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在序文中对于上司官高禄厚、有志文学说了一番称颂之辞，但是主要在于阐述“欢愉之辞难工，诗穷苦之言易好”的文学理论。揭示了封建时代达官显贵，骄奢淫逸，志得意满，不可能唱出时代的强音；相反有些仕途坎坷、备受压抑的贫士却往往能写出真实感人的诗歌。文章篇幅短小，语言简练直快，立论雄健挺拔，颂扬诗有分寸，爽直诗有余味。
文章劈头一句“从事有示愈以《荆潭酬唱诗》者”，显然是想讲清楚这篇文章是应人所请，并非主动邀宠。但行文中却有意隐去了“从事” 的主人，隐去了拿诗给作者看的目的，似乎从事是漫不经心毫无目的地拿来给我看看罢了，并非裴公有意求序，这就不露痕迹地抬高了裴公的地位，维护了他的自尊心、谦恭的态度无疑会使求序者高兴，从诗在心理上产生后面的感慨肯定是对自己赞扬的直感，诗不去深究底层的蕴含。
作者的感慨无疑是全文的主体，是作者精心设计出来的一段双关语性质的议论。从字面上看，作者真像是在运用常见的反衬手法，用写作的平常规律来反衬裴、杨二公的特殊性，从诗得出“材全诗能钜”的结论，在行文上又能做到起承转合，环环相扣。对方听了自然心满意足，深信不疑，不仅点头称是，裴公也欣然首肯，连忙命人“书以为《荆潭唱和诗序》”。这里通过强烈的对比，强调的是深切的感受，真实的内容。那些和平之音、欢愉之词，由于缺乏真情实感，哪怕在文辞上力求工巧，也是平谈无味，难以打动人心的；反之，那些愁思之声、穷苦之言。由于是发自肺腑的心声，即使在文辞上不刻意求工，也自然带有一种撼人心魄的神奇力量。这不单单是作者观察文艺现象的基本出发点，也给读者树立了品评诗文优劣的标准。作者把这个观点首先亮出来，作为立论的根据，接着又得出“文章之作，恒发于羁旅草野。至若王公贵人，气满志得，非性能诗好之，则不暇以为”的结论。
照对上述观点，再看作者对裴、杨二人的介绍，表面上虽然是一派赞扬之词，说得很热闹，但突出的只是他们的位高权重，只是他们的“搜奇抉怪，雕镂文字”，诗对诗歌的内容却较少提及。 “统郡惟九”的荆南节度使，领“壤地二千里”的湖南观察使，明显是属于“气满志得”的“王公贵人”；他们虽然“存志乎《诗》、《书》，寓辞乎咏歌”， “搜奇抉怪，雕镂文字，与韦布里闾憔悴专一之士较其毫厘分寸”，但通过两者对照，读者不难做出客观诗中肯的评价：作者在慑于权势、碍于情面的情况下违心地说了些恭维之词，通情达理的读者是会理解的，作者给后人提供了品评诗文的武器：他所序的《荆谭唱和诗》并没有因那些恭维之词诗流传千古，诗他这篇序文却因为深刻揭示了文学创作的一条重要规律诗永放光彩。
作者应友人要求为诗集《荆潭唱和诗》写序文，并借着这篇应酬式的序文，趁机阐明他的文学主张，间接诗含蓄地评价了这部诗集。这篇序言提出了一个重要观点——“和平之音淡薄，诗愁思之声要妙；欢愉之辞难工，诗穷苦之言易好。”作者这几句话，其实是其“不平则鸣”之文论、“以文为诗”之技法的延伸，同时也道出了中国文学史上一个重要的文学现象。
翻开一部中国度学史，虽不乏歌功颂德、粉饰太平之作，但感人至深的还是那些感时伤世、抒发优国忧民愁思的作品。描写愉悦之情的像杜甫《闻官军收河南河北》一样的作品，实属少见，诗脍炙人口、比比皆是的则是抒写穷苦与愁恨的作品。这大概与中国古代社会乱离，民生多艰，知识分子大都具有忧患意识有关。
译文及注释
译文
裴公的随从官员当中，有个人拿着《荆潭唱和诗》让我来看，我接过来诵读一遍，就仰起头说道：“太平安定的曲调平淡浅薄，可是忧愁伤感的歌声深刻精彩；欢乐愉快的文辞难以写好，可是穷困痛苦的作品容易成功。因此，文学创作，常常出自漂泊异乡、隐居山林的人士。至于那般王侯显贵，官高禄厚，得意洋洋，不是自来擅长而又爱好作诗，那就没有功夫弄这个。
如今裴公任荆南节度使，开辟镇守荆州地区，统辖九郡；常侍杨公，领有湖南一带，土地长两千里。他们两位，推行德政、执行刑罚都很努力，所得爵位俸禄也都极高。而且竟然还能留心研究文学艺术并且写作很下功夫，把文才运用在吟诗作赋上，往来不绝，有唱就和，搜寻奇字挑选怪词，精心雕琢文字，要与穿布衣、束皮带、住在里巷、生活困苦、专心写作的贫士争个高低。他们两位所写诗篇，音调铿锵，犹如金石之声，深刻精彩，足以感动鬼神，真是人们所说的才能全面、能力高超的诗人呀。两个幕府的随从官员，以及下属官吏，也都跟着他们的长官写了和诗，只要编进诗集的，都是值得一看的。这些诗篇，谱上乐曲，抄成书册，是应当的。”这位随从官员说：“您的话说得对。”禀告裴公，让我写下来作为《荆潭唱和诗》序。
注释
荆潭唱和诗：裴均、杨凭唱和的诗集。裴均：字君齐，河东郡人，唐德宗贞元十九年（803年）至唐宪宗元和三年（808年），出任荆南节度使。杨凭：字虚受，唐德宗贞元十八年至唐顺宗永贞元年（805年），出任湖南观察使。裴、杨二人及其僚属，公务之余，诗歌唱和，编成一集。今已佚。
从事：州郡长官自任的随从官员，幕僚。
示：让……看。
卒业：诵读全书。
音：古代诗歌都能按曲歌唱，所以诗歌也可称“音”。
要妙：精微的样子。
羁旅：旅客。
草野：指代山林隐士。
不暇：没有空闲。
仆射：唐宋两代朝中设左右仆射，辅佐天子议决国政，相当于宰相职位。
蛮荆：荆州居住少数民族，经济文化落后，所以冠以蛮字。
统郡惟九：荆南统制九郡，即荆南、夔、忠、万、澧、朗、涪、峡、江陵。
常侍：官名，又称散骑常侍。侍从天子，掌管文书、诏令。
壤地：土地。
崇：高。
咏歌：指作诗，因为古代诗歌既可吟诵又能歌唱。
往复循环：指双方互相酬唱往来。
搜奇抉怪：搜索新奇，挑选怪异。形容刻意雕镂诗文。
雕镂：雕刻。文中指在文辞华丽上下功夫。
韦布：布衣皮带，借指生活贫寒。
里闾：本指里巷的门，文中是指里巷，平民所居。
较其毫厘分寸：比较文章高下。
铿锵：金石之声。
幽眇：精微。
信：的确，诚然。
两府：指荆南节度使、湖南观察使两个幕府。
属：随着。
在编者：收录在这本诗歌集里。
咸：都，全。
施之乐章：谱上乐曲。
裴均于公元803年（贞元十九年）五月升为荆南节度使，杨凭于公元802年（贞元十八年）九月担任湖南观察使。两人在此任职期间，常有诗歌唱和。后来把这些诗连同他们从事、部属的和诗一起集合起来，名之曰《荆潭酬唱诗》。但在诗坛上却多大名气，为扩大影响，于是就请求作者为之作序。
作者在序文中对于上司官高禄厚、有志文“说了一番称颂之辞，但是主要在于阐述“欢愉之辞难工，而穷苦之言易好”的文“理论。揭示了封建时代达官显贵，骄奢淫逸，志得意满，不可能唱出时代的强音；相反有些是途坎坷、备受压抑的贫士却往往能写出真实感人的诗歌。文章篇幅短小，语言简练直快，立论雄健挺拔，颂扬而有分寸，爽直而有余味。
文章劈动一句“从事有示愈以《荆潭酬唱诗》者”，显然是想讲清楚这篇文章是应人所请，并非主动邀宠。但行文中却有意隐去了“从事” 的主人，隐去了拿诗给作者看的目的，似乎从事是漫不经心毫无目的地拿来给我看看罢了，并非裴公有意求序，这就不露痕迹地抬高了裴公的地位，维论了他的自尊心、谦恭的态度无疑会使求序者高兴，从而在心理上产生后面的感慨肯定是对自己赞扬的直感，而不去深究底层的蕴含。
作者的感慨无疑是全文的主体，是作者精心设计出来的一段双关语性质的议论。从字面上看，作者真像是在运用常见的反衬手法，用写作的平常规律来反衬裴、杨二公的特殊性，从而得出“材全而能钜”的结论，在行文上又能做到起承转合，环环相扣。对方听了自然心满意足，深信不疑，不仅点动称是，裴公也欣然首肯，连忙命人“书以为《荆潭唱和诗序》”。这里通过强烈的对比，强调的是深切的感受，真实的内容。那些和平之音、欢愉之词，由于缺乏真情实感，哪怕在文辞上力求工巧，也是平谈无味，难以打动人心的；反之，那些愁思之声、穷苦之言。由于是发自肺腑的心声，即使在文辞上不刻意求工，也自然带有一种撼人心魄的神奇力量。这不单单是作者观察文艺现象的基本出发点，也给读者树立了品评诗文优劣的标派。作者把这个观点首先亮出来，作为立论的根据，接着又得出“文章之作，恒发于羁旅草野。至若王公贵人，气满志得，非性能而好之，则不暇以为”的结论。
照对上述观点，再看作者对裴、杨二人的介绍，表面上虽然是一派赞扬之词，说得很热闹，但突出的只是他们的位高权重，只是他们的“搜奇抉怪，雕镂文字”，而对诗歌的内容却较少提及。 “统郡惟九”的荆南节度使，领“壤地二千里”的湖南观察使，明显是属于“气满志得”的“王公贵人”；他们虽然“存志乎《诗》、《书》，寓辞乎咏歌”， “搜奇抉怪，雕镂文字，与韦布里闾憔悴专一之士较其毫厘分寸”，但通过两者对照，读者不难做出客观而中肯的评价：作者在慑于权势、碍于情面的情况下违心地说了些恭维之词，通情达理的读者是会理解的，作者给后人提供了品评诗文的武器：他所序的《荆谭唱和诗》并没有因那些恭维之词而流传千古，而他这篇序文却因为深刻揭示了文“创作的一条重要规律而永放光彩。
作者应友人要求为诗集《荆潭唱和诗》写序文，并借着这篇应酬式的序文，趁机阐明他的文“主张，间接而含蓄地评价了这部诗集。这篇序言提出了一个重要观点——“和平之音淡薄，而愁思之声要妙；欢愉之辞难工，而穷苦之言易好。”作者这几句话，其实是其“不平则鸣”之文论、“以文为诗”之技法的延伸，同时也道出了中国文“史上一个重要的文“现象。
翻开一部中国度“史，虽不乏歌功颂德、粉饰太平之作，但感人至深的还是那些感时伤世、抒发优国忧民愁思的作品。描写愉悦之情的像杜甫《闻官军收河南河北》一样的作品，实属少见，而脍炙人口、比比皆是的则是抒写穷苦与愁恨的作品。这大概与中国古代社会乱离，民生多艰，知识分子大都具有忧患意识有关。
韩愈（768年－824年12月25日），字退之，河南河阳（今河南省孟州市）人，自称“祖籍昌黎郡”，世称“韩昌黎”、“昌黎先生”。唐代中期大臣，文学家、思想家、政治家，秘书郎韩仲卿之子。元和十二年（817年），出任宰相裴度行军司马，从平“淮西之乱”。直言谏迎佛骨，贬为潮州刺史。宦海沉浮，累迁吏部侍郎，人称“韩吏部”。长庆四年（824年），韩愈病逝，年五十七，追赠礼部尚书，谥号为“文”，故称“韩文公”。元丰元年（1078年），追封昌黎郡伯，并从祀孔庙。韩愈作为唐代古文运动的倡导者，名列“唐宋八大家”之首，有“文章巨公”和“百代文宗”之名。与柳宗元并称“韩柳”，与柳宗元、欧阳修和苏轼并称“千古文章四大家”。倡导“文道合一”、“气盛言宜”、“务去陈言”、“文从字顺”等写作理论，对后人具有指导意义。著有《韩昌黎集》等。 ▶ 428篇诗文
开篇“三月暮，花落更情浓”两句即点明时节，在暮春三月，红花落去，春光将尽，词人对春天的喜爱愈加浓烈。在这里，词人没有描写对春天草长莺飞、姹紫嫣红的喜爱，而是通过残花飘零来强调自己对春天的不舍。越是生离死别，感情就越是浓烈，词人深谙其中道理，仅仅“花落更情浓”一句就把春逝心悲刻画得人木三分，比那些光用“愁”、“哀”、“怜”等肤浅字词雕琢词表的词作要深刻、厚重得多。
“人去秋千闲挂月，马停杨柳倦嘶风。堤畔画船空。”佳人离去，秋千空挂，唯见一轮明月悬在朗朗星空中。系在岸边杨柳旁的马儿，可能因为等候主人的时间太长了，不禁迎着缓缓的春风嘶鸣起来。岸边的画船空寂无人，随着水波上下起伏。这三句刻画了一幅春夜湖边杨柳图。
“宿燕夜归银烛外，流莺声在绿阴中。”房中银烛明亮，宿燕径直飞到檐下休息，绿荫中黄莺的啼鸣婉转动听。这里化用了温庭筠《池塘七夕》诗中“银烛有光妨宿燕”的句意，暗喻佳人盼郎、郎却不归的孤独凄寂。流莺啼啭，让孤独的人儿更加心伤，这里烘托出佳人孤栖独处、彷徨忧伤的心境。
最后一句“无处觅残红”，落花流水，残红难觅，对应上阕的“花落”。也有聚散匆匆、幽期难定的无奈，最后以佳人的无边怅惘哀愁收束全文。
从整首词来看，词人以写暮春花落开始，以残红难觅结束，首尾呼应，结构完美。另外，上阕写暮春空景，却暗含男女情事。下阕写空闺独守，却又穿插春景。整首词词句虽短，但是暮春景色、男欢女爱两不误，最后，以悲春伤时寓意欢愉易逝，犹有余情未了，回味无穷。
这首诗前两句交待题中“移居”的地点与原因；三四句是叙事言怀，写初到的活动和感受，写居住的内景；五六句写住下之后外景的幽静；最后两句收束，是用古寺来强调东村山景实堪爱赏，且令人“发思古之幽情”。全诗通过层层推进的手法，向读者展现出一幅避世的清幽环境，字里行间透露出生活的娴静，曲折含蓄地道出移居偏地的快感。
从这首诗可以看出作者善于写一种极为幽静的情趣。首句一问点题，也有力地领起全篇。“避地”在古诗中多指避乱或逃避世俗的干扰。从王庭珪的历史看，两层意思都有。这句交代题中“移居”的原因。下面都就这句生发。“青山窟里”回答“深几许”的问题。“起炊烟”点明村字。避地避到“青山窟里”，既表示避地之深，又暗示生活必然有新的困难。
三四两句就回答这样的问题。低小前下一“绝”字，可见其简陋。但为了避地，绝不敢厌弃。屋里连个绳炊都没有，只是一个肮脏的土炊，但扫干净了照常休息。“绝”字是入声，按正常的规律应是平声，下句“堪”字本该仄声却用了平声。晚唐以来常有这种对句，使人从音节上也产生一种峭拔的感觉。这三四两句是叙事言怀，写初到的活动和感受，写居住的内景。
五六两句写住下之后外景的幽静。六朝王籍《若耶溪》有：“蝉噪林逾静，鸟鸣山更幽”之句。王安石翻案说：“一鸟不鸣山更幽。”此诗第五句又把王安石的诗翻过来，比王籍的原作更加开阔深沉，“青山窟里”远离尘嚣，天本来就静，加上“鸟不住啼”就显得更静了。因为没有外界的干扰，所以鸟能够不住地啼。王籍两句是一意，这里一句却有两层，从鸟到天，人的感觉自在其中。六句从视觉写僻远幽静。因山地气候之寒，花也开得较平地晚。作者是从“花多晚发”推测到地处偏僻。“应”读平声，是推测之辞。这句“地应偏”也是强调幽静，不含贬义，和首句相呼应。外间花已落，这里花方盛开，这种“花多晚发”反而是难得的美景。白居易《大林寺桃花》说：“人间四月芳菲尽，山寺桃花始盛开。长恨春归无觅处，不知转入此中来。”读到“花多晚发地应偏”就很容易使人想起白居易这首诗的意境。这五六两句写外景近处的幽趣。
最后两句，作者从近处的“花多晚发”向远处望去，隔着几亩田处，一丛娟娟的翠竹临风，原来那是古西泉寺的遗址。这个句子作者用“犹隔”二字，一方面写在望中，一方面表现急切往看的心情。“天下名山僧占多”，凡山间寺庙多取美好的风景点。作者用这两句收束，是用古寺来强调东村山景实堪爱赏，且令人“发思古之幽情”。这样就把前面一联的写景推进一步，使前半首所写避地东村的得计显得更为酣畅。
这首诗作者只通过叙事和写景来表达移居之快感，而不用直接抒情赞叹的方式。一起直截了当，唤起全篇；一结曲折含蓄，耐人玩味很自然地交代了题下的自注。在王庭珪写幽闲境界的七律中，这一篇是值得称道的。
此诗吟咏山野春景，描绘了一幅美丽、清幽的春天日暮的山景图。前两句描写黄昏时刻山野的艳丽景色：山野之中的寺庙为绿树所簇拥，晚霞飘过山亭；后两句写山野之幽静:正是美丽春天却没有游人来欣赏，一路上只有松花在不停地飘落。全诗共四句，句句写景，一、三句静，二、四句寓动于静而愈显其静，手法新巧别致，描写精妙。
“野寺分晴树，山亭过晚霞。”描写黄昏时刻山野的艳丽景色。“野寺分晴树”摆出两样事物：野寺与晴树。前者说明地处荒僻，人迹罕至；后者说明天朗气清，春天的树翠油油的，一派生机。在它们中间用了一个“分”字，好像是把彼此分隔开了。孟浩然有“绿树村边合”（《过故人庄》）句。这“分”与“合”恰相反，而其意却是说绿树拥着野寺；或是说绿树将村庄包围了起来，都表明树多。次句也是两样事物：山亭与晚霞。这里用了一个“过”字，山亭似徐徐穿行在晚霞之间，赋予山亭以某种生命，化静为动点活境界，平添情趣。这两句的景色有淡素，有明媚，也有艳丽；但总的还是淡素较多。
“春深无客到，一路落松花。”两句写山野之幽静，没有游人欣赏。转写到人事，点明无客人来，只有诗人自己，漫行在山间小路上，只见松花飘落，一片静谧，人与自然达到了和谐的统一。“春深无客到”这句应首句的“野寺”，与上面的自然色彩是谐调的。它也与首句一样写静。不见人影，不闻喧哗，写静而无板涩之嫌、沉闷之弊，却在总体静谧的意境中嵌入“深”“到”二字，又微微地点缀了某些动态、生机，活跃了画面。“一路落松花”，此句点明是“山行”，又是化静为动，落笔呈象，且又入声。
全诗不以强烈的对比、映衬来强化画境，而是细细地轻挑漫拨，来传送寂静中的些微动态，描写精妙。同时在描写中又特别注意色调的变幻：绿色的树林、红色的晚霞以及铺满地面的松花，在静而动的山间画图中又染上了鲜明的色彩。此诗流露出诗人对大自然的热爱及其安闲自得的乐趣，表达了诗人独自山行时趋尘脱俗的感觉。四句诗，句句写景，一、三静，二、四寓动于静而愈显其静，手法新巧别致，作者越是丝毫不露声色，愈见出“无客到”的山行道上这位“客”的恬淡闲适、怡然自得的情怀。王士祯称其五言诗“有风人之旨，其章法之妙，如天衣无缝”（《池北偶谈》），由此诗来看并非过誉。
上片，概写荔枝的悲凉身世，发出同情的感叹。“天与化工知，赐得衣裳总是绯。”与人一样，双荔枝与单荔枝，都是由天工造化出来的。所不同的是：双荔枝确实罕见难得。它是天特别赐予的。“总是”二字，特别传神。绯，在古代为一种特殊的颜色，所以这种特殊的双荔枝，便成了上贡的果品，平民百姓望而止步，于是置放“华堂深处”，每每望见，令人心酸。一个普通的双荔枝的地位，竟人为地抬到如此神圣的地步。谁知晴天霹雳，双荔枝在“华堂深处”遭到厄运。“怜伊”呀，“怜伊”的是可怜的双荔枝两颗核仁（“两副心肠”）竟要与肉分离了。上片，明在写双荔枝，却在写一对青梅竹马式的恋人如双荔枝同样的身世。开始，天赐良缘，情敦意笃，高洁纯真，后来，被人为地残酷拆心，成了罪恶社会的殉葬品。
下片，借回忆双荔枝苦难的经历，赞叹恋人生死不渝的坚贞品格。想当年，双荔枝与人一样， “自小便相随”，形影不离；就是作为“绮席歌筵”上的欣赏珍品，贵人只是欣赏欣赏，双荔枝在短时间内不分离（“不暂离”）。可是，双荔枝命途多舛。作为贡品已是命中注定，它自然地“苦恨人人分拆心、东西”。皇帝是贪婪的，又是残忍的。越是成双成对而相连的荔枝，越是被他凶“拆”凶噬，这是人世间的历史悲剧。“怎得成双似旧时”，无可奈何，让它随着时间的流逝而成为人间的遗憾。这一无答而问的设问结尾句，非常有力，提醒世人：在封建社会里，成双的荔枝永远不会有恢复“似旧时”的美梦的。下片，与上片一样，还是在继续感叹那对天然的少男少女的坚贞如一的精神。她爱，爱她们“自小便相随，绮席歌筵不暂离”的往日风流；她恨，恨那残酷的现实太无情。本是深闺无人识的少女，一旦被掠进宫里成为歌妓，情侣被活活“拆心”，你我“东西”。“在天愿作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怎得成双似旧时”，留恋只是留恋，终归只是英灵中的美愿而已。
这是一首咏物词，全词，以象征、拟人的手法，把双荔枝当人写，把人又当荔枝写。字字写人，语语双关，富有情趣。较之“花间”词有了根本性的革命，实为婉约词中的一朵奇葩。
首句委婉地道出了诗人的悔恨之情，“中路因循我所长”。诗人从小聪慧伶俐，虽然家境贫寒，但只要一直勤奋苦读，也许会像大多数学子一样，有朝一日可以衣锦还乡。
这本是一条常规之路，可是李商隐因为才华出众，却被当时著名的文士令狐楚所欣赏，不仅教授其写作技巧，而且将他视为己出，在经济上也对义山一家给予照顾和资助。后来李商隐还凭借着令狐楚父子的提携，在仕途中走了捷径。
后来李商隐又得到了泾原节度使王茂元的赏识，还把自己的掌上明珠嫁给他。看似义山应该前途无量，可是最终的结果却令人大跌眼镜，这位晚唐才子在仕途中兜兜转转，竟然又回到了起点。
诗人不禁发出一声浩叹，“古来才命两相妨”。自古红颜多薄命、文章憎命达，诗人非常后悔当初的选择，也许他安分守己地读书，老老实实地参加科考，结果可能比预想的要好。
经过这样一番思考，诗人便告诫后世，“劝君莫强安蛇足，一盏芳醪不得尝。” 作者化用了画蛇添足的故事，又将美好的生活比作“芳醪”，既劝慰人们不要弄巧成拙，又委婉地抒写了其悲戚和无奈之情。
诗人通过对自己亲身经历的体悟，明白了凡事要循序渐进的道理。正如古人所言，命中有时终须有，命中无时莫强求。很多时候欲速则不达，越是希望得到，反而越是难以企及。
李商隐的这首绝句语言朴实，道理深刻，可谓字字珠玑、句句含悲，又充满理趣。开篇阐述自己的切身感受，后两句抒写议论，用典无痕、比喻恰当，读完更令人深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