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李清照的咏梅词之一,后人曾补题为“残梅”,借梅花清瘦高雅之趣,写个人情思;堪称咏物词中的佳作。
词的起笔与词题好似无关,但却描绘了一个特殊的抒情环境。前人称这种写法为“先盘远势”。作者首先写出了她住处的寂寞无聊:“小阁藏春,闲窗锁昼,画堂无限深幽。”“小阁”即小小的闺阁,这是妇女的内寝,“闲窗”即表示内外都是闲静的。“藏”与“锁”互文见义。美好的春光和充满生气的白昼,恰恰被藏锁在这狭小而闲静的圈子里。唐宋时富贵之家的内寝往往有厅堂相连结。小阁设画堂里侧。春光和白昼俱藏锁住了,暗示这里并未感到它们的存在,因而画堂显得特别深幽。“深幽”极言其堂之狭长、暗淡、静阒。作者已习惯这种环境,似乎还满意于它的深幽。古人爱尚雅洁者都喜焚香。篆香是一种中古时期的高级盘香。它的烧尽,表示整日的时光已经流逝,而日影移上帘箔即说明黄昏将近。从所描述的小阁、闲窗、画堂、篆香、帘箔等情形推测,抒情女主人公是生活在上层社会中的妇女,富贵而安闲,但环境的异常冷清寂寞也透露了其生活不幸的消息。“手种江梅渐好”是词意的转折,开始进入咏物。黄昏临近之时,女主人公于室外见到亲手种植的江梅,忽然产生一种欣慰。它的“渐好”能给种树人以安慰;欣赏“手种江梅”,又会有许多往事的联想,因而没有必要再临水登楼赏玩风月了。除了对梅花的特殊情感之外,似乎心情慵倦,于应赏玩的景物都失去了兴致。
词上阕的结尾,由赏梅联想到南朝文人何逊迷恋梅花的事,使词情的发展向借物抒情的方问过渡,渐渐进入作者所要表达的主旨。何逊(约480—520)是南朝梁代著名的文学家。他的诗情辞宛转、意味隽美,深为唐宋诗人杜甫和黄庭坚所赞赏。梁代天监(梁武帝年号,502—519)年间,他曾为建安王萧伟的水曹行参军兼记室,有咏梅的佳篇《扬州法曹梅花盛开》(亦作《咏早梅》)。清人江昉刻本《何水部集》于此诗下注云:“逊为建安王水曹,王刺扬州,逊廨舍有梅花一株,日吟咏其下,赋诗云云。后居洛思之,再请其任,抵扬州,花方盛开,逊对花仿惶,终日不能去。”何逊对梅花的一片痴情,是其寂寞苦闷情附着所致。杜诗有“东阁官梅动诗兴,还如何逊在扬州”(《和裴迪登蜀州东亭送客逢早梅相忆见寄》)。清照用何逊之事,又兼用杜诗句意;按她的理解,何逊在扬州是寂寥的。她在寂寞的环境里面对梅花,遂与何逊身世有某些共鸣之感。
词人善于摆脱一般咏物之作胶着物态、敷衍故实的习径、而是笔端充满丰富的情感,联系个人身世,抒发对残梅命运的深深同情。“从来知韵胜”,是她给予梅花整体的赞语。“韵”是风韵、神韵,是形态与品格美的结合。梅花是当得起“韵胜”的,词人肯定了这一点之后,却不再多说,转笔来写它的不幸,发现它零落后别有一番格调意趣。“藉”与“揉”也是互文见义,有践踏摧损之意。梅虽不畏寒冷霜雪,但它毕竟是花,仍具花之娇弱特性,因而也难以禁受风雨的践踏摧损。这是花的命运。由落梅的命运,作者产生各种联想词意呈现很曲折的状态。由落梅联想到古曲《梅花落》,是虚写,以此表现落梅引起作者个人的感伤情绪,造成一团“浓愁”而难以排解。但作者又试图进行自我排解,词情为之一变。梅花的暗香消失、落花似雪,说明其飘谢凋零,丰韵不存。这本应使人产生春恨,迁恨于春日风雨的无情。但词人以为最好还是“莫恨”,“须信道、扫迹情留。”“扫迹”即踪迹扫尽,难以寻觅。“难言处,良宵淡月,疏影尚风流”是补足“情留”之意。“难言处”是对下阕所表达的复杂情感的概括,似乎还有与作者身世的双关的含意。想象一个美好的夜晚,淡淡的月光,投下梅枝横斜优美的姿影。从这姿影里还显示出梅的俊俏风流,应是它扫迹后留下的一点情意。也许明年它又会重开,并带来春的信息。“良宵淡月,疏影尚风流”突出了梅花格调意趣的高雅,使全词的思想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它赞美了一种饱经苦难折磨之后,仍孤高自傲,对人生存信心的高尚的精神品格。
关于这首词的写作时间,因缺乏必要的线索而无法详考,但从词中所描述的冷清寂寞“无人到”的环境和表现凋残迟暮“难言”的感伤情绪来看,它应是清照遭到家庭变故后的作品。这种变故使清照的词作具有凄凉悲苦的情调。因而在咏残梅的词里,不难发现作者借物咏怀,暗寓了身世之感,其主观抒情色彩十分浓厚,达到了意与境谐、情景交融的程度,故难辨它是作者的自我写照还是咏物了。它和清照那些抒写离别相思和悲苦情绪的作品一样,词语轻巧尖新,词意深婉曲折,表情细腻,音调低沉谐美,富于女性美的持征,最能体现其基本的艺术特色。这首《满庭芳》不仅是《漱玉词》中的佳作,也应是宋人咏物的佳作之一。
《春赋》是一支明快的春之圆舞曲,又是一幅绚丽的春之游乐图。描写了统治阶级春游时的狂欢极乐,曲折地表现了梁初社会繁荣气象,表现了一种得意的升平的欢乐情绪。全赋以大量的典故与轻靡的情思来表现对春天的赞美,辞藻绚丽,对仗工整,充分表现了六朝的绮靡文风。
此赋曲折地表现了梁初社会繁荣气象,表现了一种得意的升平的欢乐情绪。当然,在这篇赋中是找不到人民的艺术形象的。它所描写的是统治者和宫妃们在“春苑”中的欢乐情景和热闹场面。但衡量作品,并不能因为描写的对象是统治者和宫妃,就否定它有反映现实的价值。作品的客观效果往往是大于作家的写作意图的。只要把它和作者《哀江南赋》的“于时朝野欢娱”一段并读,就能体会到它很艺术地表现了梁初社会的太平景象了。
这篇《春赋》篇幅虽小,却通篇都是对偶,称之为他的前期代表作,从文学上看也是当之无愧的。庾信不仅在赋和诗中经常使用对偶,就是在碑文中也是习惯于用对偶的。对偶对庾信来说是语言习惯,是常用的语言模式,成了他的语言风格的一部分。《春赋》是由三十一个对偶组成的。从头到尾无一不是对偶。其中只有一联,在形式上可以不算对偶。“三日曲水向河津,日晚河边多解神”其实这也可以算做宽式对偶,是明显对称的。同时,此赋大量运用修辞手法,包括比喻、夸张、比拟、映衬等,用典尤其多,共有十一个典故。其中开头十二句就用了八个典故。
“赋”的本义是敷陈其事。作为文体,则是要“铺采摘文,体物写志”(《文心雕龙·诠赋》)。庾信的这篇赋偏于写景,耽于逸乐,夸饰宫廷生活,无非为帝王的游赏助兴,其志趣无可称道。所可称道者,在于铺采摘文的手段,选声炼色的造诣。就造句形式上说,开头与结尾处多七言句,声律近于诗,正所谓启唐人七古之先鞭。末段五、七言句相杂成文,婉转流利,风情翘秀。至于“眉将柳而争绿,面共桃而竞红”二句,不但属对精绝,而且刻画微妙。后来,初唐的王勃效仿庾信的《马射赋》中“落花与芝盖同飞,杨柳共春旗一色”一句,在《滕王阁序》中造句说:“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堪称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再就描摹声色上说,《春赋》亦不乏秀句。如“钗朵多而讶重,髻鬟高而畏风”,下笔轻灵,形象宛在;“影来池里,花落衫中”,自然流出,却有无尽情致。又如“月入歌扇,花承节鼓”,读之如见其形,如闻其声,令人心醉目眩。庾信的早年赋作多事白描,此赋亦然。但是,白描中溢光流彩,绮靡宕逸,这正是庾信远俗独到之处。
这是一首奉和应制诗,是臣下奉命应和皇帝陛下首唱之作。这类诗的思想内容大抵是歌功颂德,粉饰太平,几无可取。但是要写得冠冕华贵,雍容典丽,得体而不作寒乞相,缜密而有诗趣,却也不大容易。
原唱题曰“春日幸望春宫”。这诗是歌咏皇帝春游望春宫,颂圣德,美升平。它紧扣主题,构思精巧,堂皇得体,颇费工夫,也见出诗人的才能技巧。
首联点出“春日幸望春宫”。“望望”、“春春”,不连而叠,音节响亮。“东望望春”,既说“向东眺望望春宫”,又谓“向东眺望,望见春光”,一词兼语,语意双关。而春光可爱,打动圣柳游兴,接着便说更逢天气晴朗,春色含情,恰好出游,如合圣意。这一开头,点题破题,便显出诗人的才思和技巧。
次联写望春宫所见。从望春宫南望,终南山尽在眼前;而回望长安城,皇都与北斗相应展现。这似乎在写即日实景,很有气派。但造意铸词中,有实有虚,巧用典故,旨在祝颂,却显而不露。“南山”、“北斗”,词意双关。“南山”用《诗经·小雅·天保》:“如南山之寿,不骞不崩。”原意即谓祝祷国家“基业长久,且又坚固,不骞亏,不崩坏。”此写终南山,兼用《小雅·天保》语意,以寓祝祷。“北斗”用《三辅黄图》所载,汉长安城,“南为南斗形,北为北斗形”,故有“斗城”之称。长安北城即皇城,故“北斗”实则皇帝所居紫禁城。“晴日”是看不见北斗星的。此言“北斗悬”,是实指皇城,虚拟天象,意在歌颂,而运词巧妙。
三联写望春宫中饮宴歌舞,承恩祝酒。诗人随从皇帝入宫饮宴,观赏歌舞,自须感恩戴德,献杯祝颂。倘使直白写出,便有寒乞气。因此诗人巧妙地就“望春”做文章,用花草作比喻,既切题,又得体。“回辇处”即谓进望春宫,“奉觞前”是说饮宴和祝酒。“细草”是自比,见得清微:“飞花”则喻歌姬舞女,显出花容娇姿;而“偏承”点出“独蒙恩遇”之意,“故落”点明“故意求宠”之态。细草以清德独承,飞花恃美色故落,臣、姬有别,德、色殊遇,以见自重,以颂圣明。其取喻用词,各有分寸,生动妥帖,不乞不谀,而又渲染出一派君臣欢宴的游春气氛。所以末联便以明确的歌颂结束。“宸游”即谓天游,指皇帝此次春游。君臣同乐,圣心欢喜无比,人间万物欢唱,天下歌舞升平。
这是一首盛世的歌功颂德之作,多少见出一些开明政治的气氛,情调比较自然欢畅,语言典丽而明快。虽然浮华夸张的粉饰不多,但思想内容也实无可取。并且由于是奉和应制之作,拘于君臣名分,终究不免感恩承欢,因此诗人的才能技巧,主要用于追求艺术形式的精美得当,实质柳这是一首精巧的形式主义作品。
第一首是写元军攻陷金都汴京后,劫掠大批妇女送往塞外一事。诗以路旁横竖倒卧的囚犯开篇,可以想见众多囚犯(俘虏),有死有活,有病有残,哀哀躺卧,不忍入目。第二句写毡车辘辘,如流水般地北驰着。装载着什么,后两句做了说明,原来毡车里满载在汴京抢劫来的红粉佳人。她们哭声震天,欲死不得,想逃不能,将要去做蒙古统治者的奴仆姬妾,任人蹂躏。她们哭不绝声,一步一回头,望着可爱的故乡,在元军的监押下离开了故土。诗在人们面前,展现了一幅多么残忍的劫掠图!
第二首是写元军破坏寺庙,抢劫财物的罪行。这首诗直抒其事,抓住军营驻地把寺院的木佛砍了做柴烧一事,既表现了他们的蛮横,也说明劫难的残酷程度,就连神佛的安全也不保了。此诗揭露深刻,用意巧妙。元军不仅破坏京城文化古迹,还把珍贵的乐器、祭祀珍宝等劫走。第三句反诘一句,跌宕一笔,更进一步揭露了元军劫掠之多的罪行,以“大船浑载”的事实,激发人们对侵略者的憎恨。
第三首绝句以十分洗练的笔墨,寥寥数笔就勾勒出一幅荒寂凄凉的画面。在构图上,诗人选择了白骨、荒沙、破屋、疏烟等最具有特征性的景物着力刻画,写出多年战乱的浩劫对农村造成的毁灭性破坏。桑梓繁茂的家园变成了一片废墟,在这一片焦土荒漠上,尸骨纵横相藉,寒鸦聒噪争食,被洗劫一空的村村寨寨,只剩下了一堆堆焦黑断砖碎瓦,一两座屋舍的残垣中冒出几缕孤烟。这就构成了一幅荒凉、萧索、残破、恐怖、令人触目惊心的画面,高度概括地显示了战乱给广大农民带来的灭顶之灾。这画面本身就具有极强的揭露和控诉力量,诗人又巧用画龙点睛之笔,将自己主观感情的抒发融入景物描写之中。第三句的“河朔生灵尽”正是一笔点出了整幅画面的主题——作为中华民族发祥地的黄河流域地区,在频仍残酷的战乱中几近生灵绝灭,这是一场多么巨大的民族悲剧啊!这抒情饱含血泪,凄楚悲愤,与萧索荒凉的画面融为一体,形成了苍凉悲惨的意境,读来余味无穷。
《北渡》三首写的是作者的亲身经历。诗中句句都是他亲眼所见的事实。通过这些事实,读者可以体味出侵略者骄横强暴到了何种地步,亡国之民遭受的是怎样的凌辱和痛苦。大道上奔驰的是满载战胜者和他们掠夺来的珍贵物品的蒙军毡车,黄河中行驶的是把汴京城里贵重物资都装走了的蒙古大船;而僵卧在大道两旁的则全是用绳索捆绑着的亡国兵、民,跟随在蒙军马后的是“一步一回头”的受凌辱的妇女,河朔大地死尸如麻,人烟稠密的农村,现在剩下的都是些断垣破屋和零零落落的几户炊烟了。诗中还特意强调了象征文明的“木佛”和“大乐编钟”竟被随意处置,木佛贱于柴,编钟满市排,斥责野蛮侵略者不仅抢夺物资、人口,还对古代文明进行了肆意的亵渎、践踏,这是诗史,对后世很有教育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