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诗首句“卷地风抛市井声”，承其一而来，写风吹市井喧闹之声自外传来，角度在自己，喧闹在别人。“卷地风”，语出韩愈《双鸟》诗“春风卷地起，百鸟皆飘浮”，但仅取其“卷地春风”之意；“市井声”，化用黄庭坚《仁亭》“市声鏖什枕，常以此心观”诗句，亦仅化出“市井声”一词；受陈师道《春夜》“风回晚市声”一语启发，着一“抛”字，状”市井”喧闹之声如在目前，顿使全句神采飞扬，活灵活现，充满春天的活力。次句“病夫危坐了清明”，读来令读者陡然一紧，与墙外市井之声的喧闹相反，诗人却自称“病夫”，而且“危坐”，那份拘谨，那份压抑，跃然纸上；尤其是一“了”字，更是透出了诗人充满遗憾且有所不甘的心情。其时，诗人名震朝野，众目所瞩，也有些许迹像看来于已不利，因此他只能努力压抑着自己，端坐高堂，不去游春。但身未动心却”飞，“抛”过来的市井之声时时喧闹着诗人之心。眼随心转，“帘晚日看收尽，杨柳微风百媚生”，无奈之下，只得眼盯着一帘之隔的窗外，看那一抹晚霞渐渐收起，杨柳吐绿的柔条，在微微春风中轻舞飞扬，婀娜多姿，百媚横生。虽此一窗春色，却已令诗人心旌摇荡。“百媚生”，语取白居易《长恨歌》“回眸一笑百媚生”，以人拟物，更见出杨柳春意。
“文似看山不喜平”，诗歌亦然。此诗虽短，却一波三折，写得摇曳多姿。加之语句畅朗，音节浏亮，风格俊爽，既有江西诗派锻字炼句的精工，又具有陶、谢、韦、柳妙契自然的神韵。
日本明治维新前夕，诗僧月性在离乡东游前写了两首自述其志向的题壁诗《锵东游题壁二首》。后来被西乡隆盛读到了，他认为其中第二首诗的内容符合自己的抱负，便稍作修改后存留着自勉。清朝末年，中国在西方列强的侵略下，国将不国、 民不聊生。日本明治维新运动的成功成为中国有志青年效法的榜样，西乡隆盛的著名事迹也流传到了中国。
由此可以推断：在这种条件下，少年毛泽东或者是从书籍报刊上，或者是直接从留学东洋的教师那里，读到了西乡隆盛版本的这首述志诗。之后，他坚持要离家前往湘乡接受更加高等的教育，开拓更为广阔的天地。这与固执守旧的父亲发生了严重的冲突，在这种形势下，他改动了这首诗的几个字，而后呈给父亲。
首诗是少年毛泽东走出乡关、奔向外面世界的宣言书，从中表明了他胸怀天下、志在四方的远大抱负。
这是一首典型的言志诗。
起首两句所表述的诗意，思想鲜明、气势雄伟、铿锵有力。“立志出乡关'’的毛泽东，用“学不成名誓不还”的绝唱，表明了他求学的坚决、志向的高远。
后两句将上述诗意向更深的意境进行挖掘，动用先否定、后肯定的手法，具体生动地描写了死后尸骨何必非要归故里，人生行至何地自有青山随的诗意。从诗句中，自然而然地发出寓意深远的感叹，从而受到启迪。
全诗通俗易懂，平仄押韵流畅，让人读起来朗朗上口，巧借古今中外经典词句，变为自己明志之诗句，简洁而不简单，通俗不失大雅，是毛泽东心态、 志向的真实流露。一个胸怀不凡志向，聪慧、 倔强、 有着过人的记忆力和顽强毅力的毛泽东，正迈向他人生的第一个转折点。
这首诗可分两大部分。前十句为第一部分，感叹自己才疏智浅，游宦无成。何逊虽年少成名，但遭梁武帝疏远，对他来说，不能不是一个沉重的打击。他慨叹自己天生孱弱，不堪造就，缺乏一技之长，不能被人重用。既然才疏智浅，就不能希求美名远扬。自己干的都是一些琐碎细事，终日碌碌无为，纷纷扰扰的游宦生活已使他感到厌倦。年少无知，轻掷岁月倒也罢了，而今老大，始感光阴之宝贵，亦悟仕途之误人。“一涂今未是，万绪昨如非”，这是作者历经仕途坎坷后的经验之谈。“一涂”，同“一途”，即指仕途。谢朓《酬王晋安德元》诗云：“怅望一途阻，参差百虑依。”亦同此意，但态度没有如此决绝。误落尘网中，一去几十年。正如陶渊明《归去来兮辞》说的那样：“悟已往之不谏，知来者之可追。实迷途其未远，觉今是而昨非。”于是作者想到了归隐。
后十句为第二部分，抒发了作者的思乡念旧之情。“新知虽已乐”是虚，是官场中的客套话。而“旧爱尽暌违”是实，是作者的心里话。这里的“旧爱”，主要指的是家乡的老朋友。扰扰游宦子，尽别故乡人。正如潘岳在《闲居赋序》中说的：“太夫人在堂，有羸老之疾，尚何能违膝下色养，而屑屑智斗筲之役乎？”于是，他引领远望，故乡渺邈，归思难收，不禁泪洒衣襟了。但官身不自由，思归不能归，所以说“望乡空引领”。一个“空”字，多少惆怅，多少伤感！长期的游宦生活与折磨人的思乡之苦，使作者形容憔悴，这与争芳斗妍的春草春花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春物自芳菲”，有着两层含意：一是大好春光自是大自然的赐予，与作者是不相干的；一是心情恶劣的作者，无心欣赏这大好春色，一任春花春草自芳菲。一个“自”字，就把孤独苦闷的“旅客”——作者自己，与花香鸟语的大好春天对立起来。这使读者们想起了大诗人杜甫《蜀相》中的两句诗：“映阶碧草自春色，隔叶黄鹂空好音。”这“自”字、“空”字的用法，说不定是受了何逊诗的启发。但大自然终是有情的。两岸鲜花有意，临水盛开，以悦人情致；江上春燕恋人，绕船飞翔，似惹人乡思。这即目所见，更加触动了作者的乡愁。于是他幻想乘船顺流而下，独与暮潮东归。但这是不可能的，所以说“无由”，真是无可奈何！何逊赴任郢州（今湖北武昌）在西，而他的故乡东海郯（今山东郯城西）及其久居的京都建康（今江苏南京）在东，随长江落潮正可归去，故云“独与暮潮归”。作者《渡连圻二首》其二云：“暮潮还入浦，夕鸟飞向家。触目皆乡思，何时见狭邪？”难怪诗人面对暮潮是那么一往情深了。但“潮归人不归”（刘长卿《和州送人归复郢》），滚滚东去的暮潮只好把诗人的乡思带回去了。结尾给人留下无穷的回味。读者读罢诗，仿佛也体味到了诗人那刻骨的乡愁和凄苦的心情。
“独背斜阳上小楼”，一开场先摆动作，画面里，纳兰性德（纳兰容若）独上小楼，背后是红红的斜阳，很有气氛，接下来是用音乐进一步烘托气氛：“谁家玉笛韵偏幽”，不知道哪里传来的背景音乐，是笛子曲，韵律幽幽。
八卦一下：纳兰性德（纳兰容若）独上小楼，听到“谁家玉笛”，也就是说，他并没有看见那个吹笛子的人，那么，他是怎么单靠耳朵听出来人家吹的是玉笛而不是竹笛或金笛呢？
答案是这种耳音别说纳兰性德（纳兰容若），就连笛子专家家也很难做到，像“玉笛”这种词语，仅仅是源远流长的一种诗人语言——比如，同样听到不知从哪里传来的笛子声，如果你想表达君子情怀，那就说“玉笛”；如果你想表达乡野之情，那就说“竹笛”；如果你想表达豪客沧桑，那就说是”铁笛”；如果你写武夫小说，那就写成“金笛少年”。
只有笛子是真的，那些玉、竹、金、铁一般都只是诗人为塑造意境而主观加上的修饰，不可当真。就诗人们而言，这些修饰都是意象符号，是一种传统的诗歌语言。
接下来，纳兰性德（纳兰容若）已经在笛声的渲染下登上小楼了，在诗歌里边，主人公只要一登高I无论是高台还是高楼l，往往就要感怀了。由登高而感怀，这也是一个相当有传统的诗歌套路。
登高之后，纳兰性德（纳兰容若）先写了一下登高之所见，即“一行白雁遥天暮，几点黄偏满地秋”，天上一句，地上一句。天上是暮色沉沉，一行白雁在飞；地上是秋景萧瑟，几点黄偏堆积。
白雁，比大雁体形略小，据说是纯白色的。白色的雁虽然我们很难想象，但唐诗里有“东溪一白雁，毛羽何皎洁”，宋词里咏白雁也有“冰魂问归何处，明月影中藏”，看来还真是白色的。
地上，几点黄偏而已，并不是满地黄偏，但纳兰性德（纳兰容若）却说”几点黄偏满地秋”，这比“满地黄偏堆积”更显得凄凉萧瑟，后者就好比一个人已经躺在血泊中喘息最后的几口气，前者却如一个人眼睁睁地看着敌人的屠刀正在朝自己砍过来。
下片“惊节序，叹沉浮”，开始登高感怀了，季节代谢，人生沉浮，总是惹人伤感，“秾华如梦水东流”，好事情总是才一来到就马上消失了，像梦一样容易破灭，像河水东流一样不可逆转。
“水东流”在诗歌意象里一般有这样几种含义：一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二是不可逆转。李煜词”自是人生长恨水长东”，很无助，人的一生无法摆脱命运，就像电影里的人物无法摆脱剧本。
我们看电影的时候，随着剧情的发展而喜怒哀乐，而揪心着急，其实冷静下来一想，我们也知道这些故事早就在电影胶片里被固定好了。李煜和纳兰性德（纳兰容若）他们有时候就像电影里的人物突然有片刻的灵光一闪：哎，我不会只是一个电影人物吧？
“人间所事堪惆怅，莫向横塘问旧游”，化自曹唐诗“人间何事堪惆怅，海色西风十二楼”，纳兰性德（纳兰容若）换“何事”为“所事”，比较难解，有注本说“所事”即事事，很多事，钟继先有“所事堪宜，件件可咱家意”，看来这个词大概是从元曲里来的俗语。
横塘，较难解。若当地名讲，南京和苏州都有横塘；若当泛指讲，诗人语言里和这个词有关的一般都涉及男女情事。有注本说这首词是纳兰性德（纳兰容若）怀念南方友人，也讲得通。以横塘代指江南，也说得过去。如果这是怀人之作，那么“人间所事堪惆怅，莫向横塘问旧游”意思就是南方的老朋友啊，人生有太多的事情需要发愁，我还是省点心别去惦记你好了。
当然，这是在说反话，实质上的意思是：南方的老朋友啊，你看，我有这么多的事情需要发愁，可我还是很惦记你呀。
这是一首离别的诗歌。诗人以行军途中所见太行山景色为题材，用饱含激情的笔墨，描绘出了太行山巍峨险峻、黄河气势磅礴的宏伟画卷，谱写出了抗战年代里太行山区雄奇壮美的自然风貌以及军民万众一心，英勇斗争的精神面貌。诗人以美术家的眼光，巧妙选择景物、切取场景，组合成远近结合、色彩艳丽而且洋溢着战斗激情的画面，抒发了不畏强敌、同仇敌汽、敢于胜利的革命乐观主义情怀。
首句写山，次句写河，既表明“出太行”的行程，又显示爱我山河的豪情。诗人“出太行”后“经洛阳”，必然要跨越黄河。黄河是中华民族的摇篮，又是自古以来兵家必争的“天险”。作为无产阶级军事家的朱德，来到波涛汹涌的黄河边，他满含深情地“一望收”，只在远看一眼之中，已把万里黄河的雄伟形象全部收入眼底，那种迫不及待的热情和无比广阔的胸襟，已被表述无遗。他之所以如此地向往黄河，热爱黄河，着眼点就在于它是“天险”。在“抗战紧急”的关头，中华民族的优秀子孙正在黄河之滨与日本侵略军凭险抗击，浴血奋战。一定要保卫黄河、保卫华北、保卫全中国的豪情壮志和坚定信念，正在诗句之中激荡回旋着，这就是令人感到它有气壮山河之伟力的原因。
紧承次句，第三句展开对“出太行”后“经洛阳”、“中途返延安”的行程所见的描写。由于诗人经洛阳、抵西安时，日寇两万余人正围攻晋西北抗日根据地，并进迫中国陕甘宁边区，诗中实写由黄河以北的太行，经过黄河以南的洛阳，而后沿黄河岸边折转延安的路线。其中既有八路军对侵华日军的“抗战”，又有八路军对进犯解放区的国民党军队予以自卫还击的“内战”。这两种类型的战争都在如火如荼地进行着，“红似火”三字则把这燃遍黄河两岸的战火作了形象鲜明的描写。“抗战紧急”之际，不该“内战又起”，使得亲痛仇快，“国人皆忧”。朱德既为黄河两岸燃起了抗日的燎原大火而高兴，又为黄河两岸燃起了内战的遍地烽烟而痛心，他那一则以喜、一则以忧的复杂心情，在这句诗中得到了充分的表现。
正因如此，结句就顺势而出了，点明了“出太行”的主旨。为了一致对外，团结抗日，总司令奉党中央之令“中途返延安”，共商“去重庆谈判”的具体策略和内客，以迫使蒋介石集团停止内战，枪口对外。如果谈判成功，自能解除国忧，告慰“同仇”。一个“当”字，表明诗人为谈判成功而要竭尽全力的良好愿望，至于蒋介石是否能有停止内战的诚意，还得看事态的发展，显示出诗人用词下字的准确分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