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诗是白居易于公元831（太和五年）至832年（太和六年）冬任河南尹时所作。当时诗人已是六十岁的老人了，壮年时代的白居易曾以写作《新乐府》、《秦中吟》闻名于世。在那些富有现实主义精神的光辉篇章中，白居易深刻揭露了统治阶级给人民带来的深重灾难，同情人民的疾苦。后来由于仕途上的多次挫折，青壮年时的锐气逐渐消失，以致“露饱蝉声懒”，但他关心百姓疾苦的人道主义思想始终未泯。这首《新制绫袄成感而有咏》即是明证。
诗的前半部分是从不同的角度描写绫袄的温暖、轻盈。“水波文袄造新成，绫软绵匀温复轻”是介绍新袄的用料、式样。绫是一种提花软缎，制成绵袄，自然地呈现出水波状的衣纹，这是外表；至于袄内则是丝绵絮成，故暖而且轻。可见，这是一种极高档的过冬御寒之物，下联用“晨兴好拥向阳坐，晚出宜披下雪行”来说明这件绫袄的用途。“兴”是指早晨睡醒起床，“好”与下文“宜”互文见意，都是适宜于做某事的意思。冬天的早晨天气寒冷，能够晒会儿太阳自是舒适可人；而晚上出门访友，穿着暖而轻的绵袄，踏雪赏月更不失为雅事。
“鹤氅毳疏无实事，木棉花冷得虚名”是从侧面表现绫袄的优点。鹤氅是古代官僚贵族时髦的披戴，木棉在当时也是珍稀品。它们徒有虚名，不如丝绵，更加补托出诗人这件用丝绵所絮绫袄的实用舒适。这几句分别从用料、御寒的效果、与鹤氅、木棉的对比几个方面表现了这件新袄的不凡，穿着这样高级舒适的衣服，宴安侵夜，安然隐睡到天明也就不奇怪了。然而，诗人其实是不能够“卧稳昏昏睡到明”。“百姓多寒无可救，一身独暖亦何情！”作了鲜明的回答。想到大多数贫民百姓都处在饥寒交迫之中，无法得到救济，他独独一个人温暖，心中滋味并不好受。因为想着农民的艰难，致使他的耳旁经常响起贫民冻馁饥饿之声，这当然是一种错觉，这种错觉的产生，却是诗人日夜为贫寒百姓思虑所致。“心中为念农桑苦，耳里如闻饥冻声”真挚地表达了诗人为贫民着想的可贵精神。
这首诗表现了诗人可贵的人道主义思想，同时也可以看出杜甫思想在这首诗中的痕迹。“争得大裘长万丈，与君都盖洛阳城”正是杜甫《茅屋为秋风所破歌》中“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的又一体现。杜甫身受贫寒之苦，仍然想到天下寒士，白居易则是自己温饱而不忘受苦的寒民。
从艺术上看，全诗用了很大篇幅表现绫袄的温暖舒适，这与下文贫民的饥冻形成强烈的反差，前者愈舒适，愈显出后者的艰辛，“耳里如闻饥冻声”才更显真实感人。
诗人一开头就展示渔家住所的典型特征：茅舍简陋，靠近僻远江口，便于出江捕鱼。时值潮涨，江潮浸湿了柴门。
“行客欲投宿”，暗示时已临晚，而“主人犹未归”，则透露出主人在江上打渔时间之长，其劳动之辛苦不言而喻。
此时此刻，诗人只好在屋外踯躅，等待，观看四周环境：竹丛暗绿而幽深，乡间小路蜿蜒伸展，前村还在远处；月亮出来了，诗人焦急地眺望江面，江上渔船愈来愈稀少。用一个“远”字，隐隐写出诗人急于在此求宿的心境。“月出”表示已到了夜里。“钓船稀”则和“主人犹未归”句，前后呼应，相互补充。
面对这冷落凄清的境界，诗人渴望主人归来的心情更加迫切。他不停眺望江口，远远看见一叶扁舟向岸边驶来，渔人正寻沙岸泊船，他身上的蓑衣在春风中飘动。好像是期待已久的渔人回来了，诗人喜悦的心情陡然而生。结尾一句，形象生动，调子轻快，神采飞扬，极富神韵，给人特别深刻的印象，凝聚了诗人对渔民的深情厚意。
这首诗语言浅切流畅，活泼圆转。“春风动草衣”句写得尤为传神。正如清人田雯评价张籍诗歌特色时所指出的那样：“名言妙句，侧见横生，浅淡精洁之至。”（《古欢堂集》）
该诗是一首对金国灭亡的挽歌，全诗正视金朝灭亡是不会死灰复燃，再回顾开国皇帝们的神功圣德,大定、明昌两朝的太平盛世，如今走到尽头。倾吐了亡国忠臣的绝望与无可奈何的哀伤，真切动人。
“暗中人事忽推迁，坐守寒灰望复燃。”首联抒写诗人听到国亡君死的消息时的绝望与哀痛。天旋地转，世事推迁，金国灭亡了。起句破空而来，表现了金国灭亡消息传来的突然和诗人听到这个消息时的猝然无措，震惊不已。对于金国的灭亡，诗人虽然早有预感，但是他又不甘心也不忍心承认这个事实。虽然“沧海忽惊龙穴露”，但是诗人“广寒犹想凤笙归”（《出都二首》）。而现在“灰土已寒宁复燃”（《过蜀鹿城与赵尚宾谈山阳旧事》）。希望成灰，徒唤奈何，这第二句表达了诗人对金国灭亡的绝望与悲恸。
“已恨太官馀曲饼，争望汉水入胶船。”颔联紧承上联，借用典故，抒写了诗人对金国灭亡的无限憾恨，对金哀宗的沉痛悲悼。诗人用此典，上句说金哀宗在围城中粮尽食绝，下句写金哀宗国亡身殒。已痛惜蔡州城的太仓中只剩下几张为国君充饥的曲饼，怎忍心再让汉水淹没了天子的胶船，“已恨”，写出了诗人对金哀宗当时困境的无限憾恨，“争望”则是痛上加痛，进一步写出了对金哀宗之死的痛苦悲伤。此联连用两典，极为工巧，犹如己出。一写金哀宗蔡州粮绝，一写金哀宗自缢身死，这都是当时的实际事件，是实事；诗人以“太官曲饼”“汉水胶船”两典来表现这两件事，切人（亡国之君），切事（粮绝、国亡），使实事与用典达到了难以区分的地步。二是浑化无痕。诗用“已恨”“争望”这两个表现诗人主观情感的词，连接两个典故，使得典事之问衔接紧密，自然、明快，不着痕迹。三是含蕴深厚。两个典故，典中有情，把诗人对金国的灭亡，金哀宗的身死的无限恨憾、悲悼，表现得情思绵远，凝炼蕴藉，较之明出直抒，具有一种含蓄深沉的震撼力、感染力。四是典意反用。用典“有直用其事者，有反其意而用之者。”（严有翼《艺苑雌黄》）前者如“太官曲饼”，后者如“汉水胶船”。“汉水胶船”，本意表现周昭王失德，人民憎恶，有意陷其于死地，诗人此处反其意而用之，对金哀宗的死表现了十分的遗憾。
“神功圣德三千牍，大定明昌五十年。”颈联宕开一笔，回忆金朝全盛时期的景况。大金开国之初，君王圣德神功，臣下效忠用命，奏牍连连，政务繁忙，一派欣欣向荣气象；大定、明昌两朝五十年，君为尧舜，“群臣守职，家给人足，仓库有余”（《金史·世宗纪赞》），国势鼎盛。“神功圣德”，夸赞极致；“大定明昌”，如数家珍。从此可以看出诗人对金国的昌盛时期的怀念、留恋、神往。但是，“三千牍”，国亡君丧，牍奏何人；“五十年”，匆匆一瞬，华年不再。当此国亡君死之际，回忆当年昌盛，诗人胸中涌动的除了怀念留恋之外，更多的是遗憾痛苦的心潮。
“甲子两周今日尽，空将衰泪洒吴天。”尾联，思绪顿束，回归眼前，总括全诗，表达诗人极度的哀痛绝望。不忍言“尽”，而“今日”确已“尽”，起死无术，回天乏力，“无可奈何花落去”，只有“空将”悲痛之泪洒向苍天了。诗人悲到极点，痛到极度，全诗哀伤苦痛的感情达到了顶巅。
该诗表达了极度哀伤的情感，是典型的亡国之音。诗人把亡国的悲哀，丧君的伤痛，表现得开合跌宕，波推浪涌。开篇，突兀而起，国亡君死，复兴无望，痛在天塌地陷，如雷击顶；颔联稍作舒缓，细叙金哀宗粮绝之苦，覆舟之悲，痛在如泣如诉间的痛定思痛，痛彻心骨；颈联于神驰思扬间，回忆金朝的全盛时期。而把“神功圣德”“五十年”的繁盛放在这亡国之音中，今昔殊异，盛亡相对，人事已非，诗人之痛则在鲜明的对比中，更显得感慨深沉。尾联诗人之痛则更加深沉，不见呼天抢地，但蕴蓄心中的沉痛则如波之峰巅，浪之涌端，无以复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