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夜来诗酒兴，月满谢公楼”，几个朋友聚在一起，饮酒吟诗。不知不觉中，夜色渐浓，月亮升起来了，月光洒满了庭宇和楼台。谢公楼，晋时谢庄写过著名的《月赋》，这里借指裴迪的书斋。饮酒吟诗的热烈场面随着月光的流泻，完全被一种宁静而幽远的意味所代替。
“影闭重门静，寒生独树秋”，此刻诗人才注意到，主人所在的深深的庭院，层层门户早已关闭，户外万籁俱寂。一阵清风吹来，枝叶沙沙，引发无限寒意。人们顿时感到秋夜的清凉。
“鹊惊随叶散，萤远入烟流”，这两句由写四周的寂静和初秋的凉意转入写月光，但也还不是正面描写。月色无形无影，正面描写确实困难。钱起借鉴了前人的经验的同时，还化用了前人的诗句。曹操《短歌行》说：“月明星稀，鸟鹊南飞。绕树三匝，何枝可依？”“鹊惊”句就是从这里来的。月色太亮了，以致喜鹊误以为天色已明，扑刺刺猛然飞起，震落了片片秋叶。鹊起叶飏，飘然四散，显得别有情趣。比起曹诗，钱起的这句诗写得更为凝练，更富诗意了。
“萤远入烟流”，用的也是侧面描写的方法。沈德潜说：“月夜萤光自失，然远入烟丛，则仍见流矣。此最工于体物。”用烟霭的暗淡衬托萤光，又用萤光之流失衬托月明，可谓运思入妙。有了这两句，一个月明千里的银色世界，异常鲜明地呈现在读者面前。
“今夕遥天末，清光几处愁？”诗人由领略、欣赏美好的月光，渐渐陷入了沉思。“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面对这样的月色，将会惹动多少人的愁思呢？最后两句以问句作结，留待读者去揣摩、思考，显得意味深长。
词前十八句为第一段。首四句以议论开头，说明只要统帅神武，从军就无苦有乐。接着“相公征关右”以下六句，以曹操用兵的神武予以证明。诗中以“震天威”、“俯拾遗”、“一举”、“再举”等夸张之笔，写曹操用兵所向无敌的神武之态；以“军中多饫饶，人马皆溢肥”，“拓地三千里，往返速若飞”写曹军的兵强马壮、轻捷矫健；接着八句，以“陈赏越丘山，酒肉逾川坻”，“徒行兼乘还，空出有余资”写军中饮食宴乐之盛和俘获物资之多。
“歌舞入邺城”以下十四句为第二段，写班师凯旋，并述厉节入仕协理朝政的怡然自得。
全诗语言明快，感情豪壮，专写从军之乐，极尽铺张扬厉，比喻夸张，与其它“愀怆之辞”（钟嵘《诗品》）迥然不同。
这是一篇兼具寓言和政论色彩的传记文，也是一个讽喻性极强的寓言故事。郭橐驼种树的事迹已不可考，后世学者多认为这是设事明理之作。此文针对当时官吏繁政扰民的现象，通过对郭橐驼种树之道的记叙，说明“顺木之天，以致其性”是“养树”的法则，并由此推论出“养人”的道理，指出为官治民不能“好烦其令”，批评当时唐朝地方官吏扰民、伤民的行为，反映出作者同情人民的思想和改革弊政的愿望。
文章先写橐驼的命名、橐驼种树专长和种树之道，然后陡然转入“官理”，说出—番居官治民的大道理。上半篇为橐驼之传，目的是为下半篇的论述张本；下半篇的治民之理是上半篇种树之道的类比和引申，前宾后主，上下相应，事理相生，发挥了寓言体杂文笔法的艺术表现力。
本文共五段，一、二段介绍传记主人公的姓名、形象特征，以及籍贯、职业和技术特长。这二段看似闲笔，却生动有趣，给文章带来了光彩色泽。
在《庄子》书中所描绘的许多人物，有的具有畸形残疾，如《养生主》《德充符》中都写到失去单足或双足的人，《人间世》中则写了一个怪物支离疏；有的则具有特异技能，如善解牛的庖丁，运斤成风的匠人，承蜩的佝偻丈人等。柳宗元写这篇传记，把这两种特点都集中在郭橐驼一人身上，他既有残疾，又精于种树。可见柳宗元不仅在文章的主题思想方面继承了《庄子》的观点，连人物形象的刻画也灵活地吸取了《庄子》的写作手法。
橐驼即骆驼，人们称这位主人公为橐驼，原带有开玩笑，甚至嘲讽性质。但这位种树的郭师傅不但不以为忤，反欣然接受。柳宗元在这里不着痕迹地写出了这位自食其力的劳动者的善良性格。但作者这样写仍是有所本的。在《庄子》的《应帝王》和《天道》中，都有这样的描写，即人们把一个人呼之为牛或呼之为马，他都不以为忤，反而欣然答应。这同郭橐驼欣然以橐驼为名是一样的。这种描写实际上也体现了老庄学派顺乎自然的思想，即认为“名”不过是外加上去的东西，并不能影响一个人的实质，所以任人呼牛呼马，思想上都不致受到干扰波动；相反，甚至以为被人呼为牛马也并不坏。
后一小段写郭橐驼种树的特异技能。他种树的特点有二：一是成活率高；二是长得硕茂，容易结果实，即所谓“寿且孳”。作者在后文没有写郭橐驼种树的移栽易活的特点，只提到栽了树不妨害其成长的这一面。其实这是省笔。盖善植者必善移树，只有掌握了事物发展的内部规律才能得到更大的自由。所以这里为了使文章不枝不蔓，只点到而止。在这一小段的收尾处还布置了一个悬念。即“他植者虽窥伺效慕，莫能如也”。读者从这儿必然急于想知道郭橐驼种树到底有什么诀窍。而下文却讲的是极其平凡而实际却很难做到的道理：“顺木之天以致其性。”可见郭并不藏私，而是“他植者”的修养水平和掌握规律的深度太不够了。从这里，作者已暗示给我们一个道理，即“无为而治”并不等于撒手不管或放任自流。这个道理从下面两大段完全可以得到证明。
第三段是郭橐驼自我介绍种树的经验。前后是正反两面对举，关键在于“顺木之天以致其性”。为了把这一道理阐述得更深刻、更有说服力，文章用了对比的写法，先从种植的当与不当进行对比。究竟什么是树木的本性呢？“其本欲舒，其培欲平，其土欲故，其筑欲密”，四个“欲”字，既概括了树木的本性，也提示了种树的要领。郭橐驼正是顺着树木的自然性格栽种，从而保护了它的生机，因而收到“天者全而其性得”的理想效果。这正是郭橐驼种树“无不活”的诀窍。他
植者则不然，他们违背树木的本性，种树时“根拳而土易，其培之也，若不过焉则不及”，因此必然遭致“木之性日以离”的恶果。这就回答了上段的问题，他们“莫能如”的根本原因就在于学标不学本。继从管理的善与不善进行对比。“勿动勿虑，去不复顾。其莳也若子，其置也若弃”是郭橐驼的管理经验。乍看，好像将树种下去以后，听之任之，不加管理。事实上，橐驼的“勿动勿虑”，移栽时的“若子”，种完后的“若弃”，正是最佳的管理，没有像疼爱孩子那样的精心培育，就不会有理想的效果。他植者不明此理，思想上不是撒手不管而是关心太过，什么都放不下，结果适得其反，“虽曰爱之，其实害之；虽曰忧之，其实仇之”，压抑了甚至扼杀了树木的生机。
这两层对比写法，句式富于变化。写橐驼种树，用的是整齐的排比句，而写他植者之种树不当，则用散句来表示，文章显得错落有致。“虽曰爱之，其实害之；虽曰忧之，其实仇之”用押韵的辞句，使重点突出，系从《庄子·马蹄》的写法变化而出。从介绍橐驼的种树经验上可以看出，柳宗元的观点同老庄思想还是有差别的。柳是儒、道两家思想的结合，他并不主张一味听之任之的消极的“顺乎自然”，而是主张在掌握事物内部发展规律下的积极的适应自然。他要求所有的种树人都能做到认识树木的天性，即懂得如何适应树木生长规律的业务。把种树的道理从正反两面讲清楚以后，文章自然就过渡到第四段。
四、五段是正面揭出本旨，实为一篇之“精神命脉”。作者通过对话，运用“养树”与“养人”互相映照的写法，把种树管树之理引申到吏治上去。对“养人”之不善，文章先简要地用几句加以概括：“好烦其令，若甚怜焉，而卒以祸”，这与上文“他植者”养树管理之不善遥相呼应。接着用铺陈的手法，把“吏治不善”的种种表现加以集中，加以典型化，且有言有行，刻画细致入微，入木三分。如写官吏们大声吆喝，驱使人民劳作，一连用了三个“尔”，四个“而”和七个动词，把俗吏来乡，鸡犬不宁的景象描绘得淋漓尽致。作者最后以“问者”的口吻点出“养人术”三字，这个“养”字很重要。可见使天下长治久安，不仅要“治民”，更重要的还要“养民”，即使人民得到休生养息，在元气大伤后得到喘息恢复的机会，也就是后来欧阳修说的“涵煦之深”。这才是柳宗元写这篇文章的最终目的。
综观全文，我们应注意三点：一是无论种树或治民，都要“顺天致性”，而不宜违逆其道；二是想要顺天致性，必先掌握树木或人民究竟怎样才能“硕茂以蕃”，亦即摸清事物发展规律；三是动机效果必须统一，不允许好心办坏事，或只把好心停留在表面上和口头上。把这三点做好，才算懂得真正的“养人术”。
诗汉的一位老友在守卫月支的战役中，因全军覆没而生死未卜，下落不明。故以“没蕃”为题写诗表达伤怀。
首联交代全军覆没的时间和地点。时间是“前年”，前年战败，现今才写诗。这是因为作者在等侯确切的生死消息。在这次战斗中，唐军全师覆灭，友汉是生是死，由于消息断绝，无法肯定，故诗汉不敢贸然动笔。这种感情在亲密的朋友之间是很通常的。然而，老友的消息都一直没有听到。“蕃汉断消息，死生长别离。”蕃汉之间消息已完全断绝，两年之中一无所获，则友汉无论是死是生，都意味着永运离别了。死了，固不用说；活着，也是做了蕃汉的奴隶，不能回还了。沉痛之情，溢于言表。
颈联是通过想象，描写战败的惨状：“无汉收废帐，归马识残旗。”因为是全军覆没，不是战死就是被俘，所以唐军的营帐无汉去收拾，散乱地堆在战场上，任凭风撕雨浇，惨象令汉触目惊心。“归马”是指逃归的战马，战马能辨认出己方的军旗，故能逃归旧营。汉是一个没剩，只有几匹马逃脱回来，这—笔真如雪上加霜，令汉想见战争的残酷。
尾联“欲祭疑君在，天涯哭此时。”是写自己矛盾、痛苦的心情，想设奠祭祀友汉，却又希望他还活着。若还活着．祭奠是大不敬；若确实已死，不祭奠也是大不敬。诗汉两为其难，当此之时，也只有遥望天涯而放声大哭了。此联揭示诗汉内心活动，曲折而又深刻。
此诗感情真挚，且层次清晰，由“戍”而写到“没”，由“消息”断而写到“死生”不明，由“死生”不明而写到“欲祭”不忍，终以无可奈何的放声大哭为结，一路写来，入情入理。而诗汉借用这种过期的追悼，适足增添了全诗的悲剧性。正因为是“前年”的事件，所以有“断消息”的感受，有“疑君在”的幻想，痛慨、痴情，欲绝惨深。废帐残旗，归马踽凉，是诗汉的揣想，却真实地再现了“没番”的战罢情形。其缺点是语言过于直朴，缺乏蕴含，前四句只是铺叙事情经过，占了一半的篇幅，倘若把这些内容移入题目中去，腾出地方集中抒情，效果会佳。
此诗仅仅八句，就概括地速写了一位游子思乡的形象，和他欲归不得的迫切心情，栩栩如生。这得益于多种修辞手法的运用。
此诗善用设问与夸张。在卫与宋国之间，横亘着壮阔无涯的黄河，此诗之开篇即从对黄河的奇特设问发端——“谁谓河广？一苇杭之！”
发源于“昆仑”的万里大河，在古人心目中本是“上应天汉”的壮浪奇川。当它从天泻落，如雷奔行，直闯中原大地之际，更有“览百川之弘壮”、“纷鸿踊而腾鹜”之势。对这样一条大河，发出否定式的“谁谓河广”之问，简直无知得可笑。但是，诗中的主人公非但不以此问为忤，而且断然作出了傲视旷古的回答：“一苇杭之！”他竟要驾着一支苇筏，就将这横无际涯的大河飞越——想像之大胆，因了“一苇”之夸张，而具有了石破天惊之力。
凡有奇特夸张之处，必有超乎寻常的强烈情感为之凭借。诗中的主人公之所以面对黄河会断然生发“一苇杭之”的奇想，是因为在他的内心，此刻正升腾着无可按抑的归国之情。接着的“谁谓宋远？跂予望之”，正以急不可耐的思乡奇情，推涌出又一石破天惊的奇思。为滔滔黄河横隔的遥远宋国，居然在踮脚企颈中即可“望”见（那根本不可能），可见主人公的归国之心，已急切得再无任何障碍所可阻隔。强烈的思情，既然以超乎寻常的想像力，缩小了卫、宋之间的客观空间距离；则眼前的小小黄河，则可以靠一苇之筏超越。
所以当诗之第二章，竟又以“谁谓河广，曾不容刀”的夸张复叠时，便不会再令人感到吃惊或可笑，反倒觉得这“奇迹”出现得完全合乎情理。强烈的感情不仅催发了作诗者的奇思，也催发了读诗者一起去大胆想像：夸张之荒谬已被情感之认同所消解，现实已在奇情、奇思中“变形”。此刻出现在你眼中的主人公形象，当然已不再是隔绝在黄河这边徙倚的身影，而早以“一苇”越过“曾不容刀”的大河，化作在所牵念的家里欣然“朝食”的笑颜了。
以突兀而来的发问，和奇特夸张的答语构成全诗，来抒泻客旅之人不可遏制的思乡奇情，是《卫风·河广》艺术表现上的最大特色。否定式的发问，问得如一泻汪洋的黄河怒浪之逆折；石破天惊的夸张，应答得如砥柱中流的峰峦之耸峙。其间所激荡排奡着的，便是人类所共有的最深切的思乡之情，它不能不令千古读者为之而动容。
诗人不但运用设问与夸张的语言加以渲染，而且还以排比、迭章的形式来歌唱。通过这样反复问答的节奏，就把宋国不远、家乡易达而又思归不得的内心苦闷倾诉出来了。这首诗没有丝毫矫揉造作之态，好像现在的顺口溜民歌一样，通俗易懂。但它有一种言外之意，弦外之音：宋国既然“近而易达”，那么，他为什么不回去呢？这当然有其客观环境的阻力存在，不过这是诗人难言之隐，诗中没有明说罢了。这种“无声胜有声”的艺术魅力，是会引人产生各种猜想和回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