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句“清明”后缀以“时节”二字，即将寒食包括在内。在此时节“出郊原”春游，是宋时风俗，如邵雍《春游》诗即有句云：“人间佳节唯寒食。”
第二句“山城”点明诗人出游的地点。“寂寂”，用叠词渲染周围的环境气氛。柳则是带季节气候特征的植物，不但唐人韩诩有“寒食东风御柳斜”名句传世，而且宋人每逢寒食，即以杨柳等物饰于轿顶之上，四垂遮蔽。每户且以“面造枣（饣固）飞燕，柳条串之，插于门根”（《东京梦华录》卷七）。因此，“柳映门”是寒食特有之景。
颔联二句二景：一远一近，一朦胧一清晰，如画家构图，色调和谐，笔触错落有致。同是写寒食清明，柳永《木兰花慢》词：“拆桐花烂漫，乍疏映，洗清明．正艳杏烧林，湘桃绣野，芳景如屏。”而在杨徽之笔下，则是“水隔淡烟修竹寺，路经疏映落花村”，如此色调淡雅、风物凄清之景，与前“寂寂山城”相呼应，与都城寒食时繁华热闹景象形成鲜明的对照，曲折委婉地表达了诗人被贬后的愁思。
颈联即景抒情。“天寒”，点出寒食节乍暖还寒的气侯特点。“酒薄”，暗示山城的荒僻。自唐至宋，均有寒食扫墓之俗。此时此景，登高见之，倍生思家之念。诗中“易断魂”，由“地迥”和“回首故山千里外”而来；而“难成醉”也与此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这两句与范仲淹《御街行》词“愁肠已断无由醉。酒未到、先成泪”，有异曲同工之妙。据说宋太宗很欣赏杨徽之的诗，特地挑出十联写于屏风，其中就有这一联。
尾联之妙，在以问句作结。诗人本有一腔“别离心绪”，喷涌欲出，这里以“向谁言”出之，于“露筋骨”之中，仍为唱叹之音，与全诗的基调和谐一致。
作者于西昆体盛行之时，能不雕金镂玉，不堆砌典故。额联平仄稍作变化，颈联虽对得很工，然而略有“流水对”之意，仍有自然流转之美。全诗无论是内容，还是艺术手法，都显得自然而清新。
上阕中我们看到一匹马正在关山重叠的岔路上奔驰，一个神情郁郁的旅人骑在马背上缓缓地摇着鞭子，此刻时令已到深秋，在落满霜花的树枝上，禽鸟迎着晨光喳喳地哀啼。这一阕另然仅有四句二十一宇，但却将游子行旅的时间，环境，动作和目击的情景作了十分形象的描绘，真可谓文约而意丰，言简而意赅。“秋已暮”，不仅点明节令已是深秋，而且意味着其时四野正笼罩着一片秋日的暮霭；“重叠关山歧路”，点明游子行旅的空间环境，关山重叠的崎岖与“歧路”的漫长悠远已把旅途跋涉的苦况泄露了出来。“嘶马摇鞭”写出了马行的踟蹰与马嘶的悲凉，而这也正是从侧面写出游子迟迟不忍前行而又不得不摇鞭催马的矛盾情怀。“何处去”。这一小小的设问更道出游子飘泊的景况，这种在人生道路上无目的的追寻，其内心的悲凉自不待言。“晓禽霜满树”不但以五字三“象”(禽一霜一树)浓缩了游子的所见，而且与“秋已暮”相呼应，更见旅人暮行而复晓行的旅途的辛苦与劳顿。古人作诗讲求炼字炼句，此句即炼句之范例：黎明时分，禽鸟啼叫在结满霜花的树枝上，亦如“鸡声茅店月，人迹板桥霜”似的，短短的语境涵盖了众多的意象和丰富的意蕴，这幅“晨霜鸣禽图”岂不也是游子景况和命运的一个象征，他的心岂不也在人世的风霜中悲衰地呻吟。
下阕写游子去后思妇的愁苦寂寞也极显功力：紫禁城的晨钟幕鼓，惊断了她与所思暂聚的梦影，点点泪珠滴湿了她那散发着檀香的枕衾。“一点凝红新薄雾”，写得极工极巧，我们的女主人公在荧荧泪光中瞥见室内的孤灯，犹如一团红光隐现在薄雾之中；或者是她滴泪到天明，红日的光影透过窗棂射到她迷漾的泪眼中，她也觉得有一团凝聚的红光在薄雾中闪烁。《沧浪诗话》云：“羚羊挂角，无迹可求，故其妙处，透彻玲珑，不可凑泊。如空中之音，相中之色，水中之影，镜中之象，言有尽而意无穷。”延巳此句即如“空中之音，相中之色，水中之影，镜中之象”，“无迹可求”，“言有尽而意无穷”。尾句“翠娥愁不语”也极工丽蕴藉，词人仅仅抓住蛾眉颦蹙含愁不语的情态，便突现出美人外貌的忧郁美和内心的哀静美，一如影象的定格，给人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
这首送别诗通过想象描绘了吴地秀美的风光，毫无离别时的伤感情绪，笔致新颖可喜，仅在结尾处轻轻点出送别之意。唐代的苏州又称吴郡。作者送人前往漫游的吴县，又叫姑苏，是当时苏州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这儿是富庶的鱼米之乡，丝织品闻名全国，还有不少古迹，作品抓住这些特点，通过描绘，便把这个典型的江南水乡城市活托出来了。作者对它熟悉而又有感情，所以人们读来亲切有味。
“君到姑苏见，人家尽枕河。”苏州的最大特色是水。自从伍子胥在苏州建城以来，城里水道纵横，渔船星数，水上的生活便一直是当地人们最主要的生活。诗歌的颔联承接“人家尽枕河”而来，点明的就是这样的当地特色。“古宫闲地少”这五个字是杜荀鹤用漫笔写出的苏州历史。春秋时期苏州是吴国的首都，在漫长的时光变迁里，苏州已经由一个政治要地转变为经济重地了。在唐朝，全国的经济重心开始逐步南移，虽然没有宋朝那么明显，但带来的直接影响还是显而易见的，所以才会有“古宫闲地少”的情况出现。
“水港小桥多”则是诗人用写实般的白描手法营造出来的水乡美景。对于国家政治文化重心所在的北方来说，一座水城如若不是亲眼所见，总是会觉得不可思议的，所以简单的意象组合就能为没来过水乡的人们营造出一个梦般的图画：弯弯的河道，较之于整齐宽敞的官路，多的是潺潺流动的灵性。遍布的小桥，连接着生活的此岸和彼岸，蹲在桥上的时光以及人们伫立桥头眺望远方的守候，也不是北方那挣扎在朔风之下坚韧得近乎麻木的汉子们所能轻易理解的。小桥、流水构建的生活，有着令人心折的精致和让人轻易陷入的漫不经心。这样的美，别处寻无可寻。
生活是流动的。生活中所有的美丽都是从流动中彰显出来。“夜市卖菱藕，春船载绮罗。”杜荀鹤很喜欢“夜市”和“春船”的组合，在另一首《送友游吴越》里，“夜市桥边火，春风寺外船”便和这句异曲同工。像这样繁荣、热闹的诗句，读来是非常喜人的。在中国古代，只有经济发达的城市才会有夜市，莲藕则更是当地最具特色的水产。绫罗绸缎又是生活富足的象征。仔细吟诵诗句，仿佛真的可以看见操着苏州话的人们正趁着夜市的灯火谈论生计。那些远方微明的灯火，一晃一晃，仿佛黑夜中闪烁温暖的星星。水乡所有的生活，就像没有受到任何打搅的世外桃源，在微醺的醉意里，融化了。
“遥知未眠月，乡思在渔歌。”此联是诗人所设想的别全诗于后情景。此处才道出了送别之意，足见诗人谋篇布局之匠心独具，显得余味悠长，耐人寻味。
此诗以想象出之，格调清新活泼，篇末喟然一叹，可谓动人情思，引人遐想。诗人笔下的江南水乡，在其精心描绘下更是活脱而出，令人读来如临其境，恍如人在画中游。
苏轼论六国诚心正意、浑厚圆融，其文承接苏洵《六国论》中“以赂秦之地，封天下之谋臣，以事秦之心，礼天下之奇才，并力西向，则吾恐秦人食之不得下咽也”的观念，但现实针对性更强。
苏轼大概既不满宋朝维持积贫懦弱的现状，又对王安石“一日百变法”有强烈担忧，他曾上书锐意革新的神宗皇帝：“臣窃以为当今之患，虽法令有所未安，而天下之所以不治者，失在于任人，而非法制之罪也。”（《进策》）所以苏轼论六国格外关注“人”的问题，其视野又不局限于战国，而是由战国放宽到历朝历代，他从描述“春秋之末至于战国，诸侯卿相皆争养士自谋”的盛况，扩展到古今对“智、勇、辩、力”四种所谓“天民之秀杰”类人才的态度，指出“先王因俗设法，使出于一；战国至秦，出于客；汉以后，出于郡县；魏晋以来，出于九品中正；隋唐至今，出于科举。虽不尽然，取其多者论之。”这一总体回顾，体认精当而周全。由此再收归六国与秦朝因在用人制度上的不同而导致存亡效果的不同：“六国之君，虐用其民，不减始皇二世，然当是时，百`姓无一人叛者，以凡民之秀杰者，多以客养之，不失职也”，赖此“六国”方由“久存”至“少安而不即亡也”；而秦始皇“初欲逐客，用李斯之言而止”，由之因“客”而一统天下，可见人才何其重要，但“既并天下，则以客为无用，于是任法而不任人，谓民可以恃法而治，谓吏不必才，取能守吾法而已”，导致“民之秀异者，散而归田亩”，这就等于“纵百万虎狼于山林”，他们不愿“老死于布褐”，只能“辍耕太息以俟时”，而一旦时机成熟必“将噬人”，这正是“秦之所以速亡者”的根本原因之所在。
苏轼行文在一放一收之间，便达到“出奇无穷，一洗万古”的境界，指责王安石变法，以始皇的“民恃法而治，吏守法而已”的任法愚民导致秦亡为例而不动声色；批判宋朝“重文轻武”的用人战略，以提倡国家要使“智、勇、辩、力”四种人才“区处条理，各安其所”为准则亦不动声色。郭预衡曾撰文认为：苏轼《六国论》于用人观点片面、于“新法”未击要害、于“君子学道则爱人，小人学道则易使”之结论“更是儒家思想的偏见”，总的看来是所谓“思想是无足取的”（《苏轼散文的一些艺术特色》）。但苏轼认识到的“人”的问题，尤其是“智、勇、辩、力”之人中“秀杰”能不大量失业而让其“各安其所”的问题，也仍是现代社会要着力解决的最重要的社会问题。当人们的观念由“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追求转化为“物质文明、精神文明与政治文明”协调推进时，当发展由满足吃穿的“小康社会”转向提升素质的“和谐社会”时，自然不能认为苏轼“以人为治国之本”的理念是片面、保守。
苏轼不反对“以法治国”，他指出“陈豨过代，萧曹莫能禁”，“文景武之世，法令至密”，但也允许地方王侯“争致宾客”，原因可能有二：一为“惩秦之祸”，一更为“爵禄不能尽糜天下士”。“萧曹为政”呈“文景武之世”的作法，尽管不是主观上想解决“客”的就生安居问题，但客观上却的确使汉代走向了昌盛，虽不如“先王之政”那样，有主动积极的“养士”“爱人”的境界，然“学道易使”（即把“道”作为技术使用）之效却何其明达。一味“任法不任人”，秦皇便有隳名城、杀豪杰”之举、北宋新党便酿“乌台诗案”之冤，所以汉高祖刘邦认识到“马上能得天下但不能治天下”、唐太宗李世民也悟得“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由此苏轼在《六国论》中阐明了三种治国之层次：最低是“任法不任人”的治国（即秦），其次是“有法不禁客”的治国（即六国与汉），最上是以“爱人”为自觉、为核心而“学道”而制定法则来治国（即“先王之政”）。可见治国讲究德为前提、以德与以法并重，讲究使“智、勇、辩、力”之“秀杰”能“不失职”而“安其所”的原则，恰恰显示着苏轼继承了儒家仁政治国理念中的对现代社会仍有不可忽视之启发的最积极的思想要素。
这篇散文是苏轼“杂然有感于中”而作，文中引用大量见于传记“皆争养士”的史实，从春秋之末，至于战国，一直到汉代的“文景武之世”，从而导出论点，实在是“考之世变”之论。其言凿凿，确可信据。文章论及历史上通过什么途径选拔士人的问题，其时间跨度从三代、春秋、战国，历汉、魏、晋，到隋、唐之后，思如泉涌，旁征博引，行文曲折而无不尽意，充分表现其文章纵横捭阖、雄辩宏论的风格。正如苏轼在《答谢民师书》中所谓“大略如行文流水。初无定质，但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不可不止，文理自然，姿态横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