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个历代流传很广的故事。春秋时，晋国的公禄重耳因为内乱出奔到国外，一路辛苦流离，饿得奄奄一息。随行的介之推毅然割下自己大腿上的肉，煮熟了给重耳吃，救了他一命。内乱平定后，重耳回国，荣登皇帝的宝座，就是晋文公，即文中所称晋侯。他登基之后大行封赏功臣，却偏偏忘了救命恩人介之推。这就是文章开头所说的“介之推不言禄，禄亦弗及”。于是和老母隐居绵上深山。
文公知道后派人去请，而介之推执意不肯出来。传说来人纵火烧山，想将母禄逼下山，介之推和母亲合抱一棵大树，就这样被烧死在山上。烧山的那一天正是清明节的前一天，为了悼念介之推，从此人们便定每年清明前一天为寒食清明，“寒食”是断火冷食的意思。这一天举国都不许生火，只能吃冷食。据说这就是寒食节的来历。
故事还没有完。介之推被烧死后，文公很悲伤，他砍下那棵大树，制成木屐穿上。叹息着说：“悲乎，足下！”据说这又成了“足下”这一典故的出处。
绵山因此也成为一大名胜。据史料记载，从三国曹魏时期到元末，历代曾有6次大规模修建。1940年1月10日，绵山毁于日军战火。解放后，绵山被山西省政府列为重点风景名胜区。90年代得到了全面的修复和扩建。不但重修了从龙头寺到云峰寺被侵华日军烧毁的寺庙，并且开发建设水涛沟瀑布群和栖仙谷自然风光两大景区。而每到寒食清明，人们更是会深切地怀念介之推的高尚气节。
作品有两个比较明显的特点。一是以乐景写愁情。开端“缥缈危楼紫翠间”一句，写紫气升腾的青山中间隐约可见的高楼，这种神仙洞府般的美景作了饯别宴会的自然背景（略带人文色彩），然而“感时怀旧独凄然”，词人在这离别的时刻，禁不住感叹时光的流逝，怀念值得回首的往事，独自伤心起来。显而易见，这是以乐景写愁情。词人面对使人快乐的美景尚且有“凄然”之感，可以想见离别时悲伤情绪的浓重，是收到了双倍的艺术效果的。
二是富于理趣。这首小词就有三处表现出哲理意趣。第一是上片的“良辰乐事古难全”一句，实际意思是说，天下良辰（美好的时光）、美景、赏心、乐事，这四者自古以来就是难以同时存在的。这里“良辰”涵盖“美景”，上承起句而言；“乐事”涵盖“赏心”，转出下句悲伤之意。虽有现成出典，却从词人的亲身体验出发，表达了自然与人生的高度和谐的境界（具有共时性）不可多得这样的感喟，还是耐人寻味的。第二是过片“璧月琼枝空夜夜，菊花人貌自年年”两句，写对别后岁月的想象，同样运用了有关语典。前一句以“璧月琼枝”状写美的境界，以“夜夜”形容时间的漫长，而由于不能与友人相聚，佳境也无法共赏，词人用一“空”字表达了物是人非的深深遗憾；后一句以“菊花”与“人貌”对举，其实是“岁岁相似”与“年年不同”相形，或者说是以花开依旧来反衬人貌已非，从而深化了词人的人生感慨。第三，是篇末推想“不知来岁与谁看”。这里的“来岁”应指来年今日，所“看”的对象则包括开头所写的自然美景，也包括过片写到的“璧月琼枝”这种美的境界。而冠以“不知”二字，便传写出人生无常（由时间的推移引起人事的变化）、佳期难再的唱叹，
总之，这首小词在抒写离愁别绪的同时，也写下了词人对自然与人生的某些哲理性思考，而又不失诗的韵味；虽然调子低了一些，留下了佛家思想的痕迹，能给人以丰厚的启示。
注：王珪时任北宋左相，写作此诗北宋在与西夏的两次战争中均遭失败。
首句破题，兼点时、地。为排解乡思而怀古，但往事如烟，相隔久远，难以追寻。独自踟蹰江边古城，扑入眼帘的只有萧索的秋景。“悠悠”、“独上”、“满目秋”，开篇即为全诗笼罩了一层孤寂、萧索的气氛，并与尾联的“故国凄凉’‘谁与问”形成呼应。
中间二联，即承接“独上江城满目秋”，着力描写诗人眼中的秋光。晚烟凄迷中，一只水鸟孤零零地落在僻静无人的沙洲上。秋雨淅淅沥沥，江面上稀落地飘零着几片帆影，驶向归途。萧瑟的晚风，把山麓层林的红叶吹得七零八落。暗淡的寒云密布低空，阴沉沉地似乎要把古城压垮。一句一景，犹如四幅画屏，物象虽不同，却同是淡墨素彩，集中反映了秋光的萧瑟，创造了一个寥落清冷的意境。
中间二联，融情于景，锻字炼句，显出作者艺术匠心。用“萧萧”“惨惨”修饰“暮吹”与“寒云”，摹声绘色，写出了晚风凄景，寒云惨淡，也写出了作者的心绪； “惊”运用拟人手法，既写出了秋风中“红叶”飘零的情状，也写出了诗人心头之“惊”；“压”既形象地写出了寒云之重，也表现出诗人心情之沉重。
尾联归结全诗，为金陵秋景图点睛。这历史上虎踞龙盘、人杰地灵的雄都，如今竟一派凄凉，无人过问；登临此地，谁也没有往日那种激扬分发、踌躇满志的风情气韵。“故国凄凉”应“江城满目秋”，“谁与问”应“独上”。“人心无复更风流”，由以上种种风物，水到渠成地诱发出了不吐不快的感慨，体现了诗人深深的忧思。
北宋立国不久，逐渐形成积弱集贫的局面。时任左相的作者，对国势日益衰微，感触必深。“故国凄凉”未必只是吊古之思，很可能是感慨国势的时代悲愁的曲折反映。
这首诗格调的寥落沉郁，与昂奋进取的盛唐气象迥然有别。宋朝立国不久，逐渐形成积贫积弱的痼疾，旨在缓和危机的王安石变法，虽部分地达到了“富国”的目的，但“强兵”的效果甚微。元丰四年、五年（1081---1082）同西夏进行两次战争，都惨遭失败。第二次的“永乐之败”，丧师二十万，神宗“临朝痛悼，为之不食”（《宋史纪事本末》卷四十）。当时王珪在朝身任左相，对国势日益凌夷，感触必深。《金陵怀古》的“故国凄凉”之叹，未必只是一般的发吊古之思，很可能是感慨国势的时代悲愁的曲折反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