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诗以咏梅为题,处处围绕着一个“梅”字落笔,描绘出了一幅凌寒独放的早梅图。
诗一开头就标出兔园是因为建安王萧伟与梁孝王刘武有着许多相似之处。《史记·粱孝王世家》云:“于是孝王筑东苑,方三百余里。广睢阳城七十里。大治宫室,为复道,自宫连属于平台三十余里。得赐天子旌旗,出从千乘万骑。东西驰猎,拟于天子。出言跸,入言警。招延四方豪杰,自山以东游说之士莫不毕至。”而建安王萧伟《梁书》本传云:“伟少好学,笃诚通恕,趋贤重士,常如不及。由是四方游士、当世知名者,莫不毕至。齐世,青溪宫改为芳林苑。天监初,赐伟为第,伟又加穿筑,增植嘉树珍果,穷极雕丽,每与宾客游其中,命从事中郎萧子范为之记。梁世藩邸之盛,无以过焉。”建安王萧伟的芳林苑,恰似梁孝王刘武的兔园。诗中的兔园,意即指芳林苑。园中百卉,独咏梅花是因为梅花自有它独特的标格。正当冰封大地、万木萧疏之时,梅花已预报了春天的来临,所以说“惊时最是梅”。“惊”字用拟人笔法,突出梅花对节令转换的特殊敏感,尤为醒目。
“衔霜当路发”四句,则具体地描绘梅花的高标逸韵。它不畏严寒,凌霜傲雪,嫣然开放。正因梅花盛开,霜落其上,故曰“衔”。正因梅花盛开,千娇百媚,与白雪相映成趣,故曰“映”。却月观,凌风台,想必是园中的主要景点,自然梅花更盛。“雪虐风饕愈凛然,花中气节最高坚。”(陆游《落梅》其一)一个“横”字,写出了梅花凌寒怒放的高贵品格;一个“绕”字,写尽了梅花俏丽报春的妩媚情态。从语法上讲,“衔霜”、“映雪”是动宾结构,“枝横”、“花绕”是主谓结构,这样就错落有致地写出了满园梅花盛开、光彩照眼的动人情景。
满园梅花动诗兴。诗人不禁由花事联想到人事,想起了人世间许多悲欢离合的故事。汉武帝的陈皇后,擅宠骄贵,终因骄妒失宠,退居长门宫,愁闷悲思,闻司马相如工文章,遂奉黄金百斤,令为解愁之辞,相如为作《长门赋》,中云:“左右悲而垂泪兮,涕流离而纵横。舒息悒而增欷兮,屣履起而彷徨。……夜曼曼其若岁兮,怀郁郁其不可再更。”故诗曰:“朝洒长门泣”。《史记·司马相如传》载:“相如之临邛,从车骑,雍容闲雅甚都;及饮卓氏,弄琴,文君窃从户窥之,心悦而好之,恐不得当也。既罢,相如乃使人重赐文君侍者通殷勤。文君夜亡奔相如,相如乃与驰归成都。”文君之父卓王孙开始反对两人的婚事,后经劝说,不得已而“分予文君僮百人,钱百万,及其嫁时衣被财物。”后汉武帝命相如为中郎将,建节出使西南少数民族地区,“至蜀,蜀太守以下郊迎,县令负弩矢先驱,蜀人以为宠。于是卓王孙、临邛诸公皆因门下献牛和酒以交欢。卓王孙喟然而叹,自以得使女尚司马长卿晚,而厚分与其女财,与男等同。”故诗曰:“夕驻临邛杯。”
“朝洒”二句,一悲一喜,一离一合,形成鲜明的对比。而两事都与司马相如有关。写兔园之梅,为何联想到司马相如呢?因为司马相如和梁孝王还有一段因缘。梁孝王到首都长安,带来邹阳、枚乘、庄忌等一批文士,相如见而悦之,遂借口有病而辞官游梁,梁孝王令与诸生同舍,一住几年,乃著《子虚赋》(见《史记·司马相如传》)。诗人是将建安王比作梁孝王,将芳林苑比作兔园,而将自己比作司马相如。有人说:“长门借喻闺妇,临邛借喻游子,意谓闺妇方见梅伤春时,而游子亦罢饮思家也。”(何融《何水部诗注》)这种理解似失之于浅俗,与整首诗的基调亦不尽吻合。建安王萧伟爱客接士,何逊以卓越的才能得到他的信任和重用,遂引为水曹行参军兼记室,日与游宴,深被恩礼。何逊正是踌躇满志的时候,似不应有消极悲愁之叹。
最后“应知早飘落,故逐上春来”二句,寓有人生有限,应当及早建功立业的思想。整首诗的基调还是积极向上的。作者是以司马相如自喻,借咏梅来表现自己坚定的情操和高远的志向。陆时雍所说:“何逊好梅,梅诗绝未见佳,其所好在形骸之外。”(《古诗镜》卷二十二)尚属皮相之见。
全诗把情、景、理相结合,景中寓情,情中有理,通过一种完美的交融,寓情于物,将梅花作为自己的化身,描述了一副栩栩如生的艺术形象,表现诗人不趋炎附势,疏枝独立不失气节的品德。
全诗三章,前两章开头两句互文见义,说苕华盛开,一片黄色,叶子青青,沃若葱茏。这两句诗人以所见苕的花、叶起兴,苕叶青花黄,充满生机,而荒年的人民呢,却难以为生。诗人由联想导入感慨,两章诗的结尾两句即是所感。诗人痛心身处荒年,人们在饥饿中挣扎,九死一生,难有活路,反不其苕一类植物,活得自在,生命旺盛。为此,他心里忧伤不已,竟至于觉得最大的遗憾就是降生到这个世界上来。天地之下,本以人为贵,今反而羡慕无知觉的植物,乃至说出“不其无生”的话,实在悲哉痛哉,愤极恨极。
前两章尽管诗人感情激切,难以压抑的忧愤,几其烈火喷射而出,但是这一忧愤产生的原因,还是隐含在比兴之中,到第三章才加以揭示。“牂羊”两句确其清方玉润所说“造语甚奇”(《诗经原始》)。正因为“奇”,所以旧说纷纭,多不得要领。其实这是诗人诉说忧愤的原因,意思是说:荒年无物可食,宰母羊吧,可是它瘦弱得只剩下一个大头;打鱼吧,水中捕鱼的竹器中只有星光不见鱼。最后两句“人可以食,鲜可以饱”是最沉痛的呼号,人吃人,同类相残,本已惨绝人寰,可是此诗却说,即使人可以吃,而剩下的人已经很少了,而且还可以想见,吃草的羊都已瘦得无肉可吃,何况饥饿已久的人呢。不消说个个枯瘦其柴,就是把这为数不多的人全吃了,也难以饱肚子的。说得何等毛骨悚然,把惨景更推进了一步,较之唐人所写的“足岁江南旱,衢州人食人”(白居易《轻肥》)的诗句更加怵目惊心,不忍卒读。对于这两句话王照圆还特地记下她闻见的一段事实,加以印证,其文说:“东省乙巳、丙午三四年,数百里赤地不毛,人皆相食。鬻男卖女者,廉其价不得售,率枕藉而死。目所亲睹,读此诗为之太息弥日。”并自注云:“巳、午间,山左人相食。默人与其兄鹤岚先生谈诗及此篇,乃曰:‘人可以食’,食人也;‘鲜可以饱’,人瘦也。此言绝痛,附记于此。”可见,此诗所反映的周代残酷的社会现实与人民苦难,在长期封建社会里是具有普遍性的,这充分显示了《诗经》现实主义精神的力量。
西施是春秋时代越国人,家住浙江诸暨县南的苎罗山。苎罗山下临浣江,江中有浣纱石,传说西施常在此浣纱,西施滩因而得名。这首是不同于一般的吊古伤今的登临之作,而是针对“女人祸水”这一传统的历史观念,为西施翻案。
“宰嚭亡吴国,西施陷恶名。”这首小诗的前两句是说,奸臣伯嚭使吴国灭亡,恶名却推在西施身上。
上联平平道来,旨在澄清历史事实。据《史记》载,越王勾践为吴王夫差战败后困于会稽,派大夫文种将宝器美女(西施在其中)贿通吴太宰伯嚭,准许越国求和。越王勾践因此获得了休养生息的机会,后来终于灭掉吴国。这就是历史的真相。所以诗一开头就道破问题的实质。这个“陷”字用得十分精当,推翻了“女人祸水”论,把颠倒的历史再颠倒过来。
“浣纱春水急,似有不平声。”小诗的后两句是说,想当年浣纱春水滚滚,声声好似为美女不平。
议论入诗一般容易流于枯涩,而这首诗却把议论和抒情有机的结合起来。诗人在为西施辩诬的同时,很自然地把笔锋转到了西施滩,用抒情的笔触,描写了西施滩春日的情景。春天到了,江河水涨,西施当年浣纱的滩头那哗哗的江水急促的奔流,好像在为她所蒙上的一层历史的污垢发出如泣如诉的声音,诉说着世事的不平。但是春水毕竟不具有人的思想感情,这一切只是诗人的想象,所以第四句很快补上:“似有不平声”。这“似有”二字,选用得非常得体,真切自然,寄寓着作者深沉的感叹。这一联完全是在抒情中进行议论,在议论中渗透感情。这首诗立意新颖,议论形象而富有感情。将理智和感情自然的糅合在一起,是这首诗的成功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