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愈(768年-824年12月25日),字退之,河南河阳(今河南省孟州市)人,自称“祖籍昌黎郡”,世称“韩昌黎”、“昌黎先生”。唐代中期大臣,文学家、思想家、政治家,秘书郎韩仲卿之子。元和十二年(817年),出任宰相裴度行军司马,从平“淮西之乱”。直言谏迎佛骨,贬为潮州刺史。宦海沉浮,累迁吏部侍郎,人称“韩吏部”。长庆四年(824年),韩愈病逝,年五十七,追赠礼部尚书,谥号为“文”,故称“韩文公”。元丰元年(1078年),追封昌黎郡伯,并从祀孔庙。韩愈作为唐代古文运动的倡导者,名列“唐宋八大家”之首,有“文章巨公”和“百代文宗”之名。与柳宗元并称“韩柳”,与柳宗元、欧阳修和苏轼并称“千古文章四大家”。倡导“文道合一”、“气盛言宜”、“务去陈言”、“文从字顺”等写作理论,对后人具有指导意义。著有《韩昌黎集》等。 ▶ 428篇诗文
罗隐的这首《黄河》,表面上借用黄河的特点和典故来对其施以赋咏之辞,实则为借事寓意,对唐末昏暗的社会现实作了真实写照,尤其是大力抨击和讽刺了唐代腐败的科举制度,令士心为之一振。
首联“莫把阿胶向此倾”借意于庾信《哀江南赋》:“阿胶不能止黄河之浊。”其意云,即使用再多阿胶也无法将黄河之浑浊澄清,纯为徒劳无功之举,以此为喻,暗示当时科举取士之虚伪;“此中天意固难明”,当时奸邪当道,以曲求通之事举不胜举,谁能真正明了天意。将讽喻之矛头直指最高统治者,言论大胆而尖锐。
颔联“解通银汉应须曲,才出昆仑便不清”,以具体描述黄河之“曲”与“浊”来进一步描画科场黑暗之现实状况。黄河自古即有“九曲”之说,郦道元《水经注》曰:“黄河百里一小曲,千里一曲一直矣”,刘禹锡《浪淘沙》词有“九曲黄河万里沙”,宋郭茂倩《乐府诗集》卷九一高适《九曲词》解题:“《河图》曰:‘河水九曲。’”这里以黄河之“曲”通“银汉”为题,一语双关,所谓“曲”,表面上指黄河河道的蜿蜒曲折,实际上指科举考试中各种见不得人的不正当手段与途径,而“银汉”在古代诗词中常指人主或朝廷,这样看来,一般士人渴望投身仕途之途可谓难于登天,官场科举之腐朽不堪于此更可见一斑。后句中的“昆仑”是古人误解的黄河发源之地,“才出昆仑便不清”,从源头上就是“浊”,此中寓意显而易见,是对最高统治者的批判,也是对不公正社会的鞭笞。
颈联“高祖誓功衣带小, 仙人占斗客槎轻”,其间包含了两个典故,从具体层面上揭示了封建政治的腐朽。前者是汉高祖平定天下、分封群臣时的誓词,意为保王公贵族之爵位永存;后者是张骞寻黄河源头遇仙之事。两句合意,可知一般的寒门士子想要出将入相是比登天还难的。此句从另一个侧面再次抨击了社会的不公,怀才不遇之感也暗含其中。加上尾联的“三千年后知谁在, 何必劳君报太平”一声无奈的感叹,愤意难平,是对上天的控诉,是对统治者的不满,是对整个社会的失望。
这首诗切定黄河,而又别有所指,寓言写物,巧妙贴切,新警深刻,构思独特。诗人对于晚唐混乱黑暗的现实作了痛快淋漓的揭露和鞭笞,在此类诗作中很具有代表性。
此词关系到南渡后一场斗争,因而闻名。绍兴八年秦桧再次入相主和,派主伦往多议和。这事激起了朝野广泛抗议,当时身为枢密院编官的胡铨尤为愤慨,上书高宗说:“臣备员枢属,义不与桧等共戴天。区区之心,愿斩三人头(指秦桧、王伦、孙近),竿之藁街。……不然,臣有赴东海而死,宁能处小朝廷求活耶!”(《戊午上高宗封事》)此书一上,秦桧等人由恐惧而变恼怒,以“狂妄凶悖,鼓众劫持”的罪名,将胡铨“除名,编管照州(今广西平乐)”,四年后又解配新州(今广东新兴)。胡铨逆境中坚守忠节,十年后在新州赋此词,“郡宁张棣缴上之,以谓讥讪,秦愈怒,移送吉阳军(今海南崖县)编管”。十年间,秦桧对胡铨的迫害愈演愈烈,直欲置之死地而后快;同时,对反对和议的朝野名士也进行残酷的迫害,著名的诗人、词人王庭珪、张元干就被流放、削籍,“一时士大夫畏罪箝口”,“忠义之士多避山林间”。(参见《宋史·胡铨传》、《挥尘后录》卷十等)这首词就是在这样气氛下写作的。
上片是说自己无意富贵,却在走上政途,深感懊悔。“富贵本无心,何事故乡轻别?”“轻”,轻率,鬼使神差似的,这是深深的自责,由现在想到当初的轻率尤为懊悔。“空使猿惊鹤怨,误薜萝秋月。”“猿惊鹤怨”用《北山移文》文意。南齐周本隐北山(即钟山),却应诏出仕,也孔稚珪绿山灵草木禽兽的口吻对他进行责备,中有这样的句子:“惠帐空兮兮鹤怨,山人去兮晓猿惊。”“薜萝”,幽隐之处,“薜萝秋月”借指隐者徜徉自适的生活,唐张乔《宿齐山僧舍》“晓山月出烟萝”类此。这里是借猿鹤以自责其弃隐而仕,放弃了山中的美景。“空”、“识”两字道出做官却未能遂愿,把自己的悔恨展现得更为强烈。
作者缘何对当官如此懊悔?从上片看,可见他对“薜萝秋月”生活的怀念,对故乡的感怀。身窜南荒,自会产生离乡愁绪。同时他另作了一首《如梦令》,云:“谁念新州人老,几度斜阳芳草。眼前欲晴时,梅雨故来相恼。休恼,休恼,今岁荔枝能好。”正是这种情绪的写照及其自我解脱。但是,这首词超越了这首情绪,他写悔恨写得那么痛切,另有所指。
“囊锥刚要出头来,不道甚时节!”“囊锥出头”即“脱颖而出”,索用毛遂自荐典故。要理清两句的意思,弄得清“刚”、“不道”这两个语辞。据张相《诗词曲语辞汇释》,“刚”即“硬”,“不道”有“不想”之意。这两句是说:你硬是要头,逞能你也得弄清时节和世道很明显,“出头”是指十年前反对和议、抨击秦桧。这用的是理怨、自责的口吻,还是“悔”。既然悔恨了,“悟已往之不谏,知来者之可追”(《归去来兮辞》)便学陶渊明“或命巾车,或掉孤舟”,归隐田里了:“欲驾巾车归去,有豺狼当辙!”可是,路上有豺狼挡道。想回也难!词就是这样一气呵成当官的悔恨,想归却不能苦闷,这对处于特定境遇中的作者来说,是道出真情实感的流露。但是若只是如此理解,又未免只在皮毛了。只要联系一下写作背景,这首词强烈的讽刺意义就不难看出。
“豺狼当辙”即“豺狼当道”相对,语出《东观汉纪·张纲传》:“豺狼当道,安问狐狸!”“豺狼”与“狐狸”相对,是指权奸、首恶,张纲所谓豺狼,是指独擅朝政的梁冀及其党羽,这里用以指把持朝政的秦桧。张棣说是“讥讪”,秦桧那样恼怒,看出“豺狼当辙”用语的含义。其实所谓“讥讪”,不独这一句,全词无不暗含着对秦桧等人的抨击。“囊锥刚要出头来,不道甚时节!”自责、悔恨是表面的,实际上是在骂那些主和误国、陷害忠良的家秋,朝廷里尽是奸臣,忠正之士想出头也出不了头。上片悔恨“故乡轻别”,“富贵本无心”是暗用了孔子一句话:“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论语·述而》)他无意于谋求富贵也不愿担任奸臣。他那般痛心地忏悔,与十年前上书所说:“臣有赴东海而死,宁能处小朝廷求活耶!”其志向恒一的。上面这些意思都是借用去国怀乡的形式表现了出来的,并不直遂,叫人咀含而不语,其讽刺意味更为犀利。
朱熹赞扬胡铨是“好人才”时说:“如胡邦衡(邦衡,胡铨字)之类,是甚么样有气魄!做出那文字是甚豪壮!”(《朱子语类》卷一百○九)胡铨属于鲁迅所说的中国历史上“拼命硬干的人”、“为民请命的人”(《中国人失掉自信力了吗》)那一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