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愈(768年-824年12月25日),字退之,河南河阳(今河南省孟州市)人,自称“祖籍昌黎郡”,世称“韩昌黎”、“昌黎先生”。唐代中期大臣,文学家、思想家、政治家,秘书郎韩仲卿之子。元和十二年(817年),出任宰相裴度行军司马,从平“淮西之乱”。直言谏迎佛骨,贬为潮州刺史。宦海沉浮,累迁吏部侍郎,人称“韩吏部”。长庆四年(824年),韩愈病逝,年五十七,追赠礼部尚书,谥号为“文”,故称“韩文公”。元丰元年(1078年),追封昌黎郡伯,并从祀孔庙。韩愈作为唐代古文运动的倡导者,名列“唐宋八大家”之首,有“文章巨公”和“百代文宗”之名。与柳宗元并称“韩柳”,与柳宗元、欧阳修和苏轼并称“千古文章四大家”。倡导“文道合一”、“气盛言宜”、“务去陈言”、“文从字顺”等写作理论,对后人具有指导意义。著有《韩昌黎集》等。 ▶ 428篇诗文
这首诗开篇点题,将时间限定在“重五”(五月初五),将地点定格为“山村”。此时此地,无丝竹之乱耳,无案牍之劳形,有的只是节日的气氛,有的只是淳朴的民风。更何况,石榴在不知不觉间已经盛开了呢!此情此景,怎一个“好”字了得!
“当年万里觅封侯,匹马戍梁州”的诗人,今天终于暂时放下了满腹的忧愤,融入了节日的欢快气氛之中。瞧,他先吃了两角的粽子,再在高冠上插着艾枝。然后又按照依旧俗,又忙着储药、配药方,为的是这一年能平安无病。到了晚上,他忙完这些事情,含着微笑喝起酒来了。
从作者对端午这一天的生活的具体描写中,我们还可以看出至少从南宋开始,端午就有了纪念屈原和卫生保健的双重内涵。
念念不忘“王师北定中原日”的陆游,由于收拾山河的志向未能实现,只能像辛弃疾那样“却将万字平戎策,换得东家种树书”。“日斜吾事毕,一笑向杯盘”,在欢乐中暗藏着多少伤感,在闲适中流露出多少无奈啊!
这首诗语言质朴,融写景、叙事、抒情于一体,那榴花繁多的山村风光,那江南端午的风俗习惯,那字里行间的闲适惬意,浮现在我们眼前,感受在我们胸间。没有装饰,所以诗美;没有做作,所以情真。这,就是诗人所说的“文章本天成,妙手偶得之”的写作境界。
此诗只用七句话,简洁地叙述了周初三王对周王朝作出的贡献,重点称赞了周成王为完成先王事业所作的努力。全诗七句中有五句赞美成王,只有开头一句涉及天,表现了周人敬天的同时,更重视人为的努力。
此诗开头,祭成王不从祭主入手,却上溯到文、武二王,再追溯到昊天,似乎有些离题。其实这并不难解释,成王受命于文、武二王,文、武二王又受命于天,所以从天入手,以示成王与文、武二王一脉相承,得天之真命。首二句是全诗的引子,其作用犹如赋比兴中的兴,后五句才是全诗的主体。成王是西周第二代天子,声望仅次于文、武二王,与其子康王齐名,史称“成康之治”。《史记·周本纪》曰:“成、康之际,天下安宁,刑措四十余年不用。”天下之所以安宁,是因为“成王不敢康”,此与《离骚》所说的“夏康娱以自纵”正相对照。“夙夜基命宥密”伸足“不敢康”之意,一正一反,相得益彰。按此句最难理解。《礼记·孔子闲居》有:“孔子曰:‘夙夜其命宥密,无声之乐也。”’郑玄注:“其,读为基。基,谋也。密,静也。言君夙夜谋为政教以安民,则民乐之。”陈子展《诗经直解》谓“此句旧解唯此郑注较为明确”;《尔雅·释诂》亦曰:“基,谋也。”正与郑注同义。第五句的“缉熙”是连绵词,不应分解,《大雅·文王》有“於缉熙敬止”,《周颂·维清》有“维清缉熙”,《周颂·载见》有“俾缉熙于纯嘏”,都作光明解,兹亦依之。最后一句的“其”等于“之”,“肆其靖之”等于“肆之靖之”,也就是“巩固它安定它”的意思。文王、武王开创的周朝在成王时得以巩固、安定、这就是祭主一生的功绩。
上片写景。月下赏花,饮酒赋诗,是古诗词中常见的题材,读者关心的是诗人举杯时所产生的感受和联想。苏轼此首写他把月光斟进自己的酒杯里,让读者与他一起分享美酒的芬芳和清光。这种感受是新奇的,大胆的,但又是合理的,自然的。开篇的“月午”,不是早已指明中天明月光正泻向杯中。而“摇荡”一词,正透露出诗人举杯相属的豪兴而使月光翩然起舞。诗人从寻常的生活中,捕捉到不寻常的诗意,于平易中见工夫,逸趣中显天才。月色是这样的皎洁明净,所照之处冷浸一片银色。聚星堂前的梅花也更显得璀灿晶莹,洗尽铅华见雪肌。诗人不禁离席,漫步于积水空明的回廊上。此时他始觉幽香袭来,柔顺清润,以至于物我两忘,陶醉在这优美安谧的境界之中。
下片发议论。过片由“半落梅花”而来,“欲落梅花更多情”,何况这梅花烟雾轻笼,有一种朦胧含浑之美。花前月下,自古以来“总是少年行乐处”,这少年是泛指,也是指赵德麟。诗人很赏识这位年轻的签判,称赞他“吏事通敏,文采俊丽,志节端亮,议论英发。”他们平时诗歌唱和,此时又同饮花下,“齿发日向疏”的太守,也有与少年同游乐之意。最后以其夫人关于月色的议论作结,他认为这议论富有诗意。
在这首词中,他选取了月色、梅花,冷香,回廊,烟雾等,构成清幽恬静的艺术境界,表现了他对美好事物的追求,对良辰美景的珍惜,使他的精神从政治得失中解脱出来,一念清净,旷达闲适,这表现了他精神生活的一个方面。
清康熙十一年(1672),宋琬“投牒自讼,冤始尽白”,冤情得以昭雪,年近花甲的宋琬再次被清廷起用,授与四川按察使。本诗即写于赴任途中。
“睡起无聊倚舵楼,瞿塘西望路悠悠。”前两句直抒胸臆,“无聊”直接点明此时的心情,“倚舵楼”是他此时精神无所寄托的真实写照。舟行瞿塘峡,风大浪猛,水流湍急,诗人被阻停留于此,百无聊赖的以昏睡来消磨时光,睡醒之后更加无聊,于是倚靠在舵楼上眺望:瞿塘峡山势险要,壁立如削;波涛汹涌,奔腾呼啸,令人惊心动魄;遥遥西望,漫漫长路,不知何处是尽头!诗人一语双关表面写瞿塘峡的险要景观,实际是指自己的仕宦之路的险恶漫长:自己无故被人诬告下狱,而今再次踏上仕途,诗人不禁一阵惊惧惶恐。
“长江巨浪征人泪,一夜西风共白头。” 这两句运用了比喻、夸张、拟人的修辞手法。第三句以巨浪比喻征人泪,同时妙用夸张;第四句以浪花比喻白发,把长江拟人化,手法新奇!
诗人远离家乡,想到家中的妻儿,不禁潸然泪下,泪水滴落江中,化作滚滚的滔天巨浪咆哮着、怒吼着似乎发泄着心中的怨愤。一夜西风,流更急,浪更大,仿佛长江也被风浪所阻。江水翻腾,浪花雪白;诗人伫立风中,白发飘飘,触景伤情,心有戚戚:故园之思,羁旅之愁,仕途之苦......,种种复杂的情感“才下眉头,又上心头” 。“以我观物,物皆着我之色。”诗人的身心与长江融为一体,我即江水,江水即我,诗人的愁苦也融入了江中,朵朵浪花不正是满江的白发吗!
本诗用语奇丽,比喻清新,委婉含蓄;寓情于景,情景交融,路悠悠、征人泪、巨浪、西风、白头这些意象渲染了凄清悲凉的气氛,抒发了诗人对家乡的思念和对官场生活的厌倦之情,同时也流露出诗人在高压统治之下惊惧惶恐、愤懑悲凉的思想感情。
自宋玉的《高唐赋》、曹植的《洛神赋》之后,从两晋到南北朝,出现了大量以美人为吟诵对象的作品,其中南朝沈约的《丽人赋》可谓其中佼佼者。《丽人赋》之所以不能与《高唐赋》、《洛神赋》比肩,是它塑造的丽人远没有巫山神女及洛川神女的影响大。但丽人也是很光彩的。《丽人赋》之丽人乃南北朝艺妓的典型形象。中国的妓乐,两汉三国时期就很风行,但却是在宫廷贵族之间,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便伸展到了官僚富豪。南北朝时期,是中国妓乐之风的一个高峰。从《丽人赋》等咏妓诗可以看出南北朝时期的乐妓已具乐妓之典形风格。
先介绍丽人所在之处,含蓄地指出了丽人的身份。从“狭邪才女”到“杂错花钿”,先写其容貌特点,后写其华美的服饰。“狭邪才女,铜街丽人”两句含有典故,前句出自古乐府《长安有狭斜行》,后世用“狭斜”街道指代娼妓居住之所;后句中的“铜街”指的是“铜驼街”,陆机《洛阳记》中有言:“洛阳有铜驼街,汉铸铜驼二枚,在宫南四会道相对。”后世用来指代城市内的繁华街道。用这两个典故,则隐晦地指出丽人本是娼妓的身份。
其后,沈约分别从静态与动态两个角度展开描写。“亭亭似月,嬿婉如春”,丽人姿容如皎洁的明月,神态仿如充满生机的春光,一静一动,既充满诗情画意,又把丽人的不同形象描绘得栩栩如生。丽人的容貌、神态已宛在眼前,作者又更进一步,通过香味、服装、首饰等现实中的细节,写丽人之美。
再从“响罗衣而不进”到“风动竹而吹衣”写丽人的到来。由静态转入动态,由对人物外貌的正面描写转入对情景的描绘,以期在有画面、有情节的场景中显现人物特点。走路时罗衣摩擦的簌簌声隐约传来,忽明忽暗的灯光将人影投射到地上,但是却并未看到人物登场。“响罗衣而不进,隐明灯而未前”两句,并未直接点出具体人物,却包含两位主角:一个是着罗衣隐明灯的丽人,一个是焦急等待中的男子。
丽人终于出场,她“中步檐而一息,顺长廊而回归”,在细微的动作描写中,丽人的踌躇、顾虑、矜持体现出来,而男子盼而不得的失落心情也隐约可察。
“池翻荷而纳影,风动竹而吹衣”,在满池荷花的映衬下,丽人窈窕的身影渐去渐远,轻风吹过竹林, 丽人轻薄的罗衣飘逸飞扬。荷花、竹林两个简单意象,共同构建出清新雅致的意境,并衬托出了丽人的动人姿态。
从“薄暮延伫”到最后,写了丽人夜半而来、天明而去的情景。丽人“薄暮延伫,宵分乃至”,出入时脸上含羞,面有媚态,锦衣飘飘,头饰摇摇。文中正面描写丽人的妩媚动人,又像是在以一直未出场的男子的视角欣赏佳人。
“来脱薄妆,去留余腻”一句,隐含一夜欢爱的信息,写出男子的留恋和回味。丽人离去时,“沾妆委露,理鬓清渠。落花人领,微风动裾”,这一幕情景美好而和谐,令人也不由得心生柔情蜜意。全文在意味悠长的情景中结束,引人遐思。
沈约运用多种艺术手法,对丽人进行了多方面的细致描绘,并且摆脱了楚辞以来文人惯用“香草美人”寄托身世的传统,认为“美”本身就是一种价值。另外,文章文辞艳丽,对偶精工,显现出南朝骈赋富、轻、艳的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