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愈(768年-824年12月25日),字退之,河南河阳(今河南省孟州市)人,自称“祖籍昌黎郡”,世称“韩昌黎”、“昌黎先生”。唐代中期大臣,文学家、思想家、政治家,秘书郎韩仲卿之子。元和十二年(817年),出任宰相裴度行军司马,从平“淮西之乱”。直言谏迎佛骨,贬为潮州刺史。宦海沉浮,累迁吏部侍郎,人称“韩吏部”。长庆四年(824年),韩愈病逝,年五十七,追赠礼部尚书,谥号为“文”,故称“韩文公”。元丰元年(1078年),追封昌黎郡伯,并从祀孔庙。韩愈作为唐代古文运动的倡导者,名列“唐宋八大家”之首,有“文章巨公”和“百代文宗”之名。与柳宗元并称“韩柳”,与柳宗元、欧阳修和苏轼并称“千古文章四大家”。倡导“文道合一”、“气盛言宜”、“务去陈言”、“文从字顺”等写作理论,对后人具有指导意义。著有《韩昌黎集》等。 ▶ 428篇诗文
在中国古典文学的欣赏中,我们不仅赞叹古汉语用辞之精妙、简练,并且透过华丽的词藻,也可领略作者的文风文采,然而,除此之外,我们还应重视的就是作者通过文章体现出来的立场或论点。
唐顺之的《信陵君救赵论》一文,以大家所熟知的“信陵君窃符救赵”的事件为题材,对已有的评论予以反驳,并陈述了自己的观点。文章开篇简练,没有过多赘述即阐明自己观点,指出赵国在军事上乃魏国的屏障,赵国灭亡,则魏国亦凶多吉少,由此得出“救赵者,亦以救魏,救一国者,亦以救六国也”的论断,因之,信陵君窃符救赵并无不可。
然而,紧接的第二段笔锋一转,切入作者本人观点:“余所诛者,信陵君之心也”。作者认为,信陵君之所以救赵,并非为保魏国或其他几国,而只因其姻亲平原君在赵。并由此引出,其实信陵君不仅不为就魏国,甚至他心目中根本没有魏王。接下来,作者又将矛头指向魏王,说明信陵君窃符救赵之计所以能成功,魏王本身也有一定疏漏。文章末尾对全片进行综合性的评价,指出为人臣的信陵君之罪在于结党营私,目无君主;为人君的魏王之罪在于君权不明,君威不振,才使得臣子有犯罪的余地。运用辩证法对论点详加阐明,使全文无懈可击。
整篇文章构思严谨,逻辑特征鲜明,以驳斥原有论点开篇,一步一步,有条不紊地陈述出自己的论调。不仅如此,更难能可贵的是,全文虽为古文,但词句深入浅出,即使不加注释,也可通篇阅读并把握文章主旨。
韦应物的山水诗“高雅闲淡,自成一家之体”(白居易《与元九书》),形式多用五古。《幽居》就是比较有名的一首。全篇描写了一个悠闲宁静的境界,反映了诗人幽居独处、知足保和的心情。在思想内容上虽没有多少积极意义,但其中有佳句为世人称道,因而历来受到人们的重视。
“贵贱虽异等,出门皆有营”,开头二句是写诗人对世路人情的看法,意思是说世人无论贵贱高低,总要为生活而出门奔走营谋,尽管身分不同,目的不一,而奔走营生都是一样的。这两句,虽平平写来,多少透露出一点感慨,透露出他对人生道路坎坷不平,人人都要为生存而到处奔走的厌倦之情,但诗人并不是要抒发这种感慨,也不是要描写人生道路的艰难,而是用世人“皆有营”作背景,反衬自己此时幽居的清闲,也就是举世辛劳而我独闲了。
所以“独无外物牵,遂此幽居情”,便是以上二句作反衬而来,表现了诗人悠然自得的心情。由于对官场现实的不满,他曾经说过:“日夕思自退,出门望故山。君心倘如此,携手相与还”(《高陵书情寄三原卢少府》),表示了归隐的愿望。如今,他能够辞官归来,实现了无事一身轻的愿望,自然是满怀欣喜。
吴乔在《围炉诗话》中说:“景物无自生,惟情所化。情哀则景哀,情乐则景乐。”韦应物此时的心情是愉快的、安闲的,因而在他笔下所描绘出的景物也自然著上轻松愉快、明丽新鲜的色彩。下边六句是以愉悦的笔调对幽居生活作具体描写。
“微雨无来过,不知春草生。青山忽已曙,鸟雀绕舍鸣。”这四句全用白描手法。“微雨”两句,是人们赞赏的佳句。这里说“微雨”,是对早春细雨的准确描绘;“无来过”,著一“过”字,便写出了诗人的感受。显然他并没有看到这无来的春雨,只是从感觉上得来,因而与下句的“不知”关合,写的是感觉和联想。这两句看来描写的是景而实际是写情,写诗人对无来细微春雨的喜爱和对春草在微雨滋润下成长的欣慰。这里有一派生机盎然的春天气息,也有诗人热爱大自然的愉快情趣。比之谢灵运的“池塘生春草,园柳变鸣禽”(《登池上楼》),要更含蓄、蕴藉,更丰富新鲜,饶有生意。“青山忽已曙,鸟雀绕舍鸣”,是上文情景的延伸与烘托。这里不独景色秾鲜,也有诗人幽居的宁静和心情的喜悦。真是有声有色,清新酣畅。
这四句是诗人对自己幽居生活的一个片断的描绘,他只截取了早春清晨一个短暂时刻的山中景物和自己的感受,然后加以轻轻点染,便呈现出一幅生动的图画,同时诗人幽居的喜悦、知足保和的情趣也在这画面中透露出来。
接下去,“时与道人偶,或随樵者行。”“时与”、“或随”,说明有时与道士相邂逅,有时同樵夫相过从,这些事都不是经常的,也就是说,诗人幽居山林,很少与人交游。这样,他的清幽淡漠、平静悠闲则是可想而知了。
韦应物实现了脱离官场,幽居山林,享受可爱的清流、茂树、云物的愿望,他感到心安理得,因而“自当安蹇劣,谁谓薄世荣”。这里用了《魏志·王粲传》的典故。《王粲传》中说到徐干,引了裴松之注说:徐干“轻官忽禄,不耽世荣”。韦应物所说的与徐干有所不同,韦应物这二句的意思是:我本就是笨拙愚劣的人,过这种幽居生活自当心安理得,怎么能说我是那种鄙薄世上荣华富贵的高雅之士呢!这两句不单纯是诗人的解嘲,因为诗人并不是完全看破红尘而去归隐,他只是对官场的昏暗有所厌倦,想求得解脱,因而辞官幽居。一旦有机遇,他还是要进入仕途的。所以诗人只说自己的愚拙,不说自己的清高,把自己同真隐士区别开来。这既表示了他对幽居独处、独善其身的满足,又表示了对别人的追求并不鄙弃。
韦应物的诗受陶渊明、谢灵运、王维、孟浩然等前辈诗人的影响很大,前人说:“应物五言古体源出于陶,而化于三谢,故真而不朴,华而不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又说:“一寄穗秾鲜于简淡之中,渊明以来,盖一人而已”(宋濂《宋文宪公集》卷三十七)。这些评价并不十分恰当,但是可以说明韦诗的艺术价值和艺术风格的。
这首诗题目是“官街鼓”,主旨却在惊痛时光的流逝。时间,本是看不见摸不着的东西,可是诗人刻画了官街鼓的鼓声这一艺术形象,把无形变成了有形,把抽象的事物形象化,使读者感触到了时光这一无限存在的事物。官街鼓是时间的象征,那贯穿始终的鼓点,正像是时光永不留驻的脚步声。
诗一开始就描绘出一幅离奇的画面:宏观宇宙,日月跳丸,循环不已;画外传来咚咚不绝的鼓声。这样的描述,既夸张,又富于奇特的想象。一、二句描述鼓声,展示了日月不停运转的惊人图景;三、四句转入人间图景的描绘:宫墙内,春天的柳枝刚由枯转荣,吐出鹅黄的嫩芽,宫中却传出美人死去的消息。这样,官街鼓给读者的印象就十分惊心动魄了。它正是“月寒日暖煎人寿”的“飞光”的形象的体现。第五、六句用对比手法再写鼓声:千年人事灰飞烟灭,就像是被鼓点“磓碎”,而“日长白”——宇宙却永恒存在。可秦皇汉武再也听不到鼓声了,与永恒的时光比较,他们的生命十分短促可悲。这里专提“孝武(即汉武帝)秦皇”,是因为这两位皇帝都曾追求长生,然而他们未遂心愿,不免在鼓声中消灭。值得玩味的是,官街鼓乃唐制,本不关秦汉,“孝武秦皇”当然“听不得”,而诗中却把鼓声写成自古已有,而且永不消逝,秦皇汉武一度听过,只是诗人不能再听。可见诗人的用心,并非在讴咏官街鼓本身,而是着眼于这个艺术形象所象征的事物——那永恒的时光、不停的逝去。七、八两句分咏人生和官街鼓,再一次对比:尽管人“高堂明镜悲白发,朝如青丝暮成雪”,日趋衰老;然而官街鼓永远不老,只有它“独共南山守中国”。这两句因省略较多,曾引起纷歧的解说。但仔细玩味,它们是分咏两个对立面。“君”字是泛指世人,可以包含“孝武秦皇”,却不一定是专指二帝。通过两次对比,进一步突出了人生有限与时间无限的矛盾的不可克服。诗写到这里,意思似乎已表达得淋漓尽致了。但诗人并没有就此搁笔,最后两句突发异想:天上的神仙也不免一死,不死的只有官街鼓。它的鼓声与漏声相继不断万古长存。这里仍用对比,却不再用人生与鼓声比,而以神仙与鼓声比:天上神仙已死去几回而隆隆鼓声却始终如一,连世人希羡的神仙寿命与鼓声比较也是这样短促可悲,那么人生的短促就更不在话下了。这样,一篇之中总共包含三层意思。最后神仙难逃一死的想象不但翻空出奇,而且闪烁着诗人对世界、对人生的深沉慨叹和真知灼见。
《官街鼓》反复地、淋漓尽致地刻画和渲染生命有限、时光无限的矛盾,有人认为意在批判神仙之说。这种评价是很局限的。从诗人李贺生平及其全部诗歌看,他慨叹人生短促、时光易逝,其中应含有“志士惜日短”的成分。他怀才不遇,眼看生命虚掷,对此特别敏感,特别痛心。此诗艺术上的一个显著特色是,通过异常活跃的想象,对抽象的时间和报时的鼓点发生联想,巧妙地创造出“官街鼓”这样一个象征性的艺术形象。赋无形以有形,化无声为有声,抽象的概念转化为可感的形象,让读者通过形象的画面,在强烈的审美活动中深深体味到诗人的思想感情。
这是一首带过曲。作者化用苏轼词意,抒发了离愁别恨,又流露了青春易逝,人生易老的伤感。曲子前部分《楚天遥》咏杨花,主要化用的是苏轼的《水龙吟·次韵章质夫杨花词》;后部分《清江引》咏海潮,主要化用的是苏轼的《八声甘州·寄参寥子》。
开首四句既写大自然春景,又寓人生哲理。人们对于美好与幸福(花开)总是欢欣鼓舞的,而对于衰颓和没落(花落)则感到惆怅、迷惘。“花落春如醉”句用移情法将人的“醉”移到“春”上,“春醉”实为“人醉”,入醉便失去意志上的自控。但此时作者荡开一笔,言“春醉有醒时”,意为季节更替,春天还会再来。但这并未给人们心灵上带来生机:人一经衰老,青壮便不复返。如此,为全曲定下了伤感的基调。李煜《虞美人·春花秋月何时了》词有“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之句,薛曲在此化用时却着意于“问君能有几多愁?”“万点杨花坠”下三句化用了苏轼《水龙吟》词“似花还似非花,也无人惜从教坠”,“细看来,不是杨花、点点离人泪”句意。这样把《楚天遥》连起来体味,就仿佛看到主人公的悲愁像春水一样滔滔不绝。
《清江引》基本化用了苏轼《八声甘州》词中“有情风万里卷潮来,无情送潮归”的句意,毫无镶嵌拼凑之痕迹,而意境有所开拓。结句“更那堪晚来风又急”,字面与李清照《声声慢·寻寻觅觅》中“怎敌他晚来风急”句同一机轴,却是意象发展至此水到渠成之句,而境界也比李词更为开阔。抒情主人公送走离人,把“情”托付给风寄向远方无际的天涯,可见愁无尽头。和苏轼相比,同样是“愁”,但无苏轼旷达。薛昂夫其将“用世”之心蕴于曲中的字里行间,将绝望盘结在心中,用痛苦的呻吟来得到某种宣泄,从而使这首带过曲也以不同于他其他豪放之作的风格加入到了元后期散曲伤感文学之波中。
“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也。”(《论语·子罕》)经过孔子的这一指点,松柏之美,便象征着一种高尚的人格,而成为中国文化之一集体意识。中国诗歌亦多赞叹松柏之名篇佳作。尽管如此,陶渊明所写《饮酒》第八首“青松在东园”,仍然是极有特色。
“青松在东园,众草没其姿。”青松之姿,挺秀而美。生在东园,却为众草所掩没。可见众草之深,其势莽莽。青松之孤独,也不言而喻。“凝霜殄异类,卓然见高枝。”殄者,灭绝也。,异类,指众草,相对于青松而言。枝者,谓枝干。岁寒,严霜降临,众草凋零。于是,青松挺拔之英姿,常青之秀色,乃卓然出现于世。当春夏和暖之时节,那众草也是青青之色。而况草势甚深,所以能一时掩没青松。可惜,众草究竟经受不起严霜之摧残,终于是凋零了。“连林人不觉,独树众乃奇。”倘若青松多了,蔚然连成松林,那么,它的与众不同,便难以给人以强烈印象。只是由于一株青松卓然独立于天地之间,人们这才为之诧异了。以上六句,构成全诗之大半幅,纯然出之以比兴。正如吴瞻泰《陶诗汇注》所说,是“借孤松为己写照。”青松象征自己坚贞不渝之人格,众草喻指一班无品无节之士流,凝霜则是譬比当时严峻恶劣之政治气候,皆容易领会。唯“连林人不觉,独树众乃奇”两句,意蕴深刻,最是吃紧,应细心体会。一株卓然挺秀之青松,诚然令人惊诧。而其之所以特异,乃在于众草不能有青松之品质。倘园中皆是青松,此一株自不足为奇了。一位人格高尚之士人,自亦与众不同。其实,这也是由于一班士人自己未能挺立人格。若士流能如高士,或者说人格高尚蔚然而为一代士风,则高士亦并非与众不同。依中国文化传统,“我欲仁,斯仁至矣”(《论语·述而》)——人人都具备着挺立人格的内在因素。“人皆可以为尧舜”(《孟子·告子下》)——人人都可以挺立起自己的主体人格。可惜士人往往陷溺于私欲,难能“卓然见高枝”。正如朱熹所说:“晋宋人物,虽曰尚清高,然个个要官职,这边一面清谈,那边一面招权纳货。陶渊明真个能不要,此所以高于晋宋人物。”(陶澍集注《靖节先生集》附录引)渊明少无适俗韵,晚抱固穷节,自比青松,当之无愧。最后四句,直接写出自己。“提壶挂寒柯,远望时复为。”寒柯,承上文“凝霜”而来。下句,陶澍注:“此倒句,言时复为远望也。”说得是。渊明心里爱这东园青松,便将酒壶挂在松枝之上,饮酒、流连于松树之下。即使不到园中,亦时常从远处来瞻望青松之姿。挂壶寒柯,这是何等亲切。远望松姿,正是一往深情。渊明之心灵,分明是常常从青松之卓然高节,汲取着一种精神上的滋养。庄子讲的“与物有宜”,“与物为春”,“独与天地精神往来”(分别见《庄子·大宗师》、《德充符》、《天下》篇),正是此意。“吾生梦幻间,何事绁尘羁。”结笔两句,来得有点突兀,似与上文无甚关系,实则深有关系。梦幻,喻人生之短暂,翻见得生命之可珍惜。绁者,捆缚也。尘羁即尘网,谓尘世犹如罗网,指的是仕途。生命如此有限,弥可珍惜,不必把自己束缚在尘网中,失掉独立自由之人格。这种坚贞高洁的人格,正有如青松。这才是真正的主体品格。
渊明此诗之精神境界与艺术造诣,可以喻之为一完璧。上半幅纯用比兴,赞美青松之高姿。下半幅纵笔用赋,抒发对于青松之知赏,以及珍惜自己人格之情怀。全幅诗篇浑然一体,实为渊明整幅人格之写照。全诗句句可圈可点,可谓韵外之致味之而无极。尤其“连林人不觉,独树众乃奇”二句,启示着人人挺立起高尚的人格,则高尚的人格并非与众不同,意味深远,极可珍视。《诗·小雅·裳裳者华》云:“唯其有之,是以似之。”只因渊明坚贞高洁之人格,与青松岁寒不凋之品格,特征相似,所以此诗借青松为自己写照,境界之高,乃是出自天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