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篇文章主要是赞扬伯夷的“特立独行”、“信道笃而自知明”的精神,严厉批评当世之士以世俗之是非为是非的处世态度。“特立独行”既是对伯夷的称颂,也是作者一生立身行事的重要原则,表现了他不与世俗同流的精神。全文以论为主,语气连贯,气势非凡,运用排句,更见力量。
全文短小精悍,由三段组成。
首段提出中心论点:对“士”的要求“特立独行”“不顾人之是非”“信道笃而自知明”。立身行事,绝对不可以人云亦云,是“士”对待外界环境总的态度;不顾别人的抨击、议论,是对外界反应采取独立的看法,乃“特立独行”的具体化;有坚定的信念又了解自己,是对内心天地的要求,也是挖掘“特立独行”的力量源泉。
第二段紧扣中心论点展开论述,赞叹伯夷“特立独行”,不被世俗所困。可分三层。第一层就“不顾人之是非”阐发、议论。全家人都指责他不对,仍能坚持不动摇的人,是很少的,“一国一州非之”“举世非之”却“力行不惑者”,则“天下一人”“千百年乃一人”也。谓“不顾人之是非”之难。第紧承前意,提出伯夷之名,予以高度评价。伯夷,乃“穷天地亘万世而不顾者”,因此,日月没有他光明,泰山没有他高峻,天地没有他宏大。先颂后叙,以伯夷、叔齐“叩马而谏”,“饿死首阳山”的事例印证“穷天地亘万世而不顾”。第三层,点出他们能这样做,没有别的想法,原因在于“信道笃而自知明”。
第三段,联系现实,总结全文,提出伯夷“特立独行”精神对后世的影响。“今世之所谓士者”则是与伯夷完全不同,普通人赞美他,就自以为了不起;毁坏他,就以为自己不行,而伯夷、叔齐却与众不同,敢于“非圣人而自是”,而“圣人乃万世之标准”,并不因伯夷的反对,就丢掉其“圣”。在作者眼里,伯夷最可贵之处就在于“非圣人而自是”,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圣人乃万世之标准”,这句话是为了表明作者对圣人的崇敬,可见作者并不否定周武王伐纣之伟业。
这篇文章在写作上主要是采用前呼后应,对比、递进的方法。篇首揭露“士之特立独行”,篇末仍以“特立独行”结束。第二段有“伯夷者,穷天地,亘万世而不顾者也”,后面则有若伯夷者,“穷天地,亘万世而不顾者也”与之呼应。第三段写殷、周交替之际,殷纣王的庶兄微子,抱着祭祀祖先的用具,到武王军前投诚,武王伐纣,未尝闻有非之者,跟伯夷、叔齐“乃独以为不可”,宁愿饿死,也不吃周粟对比,以强调伯夷、叔齐“特立独行”、“不顾人之是非”。从不顾人之是非,说到不顾一家、一国、一州、天下之人是非,再说到不顾天地万世之对错,逐层推进,从而突出伯夷、叔齐的特立处。
译文及注释
译文
读书人的立身行事独特,符合道义罢了。不理会别人的赞誉或批评的,都是豪杰之士,也是忠实地相不自己的道并且清楚知道自己的人。全家的人批评他,仍坚定执行而不迷惑的人很少。至于一国一州的人批评他,仍坚定执行而不迷惑的,大概整个天下只有一人罢了。若是到了全世界的人都批评他,仍坚定执行而不迷惑的,则千百年来只有一人罢了。像伯夷这样的人,是穷尽天地,经历万世也不回头的人。(与他比较),即使光明的日月也不算亮,雄峻的泰山也不算高,宽广的天地也不算能包容。
当殷商要灭亡而周要兴盛时,微子这样的贤人都抱着祭祀的器具离开殷商。武王、周公是圣人,率领天下的贤士和诸侯前去进攻殷商,未曾听说有人批评过他们。独有伯夷、叔齐认为他们不该。殷商灭亡后,天下承认周为宗主国,伯夷、叔齐二人独认为吃周的粮食是羞耻的,即使饿死也不后悔。由此说来,他这样做难道是要博取甚么吗?是因为忠实地相不自己的道并且清楚知道自己罢了。
现今的所谓读书人,当有一人称誉他,自以为该得到更高的赞誉。当有一人诋毁他,就自认为自己不行。伯夷偏偏批评圣人(武王,周公)而肯定自己到如此的地步。圣人的行事是万世的标准啊。所以我认为,好像伯夷这样的人,是立身行事独特,穷尽天地,经历万世也不会回头的人啊。虽然这样,如果没有他们二人,乱臣贼子便会接连不断地出现在后来的世代了。
注释
伯夷:商朝末年孤竹国国君的长子,叔齐为其弟。姓罗,名允,字公信,“夷”是其谥号。孤竹君死后,两人互相谦让,不愿自立为君,最后共同弃国而走。周武王讨伐残暴的殷纣王,他们认为是“以臣弑君”,曾谏”武王灭殷后,两人躲避到首阳山,不食周粟而死。特立独行:谓志行高洁,不随波逐流。适:适合,符合。义:儒家所倡导的道义。是非:肯定或否定。是,认为正确,肯定;非,认为不正确;否定,非难,责怪。笃:深厚,坚定。自知明:意思是对自己有充分的自信。乃:只,仅仅。穷天地、亘万世:穷尽于天地之间,横贯于古今万世。穷:穷尽;亘:横贯,贯通。昭:明显,显著。崒:高,险峻。巍:文中是宽广有容的意思。
微子:殷纣王之兄。贤:德才兼备。祭器:祭祀用的礼器。古人重祭祀,故常把祭器作为传国重器。去之:离开殷纣王。圣:圣人,人格品德极高的人。从:使跟从,带领。乃:却。独:偏偏。宗周:即尊奉周的权威,承认周的统治权。
沮:诋毁。微:无,没有。
这篇文章的具体创作时间不详。中唐时期,官场黑暗,不少人明哲保身,与世俯仰,作者对此十分不满,于是借《伯夷颂》歌颂我行我素,卓而不群的精神。
这篇文章主要是赞扬伯夷的“特立独行”、“信道笃而自知明”的精神,严厉批评当世之士以世俗之是非为是非的处世态度。“特立独行”既是对伯夷的称颂,也是作者一生立身行事的重要原则,表现了他不与世俗同流的精神。全文以论为主,语气连贯,气势非凡,运用排句,更见力量。
全文短小精悍,由三段组成。
首段提出中心论点:对“士”的要求“特立独行”“不顾人之是非”“信道笃而自知明”。立身行事,绝对不可以人云亦云,是“士”对待外界环境总的态度;不顾别人的抨击、议论,是对外界反应采取独立的看法,乃“特立独行”的具体化;有坚定的信念又了解自己,是对内心天地的要求,也是挖掘“特立独行”的力量源泉。
第二段紧扣中心论点展开论述,赞叹伯夷“特立独行”,不被世俗所困。可分三层。第一层就“不顾人之是非”阐发、议论。全家人都指责他不对,仍能坚持不动摇的人,是很少的,“一国一州非之”“举世非之”却“力行不惑者”,则“天下一人”“千百年乃一人”也。谓“不顾人之是非”之难。第紧承前意,提出伯夷之名,予以高度评价。伯夷,乃“穷天地亘万世而不顾者”,因此,日月没有他光明,泰山没有他高峻,天地没有他宏大。先颂后叙,以伯夷、叔齐“叩马而谏”,“饿死首阳山”的事例印证“穷天地亘万世而不顾”。第三层,点出他们能这样做,没有别的想法,原因在于“信道笃而自知明”。
第三段,联系现实,总结全文,提出伯夷“特立独行”精神对后世的影响。“今世之所谓士者”则是与伯夷完全不同,普通人赞美他,就自以为了不起;毁坏他,就以为自己不行,而伯夷、叔齐却与众不同,敢于“非圣人而自是”,而“圣人乃万世之标准”,并不因伯夷的反对,就丢掉其“圣”。在作者眼里,伯夷最可贵之处就在于“非圣人而自是”,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圣人乃万世之标准”,这句话是为了表明作者对圣人的崇敬,可见作者并不否定周武王伐纣之伟业。
这篇文章在写作上主要是采用前呼后应,对比、递进的方法。篇首揭露“士之特立独行”,篇末仍以“特立独行”结束。第二段有“伯夷者,穷天地,亘万世而不顾者也”,后面则有若伯夷者,“穷天地,亘万世而不顾者也”与之呼应。第三段写殷、周交替之际,殷纣王的庶兄微子,抱着祭祀祖先的用具,到武王军前投诚,武王伐纣,未尝闻有非之者,跟伯夷、叔齐“乃独以为不可”,宁愿饿死,也不吃周粟对比,以强调伯夷、叔齐“特立独行”、“不顾人之是非”。从不顾人之是非,说到不顾一家、一国、一州、天下之人是非,再说到不顾天地万世之对错,逐层推进,从而突出伯夷、叔齐的特立处。
韩愈(768年-824年12月25日),字退之,河南河阳(今河南省孟州市)人,自称“祖籍昌黎郡”,世称“韩昌黎”、“昌黎先生”。唐代中期大臣,文学家、思想家、政治家,秘书郎韩仲卿之子。元和十二年(817年),出任宰相裴度行军司马,从平“淮西之乱”。直言谏迎佛骨,贬为潮州刺史。宦海沉浮,累迁吏部侍郎,人称“韩吏部”。长庆四年(824年),韩愈病逝,年五十七,追赠礼部尚书,谥号为“文”,故称“韩文公”。元丰元年(1078年),追封昌黎郡伯,并从祀孔庙。韩愈作为唐代古文运动的倡导者,名列“唐宋八大家”之首,有“文章巨公”和“百代文宗”之名。与柳宗元并称“韩柳”,与柳宗元、欧阳修和苏轼并称“千古文章四大家”。倡导“文道合一”、“气盛言宜”、“务去陈言”、“文从字顺”等写作理论,对后人具有指导意义。著有《韩昌黎集》等。 ▶ 428篇诗文
“秀才”是汉魏时荐举科目之一,地位比较高,人数也不多,与明清时把州县学府中的生员称为秀才,情况不同。嵇康之兄嵇喜曾举秀才。他去从军,嵇康写了一组(十八首)诗赠他,便以“秀才”为代称。此处所选为第九首,是其中最著名的。
嵇喜的为人,据史书所载,颇有些俗气。所以他去看阮籍,遭到一顿白眼。后来嵇康挟琴携酒而往,阮籍才高兴,以“青眼”相待。但在嵇康的赠诗中,却写得嵇喜十分脱俗潇洒,有人因此对嵇康加以讥刺。这是呆板的读诗方法。诗是写给嵇喜的,当然有称颂他的意思,但诗终究又是一种艺术创造,这二首诗中的人物形象,其实是理想化了的,更多地带有作者自身的痕迹,表现着作者对某种人生境界的向往。就是说,这诗有双重意义,而后一种意义更为重要。
要理解这首诗,需要对魏晋时期的社会风气,尤其是所谓“魏晋风度”有所了解。魏晋的士族文人,普遍信奉老庄哲学,他们认为,现实社会中的一切现象,都是短暂的、变幻不定的,人若陷落在这些现象(如功名荣利、道德礼义等等)中,便失去真性,变得卑琐可笑。只有追求宇宙的大道,才能达到崇高的人生境界。从这一哲学基点出发,他们重视人的个性的自由发展,反对社会伦理规范的约束。他们评价人物,注重于内在的智慧、高尚的气质,以及由此表现出来的脱俗的言谈举止,乃至漂亮的外貌。总之,魏晋风度,是自由精神、人格美、漂亮的仪态的结合。嵇康本是魏晋风度的代表人物,是当代人推崇和效仿的对象。他的诗歌中的理想化人物,当然打上了时代的印记。所以,这首诗,实际是魏晋风度的写照,仅作为普通应酬之作来看,是太可惜了。
这第九首诗,从表层上说,是想像嵇喜从军以后戎马骑射的生活。但借此,写出了一种纵横驰骋、自由无羁的人生境界。诗中描绘的场面和人物,具有象征意味。
通常嵇康的诗不太讲究技巧,这首同样,结构平稳,无甚特异处。前四句,是静态的描写,从几个侧面勾出主人公的特征:他骑一匹训练有素的骏马,穿一身鲜丽生晖的衣服,左手持弓(“繁弱”,古之良弓),右手搭箭(“忘归”,古之良箭)。四句构成一个画面。虽不是直接写人,乘骑、服饰、器物,已经衬托出人物身份的高贵和气度的不凡。
马在这首诗中具有重要意义,是完成人物形象塑造的凭借。作者写这马“良”而“闲”(本义是熟练),表明这匹骏马并不是难以羁勒、可能失去控制的烈马,这样写是有意暗示主人的一切意志都能得到充分的实现。
后四句转入动态的描写:主人公纵马奔驰,如迅风,如闪电,紧随掠过的影子追逐天上的飞鸟(“景”同“影”,“飞”指飞鸟),奋行在广大的平原上。这里使用一连串表示动作迅急的词汇、一连串的比喻、形容,强烈地特出主人公纵马如飞的形象,要达到一种特殊的效果。诗是作用于读者的感性活动的。人们读着这样的诗,脑海里浮现出诗所描绘的场面,不自觉地似乎同诗中人物一齐凌厉奔驰,自然而然产生一种快感——超越限制、获得充分自由的快感。其实,现代人驾驶摩托、赛车,常常也是追求这样的快感。所以在西方影片中,经常出现汽车狂驰的场面。但是,如风如电的奔驰,因为唯恐失控,很容易带来紧张感,这样人就是被动的,仍旧是不自由的了。所以作者又加上稳定感。首句“良马既闲”的“闲”字,已经埋下伏笔,末句“顾盼生姿”,加以展开:主人公一路急驰,却是轻松闲逸,左顾右盼,风姿佳美。人生至此,真是如意舒展、毫无压迫,毫无滞塞,这是很美的境界。
迅急所产生的快感和闲逸所产生的稳定感,本来是对立的东西,嵇康却借着马把两者统一起来了。只有高明的骑士坐在骏马上,才可能是既迅急而又闲逸的。这一形象最能表现人的充分自由和充分主动。延伸开来说,魏晋名士都喜欢临大事而从容不惊的态度。谢安身为宰相,当国家命运系于一举的淝水大战正在激烈进行之际,却在家里跟客人下围棋。不是他不关心国事(谢安是这场战事的决策人),而是一旦紧张失态,就不够潇洒,不够风度了。这跟嵇康所写的骑射场面,从人生境界上说,是相通的。所以这诗不仅是写嵇喜。何况,嵇喜是个文士,能不能骑快马还是个问题。
嵇康是一位思想深邃的哲学家,写诗则非其所长,往往议论太多,陷于枯涩。但这首诗却没有上述的毛病(至少不严重),诗中的形象称得上鲜明生动。人物凌厉奔飞而闲逸自由,具有诗歌特有的感染力。所谓“魏晋风度”,颇有些微妙,不易讲清楚,在这首诗里,至少是写出了一些特征,值得仔细一读。
这首诗叙写流落异域,思念乡国的悲愤感情。通篇用典,目的是借历史人物的故事来说明自已远离父母之邦的梁朝而被羁留在北方做官,实在不是自己的本意,而是无可奈何,他对于有恩于他的梁主是耿耿不忘的。
诗文开篇说:楚国的人材被晋国重用,秦国的臣子戴上了赵国君王的桂冠。毁坏了离宫才迎接子产入晋,羁旅的陈完被齐国优礼接待。这两句是说自已在北方受到北周诸帝的重视和优待。
黎侯寄寓在卫国不是自己的安居之地,重耳想要安居在齐国偏偏不能安居。上二句是说自己被留于北方是出于不得已。
孔子因为要远离鲁国而悲伤拭泪,韩国被秦所破,张良想起自已的先人是韩国五代的宰相,因而以全部家财求客刺杀秦王。庾信与其父肩吾均曾仕梁,深念旧恩,故以张良五世相韩为比。
只有那阮籍驾着车子走路,遇到没有路径可通就痛哭而返,才知道我的处境的艰难。
一至四句紧扣“山行”而展开:写彭州界山脉连亘起伏,群峰如聚,层峦叠翠,勾画出西南山景雄奇秀丽之特点,诗人茕茕独行,一路山川美景美不胜收,驰荡着诗人的心魄。峭壁峻岩,峥嵘森布,其上苍松翠柏,盘根错节,如山鬼魑魈,张牙舞爪;千峰攒聚,万壑深幽,山岚轻袅,风烟恬淡。天空中飞鸟百啭千回放着歌喉,其声若仙乐,嘹亮清越,响遏行云,唱破了山林的幽寂,也唱醉了诗人。原始物态的狰狞粗朴、幽森浑莽,又和谐浑圆、劲美清丽的绝胜风光,直使人心旷神怡,宠辱皆忘,诗人不禁驻足停马,留连赏玩,赞叹不绝。
五至八句则是在前面整体描绘之基础上,攫取两幅近景写“山行”之难:怪石嶙峋,壁立于旁,偶有突兀之角伸出路旁。轻萝蔓生,缠绕于山岩峭壁间,还时不时撩人衣裳。诗笔生动如在目前。但因面临“年老”“路长”之困难又不免顿生悲愁。然诗人“思归”之愁瞬间即逝,代之以对“岩峦”胜境之欣赏。故虽与“意绪”有违,又有何值得嗟叹。自勉之意甚浓。但因“山行”未尽,愁绪终难完全排除,思乡情愁也难以遏止。
九至十二句写忧事萦怀,心绪怏怏,但置于一边,且去饱览山川锦绣,绝胜烟景,何必郁郁寡欢,使山川之玲珑秀色无人赏玩。山行逶迤,长路漫漫,无限芳菲争相逞妍供媚,吟赏不尽,无人能怀清赏之雅兴,忘机之真心,与我同游共赏,言无人共“玩芳菲”,话虽委婉,而失意甚明。
全诗以白描手法描摹了入蜀途中的见闻,继而抒发跋涉旅途之上的羁旅之思与怀乡之情,写景远近结合,声色交错,抒情多所转折起伏,以凸显诗人内心情感之曲折变化,表现了诗人独自赶路时寂寞凄凉的游子心境。
此词的作者生活在动荡的五代十国之际,他曾做过后蜀的永泰节度使,进检校太尉,加太保,可说是位极人臣。然而蜀主孟昶究竟是个扶不起的阿斗,后蜀终为赵宋所灭。鹿虔扆品性高洁,不仕新朝,得到了自由之身。然面,当他重游故地,看到当年的雕梁画栋变成了而今的残垣断壁时,不觉“中心摇摇”,一种强烈的黍离之悲油然升起在心头。
笔下全是景,景中全是情,是这首词的最大特点。在词人的笔下,完全是一片荒凉而凄清的景象。词人虽也写“金锁”、“重门”、“绮窗”、“翠华”、“玉楼”,但这些不过是以当年曾经的繁华富丽来反衬此时的悄寂荒颓。揭示出正是这国破家亡的惨史才使得昔日的繁华如被雨打风吹去。在词中,词人不用一句直接抒写自己的感情,而是笔下全是景,几乎将其目之所及、身之所感的景物写尽了,但“情、景名为二,而实不可离”,诚然,没有单纯的写景,写景的目的总是为了抒发一种情怀,在这首词中,词人抒写的是他的亡国之隐痛,因而景中蕴含着的又全是一片哀情。
王国维说:“以我观物,则物皆著我之色彩”,在此词中,词人没有让自己露面,然而在词的字里行间却隐现着他“行迈靡靡”的身影,喟叹着他“悠悠苍天,彼何人哉”的心声。“烟月不知人事改,夜阑还照深宫”,本是自然的场景,此刻却染上了词人的心绪,于是,又升发出一种物是而人非之感。就这样,“绮窗”带上了词人的愁而对秋空,“藕花”含蕴了词人的哀而泣香红,暗伤亡国,一缕幽恨,都赋予秋空、野塘。将无知亦无情的景物写得如此富于情致,正是词人内心无限悲怆使然。“神于诗者,(善将情、景)妙合无垠”,作者以无一字写情,而笔笔关情的高超技巧将内心的黍离之悲抒写得如此有致,使人们仿佛可以从他笔下的景物中看到他忧患的面影,听到他悠长的叹息声
这是一阕文人写的最早的爱国词。沈雄《古今词话》上卷引倪元镇《云林》称此词“而曲折尽变,有无限感慨淋漓处”。谭献《镡评〈词辨〉》卷二:“哀悼感愤。”所谓“曲折尽变”,是因为它表示“感慨”、“感愤”,并非秉笔直书,而是通过“抚今追昔”移情于景,借景抒情,并以“烟月”、“藕花”无知之物,反衬人之悲伤,烘托、渲染,而愈觉其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