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子行》,是唐代专写纨绔子弟浮华生活的诗题。这首是揭露贵家公子在春游中,纵马踏坏麦苗的恶劣行为。首二句描写贵公子穿上比彩霞还鲜亮的锦衣,一大早就兴致勃勃地骑马去野外春游。字里行间明显地透露出其人的豪华与权势。诗人运用对比反衬的艺术手法,以彩霞失色来反衬“锦衣”的华丽,可见其家世之贵显,生活之豪奢了。“锦衣红夺”,一个“夺”字,表现出锦衣色彩的鲜艳。
后两句即紧切公子的身份来揭露其骄纵行为。“不识农夫辛苦力,骄骢踏烂麦青青。”“骄骢”,是骄纵不驯的马。“骄”,指马骄,亦指人骄。一个“不识”,一个“骄骢”,活画出了愚蠢而又骄横的权豪子弟的丑恶形象。
唐末颜仁郁的《农家》诗写道:“夜半呼儿趁晓耕,羸牛无力渐艰行。时人不识农家苦,将谓田中谷自生。”“不识农家苦”的正是那些游手好闲的贵族子弟。他们过的是锦衣玉食的寄生生活,哪里懂得农民的辛苦和稼穑的艰难,所以他们只顾在田野上纵马狂奔,兜风赏景,全然不顾地里的庄稼,把踩烂麦苗视作儿戏。“不识农夫辛苦力”,这句诗看似平平,其实,这正是剥削阶级轻视劳动人民的表现。诗句非常切合贵族子弟的身份特点,也很能发人深思。
唐末五代时期,统治者极其荒淫腐朽,娇惯子女的现象极为严重。据说诗僧贯休曾当着蜀主王建及其大臣的面,讽刺王孙公子“稼穑艰难总不知,五帝三皇是何物!”(《少年行》)孟宾于的这首《公子行》,则是从另一个侧面鞭挞了他们为害农民的行为。
在艺术方面,这首诗也有一些值得称道的地方。踩坏麦苗,看来是寻常的事情。但这里所反映的并不是一般无意中踩着庄稼,而是贵族子弟随意践踏民田的行为。诗人将“踏烂麦青青”放在权豪子弟放荡游乐的背景上来表现,其害民的性质就愈加昭彰,揭露也更显得鞭辟入里。
《湘岸移木芙蓉植龙兴精舍》一诗,写作时间与植桂诗大致相同,心态也相拟,只是写法上略有不同,如果说植桂诗更多地表现了自己的孤悲之感的话,此诗则以自爱、自慰之情为主。
诗人创作此诗,心态上有两个特征。一是孤寂无依,世无知音之感。当时诗人刚贬谪永州,政治地位一落千丈。作为被贬官员,行动很不自由,处境与囚徒相差无几。所以他常自称为“罪臣”、“楚囚”。心理常惶恐不已,彻夜难眠。再加上昔日志同道合的朋友都远贬荒凉遥远之地,贬官的身份也不便与他人接触。因而,伴随他的只是孤独、寂寞和无奈。另外一种心态特征是:怀才不遇又矢志不移。柳宗元的才能是全面的,为多数人所了解的,柳宗元主要是散文家和诗人。但被贬之前,柳宗元的理想绝不是做文人,而且有点不屑于做文人。在《答吴武陵论〈非国语〉书》中说道:“意欲施之事实,以辅时及物为道。”信中他向自己好友表白了昔日的理想。他的《冉溪》诗中“少时陈力希公候,许国不复为身谋”的句子,更是直接说明了他的理想是辅助时政,建政立业,为此而不怕牺牲。事实上,他也确有非凡的政治才能,三十四岁成为朝廷要臣足以说明了这点。永贞革新的失败,他失去了政治上有所作为的机会,但他并没有放弃,这一性格很类似流放中的屈原。在贬永时期,他关注着时局的变化,民生的疾苦,常与朋友以书信的形式讨论历史、政治和为官之道,希望被朝廷起用,再度施展政治才能。为了理想,他提携后进,培养人才,积蓄力量,正如《冉溪》诗中写道:“却学寿张樊敬侯,种漆西园待成器。”这些大概是柳宗元在不自由状态下最大的所为吧。了解了柳宗元这样的心态,就很容易把握此诗的深层次的含义。
这首诗在艺术上的特点,就是采用拟人化手法,把自己的心态物化成木芙蓉,木芙蓉自然成了他感情的载体、心灵的镜子和与读者沟通的渠道。诗中的木芙蓉具有鲜明的诗人的色彩:她孤寂、独自长在湘水西岸,任秋风疾吹,繁霜严打,无人爱怜顾惜;她完美,“盈盈”,是婀娜多姿的体形,“丽影”是艳丽动人的身姿,“浓香”是沁人的芳香,可谓集众美于一身;她自信,“有美不自蔽,安能守孤根”,这种自信来自于“有美”。这种美与其说是木芙蓉的姿态、丽影和浓芳,不如说是诗人的才华、理想。因此,即使在孤独、冷落,被人诋毁、抛弃的处境里,他也没有沮丧、消沉和自暴自弃。他坚信自己总会有被人赏识的时候;他很有原则,处于世上,就只能像木芙蓉一样,扎根高高的陆地,绝不与浮于水上的摇摆不定的芰荷同处。诗人对木芙蓉作了淋漓尽致的描绘,倾注了强烈的感情。这样做的用意很明显,高文先生道明了诗人的用意:“此诗写木芙蓉美丽而孤独,深受风霜欺凌,诗人同情它的遭遇而移栽于住所轩前。乃以木芙蓉自比,怜花亦即自怜”。诗人爱花,护花,实为自爱自慰。这也正是中国古代文人抚平内心创伤,驱走孤独幽愁的常见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