军天不怕、地不怕的英雄气概。“上山吃獐鹿，下山吃牛羊”，真实地描写了起义军的一个生活侧面。“譬如辽东死，斩头何所伤！”更喊出了起义军宁死不屈的心声。
隋代的民谣，流传下来的并不多。现存的一些篇章，主要是反映当时的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富于现实性和斗争性。这首《隋大业长白山谣》就是其中的代表。诗中通过对起义军领袖的塑造、歌颂，表现了人民对黑暗统治的不满，和对起义军的无比爱戴。
《度浮桥至南台》是陆游早期律诗中的佳作。诗人病后登临南台，在跃跃欲出、急于欣赏外面风景的心情的驱使下，他缓步前行，临江眺望。在诗中表现了浮桥的伟丽、南台的雄浑，借江山来抒发心中的万千豪情。全诗意境阔大豪迈，于晓畅流动中显示了豪壮瑰伟的风格。
诗从去南台写起。开头却从题外落笔：“客中多病废登临”，诗本来是写登台览胜，却故意宕开去，先从久不登临说起，“闻说南台试一寻”，才归到正题，就显得曲折有致了。
诗人早就怀有驰骋疆场、横扫胡尘的雄心壮志，可是南宋小朝廷偏安一隅，不思奋发。诗人的伟大抱负，终成泡影，郁郁不得志。到了福州，诗酒殆废，困于文书，身体多病。因多病而久不登山临水了。是听说南台壮阔之景才特意去“一寻”，而不是兴之所至，到处游览。
“九轨徐行怒涛上，千艘横系大江心。”两句写浮桥，这是一异常壮观的景象。到这里才能理解诗人为什么抱着久病之身，为南台而“试一寻”了。“长桥跨江，奔涛触石”，可见诗人听说的不是茂林修竹的幽秀，而是一种气势磅礴的壮观，因而才引起诗人的兴致，渴望一睹为快。个中也透露出诗人的向往、意趣和追求。
“九轨徐行”，仿佛随着视线，那宽实的桥面缓缓通向对岸，然而桥的下面却是“奔涛触石”的“怒涛”。“徐行”与“怒涛”形成强烈的对比。在怒涛奔腾的江面上，缓步徐行，从容悠闲。这是诗人眼中的浮桥的客观写照，同时也是诗人主观思想的外现，这是写实，也是抒情，抒发了诗人的壮阔心怀，是一种蔑视一切艰难险阻的意绪的流露。而这也正是在多病废却登临之后，特意为南台而“一寻”这一行动所包含的深层的意蕴，是诗人渴望奋发有为的写照。对句“千艘横系大江心”，则体现了一种征服自然的气魄。“横”字用得极有气势。无数的船只，横锁江面，境界已是十分壮阔；何况横锁住的是一条大江，一条怒涛奔腾的大江，气魄更为壮大。在客观的景象描绘之中，鎔铸着诗人创功立业的热望。
五六句拓开境界，以景抒情，从内心情感的抒发中体现客观的物。“寺楼钟的物鼓催昏晓，墟落云烟自古今”，是写至南台所见所闻。诗人登台而听到寺楼的钟鼓声，看到升腾在村落间的云烟，顿生感想，思绪悠悠。因钟鼓声而想到，它在早晚催促人们须及时有所作为。继而放眼远望，闽江两岸村落之间，云霞掩映，烟雾升腾，顿悟古往今来，人世变迁，悠悠不尽；而自然界的变化，自循轨迹，并不因人的意志而变更。两句一急一缓，感叹不已而余味无穷。
尾联仍以直写自己作结束。和开头互相照应，又是中间两联所表露的意绪的自然归结。因景象的壮阔雄浑，激发了豪情；因光阴的迫促，更觉须及时努力。“白发未除豪气在”，《三国志·陈登传》：“陈元龙湖海之士，豪气不除。”诗人认为自己虽然因多病而早生华发，但豪情壮志依然存在，仍将奋发拚搏。而言外之意，却也正是事业并无成就，抱负尚未实现，不禁略觉伤感，于是，“醉吹横笛坐榕阴”。诗人醉中拈笛，在榕荫下，抒发情怀。这里颇有抑郁之感，但并不消沉，而是一种更强烈的渴望。放旷之中，仍抱有坚定的信念。也正是这种信念，激励着诗人在以后的岁月中，时刻不忘恢复大业，慷慨激昂地奋击抗争，讴歌呐喊。
这首诗是陆游步入仕途不久，渴望有作为、施展抱负的心情的写照。 这与陆游后期诗作中常常表露的壮志未酬，报国无门的叹息和愤慨，有着显著的差别。这里更多的是一种奋进之气。虽是记游之作，也仍然鎔铸着诗人激烈的壮怀，读来慷慨激昂。
此诗描写春夜山中赏月的乐趣，诗人描绘了一幅清幽淡远的春山夜月图，流露出一种悠然自得、纵情山水的畅快心情。开篇两句交代了全篇诗情产生的由头，写出了“多胜事”是“赏玩忘归”之因。接下来的六句是对“胜事”与“赏玩忘归”的具体描述。全诗风格清淡闲雅，描摹物态历历如绘，极富神韵，尤其是颔联两句，物我交融，神完气足，意境鲜明，妙趣横生，历来脍炙人口。
诗的开头二句点出：春天的山中有许多美好的事物，自己游春只顾迷恋玩赏，天黑了，竟然忘了归去。这两句，提纲挈领，统率全篇。以下六句，具体展开对“胜事”与“赏玩忘归”的描述。一、二句之间，有因果关系，“多胜事”是“赏玩忘归”的原因。而“胜事”又是全诗发脉的地方。从通篇着眼，如果不能在接着展开的三、四句中将“胜事”写得使人心向往之，那么，其余写“赏玩忘归”的笔墨，势将成为架空之论。
在这吃紧处，诗人举重若轻，毫不费力地写道：“掬水月在手，弄花香满衣”。此处描写堪称恰到好处：
第一，从结构上来看，“掬水”句承第二句的“夜”，“弄花”句承首句的“春”，笔笔紧扣，自然圆到。一、二句波纹初起，至这两句形成高潮，以下写赏玩忘归的五、六两句便是从这里荡开去的波纹。
第二，这两句写山中胜事，物我交融，神完气足，人情物态，两面俱到。既见出水清夜静与月白花香，又从“掬水”“弄花”的动作中显出诗人的童心不灭与逸兴悠长。所写“胜事”虽然只有两件，却足以以少胜多，以一当十。
第三，“掬水”句写泉水清澄明澈照见月影，将明月与泉水合而为一；“弄花”句写山花馥郁之气溢满衣衫，将花香衣香浑为一体。艺术形象虚实结合，字句安排上下对举，使人倍觉意境鲜明，妙趣横生。第四，精于炼字。“掬”字，“弄”字，既写景又写人，既写照又传神，确是神来之笔。
诗人完全沉醉在山中月下的美景之中了。唯兴所适，根本不去计算路程的远近。而当要离开时，对眼前的一花一草不能不怀依依惜别的深情。这就是诗人在写出“胜事”的基础上，接着铺写的“兴来水远近，欲去惜芳菲”二句的诗意。这两句写赏玩忘归，“欲去”二字又为折入末两句南望楼台埋下伏笔。
正当诗人在欲去未去之际，夜风送来了钟声。他翘首南望，只见远方的楼台隐现在一处青翠山色的深处。末两句从近处转向远方，以声音引出画面。展示的虽是远景，但仍然将春山月下特有的情景，用爱怜的笔触轮廓分明地勾勒了出来，并与一、二、三句点题的“春山”、“夜”、“月”正好遥相呼应。
三、四两句是全诗精神所在的地方。这两句在篇中，如石韫玉，似水怀珠，照亮四围。全诗既精雕细琢，又出语天成，自具艺术特色。
“九重天，二十年，龙楼凤阁都曾见”（《拨不断·九重天》），在仕途中抑扬了大半辈子的马致远，晚年时还没有飞腾的机会，一直浮沉于风尘小吏的行列中。二十年俯仰由人的生涯，留给他的，该有多少辛酸的回忆！马致远后期散曲中，不止一次提到宦海风波，时时准备退出官场，正是这种情绪的反映。这首小令就作于马致远归隐之后。
此曲起首“菊花开，正归来”二句，用陶渊明归田的故事。马致远的确像陶潜那样，感到以往生活之可厌，是误入了迷途，而归隐才算是走上了正道。以下三句“伴虎溪僧、鹤林友、龙山客，似杜工部、陶渊明、李友白，在洞庭柑、东阳酒、西湖蟹”为鼎足对，将三组美好之事、高雅之人聚集在一起，极力妆点，说明归隐的生活乐趣：虽然闲居野处，并不谢绝人事，不过所交往的，都是虎溪的高僧，鹤林的道友，龙山的佳客；就像他最崇拜的杜甫、陶潜、李白这些古代杰出的诗人那样，在草堂之中，菊篱之旁，青山之间饮酒斗韵，消闲而自适。何况，还有洞庭的柑橘，东阳的美酒，西湖的螃蟹！这样的田园生活，自然让人为之陶醉，乐在其中矣。对于马致远的归隐，有些友人可能不友理解，因而在小令的最后，他才用诙谐调笑的口吻，作了回答：“楚三闾休怪！”这里，一点也没有否定屈原本人的意思在内，也不是完全忘情于天下，而是含蓄地说明，当权者的统治友糟，不值得费力气为它去卖命。这是他归隐的动机所在。
此曲用典较多，但并不显得堆砌。由于这些典故都比较通俗，为人们所熟知，以之入曲，抒写怀抱，不仅可以拓展作品的思想深度，而且容易在读者中引起强烈的共鸣，收到很好的艺术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