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愈(768年-824年12月25日),字退之,河南河阳(今河南省孟州市)人,自称“祖籍昌黎郡”,世称“韩昌黎”、“昌黎先生”。唐代中期大臣,文学家、思想家、政治家,秘书郎韩仲卿之子。元和十二年(817年),出任宰相裴度行军司马,从平“淮西之乱”。直言谏迎佛骨,贬为潮州刺史。宦海沉浮,累迁吏部侍郎,人称“韩吏部”。长庆四年(824年),韩愈病逝,年五十七,追赠礼部尚书,谥号为“文”,故称“韩文公”。元丰元年(1078年),追封昌黎郡伯,并从祀孔庙。韩愈作为唐代古文运动的倡导者,名列“唐宋八大家”之首,有“文章巨公”和“百代文宗”之名。与柳宗元并称“韩柳”,与柳宗元、欧阳修和苏轼并称“千古文章四大家”。倡导“文道合一”、“气盛言宜”、“务去陈言”、“文从字顺”等写作理论,对后人具有指导意义。著有《韩昌黎集》等。 ▶ 428篇诗文
起首五句,从樵夫随身不离的工具——斧子入手,先是运用了两则古代的典故。一则是观看仙人下棋,以致烂了斧柄;一则是飞上天空,修磨七宝月轮:都是充满神奇夸张色彩的传说。可见作者是借物而寓现意境,暗衬出樵夫的不同凡俗:他饱阅世事,所谓“五百年来棋一局,闲看数着烂樵柯”(徐渭《题王质烂柯图》);身手不凡,所谓“从来修月手,合在广寒宫”(苏轼《正月一日雪中过淮谒客》)。咏“樵”而点涉“棋”、“月”,也说明这位樵夫具有雅士的素质。接着的两句,“不将连理枝梢锉,无缺钢多”,是巧妙的双关。表面上它仍是写斧,不去砍伐连理枝梢,故不至于锋刃卷缺。但其实质的含意,读者一目了然:连理枝是人间爱情和美好事物的象征,樵夫对它们爱惜有加,足见他是以仁德和正义为己身追求的有心人。这两句更明显地闪动着人物的身影,为下文对樵夫的直接描写,作了不露痕迹的过渡。
六、七两句对仗,形象而深刻地绘述了樵夫的日常活动。猿猴出没于深山悬崖,“猿枝”极言樵伐之险;野鹤在大树的枝梢上筑巢栖居,“鹤窠”极言山木之高。而樵夫涉险攀高,视同等闲,“不饶过”见出了他的勇敢坚决。山中涧谷乱石崎岖,坡坂泞滑难以驻足,而无论是“石涧”还是“泥坡”,樵夫都如履平地。“惯立尽”三字,体现出他知难而进的无畏气概。
如果说以上的七句已将樵夫的樵薪生活与正直刚强的品格作了充分的表述,那么结尾的三句,无疑是作者歌赞和审美的最强音。作者赞美樵夫,不仅是因为他是生活的强者,更是出于他在精神上的超越。“还参破,名缰利锁,云外放怀歌”,就活脱脱地表现出了一位蔑视名利、傲睨尘俗的高士形象。“云外”二字意兼虚实,既表樵夫的实际处所,又表出他的脱俗风神。元曲中常有对“不识字烟波钓叟”(白朴《沉醉东风·渔父词》)的赞美向慕,本篇这位“放怀歌云外樵夫”,是足以与之比并的。
这是一篇游子伤春怀人之作。
上片写惜春思归。“急雨收春,斜风约水”。写暮春时节,雨急风斜。这第一句写得别致新颖,其中“收”字尤见功力。不言春将尽,不言春归去,而曰“急雨收春”,看一“收”字,至使“急雨”反客为主,造语生动俏皮。急雨收回春天,斜风拂掠水面,而“浮红涨绿鱼文起”接着写暮春时节水面上的景致。红化凋零,飘飘洒洒落满江面;江水上涨,绿波荡漾;鱼儿游弋,激起阵阵波纹。这里的“鱼文”二字最易引起人的暇思。中国自古就有鱼雁传书之说,书信常被称为“鱼书”或“雁书”。这“鱼文”仿佛就是幻化了的书信,勾起游子无尽的相思。“年年”两句直写惜春。游子珍惜春天,舍不得春天离去,见春将尽,落红飘零,意绪万千。正如辛弃疾所云“惜春常怕花开早,何况落红无数!”游子惜春,可春并不理会,春归时也不懂得招呼游子,不知约游子结伴而还。春本无知,春本无晓,如此怨春,似乎无理,然而更显其情真意切。这正是人们常说的无理有情之妙。
上片惜春思归,下片自然而然地转入怀人。“留恨城隅,关情纸尾。”写当初与妻子的离别及日后的书信传情。城隅,即城角,当初与妻子离别之处。不忍离别,却又不得不离别,于是便有“留恨城隅”。一个“恨”字笼罩了下片,也为读者理解全词提供了一个契机。不能相见,只能在书信纸尾看到妻子的一片关切之情了。接下去作者描摹了抒情主人公凭栏远眺的镜头。中国古典诗词中常借凭栏远眺写愁绪。李煜有句云:“独自莫凭栏,无限江山,别时容易见时难。”(《浪淘沙》)辛弃疾有句云:“休去依危栏,斜阳正在,烟柳断肠处。”(《摸鱼儿》)“阑干长对西曛倚,”写抒情主人公倚着栏干长久地凝视着西天的落日。熟悉中国古典诗词的人都懂得这是一个痛苦的形象。结尾化用杜甫《春日忆李白》诗句,杜诗云:“渭北春天树,江东日暮云。”以遥望对方所见的景致极写了两人之间深厚的情谊。贺词云:“鸳鸯俱是白头时,江南渭北三千里。”写夫妻老矣,却关山阻隔、江南渭北天各一方。这结处用语质拙,不雕饰,不张扬;江南渭北已溢出无限情思,而鸳鸯白头更让人感慨万端。
贺铸善于写情,往往情真意切,此篇便是一例。贺铸善于处理结处,此词上片结处的无理而妙,下片结处的质拙含蓄,都给人以极大的艺术享受和启迪。
诗人李贺抱着满腔热忱来到长安,冀望通过“荫子得官”的途径,求得一官半职,实现其济民报国的人生抱负。而现实生活对他的回报却是无情的,奉礼郎官职卑微,受尽皇亲国戚、达官贵人的冷遇和排挤,怀才不遇、壮志难酬的感愤,时时袭来心头。在萧瑟寒冷的秋雨中,他滞留馆舍,触景生情,凭借诗句抒发郁结于心头的忧愤。诗的首句用“谁家子”唱发,“仿佛自问,极愤郁之致”(叶葱奇《李贺诗集注》)。诗人来到长安,感受到秋意的萧瑟,更感受到“落莫”与“牢落”,壮年怀着羁居他乡的怨恨,梦见自己白发满头,暗自悲泣。“瘦马”以下四句,从直接抒情转入即景描写,诗人所骑的瘦马,喂饲劣等草料,雨沫飘零在寒沟里;遥望南宫,古帘下一片昏暗,只听到更筹声从雨中传来。笔触细致的景物描写,紧紧扣住“滞雨”的题意行笔,既能表现诗人贫困、飘零的景况,又能暗喻吏部官员的昏庸,着墨不多,而意境融沏。最后四句,诗人驰骋想象,一会儿想归回故乡。家乡远在千里之外的白云脚下,一会儿又想到投笔从戎,立功封侯。诗人不甘心沉沦下僚,不满于现状,亟想摆脱困境,徘徊于进退、穷通之间。
全诗基调极为低沉忧郁,结尾突然振起一笔,写出“客帐梦封侯”的诗句,以寄托自己的生活理想,自作宽慰之语。
这首诗是曹植《杂诗七首》中的第六首。其主要抒发了赴难殉国的壮志以及壮志不遂的愤慨之情。
这首诗通篇造语悲壮雄浑,结构严整紧凑,句无闲字,篇无闲笔,它体现了曹植后期诗歌艺术的高度成就。
此诗共十二句,一韵到底,每四句为一小节。第一小节写登高远眺,统摄全诗;第二小节以“烈士”与“小人”对比,借以明志;第三小节比第二小节更深入一层,直言自己以身许国的打算。但第三小节的前两句乃承第一小节的登高远眺而言,后两句则承第二小节的“国仇”二句而言,带有总结全诗的意思。篇幅虽短,却波澜迭起,气象万千。在曹植诗中,诚为异军突起的佳作。
“飞观百余尺,临牖御棂轩。远望周千里,朝夕见平原”是第一节。第一句诗写楼观极高,不高则不足以远眺;第二句写当窗凭槛,视野自然开拓。“飞观”,形容楼阁耸立,结构宏伟,如飞鸟之在高空;“临牖”,等于说“当窗”;“御棂轩”,等于说“凭槛”。
第三句“周千里”的“周”字用得确切而有气势。“周”者,遍也,匝也,意思说向东南西北四周遍地远眺,都能望到千里之外。“朝夕见平原”,通常讲成早晚都能看见平原,实有辞费之嫌;眼中的平原不可能有不成其为平原的时候。其实“朝夕”本是表空间的名词,后乃引申为表时间的名词。但鄙意上句既言“周千里”,则此句的“朝”、“夕”并不仅指东、西两面,而是概括指四面八方。正如以“朝”、“夕”为早晚,虽指早晨和傍晚,实概括一昼夜之二十四小时而言之。这两句正写出河南地处中原,登高望远,有控驭四方之势。所以表面上看似领起下文,实已体现作者胸罗万象、气盖当世的雄才大略。
“烈士多悲心,小人偷自闲。国仇亮不塞,甘心思丧元。”是第二节,“烈士”,指有正义感而不怕牺牲的人,在古代不一定专指死者。“偷自闲”,偷安而自甘闲散。“亮”,诚然,实在。“塞”,防止,杜绝。“国仇”句,是说国家的仇敌诚然是一时还消灭不了的。原意是说勇士要时时不忘自己应当有不怕牺牲的精神。
“烈士”二句看似泛指,涵义实深。意谓自己本是“多悲心”的“烈士”,但每当遇到报国歼敌的机会,却不允许自己参加,尽自己一份力量。这无异把自己看成苟且偷安的“小人”。这两句诗表面上是客观的、平列的,事实上却洋溢出作者报国无门的一腔义愤。因此接下来坚决表态:在国仇未灭之时,自己是甘心抛头颅、洒热血的。
然后转入“抚剑西南望,思欲赴太山。弦急悲声发,聆我慷慨言。”是第三节,承上第一小节登高远眺的描写更明确地表示,自己时刻关心着魏蜀双方的战斗的,很想亲身奔赴前线。蜀在魏之西南,故作者“抚剑”而瞩目“西南”。“太山”,这里不是指山东的泰山,而是指陕西的太乙山。太乙山与终南山相接,在今陕西郿县南,正当蜀军入魏的冲要之地。当时诸葛亮既围陈仓,扬言要从斜谷取道郿县,太乙山正是对方的必经之路,所以作者打算奔赴太乙山迎战敌人。
最后两句,依黄节注,“弦急悲声发”是比喻作者为什么要让人们听他慷慨陈辞。“弦急”,指把琴弦绷紧,使调门儿增高。盖弹琴时如果要使音调高亢激越,便把琴弦拧紧。音调既高,“悲声”乃作。这两句意思说琴弦一“急”,琴声自“悲”;而大敌当前,国家多事,自己却被投闲置散,使英雄无用武之地,因此才悲愤交加,慷慨陈辞的。这两句既是“国仇”二句的补充,又是全诗的结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