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招隐士》给人一种森然可怖，魂悸魄动的特殊感受。作者以强烈的主观感情色彩，采用夸张、渲染的手法，极写深山荒谷的幽险和虎啸猿悲的凄厉，造成怵目惊心的艺术境界，成功地表达了渴望隐者早日归还的急切心情。通篇感情浓郁，意味深永，音节谐和，情辞悱恻动人，为后代所传诵。通过对山水、溪谷、巉岩以及奔突吼叫在深林幽谷间的虎豹熊罴的描绘，以将山水景物经过浓缩、夸张、变形处理，使自然界的飞禽走兽和真山真水变成艺术形象的方法，渲染出一种幽深、怪异、可饰的环境气氛，弥漫着郁结、悲怆、而又缠绵悱恻的情思，表现了王孙不可久留的主题思想。让人们仿佛听到一声声回荡在崖谷间“王孙兮归来！”那招魂般凄厉哀怨的呼唤。
山中景物之惊心可怖暗示朝中政治形势的复杂和淮南王处境的危险，并以淮南王喜爱的楚辞形式予以规劝，这样的揣测应该是比较合乎情理的。
全文可分两部分：第一部分从篇首至“蟪蛄鸣兮啾啾”。主要描写为追慕桂枝芬芳（象征美德）的王孙在虎豹出没、猿猨哀鸣的深山幽壑间淹留，引起亲朋好友的焦虑与不安，并以春草、秋螀写作者萦回之思和怊怅之情。
第二部分从“坱兮轧”始至篇末，以山石之巍峨，雾岚之郁结，虎豹之奔突，林木之幽深，极力渲染山中之阴森可怕，并以离群禽兽失其类的奔走呼叫，规劝王孙之归来。
淮南小山的《招隐士》步《楚辞》之余芳，另劈别径，“衔其山川”、“猎其艳词”表达出深曲的情致和婉转怊怅的意绪。所谓“衔其山川”，指此篇对山川景物、烟岚林莽的环境描写，及其描写中运用比兴象征、气氛烘托等艺术手法，主要是从屈宋辞赋中移植、借鉴过来然后重加剪辑而别出机杼的。在对山川景物、烟岚林莽或虎豹走兽的描写，尤其将自然界经过一番浓缩、夸张、变形处理，渲染气氛，使之成为人神杂糅的艺术形象和艺术境界上，屈宋辞赋中早已有许多成功的范例，这可以以《九歌·山鬼》，《九章·涉江》为代表。
《山鬼》对山中之神所处幽深昧险的环境描写是：“余处幽篁兮终不见天，路险难兮独后来”、“云容容兮而在下，杳冥冥兮羌昼晦”、“采三秀兮于山间，石磊磊兮葛蔓蔓”、“山中人兮芳杜若，饮石泉兮荫松柏”。描写以雷声、雨声、风声、木声、猨狖鸣声，组成萧瑟而令人怵目惊心的山中夜半：“雷填填兮雨冥冥，猨啾啾兮狖夜鸣，风飒飒兮木萧萧……”
《涉江》对屈原独处深山幽昧环境的描写同样慑人心魄：“入溆浦余佪兮，迷不知吾之所如。深林杳以冥冥兮，乃猨狖之所居。山峻高以蔽日兮，下幽晦以多雨。霰雪纷其无垠兮，云霏霏而承宇。哀吾生之无乐兮，幽独处乎山中。”另外，与山川景物、林深猨鸣的描绘相对应，《山鬼》中写了“独处”“山之阿”的山中女神；《涉江》中出现了“独处乎山中”的屈原自我形象。而淮南小山的《招隐士》，正是以屈原作品中山川景物、环境气氛的渲染烘托和山中人感情效应的描写为张本而发端，进一步高浓度地描写山中崖断路绝、虎豹纵横的险恶景象，然后将“攀援桂枝”的王孙置之其间的。王孙是古代对贵族子弟和一般男子的尊称。《史记·淮阴侯列传》：“吾哀王孙而进食，岂望报乎！”司马贞《索引》：“言王孙公子，尊之也。”这里指所招和思念的人。也有学者以为：“淮南王刘安是汉高祖刘邦的孙子。《史记·淮南衡山列传》：‘王曰：吾高帝孙，亲行仁义……’称刘安为王孙，身份极为适当”（见马茂元《楚辞选》）。
在描写山川景物、环境气氛时，《招隐士》写了山石之突兀，草木之荒芜，禽兽之奔突，虫声之哀鸣。写山石的有“石嵯峨”、“溪谷崭岩”、“坱兮轧、山曲岪”、“嵚岑碕礒兮，碅磳磈硊”。其中“嵯峨”、“崭岩”、“坱”、“轧”、“曲岪”、“嵚岑碕礒”、“碅磳磈硊”都是形容山高路险、崎岖曲折和荦确不平之貌。写草木的有“偃蹇连蜷兮枝相缭”、“春草生兮萋萋”、“丛薄深林兮人上栗”、“树轮相纠兮，林木茷骫。青莎杂树兮，薠草靃靡”。写禽兽奔突、虫声哀鸣的有“猿狖群啸兮虎豹嗥”、“虎豹穴”、“白鹿麏麚兮，或腾或倚”、“猕猴兮熊罴，慕类兮以悲”，“虎豹斗兮熊罴咆”、“蟪蛄鸣兮啾啾”等。
首二句“桂树丛生兮山之幽，偃蹇连蜷兮枝相缭”，以描写南方珍贵名木桂树蟠曲交柯之姿和色泽芬芳象征的君子懿德为起，而与下王孙“攀援桂枝兮聊淹留”相呼应，写法与《山鬼》首二句“若有人兮山之阿，被薜荔兮带女萝”类似，均首句出现贞洁芬芳的抒情形象，次句进一步修饰。其中树生“山之幽”，与人在“山之阿”句式亦相同。王孙滞留山中的原因是“攀援桂树”（追慕圣贤之德），与《涉江》中屈原“董道而不豫兮，固将重昏而终身”的表白相近。不同的是，《招隐士》改变了《山鬼》中的抒情气氛和《涉江》环境描写中的愁苦色彩，亟写山中景象之险恶。《山鬼》的环境描写，是为了表现山中女神“怨公子兮怅忘归”的情愫，《涉江》的环境描写，是为了抒发屈原“济乎江湘”的悲戚；而《招隐士》中的王孙，仅仅是一个被召唤的对象，并没有《山鬼》和《涉江》中主人公的哀怨抒发和内心独白。这种描写，只在篇末对王孙归来的呼唤声中才化成一种感情因素，成为一种缠绵、悲凉的情绪充塞读者心间而驱之不去。
在“猎其艳词”方面，《招隐士》中叠字的运用亦引人注目。《楚辞》中多用叠字，《山鬼》中即以“云容容”、“杳冥冥”、“石磊磊”、“葛蔓蔓”、“雷填填”、“雨冥冥”、“猨啾啾”、“风飒飒”、“木萧萧”，渲染烘托出失恋女神愁思百结、孤独无依的寂寞情怀和悲秋意绪。顾炎武《日知录》说：“诗用叠字最难”，“宋玉《九辩》‘乘精气之抟抟兮，骛诸神之湛湛。骖白霓之习习兮，历群灵之丰丰。左朱雀之苃苃兮，右苍龙之跃跃。属雷师之阗阗兮，通飞廉之衙衙。前轻轲之锵锵兮，后辎车之从从。载云旗之委蛇兮，扈屯骑之容容’。连用十一叠字，后人辞赋，亦罕及之者。”淮南小山即吸取了屈、宋诗篇中善用叠字的修辞手法，在《招隐士》中用了“啾啾”、“萋萋”、“峨峨”、“凄凄”、“漎漎”等叠字，并以“春草萋萋”、“蟪蛄鸣啾啾”暗示时间变化，表明对王孙一去不归的哀叹；其中运用屈宋诗篇中回环复沓的节奏，铿锵而又有时急促音调上的处理。对“攀援桂枝兮聊淹留”的复迭，以及“虎豹嗥”、“虎豹穴”、“虎豹斗”复迭整齐中的变化；诗中三字、四字、五字、六字、七字、八字句式奇妙地交错运用，遂使《招隐士》“音节局度，浏亮昂激”。
除此而外，《招隐士》所以有别于东方朔、王褒、刘向、扬雄等人的拟骚之作而独秀其类，嗣音屈宋，取得惊心动魄的艺术魅力，还因为它在思想主题、篇章结构表现上的单纯、提炼和集中。在主题上，《招隐士》删去了一切可能会冲淡主题的枝蔓。诗中既没有明确地写招唤者为什么要劝王孙归来，也没有说明王孙与招唤者之间是什么关系，更没有让王孙去作志行高洁的自我披露和内心独白——作者根本没有让王孙开口说话，王孙在诗中，如前所述，只是一个被召唤者日夜思念的攀援桂枝的高洁形象。全诗的思想主题仅是一句咏叹调般单纯、明朗、集中的呼唤——“王孙兮归来，山中兮不可久留！”千年以来，一直回荡在人们的心里。
萧统《文选》选录曹植《杂诗》六首，获得历代诗评家的赞赏和肯定，是曹植诗歌中的著名篇章。此诗是其中的第四首。
这首诗是曹植后期所作，采用比喻手法，表现了他怀才不遇的苦闷。曹植不但文才很高，而且具有政治抱负，希求建功立业，垂名青史。曹操一度想立曹植为太子，结果没有实现。曹操死后，他因此备受其兄曹丕（魏文帝）、侄子曹叡（魏明帝）的猜忌和压抑，屡徙封地，连生活都很不安定，根本谈不上实现政治抱负。这首诗以佳人自比：佳人的容貌艳若桃李之花，比喻自己才能的杰出；“时俗”二句，说佳人的美貌和歌唱才能都不为时人所赏识，比喻自己怀才不遇；“俯仰”二句，说时光流驶，佳人的容华难以久恃，寄寓了自己盛年时无法施展抱负的深沉慨叹。
在我国古典文学作品中，从屈原的辞赋开始，就形成了以美人香草比喻贤能之士的传统。曹植这首诗，在构思和写法上明显地学习屈赋。屈原《九歌》中的湘君、湘夫人二神，其游踪大致在沅、湘、长江一带，《湘夫人》篇中有“闻佳人兮召予”句，以佳人指湘夫人。曹植这首诗中的前四句，其构思用语，大约即从《湘君》、《湘夫人》篇生发而来。《离骚》云：“汨余若将不及兮，恐年岁之不吾与。”“惟草木之零落兮，恐美人之迟暮。”曹诗末二句又是从它们脱胎而出。这种继承发展关系，可以帮助说明这首诗的主题是抒发怀才不遇的苦闷。元代刘履《文选诗补注》（卷二）释此篇题旨说：“此亦自言才美足以有用，今但游息闲散之地，不见顾重于当世，将恐时移岁改，功业未建，遂湮没而无闻焉。故借佳人为喻以自伤也。”清代张玉谷《古诗赏析》（卷九）也说：“此诗伤己之徒抱奇才，仆仆移藩，无人调护君侧，而年将老也。通体以佳人作比，首二自矜，中四自惜，末二自慨，音促韵长。”刘、张两人的解释都是颇为中肯的。曹植在《求自试表》一文中，强烈地表现了他要求在政治上建功立业的愿望，文中后面部分有云：“臣窃感先帝早崩，威王弃世，臣独何人，以堪长久！常恐先朝露填沟壑，坟土未干，而身名并灭。”这段话的意思与此篇“俯仰岁将暮，荣耀难久恃”二句的内容也是息息相通的。
有一种说法，认为这首诗的主题不是作者自伤，而是为曹彪鸣不平。“佳人”盖指彪，时为吴王也。《魏志》：彪于黄初三年，徙封吴王，五年改封寿春县，七年徙封白马。朝游夕宿，喻迁徙无定也。”（见黄节《曹子建诗注》卷一）曹彪是曹植的异母弟，曹植与曹彪同受朝廷猜忌压抑，有同病相怜之感，黄节的看法可备一说，但证据毕竟不足。徐公持同志说：“按曹彪虽膺过吴王的封爵，其封城却并不真在吴地。当时自江以南，全在孙氏控制之下，曹彪无由得至江南。他这个吴王封在寿春附近，此点曹植不会不知。所以诗写‘南国’‘佳人’，‘朝游江北岸，夕宿潇湘沚’等等，不可能是指曹彪，而是借用楚辞的意境和成语，来抒发自己对‘时俗薄朱颜’的感慨，其主旨是怀才不遇。”这样讲比较合乎情理。
这首诗与曹植的另一首名作《美女篇》主题相当，在艺术描写上却有丰腴与简约的区别，可进行一下比较。《美女篇》全诗较长，节录如下：
美女妖且闲，采桑歧路间。柔条纷冉冉，落叶何翩翩。攘袖见素手，皓腕约金环。……借问女何居，乃在城南端，青楼临大路，高门结重关。容华耀朝日，谁不希令颜？媒氏何所营，玉帛不时安？佳人慕高义，求贤良独难。众人徒嗷嗷，安知彼所观。盛年处房室，中夜独长叹。
《美女篇》的主题，过去不少评论者都指出它是曹植以美女自比，比喻他怀抱才能而不得施展。如清王尧衢《古唐诗合解》（卷三）说：“子建求自试而不见用，如美女之不见售，故以为比。”《美女篇》与《杂诗》“南国篇”的主题相同，又同用比喻手法，城南美女与南国佳人，都是曹植自比。《美女篇》“佳人慕高义”以下四句，说城南美女不为众人所理解，意思与“南国篇”的“时俗”二句相通，点明了“怀才不遇”的主旨。“盛年处房室’二句，也与“南国篇”的“俯仰”二句一样，在结尾表现了深沉的慨叹。上面《美女篇》的引文，在“攘袖”二句下省略了十句，这十句连同“攘袖”二句都是写城南女的姿态和装束，从各个方面来刻划她的美丽，而“南国”篇写佳人之美，仅用了“容华若挑李”一句，非常简括。《美女篇》在其他方面的描写也较“南国”篇丰腴，但写美女姿态装束的一段尤为突出。这两首诗同用比喻法写同一个主题，但使用了详略不同的写法，“南国”篇简练爽朗，《美女篇》华赡生动，在艺术上各擅胜场，用词造句毫无雷同之感，这里表现了曹植高超的写作才能。
钟嵘《诗品》评曹植诗云：“骨气奇高，词采华茂，情兼雅怨，体被文质。”这是对曹植诗歌很深刻的评语。“情兼雅怨”是论思想内容，指出曹植诗具有“小雅怨诽而不乱”的特色，曹植后期的不少诗作，倾吐牢愁，的确多近似小雅的怨诽之词，《杂诗》“南国篇”、《美女篇》都是其例。骨气即气骨，也就是风骨。骨气奇高，是赞美曹植诗富有风骨，即富有爽朗刚健的风貌。词采华茂，是赞美曹植诗语言华美丰富。钟嵘主张诗歌应当“干之以风力（即风骨），润之以丹采”（《诗品序》），即以爽朗刚健的风骨为骨干，再用华美的辞采加以润饰，二者结合起来，达到优美的艺术境界。曹植的诗“骨气奇高，词采华茂”，符合于他的艺术标准，所以获得极高评价。明胡应麟在评曹植《五游》、《升天行》诸诗时云：“词藻宏富，而气骨苍然。”（《诗薮》内编卷一）也是承袭了钟嵘的批评标准。
曹植的诗，总的说来是风骨、词采二者兼备，但仔细分析，不同的诗篇在某一方面往往有所侧重，有的风骨更遒劲一些，有的词采更宏富一些。他的部分诗篇，像《箜篌引》、《美女篇》、《白马篇》、《名都篇》等，大抵篇幅稍长，对偶句与铺陈语较多，其词采华茂的特色就显得更为突出，但也仍然具有风骨。另外有一部分诗，像《野田黄雀行》、《泰山梁甫行》、《杂诗六首》等，大抵篇幅稍短，描写较简练，对偶句与铺陈语少，这类诗篇更鲜明地显示出骨气奇高的特色，但也仍然具有词采。王世贞评曹植诗说：“子建天才流丽，虽誉冠千古，而实逊父兄。何以故？材太高，辞太华。”（《艺苑卮言》卷三）王世贞认为曹植诗成就低于曹操、曹丕，意见未必公允，但曹植诗在词采华茂这方面的确大大超过其父兄，特别如《箜篌引》、《美女篇》一类诗表现尤为突出。王世贞又说：“子桓之《杂诗》二首，子建之《杂诗》六首，可入《十九首》，不能辨也。”（同上）又从风格的质朴刚健方面对曹植的《杂诗》六首给予很高评价，认为可与汉代无名氏的《古诗十九首》并驾齐驱。王世贞不喜华丽文风，所以对曹植作出这样的评价，但由此也可以看出，曹植的不同诗篇，在风骨和词采二者的某一方面的确有所侧重。
《杂诗》“南国”篇这首诗，其中“时俗薄朱颜”二句，也是文采斐然；但大体说来，其艺术上的主要特色是简练峭直，语短情长，含蕴丰富，意境深邃，它虽然不像《美女篇》铺陈细致，词藻华美，但也自具一种爽朗自然之美，经得起吟咏咀嚼。
这首词通过描述一个新妆初罢的少女形象，表现出女主人公心底思恋的难言之苦。
上片写女主人公所见的帘外景象。起拍以海燕初飞兴起少女新妆，给人一种轻盈明丽的感觉。接着用“萱草绿”“杏花红”二句，刻画少女新妆时的美好环境，烘托了少女开朗而欢快的情绪，使之活动于草绿花红的画面中，为下片突出人物衬托了背景。而末句“隔帘栊”的一个“隔”字，将人与春景分离，仿佛有什么羁绊使她不能冲出帘栊而融身于美好的春光之中。情虽未露，却可从末句中品味得出。
下片写女主人公新妆之后的形象，花枝招展，浓艳非凡，别有一番风韵。“双鬓翠霞金缕”，突出妆饰的艳丽；“一枝春艳浓”，以比喻少女如花，与李白《清平调》“一枝秾艳露凝香，云雨巫山枉断肠”意境相似。后二句，将少女置于月圆之夜。这时，少女的情怀，并未写出，她究竟有何感触，这给了读者以思索的余地。然而，“琐窗中”三字，却透露出女主人公的活动时间与心境，传达出一种凄清之感。
整首词字面没有写情，但通过场景、时间的变化，主人公的艳丽的妆容，衬托出人在楼中的凄楚幽怨之情，深婉含蓄，耐人寻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