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文及注释
译文
贾谊宅中的水井今天才见到,葛洪的炼丹井昔日曾看过。
水井深达百尺只能看影,行人不能汲饮因此中暑而死。
注释
贾谊:西汉政治局、辞赋家。
葛洪:东晋道教学者、医药学家。
寒泉:极言水深。
暍:中暑。一作“渴”。
韩愈(768年-824年12月25日),字退之,河南河阳(今河南省孟州市)人,自称“祖籍昌黎郡”,世称“韩昌黎”、“昌黎先生”。唐代中期大臣,文学家、思想家、政治家,秘书郎韩仲卿之子。元和十二年(817年),出任宰相裴度行军司马,从平“淮西之乱”。直言谏迎佛骨,贬为潮州刺史。宦海沉浮,累迁吏部侍郎,人称“韩吏部”。长庆四年(824年),韩愈病逝,年五十七,追赠礼部尚书,谥号为“文”,故称“韩文公”。元丰元年(1078年),追封昌黎郡伯,并从祀孔庙。韩愈作为唐代古文运动的倡导者,名列“唐宋八大家”之首,有“文章巨公”和“百代文宗”之名。与柳宗元并称“韩柳”,与柳宗元、欧阳修和苏轼并称“千古文章四大家”。倡导“文道合一”、“气盛言宜”、“务去陈言”、“文从字顺”等写作理论,对后人具有指导意义。著有《韩昌黎集》等。 ▶ 428篇诗文
第一首偈,见于敦煌写本《坛经》。关于这首诗的来历,《坛经》第四节至第八节,有明白的记载:五祖弘忍“一日唤门人尽来”,要大家“各作一偈”。并说“若悟大意者”,即“付汝衣法,禀为六代”。弘忍的上首弟子神秀在门前写了一偈道:“身是菩提树,心如明镜台。时时勤拂拭,莫使有尘埃。”弘忍知道后,“遂唤神秀上座于堂内”,说是“汝作此偈,见即未到”,“若觅无上菩提,即未可得”,因而要他“更作一偈”。而“秀上座去数日,作不得”。惠能的偈语,即针对神秀的《无相偈》而发。据《坛经》所载,惠能本不识字,他先“请人一读”神秀的偈语,然后作此歌偈,“请得一解书人于西间壁上题着”。
这首偈,同神秀的那一首,在修行方法上具有原则的区别。神秀的那首“无相偈”,使他失去作为弘忍继承人的资格,却成了北宗一派的开山祖。由于神秀强调“时时勤拂拭”,后人以其主张“拂尘看净”,称之为“渐修派”。而惠能的这一首,是对神秀偈的彻底否定,也即主观唯心主义对客观唯心主义的彻底否定,直接把握住“见性成佛”的关键,被称为“顿悟派”。
在《坛经》第二十节,惠能指出:“世人性本自净,万法在自性。思量一切恶事,即行于恶;思量一切善事,使修于善行。”这是惠能“顿悟说”的基础。在他看来,“愚人”与“智人”,“善人”与“恶人”,他们和“佛”之间,没有不可逾越的鸿沟。从“迷”到“悟”,仅在一念之间。这种“放下屠刀,立地成佛”的思想,不仅对我国佛教的演变产生了巨大的作用,对于后来的中国哲学理论也有重大的影响。
第二首偈,也是惠能针对神秀的《无相偈》所作的。旨在说明“明镜”的清净,也即“自性”的清净,这是佛教徒坚信能到达理想境界人人所共有的主观条件。该偈亦见于敦煌写本《坛经》,但据郭朋《坛经校释》考证,这一首当属衍文。特别是前两句,虽调换了“身”、“心”二字的位置,实际也是重复神秀的话,不应视为惠能的思想。
第三首偈,见于《六祖法宝·坛经》,流传甚广,为《全唐诗外编》所补录。据郭朋《坛经校释》考证,这一首是由《菩提偈》第一首演化而成,关键在第三句,由惠昕本带头,契嵩本、宗宝本因之,把“佛性常清净”改成“本来无一物”。这是一种误解,早在宋代即有人提出非议。郭朋认为:“《坛经》的首窜者,不仅不了解‘佛性’论,而且也不了解‘性空’说。”其实,大乘佛教的所谓“空”、“无”,是就“妄心”、“妄境”而言;若就“真心”、“真境”而论,则决非“绝无”。在《坛经》第十五节,惠能有言:“有灯即有光,无灯即无光。灯是光之体,光是灯之用。”在《坛经》第二十四节,惠能又说:“虚空能含日月星辰、大地山河,一切草木、恶人善人、恶法善法、天堂地狱,尽在空中;世人性空,亦复如是。”这些都足以证明惠能的思想体系,同“一切万法,自性本空”的理论完全不同。不过在这句话之前,惠能先说:“心量广大,犹如虚空。”他把一切归结于“心”,也即“自性”。这是典型的主观唯心主义观点。但无论如何,把“佛性常清净”和“本来无一物”等同起来,是不适当的。
第四首偈,见于《大正藏·坛经》,着重讲修行方法。《坛经》第三十五节,惠能引佛言:“随其心净,则佛土净。”接着说:“心但无不净,西方去此不远;心起不净之心,念佛往生难到。” 《坛经》第三十六节说:“若见真道,行正即是道;自若无正心,暗行不见道。自若无佛心,向何处求佛!”《坛经》第五十二节说:“我心自有佛,自佛是真佛;自若无佛心,向何处求佛!”《坛经》第五十三节又说:“若能心中自有真,有真即是成佛因;自不求真外觅佛,去觅总是大痴人。”反复申明向人的自我求真,自我求佛,这是惠能教导其弟子立地成佛的唯一途径。在他看来,求佛的人只图自悟,不假外示,心注一境,化难为易,自能达到目的。论根据。
诗头两句回顾自己的过去。“遑遑三十载”,诗人此时四十一岁,自发蒙读书到举成数为三十载。“书剑两无成”,诗中用以自况,说自己三十多年辛辛苦苦地读书,结果一事无成,实是愤激之语。
“山水寻吴越,风尘厌洛京”,两句前后倒装,每句句中又倒装。本来是因为“厌洛京风尘”,所以“寻吴越山水”。一倒装,诗句顿时劲健,符合格律,富于表现力。一个“厌”字,形象地表现出诗人旅居长安洛阳的厌烦心绪。诗人在长安是求仕,从他在洛阳与公卿的交往看,仍在继续谋求出仕。但是,半年多的奔走毫无结果,以致诗人终于厌烦,想到吴越寻山问水,洗除胸中的郁闷。“扁舟泛湖海”是“山水寻吴越”路线的具体化。
诗人乘船从洛阳出发,经汴河而入运河,经运河达于杭州(越中)。诗人计划要游太湖,泛海游永嘉(今浙江温州),因此湖海并没有叙述过多。公卿,指达官显贵。古代百姓见公卿要行叩拜的大礼,而诗人告别他们却用平辈交往的礼节——长揖,作个大揖,表现出诗人平交王侯的气概。诗人“长揖谢公卿”表现的是他一生为人傲岸。诗人并不因为求仕失意,就向公卿摇尾乞怜,因此李白说他“高山安可仰,徒此揖清芬”(《赠孟浩然》)。
“且乐杯中物”是借用陶渊明的《责子诗》“天运苟如此,且进杯中物”。末尾两句暗用张翰的话:“使我有身后名,不如即时一杯酒。”(《晋书·文苑·张翰传》)大意说:“我且喝酒乐我的,管他什么名不名。这也是愤激之辞。诗人素有强烈的功名心,希望像鸿鹄那样搏击长空,一展宏图。但是,怀才不遇,不被赏识,报国无门,只好去游山玩水。
这首诗词诗人原本满腹牢骚,但表达时处处自怨自艾,而流落不偶的遭际却不言自明。中间两联扣题,实写自洛赴越,把洛阳与吴越联系起来。中间两联意思连接很紧,首尾跳跃很大。首联总结自己勤勉失意的一生,尾联表明自己对人生的态度。诗人辞别洛阳前往吴越,目的纯粹是为了去寻求名山佳水,想在自然山水中忘掉世俗,找到归宿。孟浩然虽然一生布衣,但心中进与退、仕与隐的矛盾一直存在,并且延续到晚年。但这首诗却干净利落地摈弃尘俗,不论功名,是他特定时期真实心情的写照。
这首词是写江行采石所见所感的,虽自称“戏作”,其实寄慨遥深。
上片写江行所见。“千丈悬崖”,言采石江岸高峻陡峭;“削翠”,言江岸壁立如削,却草木葱茏。如果说“千丈”句写江岸,而“一川”句则写江水。廖世美《好事近》词说:“落日水镕金。”此句化用廖词,言落日的余辉照射在江面上,一川江水像镕金那样灿烂。落日熔金,悬崖削翠,作者从这两个侧面,表现出采石水光山色之壮美。“白鸥”句写江上的沙鸥;“选甚”句写江上的游人。白鸥在江上自由飞翔,毫无戒心,与人和谐相处;而人则乘舟遨游,任其所之。张志和《渔歌子》说“能纵棹,惯乘流,长江白浪不曾忧”,还谈什么“今日任风波”,则其江行之安闲可知。
下片写江行所感。“别浦”二句写江行生活。“别浦”句映带开头两句,写长江沿岸水产丰富,鱼蟹肥美,可供享用。“前村”,和“别浦”对应,言前行途中有江村可以沽酒。“重斟”二字,足见其逢酒必饮。苏轼《渔父》词说:“酒无多少醉为期,彼此不论钱数。”又说:“酒醒还醉醉还醒,不论人间今古。”“前村美酒重斟”,似与苏词意近,所不同者,苏写渔父,辛写自己而已。采石为江防要地,历代南北战争,多于此渡江。宋开宝七年(974),曹彬率师攻取南唐,于此渡江不必说了。隋开皇九年(589),韩擒虎灭陈,也是由此济师。至于东汉、晋、梁之师,出入建康,率皆由此。因而,采石成为历代王朝兴衰的历史见证。“千年”二句,言上述历史的变革,王朝的兴衰,均已成为往事而销声匿迹,为何还去管他?作者借渔父之口出以旷达之语,实质上是反映了他对南宋朝廷的失望和不满。不管兴亡,正是对于兴亡之事的执着,这里不过是故作反语而已。在稼轩词中反映出世思想的作品,有些是出于一时的愤激,有些则的确表达了真情实感,必须根据作者当时的具体处境,结合同时的其他作品,以及这类词篇的本源,来作全面而具体的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