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愈(768年-824年12月25日),字退之,河南河阳(今河南省孟州市)人,自称“祖籍昌黎郡”,世称“韩昌黎”、“昌黎先生”。唐代中期大臣,文学家、思想家、政治家,秘书郎韩仲卿之子。元和十二年(817年),出任宰相裴度行军司马,从平“淮西之乱”。直言谏迎佛骨,贬为潮州刺史。宦海沉浮,累迁吏部侍郎,人称“韩吏部”。长庆四年(824年),韩愈病逝,年五十七,追赠礼部尚书,谥号为“文”,故称“韩文公”。元丰元年(1078年),追封昌黎郡伯,并从祀孔庙。韩愈作为唐代古文运动的倡导者,名列“唐宋八大家”之首,有“文章巨公”和“百代文宗”之名。与柳宗元并称“韩柳”,与柳宗元、欧阳修和苏轼并称“千古文章四大家”。倡导“文道合一”、“气盛言宜”、“务去陈言”、“文从字顺”等写作理论,对后人具有指导意义。著有《韩昌黎集》等。 ▶ 428篇诗文
这首诗是通过以养蚕为业的农妇入城里卖丝的所见所感,揭示了怵目惊心的社会现实“剥削者不劳而获,劳动者无衣无食”的形象,表现了诗人对劳动人民的同情,对统治阶级的压迫剥削的不满。
“昨日入城市,归来泪满巾。”写蚕妇的伤感。妇人昨天进城里去卖丝,回来的时候却是痛哭流泪。“泪满巾”可以看出蚕妇感情刺激之深。诗人用朴素的语言无声地揭示了社会的极端不公。通过对一个蚕妇经历与感受的叙写,表达了对下层劳动人民处境的深刻同情。诗中不着一字议论,却无声地描绘了以养蚕为生、深居僻乡的劳动妇女这一形象。蚕妇初次进城,竟发现了自己贫困终生的根源,难怪她要悲伤,要痛哭流泪了。那位蚕妇的神态、见闻、感受都写得绘声绘色、有血有肉,就以这么一个生活细节,来深刻揭露封建社会制度的极端不合理,立意深刻,构思巧妙,显示了诗人对生活的敏锐洞察力和高度概括力。
“遍身罗绮者,不是养蚕人。”揭示蚕妇是因为有感于获而不劳、劳而不获的不合理社会现实而伤感。蚕妇之所以会痛哭流泪,是因为她看到,城里身穿丝绸服装的人,都是有权有势的富人。像她一样的劳动人民,即使养一辈子蚕,也是没有能力穿上美丽的丝绸衣服的。诗人用明显对比的手法概括封建社会阶级对立的现实,揭露统治者不劳而获的不合理现实,极有说服力。
诗中反映了劳动人民生活的悲苦,表达了诗人对养蚕农妇的同情,对不劳而获的剥削阶级的愤恨,以及对整个封建社会的控诉和鞭挞。
这首诗的开端两句,一来便直接点题,直截了当,没有丝毫客套。“出门何所见?”蕴含深深的惆怅情感,显得悠长。似乎眼前的景色无法引起他的心思。或许是因为长期怀才不遇,前途堪忧,心中郁闷,所以才有了这种漫不经心之态度。初唐诗人可能会直接描写眼前的景色,并以对偶两句为引子。但对于高适来说,这些虚饰是可舍弃的,因为那不符合他豪迈的情怀。他必定要有所突破,因此次句平淡地写道:“春色满平芜”。虽然四季更迭,春天到来,春风吹过,原野上野草葱茏。然而,他自己却依然一事无成。
后两句,诗人终于发出不满:“可叹无知己,高阳一酒徒!”他引用了一个典故,典故中的郦食其得到刘邦的赏识,而他自己多年的努力却未得回报,如此凄凉。其中“可叹”之意,表达无奈之情,如刀割心。诗人的不甘与悲愤尽显于此,也有几分怨憎与忧愤之意。引用“高阳酒徒”的典故,或许暗含自己的小心思。毕竟姓“高”,再加上与地名相关的故事。这实质上是诗人自我感触的表现,他渴望能遇到自己的“沛公”,以施展抱负。
这首诗读起来清爽明了,开端以疑问句开篇,显得自然。但更多的是在妙用映衬手法。用“春色满平芜”来凸显诗人困窘的境遇;用前贤得志的典故,衬托诗人对功名的渴望。短短二十字间,将诗人的无奈和失意完美地表现出来。
这是首哭祭诗。全诗依题目层层展开,首联点“西台”,次联写“哭”,三四联写“所思”。诗中表现作者对文天祥的哀痛和自己对元政权的痛恨,亡国之哀,凝聚在每个字中。
诗平平而起,先说明时间地点:正当岁末,来到西台,一轮寒日,匆匆西坠。这联诗,“知己”二字是主脑。谢翱年轻时追随文天祥抗击元兵,任咨议参军。二人互相激励,立志为国捐躯。后文天祥兵败被俘,谢翱隐居南方。文天祥死后,谢翱每年都要设位哭祭,进行悼念。“知己”二字,强调了二人的生死交谊,也唯有哭知己,才会如此伤心。诗中写的设祭时的场景,虽然是直述现实,但年是残年,台是荒台,又是黄昏时分,冷日惨淡,这样一组合,整个景物便自然地披上了浓厚的衰飒黯淡之气。于是,在这样的气氛中,诗人悲伤的泪水似雨点般地洒下来。
第二联写哭,以情感为趋使,发挥想象。因为他心情沉重,泪水不止,眼看着奔流的富春江,充满感伤,因此觉得前些年在苏州哭文天祥的泪水随江水入海,如今已随着海潮返回来,与现在的泪水融汇在一起。如此,自己的泪水将无休止地回返,永存世间,自己的悲悼也将永存世间。这样写,涵义很丰富,不直说现在的哭,却把现在的哭衬托得更加生动。
第三联由哭转入思。他是祭悼文天祥,自然地又忆起文天祥就义的场面。文天祥被杀时,仍然穿着宋朝的服饰,慷慨受刃。诗因此用“故衣”二字,称赞他忠诚不贰,以苌弘血化为碧的典故,歌颂他忠义浩气,与世长存。想到文天祥的遭际,他不禁仰天呼吁,无情的皇天大地,为什么如此不爱惜人才,让文天祥落得这样下场。
最后,诗由死及生,由文天祥归到自己,说自己还健在,还没到老年,但一事无成,再也不能有所作为,只能在这山中,写些怀悼忠臣烈士的诗篇而已。谢翱这年四十二岁,所以自称未老。然而这“未老”二字,蕴涵深义,是相对文天祥而言。故人已死多年,自己含辱偷生,内心十分伤痛,他觉得这样活着毫无意趣,恨不得早日与文天祥相会于地下,所以“未老”反而增加一重伤心、一重负担。这心思,正与清黄仲则“茫茫来日愁如海,寄语羲和快着鞭”相同。这两联,仍然是平铺直叙,但情感深厚。任士林说谢翱“所作歌诗,其称小,其指大,其辞隐,其义显,有风人之余,类唐人之卓卓者,尤善叙事”(《宋遗民传·谢翱传》)。任士林如此概括谢翱诗,很有见地。
这首哭祭诗,依题目层层展开,首联点“西台”,次联写“哭”,三、四联写“所思”。诗人对文天祥的哀痛,不因为时间的推移而稍减,在悼念文天祥时,又表现了自己对元政权的痛恨,亡国之哀,凝聚在每个字中。前人以谢翱西台恸哭比之汉高祖时为田横自杀的五百门客,就是有见于谢翱对文天祥的知己之感及他强烈的爱国主义热忱而言。
感叹文天祥一木难支倾倒的大厦,从而国亡身死,是大多数遗民的共同感情,因为谢翱与文天祥的特殊关系,所以这诗所流露的情感格外深厚。需要说明的是,元政权对宋遗民悼念文天祥采取的是宽容理解的态度,当时已在元朝任职的人中,也有不少人写悼念文天祥的诗。如虞集就在《挽文丞相》诗中,对文天祥极力赞扬,并抒发“不须更上新亭望,大不如前洒泪时”那样的故国之思、亡国之恨。官居学士的徐世隆甚至公开说元帝的不是,指出“当今不杀文丞相,君义臣忠两得之”。正因为如此宽松的政策,一大批宋末遗民的爱国诗词得以保存下来。
这首诗作于作者晚年。诗题取首句前二字,实类“无题”。
首句写堂静。用静中之动来反衬其静。虚堂,空堂,用《庄子》“虚室生白”之意。孤身独处,更无他人,所以觉得堂屋是空荡荡的。孤身、夜深,空堂显得分外寂静,只听到堂外草丛中不知什么虫子在鸣叫着。“草虫鸣”是静中之动,因“寂寂”才能听见虫鸣;听得见虫呜,愈见堂之“寂寂”。如此一个静悄悄的堂屋,正可酣眠。
然而,次句却写人不眠。此时,独处于堂屋之中的诗人斜靠在枕头不能成眠。堂寂,虫鸣,都是他在不眠之中感觉到和听到的。之所以“不眠”,是因为“难忘旧情”,旧情萦绕在诗人心头,令他难以忘怀。旧情之“情”,在这里不应解作“恋情”或“爱情”。一是不曾听说诗人生平有过浪漫的或不幸的爱情,再是从三四两句的意境与全诗的氛围看,也与恋情无涉。所以这里的旧情,也是作者《江南春二首》之中的“愁情”,即“暮年迁谪,流落不归之意”。范雍《忠愍公诗序》曾说:“大约公之为诗,多有此意。”那么,这里的“旧情”可以归入“此意”。另外,诗人说成“旧情”,是故意含糊其辞。总之,暮年迁谪,流落不归,是诗人一生中愁沁心髓的不幸,他难以忘怀,袭上心来时,就要欹枕难眠了。
按照作品的思路,下面本来应该倾吐作者难忘旧情的悲伤,而诗人却没有这样,“而今识尽愁滋味,欲说还休”,于是他绕过“旧情”把目光转向窗子,来了个写景句:“斜月半轩疏树影。”月光斜照在半截窗户上,又把稀疏的树影投在堂屋的地上。树影摇曳不定,诗人已感到寒意,所以他觉得夜半更深的风露更加凄清了。诗到此句,便戛然而止。
其实诗人并没有忘记旧情。尽管“旧情”只如一个闪电,瞬间便消逝了,而更多的笔墨用于写景。但是,这些景物的描写已着上了“旧情”的色彩,而使一切景语皆成了情语。起笔的“虚”字就语涉双关:“虚堂寂寂”,是他自己的灵台孤寂,方感到空堂分外寂静;他把目光转向窗户,看那月光,看那树影,原是为了解脱“旧情”的萦绕,但是,看到的又是凄清的环境,而环境的凄清正是他心境凄然的反照。总之,诗人于“旧情”欲言又止,只是在亦即亦离之中,融情入景,描绘眼前景物,构成一种凄迷的氛围,烘托出一缕难忘旧情的凄楚的情感,这就比直陈胸臆,显得更加缠绵悱恻,蕴藉婉曲,余味不尽。同时他身为大臣,政治上的不幸际遇是不好多说的,也只能出之以委婉之词,点到为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