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贺常常用他的诗歌去探究宇宙的奥秘，人生的真谛，写下了一曲曲带有哲理意味的咏叹调。这首《古悠悠行》就是这样的作品。
“今古何处尽？千岁随风飘。”这两句虽然很简短，但却是经过高度浓缩写出来的具有丰富内涵的诗句。这两句用粗线条勾画了一幅绵延无尽的时间和广袤无限的空间背景。“千岁”句表面上虽然只是指时间，“千岁”，在漫长的时间长河里像一阵风那样飘忽而过。但是“千岁”又不仅仅是指时间，也指千岁之内的一切事物。这千岁内的人、事、物，也和时间一样随风飘荡而逝，无影无踪了。诗的前四句是说，日入西山，夜色深远，昼夜循环，今古如此，无有穷尽，本是大自然的规律；即使是千岁之久，在历史的发展中，亦如风飘之疾速，匆忽即逝。诗人此种感系，曾在许多篇什中抒发，如“王母桃花千遍红，彭祖巫咸几回死?”（《浩歌》）。以仙人比凡人，足见年命之短促。但日月递更、今古无尽的道理，联系实际，并不是人人都能悟得。
这是前面四句蕴含的无比深厚的内容。这当中有诗人在时间消逝时心灵颤震的音符，有悠远的时间广阔的空间背景。“千岁随风飘”一句又带起了下面四句。
诗的后四句，则进一步写大自然的变化，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求仙不老，终难实现。君不见海沙虽细，经年变化，也可以长大为石。诗人在《梦天》中曾写道：“黄尘清水三山下，更变千年如走马。”人间的沧海桑田之变，犹如千年走马，说的是变化迅速。海沙成石说的是变化巨大。日久天长，人间万物都会发生变迁。秦王石桥，群鱼吹沫；汉武铜柱，流光销磨，至今已不复存在。这说明代更年远，必然发生陵谷之变，此为万物消长的常理。看来“莫高如秦桥，而鱼沫可吹；莫坚如铜柱，而流浪可消。是知世间未有久而不化之事。谁谓长生真可致乎?”（姚文燮《昌谷集注》）
此诗通篇富于哲理，充满理趣，不生枝蔓，纯乎理喻，这在李贺诗中是罕见的。在结构笔法上，先写日月如梭，反复更替，流光迅速，无有终期，是为不变之道；再写海沙变石，鱼沫吹桥，流光消柱，无法阻止，是为万变之理。变与不变，对比写来，深化主题，增强了诗歌的感染力量。
李贺善解乐府遗法，“设色浓妙，而词旨多寓篇外，刻于撰语，浑于用意。”（毛驰黄《诗辩坻》）这正是此诗的特点。设色浓妙如“鱼沫吹桥”；刻于撰语如“空光流浪”（形容时光）；浑于用意如“铜柱年消”；而寓词旨于篇外者，则是诗中不言当朝惑于神仙之风，但句句对如此时弊隐含深刺。诗人处于元和政治混乱之时，为防不测，不得不深自弢晦，或藏孤愤之思于片章短什，或设弦外之音，感讽诽怨，还应看作是很自然的事情。
王维和裴迪是知交，早年一同住在终南山，常相唱和，以后，两人又在辋川山庄“浮舟往来，弹琴赋诗，啸咏终日”（《旧唐书·王维传》）。新昌里在长安城内。吕逸人即吕姓隐士，事迹未详。这首诗极赞吕逸人闭户著书的隐居生活，显示了作者艳羡“绝风尘”的情怀。
“桃源一向绝风尘，柳市南头访隐沦。”借陶渊明《桃花源记》中的桃花源，比况吕逸人的住处，着一虚笔。于长安柳市之南寻访吕逸人，跟一实笔。一虚一实，既写出吕逸人长期“绝风尘”的超俗气节，又显示了作者倾慕向往的隐逸之思。
“到门不敢题鸟，看访何须问主人。”访人不遇，本有无限懊恼，然而诗人却不说，反而拉出历史故事来继续说明对吕逸人的仰慕之情，可见其寻逸之心的诚笃真挚。“凡鸟”是“凤”字的分写。据《世说新语·简傲》记载，三国魏时的嵇康和吕安是莫逆之交，一次，吕安访嵇康未遇，康兄嵇喜出迎，吕安于门上题“凤”字而去，这是嘲讽嵇喜是“凡鸟”。王维“到门不敢题凡鸟”，则是表示对吕逸人的尊敬。“看访”事见《晋书·王羲之传》。王羲之之子王徽之闻吴中某家有好访，坐车直造其门观访，“讽啸良久”。而此诗“何须问主人”是活用典故，表示即使没有遇见主人，看看他的幽雅居处，也会使人产生高山仰止之情。
上一联借用典故，来表示对吕逸人的敬仰，是虚写。“城上青山如屋里，东家流水入西邻”，写吕逸人居所的环境，是实写。“城上”，一作“城外”。“青山如屋里”，生动地点明吕逸人居所出门即见山，暗示与尘市远离；流水经过东家流入西邻，可以想见吕逸人居所附近流水淙淙，环境清幽，真是一个依山傍水的绝妙境地。青山妩媚，流水多情。两句环境描写，一则照应开篇的绝风尘，二则抒写了隐逸生活的情趣。
“闭户著书多岁月，种松皆老作龙鳞。”最后从正面写隐逸。吕逸人无求于功名，不碌碌于尘世，长时间闭户著书，是真隐士而不是走“终南捷径”的假隐士，这就更为诗人所崇尚。松皮作龙鳞，标志手种松树已老，说明时间之长，显示吕逸人隐居之志的坚贞和持久，“龙鳞”给“多岁月”作补充，并照应开头的“一向绝风尘”，全诗结构严谨完整。
这首诗，句句流露出对吕逸人的钦羡之情，以至青山、流水、松树，都为诗人所爱慕，充分表现了诗人归隐皈依的情思。描写中虚实结合，有上下句虚实相间的，也有上下联虚实相对的，笔姿灵活，变化多端，既不空泛，又不呆滞，颇有情味。
这是一篇文论。文章首段叙述仲兄苏涣易字“文甫”的故事；第二段里，作者用形象的语言描绘了水与风各自的形状，进而述说风水相遇的情景；第三四段里，作者紧密联系水风相遭的景观，论述二物相遭，无意而成文，表面是评论水的波纹，实际是在品评文章，借自然景观的美与丑来论述文章的高下，在轻松自然中论述了严肃的写作理论。文章词藻华美，描写穷形尽相。刻画水之态、风之状，以及风水相激的壮观，铺陈夸张，妙喻连篇，绘声绘色，气势磅礴。
作者首段从仲兄易字“文甫”谈起，借题发挥，用“风水相遭而成文”作比喻，详尽述说了他对文章写作过程的认识。文章开头是叙述“易字”的原委。作者读到《周易》“涣六四”时，看见“涣其群，元吉。”于是想到仲兄名涣，字公群，正好与《周易》中的这句话相应。作者就把自己的想法对仲兄说了，仲兄要求作者替自己换一个字，作者允诺，并且将字“公群”换成“文甫”，问仲兄同意否。于是作者就这个“文”字展开了一番精彩的论说。
文章的第二段，作者用形象的语言描绘了水与风各自的形状。作者给风与水的形状作过描述之后，进而述说风水相遇的情景。“今四风水之相遭乎大泽之陂也，……而风水之极观备矣。”“纡馀委蛇”“蜿蜒沦涟”这两个四字句都形容水流的样子。下文的三对四字句则是两两相对。“安而相推”对“怒丽相凌”；“舒而如云”对“蹙而如鳞”；“疾而如驰”对“徐而如缅”这三个四字对句，文字工整，内容充实，并非为对而对，描述了水与风相遇时可能出现的六种状态，是不可多得的佳句。作者用了几个对句之后，笔锋一转，又换成另外一种句式，不再用对句的形式：“汩乎顺流，至乎沧海之滨，磅礴汹涌，号怒相轧，交横绸缪，放乎空虚，掉乎无垠，横流逆折，渍旋倾侧，宛转胶戾”，用过这些一般的四字句之后，又转换了句式：“回者如轮，萦者如带，直者如燧，奔者如焰，跳者如鹭，跃者如鲤”，用了一连串的比喻，多方面展示了水与风“相遭”的景观。在这段“风水之极观备矣”的生动描述中，作者基本用了四字句，但“一定”之中又有“不定”，句式多次变换，一会儿是四字对句，一会儿是四字句的比喻句，使这段描述从形式上看是整齐而不呆板，静中有动，读来趣味横生，引人入胜。
作者在文中用大量篇幅描述了水与风相交的各种景观，也是“意在言外”。“然而此二物者，岂有求乎文哉？无意乎相求，不期而相遭，而文生焉。”可见求“文”生之源才是作者的真实用意。作者认为风水的波纹，既不是水造成的，也不是风造成的，而是风水相遇，偶然得之。作者还认为这种文堪称“天下之至文也。”文章中，“文”既指水的波纹，又指文章。至文，实际就指最好的文章。作者还说：“今四玉非不温然美矣，而不得以为文；刻镂组绣，非不文矣，而不可与论乎自然。故失天下之无营而文生之者，唯水与风而已。”意思是玉没有内在的美，不能成为文；雕刻刺绣的工艺品，也失去了自然之美，也不能称之为文。世上没有经过雕琢的东西就只有风与水，也只有这二物相遭才能形成真正的“文”。言外之意，最好的文章则是出于自然的文章。这段文字，作者紧密联系水风相遭的景观，论述二物相遭，无意而成文，表面是评论水的波纹，实际是在品评文章，借自然景观的美与丑来论述文章的高下，在轻松自然中论述了严肃的写作理论，这本身就是“自然天成”，匠心独运。
这篇文章借为仲兄易字，阐发了作者对文章的审美观。在描绘风水相遭的自然景观时，作者运用了大量的四字句及四字对句和四字句的比喻句，使文章形式产生一种动静相和的美感。另外，文章在描述风水相交的自然景观时，融进了作者对文章写作过程的看法，二者结合紧密。作者崇尚自然、反对雕琢的思想在文中得到充分体现。这篇文章是运用生动、形象的语言来展示作者文章理论的佳作。
在这首词中，作者猛烈抨击了当权者的腐朽不堪，误国害民，抒发了作者热爱祖国，渴望能长缨立马为国杀敌的热情。作此词的前三年，蒙古灭金后，随即对宋大举兴兵，连年南下，宋军屡屡败北，襄、汉、淮蜀间烽烟不断，危急日甚。宋理宗张惶失措，虽下沼罪已，仍无法挽救国土的沦丧。词中所言“丁酉岁”（1237年，理宗嘉熙元年）即是指那几年的事。面对朝廷的腐败无能，国家的日益陆沉，作者痛心疾首，愤郁填膺，不由写下该词。
词的开头说：“谁使神州，百年陆沉，青毡未还？”指的是中原大片国土，被蒙军占领，久久不得恢复，这究竟是谁的责任“理正辞严，大义凛然。这里用《晋书》中两个典故合在一起，极为贴切。”陆沉“，是无水而沉沦的意思，比喻土地沦陷。西晋时，王衍任宰相，正值匈奴南侵，他清谈误国，丧失了很多土地。桓温愤慨地说：”遂使神州陆沉，百年丘墟，王夷甫（王衍的字）诸人不得不任其责！“作者通过这个典故来斥责当时南宋当权者。又王献之夜睡斋中，有小偷进到他房里，偷了他所有的东西。献之慢吞吞地说：”偷儿，青毡我家旧物，可特置之。“将小偷都吓跑了。这里以”青毡“喻中原故土，将敌方比作盗贼，说国土遭掠夺后，没有归还。作者在灵活地反用典故。
接着，词由愤慨转为惆怅，对国事局势发表议论。他说，如今北方有志之士已寥寥无几：南宋的半壁江山也如同落日，日子不长了。朝廷里有些人因循守旧，懦怯无能，只是坐着空谈；有些人则只好说大话，妄取虚名，行事鲁莽轻率。这样，转瞬之间丧失了战胜敌人的机会，“东帝”，喻岌岌可危的南宋。战国时，齐湣王称东帝，自恃国力，并不审时度势，后被燕将乐毅攻破临淄，他在出奔中被杀。“刘表”，喻空谈的保守势力。三国时，曹操攻柳城，刘备劝荆州牧刘表乘机袭击许昌，刘表不听，坐失良机，后来悔之莫及。“深源”，是东晋殷浩的字，他虽都督五州军事，但只会大发议论，名不符实。曾发兵攻前秦，想收复中原，结果所遣先锋倒弋，弃军仓皇逃命。这里用比草率用兵的冒进者，也是很妥贴的。总之，“刘表”三句，言“坐谈”与“轻进”指的都是贻误战机。
“伤心事，是年年冰合，在在还寒。”上阕末了，词情转为忧伤与悲哀。“在在”，即处处。“冰合”、“还寒”，比喻南宋遭北方强敌的不断威胁和进攻，长期苟且偷生，因循寡断。处于水深火热之中，这是恢复故地的机会丧失的必然结果。词中论说时事形势，多不实说某人某事，必用比喻借代。这是由于艺术表现上的需要，要尽量避免用语太过于直白，力求含蓄有味。前面说北地英杰寥寥，南国江山可危，都从衰谢景物取喻。至于借“青毡”、“东帝”、“刘表”、“深源”等典故史事讽今，用意也在于此。
下阕作者直抒胸臆，但仍与上阕紧密关连。先以“说和说战都难，算未必江沱堪宴安”两句过片。出现和不能安、战不能胜的情势。固然是当时客观条件所限制，但当道者在和与战问题上，并无良策，只是各执已见，争吵不休，不想真正有所作为，这也使有识之士无技可施。“江沱”，指代江南。“沱”，是长江的支流。语出《诗。召南。江有汜》。“宴安”，是享乐安逸的意思。这两句承上启下，下面就说到自己抱负难以实现。
“叹封侯心在，鳣鲸失水；平戎策就，虎豹当关。渠自无谋，事犹可做，更剔残灯抽剑看。”这是叹息自己空有立功建业的壮志，而身处困境，无用武之地；想上书陈述恢复大计，无奈坏人当道，无人采纳自己的意见。词人接着说，这是当权者无救国才能，没有办法挽救国难，其实，形势并未到不可救药的地步，国事还可挽救，当勉力图治才是。所以自己深夜里挑灯看剑，仍希望能为国杀敌立功。“封侯”，诗词中的常用语，已成了从军立功的代词，并非真为谋求爵禄。
鳣、鲸，都是大鱼，如果离开江湖大海，它就会遭蝼蚁所欺。贾谊《吊屈原赋》说：“彼寻常之污渎（臭水沟）兮，岂能容吞舟之鱼？横江湖之鳣鲸兮，固将制于蝼蚁。”词正用此意。“平戎策”，即打败敌人的建议。“虎豹当关”，语出《楚辞。招魂》：“虎豹九关，啄害下人此。”“渠自无谋”，暗用打胜长勺之战的曹刿说过的话：“肉食者鄙，未能远谋。”（《左传·庄公十年》）这几句都用两两对照、扬抑相参的写法，文势跌宕起伏“封侯心在”是扬，“鳣鲸失水”便抑：“平戎策就”扬，“虎豹当关”抑：“渠自无谋”抑，“事犹可做”扬“。恰好能表达出作者内心感情起伏不定，而”更剔残灯抽剑看“一句，尤为精彩。全词于论中抒情，以这一点睛之笔，统摄以前众多的比喻句，从而使主体形象鲜明突出，从而使直白浅显，但毕竟还不能构成主体形象。一位深夜不寐，在灯下凝视着利剑、跃跃欲试的年轻爱国志士的英姿，跃然于纸端。此句措词也精警，不逊于稼轩的”醉里挑灯看剑“。”更剔残灯“四字，耐人寻味。被重新”剔“亮的，虽说是”残灯“，也可看作是心灵中本来暗淡了的火光。
词结尾说：“麒麟阁，岂中兴人物，不画儒冠？”汉宣帝号称中兴之主，曾命画霍光等十一位功臣的肖像于未央宫内麒麟阁上，以表扬其功绩。所以作者说，难道只有武将们才能为国家建功立业，读书人（儒冠）的肖像就不能画在麒麟阁上吗？杜诗曰：“儒冠多误身”。对此种不合理说法，作者显然不甘心为此，故而要大声责诘。词的情绪由伏而起，最后再变而为亢奋激扬，坚信此生尚可大有作为。
作者写此词时年方二十，正是还华正茂，意气还发之时。作者以布衣出生之身，却自此鳣鲸，自许以封侯，而且视驵中肉食者为粪土，激越飞扬，尽述胸中抱负，抨击当权者的无能衰败。全词前后呼应，气势磅礴，表现出一股救国于危难之中的积极向上的奋斗精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