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支曲子一二两句，对仗工丽，写景如画，点染出一幅清丽无比的秋江图。然而这仅仅是表层，作者还另有深意。作画的颜料是精心选择的，所画的景物是精心选择的，整个环境也是精心选择的。选取“黄”“白”“绿”“红”四种颜料渲染他精心选择的那四种景物，不仅获得了色彩明艳的效果，而且展现了特定的地域和节令。看到“黄芦”“白蘋”“绿杨”“红蓼”相映成趣，就容易联想到江南水乡的大好秋光。而秋天，正是垂钓的黄金季节。让“黄芦”“白蘋”“绿杨”“红蓼”摇曳于“岸边”“渡口”“堤上”“滩头”，这又不仅活画出“渔夫”活动的场所，同时“渔夫”在那些场所里怎样活动，以及以一种什么样的心态在活动，也不难想象了。
在那么优雅的环境里打鱼为生，固然很不错，但如果只是一个人，就未免孤寂，所以还该有朋友。三四两句，便给那位“渔夫”找来了情投意合的朋友。“虽无刎颈交，却有忘机友”也是对偶句，却先让步，后转进，有回环流走之妙。为了友谊，虽刎颈也不后悔的朋友叫“刎颈交”。“渔夫”与人无争，没有这样的朋友也并不得事。淡泊宁静，毫无机巧之心的朋友叫“忘机友”。对于“渔夫”来说，他最需要这样的朋友，也正好有这样的朋友，令人羡慕。
一二两句写了“岸”、“堤”、“渡口”和“滩头”，意味着那里有江，但毕竟没有正面写江，因而也无法描绘江上景。写“渔夫”应该写出江上景，对此，作者不仅是懂得的，而且懂得什么时候写最适宜。写了“却有忘机友”之后，他便写江上景了。“点秋江白鹭沙鸥”，写景美妙生动。用“秋”字修饰 “江”，点明了季节。一个“点”字，尤其用得好。如果平平淡淡地说，那不过是：江面上有点点鸥鹭。如今变形容词为动词，并且给鸥鹭着色，便出现了白鹭沙鸥点秋江的生动情景。仅就写景而言，这已经够高明了。但更高明之处还在于借景写人。前面写渔夫有“忘机友”，那“忘机友”正是指 “点秋江”的“白鹭沙鸥”。以鸥鹭为友，既表现“渔夫”的高洁，又说明真正的“忘机友”，在人间无法找到。古代诗人往往赞扬鸥鹭“忘机”。正由于他们认为只有鸥鹭才没有“机心”，所以愿与鸥鹭为友。李白就说：“明朝拂衣去，永与白鸥盟。”黄庚的《渔隐》诗，则用“不羡鱼虾利，惟寻鸥鹭盟”表现渔夫的高尚品德，正可作为这只曲子的注脚。
结尾点题，点出前面写的并非退隐文人，而是“傲杀人间万户侯”的“不识字烟波钓叟”。元代社会中的渔夫不可能那样悠闲自在，也未必敢于傲视统治他的“万户侯”。不难看出，这只曲子所写的“渔夫”是理想化了的。白朴幼年经历了蒙古灭金的变故，家人失散，跟随他父亲的朋友元好问逃出汴京，受到元好问的教养。他对元朝的统治异常反感，终生不仕，却仍然找不到一片避世的干净土。因此，他把他的理想投射到“渔夫”身上，赞赏那样的“渔夫”，羡慕那样的“渔夫”。说“渔夫”“傲杀人间万户侯”，正表明他鄙视那些“万户侯”。说“渔夫”“不识字”，正是后悔他做了读书识字的文人。古话说：“人生忧患识字始。”在任何黑暗社会里，正直的知识分子比“不识字”的渔夫会遭受更多的精神磨难，更何况在“九儒”仅居“十丐”之上的元代。这句的“傲”字，既有坚决不向黑暗社会妥协，保持高风亮节之意，又有不愿在宦海中“风波千丈担惊怕”，希图逃世的思想。虽有其消极避世的一面，却也曲折地反映了元代知识分子的骨气和那个时代投射在他们心灵上的暗影，抒发了他们的不平之慨。
这首小令语言清丽、风格俊逸，又表达了备受压抑的知识分子所追求的理想，因而在当时就赢得了人们的喜爱。著名散曲家卢挚的【双调】《蟾宫曲·碧波中范蠡乘舟》，就是摹拟这首小令的：“碧波中范蠡乘舟。殢酒簪花，乐以忘忧。荡荡悠悠，点秋江白鹭沙鸥。急棹不过黄芦岸白苹渡口，且湾在绿杨堤红蓼滩头。醉时方休，醒时扶头。傲煞人间，伯子公侯。”其中的好几个句子都来自白曲，思想倾向也完全一致。不过所写不是渔夫。而是退隐江湖的官员。
全诗四十八句，按内容分为五节。前十句为一节，写题目中的“水谷夜行”作为全诗的引子。首两句写夜班更深起行的感受。首句鸡声惊起，憨、号、荒这些字给人以荒凉冷落的感觉，“山壁月倒挂”写月将落的景色，生动形象，和首句的荒寒相映成趣。三、四句写早行赶路。五、六句回忆初离京师，时值初夏，而现在已届素秋，强调出行之久。这些都为下文怀念京师作垫。同是写将晓的景色，李商隐的“长河渐落晓星沉”是凄丽，而“高河泻长空，势落九州外”则是气势雄浑，境界开阔。九、十两句写天将拂晓，睡意全消，自然引起下文怀友之念。
“缅怀”二句，诗人由眼前的侵晓夜行想到当日京师的文酒高会，冷落的行旅和热烈的气氛形成鲜明的对比。然后文笔从高会的众宾收缩到诗人所畏爱的苏、梅二人。古人称值得敬佩的朋友为“畏友”。“可畏爱”三字引出下面几节对苏、梅的评论，直贯篇末“双凤凰”的比喻。“篇章”两句总写二人创作之富，声名之高，难分上下。这是总评，为下两节分评起个头。这是第二节。
第三节专论苏舜钦的才气。《庄子·齐物论》说：“大块噫气，其名为风，作则万窍怒号。”“万窍号一噫”就是用《庄子》的语意来表现“气尤雄”的程度，说他作诗的气势，犹如大风陡作，万窍皆鸣。苏舜钦又善写草书。“有时”两句暗用张旭（人称张颠）来夸赞苏舜钦的书法，这也是“气尤雄”的注脚。“譬如”两句写其奔放，这是兼诗和草书说的。“盈前”二句主要写其既多且好，但“难拣汰”三字于赞扬中也略有微词。这一节共八句，表现了一个才气横溢的诗人和草书家的形象，他的酒酣落笔、尽情挥洒的风神令诗人神往。
第四节十二句专写梅尧臣诗风的古淡，和苏舜钦的雄放恰成对照。梅尧臣比欧阳修大五岁，“梅翁”的称呼既亲切又有尊敬的意味。“事清切”的“事”是动词，表示梅尧臣刻意追求“清切”的境界。次句用流水穿过乱石的形象来比喻“清切”，但不是直说，而说成是“石齿漱寒濑”，就更显生动。这里暗用孙楚“漱石枕流”的典故，而不易使人察觉。“作诗”两句写梅尧臣诗的功力之深（相传梅尧臣日写一诗），又表示了诗人对梅尧臣诗的尊崇之意。“文词”四句写作诗之久，老而不衰。一般人年龄一大，才思往往不如年轻时的敏锐，因而诗的功力虽深，清新之感却逊于当年。而梅尧臣却不然，年龄心意虽然老大（其实这时才四十三岁），但文词反而更加清新。这句的“虽”字，有的版本作“难”，那么可以解释为全心全意作诗，不知老之将至（诗人青春长在）。单从这两句看，“难”字意味还长些，但和下面“譬如”两句接不起来，所以把四句合起来，仍以“虽”字为佳，两句因韵脚而倒装。“譬如”两句从“徐娘半老，丰韵犹存”的典故化出。用“妖娆女”作比喻，带有亲切幽默的味道。“近诗”四句写梅尧臣的诗风从清切到古硬，功力愈深，而一般浅人愈难欣赏。用“食橄榄”为喻，非常贴切，写出梅诗耐人细细琢磨才能欣赏的硬工夫，这是下节“古货今难卖”的伏笔。食橄榄这个比喻被后人沿用来说明一种生涩的诗风，如评黄山谷诗等。把这一节十二句和上节八句对比，看出作者用笔的变化。苏舜钦诗的特点是雄放，作者八句也如同一气喷出。梅尧臣诗“古硬”，别人不易理解，所以作者用十二句分三层来写梅诗的特点，先写作诗之久，叙作者为衬，再用比喻说愈老愈清新，最后特别提到“近诗尤古硬”，表明工夫老到，但“真味”必须细嚼得之，不能失此“古货”（古人不管自己怎么创新，总标榜越古越好）。作者的苦心尤在宣扬梅尧臣诗的高超。这两节是该诗的主要部分，又为最后一节的总结准备了条件。
最后一节十二句，分三层，“苏豪”四句为第一层，总结前两节的描写。苏舜钦诗虽容易为人欣赏，但用“徒惊骇”三字，也含有对当时舆论的不满。“二子”六句为第二层，对两人表示深切的同情和赞扬，将他们比作“双凤凰”，推崇备至，但“云烟”二句也表现出对他们的遭遇深感不平。“凤凰”既是祥瑞之物，理应受到全社会的尊重和爱护，但刚一施展才能，立即受到摧抑排摈，两句“一”字紧相呼应，以表现当时世人的妒贤嫉能。在此诗写后不久的九月份，苏舜钦就因向朝廷进奏院祠神祭祀费酒而被小人告讦，贬谪而死。欧阳修在《苏氏文集序》一文里感慨尤深。“安得”二句一方面就“凤凰”的比喻生发，哕哕，本指凤凰的鸣声，这儿即指作诗唱和；另一方面回应篇首“二子可畏爱”的语意。最后两句为第三层，表示相思之情不能已，所以作诗寄问，交代题目中的“寄”字。因为诗人独行无友，风尘仆仆，想到当时京师文酒高会的盛况，想到苏舜钦、梅尧臣的诗才，诗人觉得，这时他们可能把酒吟兴正浓，不知道他的相思之苦，所以得寄诗相问。这样和题目中的夜行及第一节正好呼应。这两句总结全诗，略嫌草率，未能达到神完意足的境界，有点美中不足。
欧阳修在唐代诗人中极为推重韩愈，认为作诗当以韩愈为法。这首五古就是受到了韩愈诗的影响。在诗中写朋友的不同风格，韩愈《醉赠张秘书》说：“君诗多态度，蔼蔼春空云。东野动惊俗，天葩吐奇芬。张籍学古淡，轩鹤避鸡群。”欧阳修此诗就韩愈这种写法开拓得更广阔，把苏舜钦、梅尧臣诗风的特征予以尽情描绘，对社会上对他们的排斥极表不平。诗前的叙事写景简劲利落而语句凝炼，中间的评论形象生动又极富感情。全诗条理脉络清楚紧凑，是欧阳修五古中的一首佳作。
此诗头二句写初到柳州时的感受。“郡城南下接通津，异服殊音不可亲。”这两句是总起，“不可亲”三字，深含感叹之情，很自然地开启下文。
中间四句接着写峒氓的生活、习俗。柳州峒氓，多住在山村，日常生活必需品尤其是盐，要到郡城集市去买，所以三、四两句接着描写他们赶集的情景：“青箬裹盐归峒客，绿荷包饭趁虚人。”这两句是用倒置法，说峒氓们赶集买盐往返甚是辛苦。第五句“鹅毛御腊缝山罽”，写峒氓御寒之物，说在天气寒冷的腊月里，峒氓们用鹅毛制成的被子来抵御寒冷。下句接着写峒氓的迷信风俗。“鸡骨占年拜水神”。“鸡骨占年”，是峒氓的迷信风俗，以为占卜可以知道年景的好坏。“拜水神”，即向水神礼拜。峒氓们用鸡骨去占卜，问水神祈祷一年的好收成。以上四句描写了柳州峒氓的贫苦生活和迷信风俗，富有浓厚的地方色彩。
最后两句抒写心意，表示愿意随俗。“愁向公庭问重译，欲投章甫作文身。”《庄子·逍遥游》里说：宋国人到越国去贩卖章甫这种礼帽，越国人断发文身，用不着这种礼帽。这里化用这个故事，表示愿意随俗。作者不乐意只在公庭上通过译员来和峒氓接触，而宁愿抛掉中原的士大夫服装，随峒氓的习俗，在身上也刺上花纹，学习他们的样子，与他们亲近。
这首诗用朴素的语言，如实地描写出诗人和柳州少数民族人民生活接近的情况。起初虽然感到“异服殊音不可亲”。最后却“欲投章甫作文身。”诗人自己本来不信神，而民间有迷信风俗，但他不肯疏远他们，而愿意和他们在一起，表现出了入乡随俗的思想。对一个封建社会中的地方官来讲，这是难能可贵的。正因为这样，他在柳州刺史任上，施政能够从人民的生活实际出发，为他们兴利除弊，做了不少有利于民的好事，如减轻赋税，引导人民发展生产，改善生活，兴办学校，培养人才，特别是想方设法赎回许多被典质的贫苦人民的子女，使他们从奴隶的命运中解放出来，因此作者任柳州刺史虽仅四年便病逝了，却一直深为柳州人民感激和怀念不已。至今柳州还有纪念他的“柳侯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