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玉楼春》抒写闺怨，所创设的意境是：暮春时节，梁燕双飞，落红满地。女主人公愁倚锦屏，感到“春色恼人”，好天良夜而玉郎不见，不禁泪滴绣衫。全词意境优美，婉丽多姿。
上片写卷帘所见，怨情油然而生。首句用梁间燕语，表现“画堂”“寂寂”，以动写静，人物情感也寓于其中；“高卷”句在结构上是过渡；后两句是触景伤情：帘外“一庭春色”，本人公感到并不为己所有，故有“恼人”之感；而“满地落花”则又使她想到青春难再！
下片首二句用“愁倚”、“泪滴”写她触景伤精时的容态；结尾二句，点出原由。对月怀人，深为“四美”（良辰、美景、赏心、乐事）难全而伤心。
在艺术上，此词的一个重要特点是意象的装饰性特征。词中的“画堂”、“落花”、“锦屏”等都是较为典型的装饰性意象，在颜色、形状等方面都是有着鲜明的图案性质的。这些具有图案性质的意象构织出整体的图案。这些意象，并非是词人的兴会所得，而是具有审美抽象性质的意象构织而成的，也就是说，它们没有个体化的、殊相的特征，都是一种具有抽象意义的意象。它们缺少随机感兴的鲜活感，但却具有一些可以相互诠释的意味。文学语言的图案化，在晚唐五代词中是最为典型的。因此可以说，此词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晚唐五代词的共同特征。
桂花概括
桂花，别名木犀、岩桂、十里香。桂花因其叶脉形如“圭”字而得名，据宋代诗人范成大的《桂海虞衡志》记载：“凡木叶心皆一纵理，独桂有两道如圭形，故字从圭。”桂花之名由此而来。
桂花是我国传统名花，自古以来深受人们的喜爱。据文字记载，桂花在我国已有2500多年的栽培历史。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山海经》中就提到：“招摇之山，其上多桂。”屈原在《九歌》中也吟道：“援北斗兮酌桂浆，辛夷车兮结桂旗。”桂浆指的是用桂花酿造的美酒，桂旗是用桂花做成的旗帜，以装饰车辆；《九歌·湘君篇》中也多次出现“桂舟”、“桂棹”、“桂栋”等词汇，这说明，当时楚国的人们在酿酒、生活用具以及建筑材料等方面，已经广泛使用桂花树了。《吕氏春秋》中对芳香馥郁的桂花更是赞赏，称之为“物为美者，招摇之桂”。
汉代以后，桂花的观赏价值逐渐显现出来，人们开始将自然野生的桂花引种驯化，进行人工栽培。据《西京杂记》记载：“汉武帝初修上林苑，群臣远方各献名果奇花异树，其中有桂十株；武帝破南越后，兴建扶荔宫，广植奇花异木，其中有桂一百株。”司马相如的《上林赋》中也有关于栽种桂花的描述。唐宋时期，桂花已经从宫廷栽种普及到了民间庭院栽植，于是，咏桂吟桂也蔚然成风。
桂花桂花
唐张九龄赞美桂花是：“兰叶春葳蕤，桂华秋皎洁。”(《感遇》)李白在《咏桂》诗通过与桃李趋势媚俗的对比，赞颂秋桂清雅高洁的品性。诗人王绩的《春桂问答》也通过对比的手法，衬托出桂花超凡脱俗、刚劲凛然的美质，其诗采用一问一答的方式，颇具特色，“问春桂，桃李正芬华，年光随处满，何事独无花。春桂答：春华讵能久，风霜摇落时，独秀君知不？”
古人云：“凡花之香者，或清雅或浓郁，二者不可得兼。”而唯独桂花之香既清芬飘逸又浓郁致远。宋代诗人洪适的《次韵蔡瞻明木犀八绝句》一诗对桂花的香气做了形象传神的描述：“风流直欲占秋光，叶底深藏粟蕊黄。共道幽香闻十里，绝知芳誉亘千乡。”桂花因此也被人们称为“十里香”；而宋代邓肃赞誉桂花的香味是，“雨过西风作晚凉，连云老翠入新黄。清风一日来天阙，世上龙涎不敢香”(《木犀》)。龙涎取自抹香鲸，是极为名贵的香料，可是与桂花一比，也相形见绌了。
桂花树与月亮
农历八月，古称桂月，说明桂花与月亮很早就联系在一起了。西汉刘安的《淮南子》中就有“月中有桂树”的记载；唐代段成式的《酉阳杂俎》里也有这样一则故事：“旧言月中有桂，有蟾蜍。故异书言月桂高五百丈，下有一人常斫之，树创随合。人姓吴名刚，西河人，学仙有过，谪令伐树。”这便是“吴刚伐桂”的传说，相传汉朝人吴刚学仙修道时触犯了天条，被玉皇大帝罚在月宫中砍桂树。但是，无论他怎样费心尽力去砍，桂树总能愈合重新长起。多少岁月过去了，吴刚仍不知疲倦地伐树，而那棵神奇的桂树依然生机勃勃，芳香浓郁。每逢中秋这天，吴刚才被获准休息，所以，我们在中秋月圆之夜便看不到吴刚举斧伐树的身影了。毛泽东的“问讯吴刚何所有，吴刚捧出桂花酒”(《蝶恋花》)便源于这一典故。
在咏桂的诗篇中，很多都与月亮有关，如李商隐的“昨夜西池凉露满，桂花吹断月中香”(《昨夜》)；皮日休则直截了当地道出了桂花的由来，他说：“玉棵珊珊下月轮，殿前拾得露华新。至今不会天中事，应是嫦娥掷与人。”(《天竺寺八月十五日夜桂子》)诗人白居易则显得幽默了许多，他觉得，偌大一个月宫，只有一株桂树，未免太冷清了，于是大胆建议：“遥知天上桂花孤，试问嫦娥更要无？月宫幸有闲田地，何不中央种两株。”(《东城桂》)南宋杨万里也留有关于桂花树的名句：“不是人间种，移从月中来。广寒香一点，吹得满山开。”(《咏桂》)桂花与明月、嫦娥的关系如此密切，自然也就沾上仙气了。
桂花寓意
桂花翠叶常青，亭亭玉立，不与百花争春，却香冠群芳，因而被人们赋予了许多崇高美好的意象。
桂花是荣誉的象征。我国古代的乡试、会试一般都在农历八月间举行，其时正值桂花盛开时节，人们便用桂花来赞誉秋试及第者，称登科为“折桂”或“蟾宫折桂”。唐温庭筠在欣闻朋友及第高中时发出感慨：“犹喜故人先折桂，自怜羁雾尚飘蓬。”(《春日将欲东归寄新及第苗钟先辈》)元代文人郑德辉在《王粲登楼》中则云：“寒窗书剑十年苦，指望蟾宫折桂枝。”由于“蟾宫折桂”寓意着仕途通达，所以唐宋以来，文人墨客和官宦之家都竞相栽种桂花。至今，在我国一些地方还保留着许多古桂树。如陕西省汉中圣水寺内的“汉桂”，相传为西汉萧何亲手种植，树龄约在2000年左右，开花时金黄一片，香飘数里；还有桂林市东郊唐家里村的“唐桂”，也是千年古桂树了。 在古希腊神话中，“桂”也是一种崇高和荣誉的象征，“桂”是献给艺术之神阿波罗的圣物，从1815年开始，英国王室便把选拔出来的优秀诗人称为“桂冠诗人”，直到现在，人们还保持着给奥林匹克运动会的优胜者赠送桂枝的习俗，以示赋予他崇高的荣誉。
桂花还是友谊和爱情的见证。早在战国时期，燕、韩两国就以互赠桂花来表示永结友好邻邦之意。唐代诗人王建就曾借用桂花来表达对远方友人的思念情怀：“中亭地白树栖鸦，冷霜无声湿桂花。今夜月明人尽望，不知秋思落谁家？”(《十五夜望月》)在我国广西、云南的一些少数民族地区，至今还保留着“一枝桂花一片心，桂花林中定终身”的传统，男女青年通过相互赠送桂花来表达爱慕之情。
如今，“月中仙品”的桂花已成为供市民观赏的著名花卉，尤其在西安的街道、广场中引进和栽植了许多桂花名品，为古城又添美景，真可谓是“广寒月中桂，香飘入万家”。
内容分析
该信由年少事写起，先说自己对高由闻名到识面，三次怀疑高的为人：一疑未必是个人才，二疑未必正直有学问，三疑未必真君子；然后联系高若讷的所作所为得出“决知足下非君子”的结论，确立总的论点。接着为范仲淹辩护，对高若讷的为人进行剖析，而在揭露高趋炎附势的本相时先荡开两笔，一说人的刚果懦弱不可勉强，“虽圣人亦不以不能责人之必能”，二说身惜官位，不敢忤相，此乃庸人之常情。“虽朝廷君子亦将闵足下之不能”，然后折回，指责高若讷现在毁范以为当黜，并以此为荣，文过饰非，“此君子之贼也”。先退后进，欲擒故纵，抨击更显厉害。继而又两路出击，严密推理，指出不管范仲淹贤还是不贤，对他过去的升迁和现在的贬斥，作为谏臣的高若讷都有责任：“太抵罪在默默尔。”后引历史事实，说明忠贤奸邪自有公论。再联系现实抬出当今圣上“进用谏臣，容纳言论”的牌子，批评高若讷不能直言的失职行为，并以非谏官的余靖、尹洙的仗义执言作衬托，怒斥他沉默不谏随人高下的可耻。最后又退一步，表示希望对方主持公道作“能一言者”，并说明如若不然，自己愿意将书公之于朝，甘愿承担获罪的严重后果。
在信中，作者驳斥高若讷对革新派范仲淹的诋毁诬蔑，鞭挞了高若讷趋炎附势的卑劣行径，斥责他的所作所为是“不复知人间有羞耻事”；并表示如果高若讷执迷不悟，坚持认为范仲淹当贬，那么就希望他“直携此书于朝，使正予罪而诛之”。一股浩然正气充溢于字里行间，表现了作者不计利害、维护改革、敢于直言的可贵精神。
艺术特色
一、反话正说，直砭肌骨。开篇一段，作者以他对高司谏的耳闻传言展开叙事，写出他的“三疑”。一疑其文名不彰，“厕其间，独无卓卓可道说者”。其人虽列进士及第榜，但在作者眼里，不过默默无闻辈。二疑其品节问题。作者坦言他从朋友那里对高司谏的了解，是“正直有学问，君子人也”。在这里，作者提出他疑惑的论据，“夫正直者，不可屈曲；有学问者，必能辨是非”。而身居其位的高司谏，却“俯仰默默，无异众人”，很是可疑。三疑作者本人的判断近乎有误，几乎已认定高司谏为人人可爱的真君子了。因为高司谏“侃然正色”“无一谬说”的表现，作者虽有疑虑，但内心已倾向于认为高司谏是真正的君子了。十四年里而存三疑，作者铺叙丰厚曲折，然至此笔触一转，“今者推其实迹而较之，然后决知足下非君子也”。书信里直陈其言，毫无遮掩矫饰，言辞犀利，语锋尖锐，充分表现出一个正直知识分子情义激愤的慨然之态。而欲言其弊却先存疑，波澜曲折，笔触激荡。
二、对比叙事，揭其真貌。与其说作者对范仲淹充满同情之心，不如说作者在心底潜隐着“惺惺相惜”之意。范仲淹“平生刚正，好学通古今，其立朝有本末，天下所共知”，这段判词，显示出作者对范仲淹的推重与赏识。正直之人反遭贬黜，刚直本性不得伸展，这已使有识者愤恨不已；而小人者如高司谏之流，却要翻白为黑，落井下石，助纣为虐，令人激愤不平。作者以人之常情来推断，庸人惜身自保，无可厚非；但如高司谏者却要“昂然自得，了无愧畏”，诋毁贤能，以其为己能，那就是“君子之贼”了。层层推理，婉曲中显现出绵长透辟的说理风格，让人无可辩驳，无可回避。在事理对比中，人格与品节的高下、尊卑，道义与情感的价值评判，真实与虚假的对比取向，都已昭然若揭。
三、穷究其理，无可遁形。作者绵长的说理论证风格还表现在他能够将道理条分缕析，于细微处见深厚的笔力。他依理说事，直言范仲淹正直的操守与超群的才能，并以此来反责高司谏：“倘使范仲淹能力不及，品节不当，却能在朝为官多年，你身为朝廷谏官，岂不有失职之实？而当其为皇帝‘骤用’之际并无谏讽之语，一旦官事颓败，却又刻意逐贤，不正是谄媚权贵以自保、诋毁贤人以自高吗？”作者义正词严，理据充分，透辟深邃，具有论说家考据的风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