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自然段为第一部分，介绍汉代二疏年老辞位的典故，处处为后文的对照设伏。疏氏权侄的事迹无疑是很多的，但作者只突出了两点：一是年老及时告退；二是其行动得到了人们的充分理解和肯定，不仅送行场面热烈，连路旁的观众也共盲其贤，汉史既传其事，后世工画者又图其迹，所以至今照人耳目。
第二、三、四自然段为第二部分，从与二疏对比的角度写杨君告老归乡。先肯定其同，再展示其异。杨君和二疏一样，也是年满七十，即主动求归，这是二者相同之处。作者首先肯定其同，不仅是为了提高杨君的地位，突出他归乡的意义，而且也是为了批驳“古今人不相及”这个当时颇为流行的错误观点。作者是一个儒家道统论者，并以道统的继承者自居，到处鼓吹先圣先王之道。他认为七十而致仕，归老乡里，这也是儒家道统的一种表现。杨君与二在这方面的一致，正好说明儒家道统可以继承，是对“古今人不相及”这个观点的最好驳斥。杨君告老归乡的行为既然可以和二疏媲美，那么他就应该得到人们同样的理解和赞扬，可实际情况却完全两样。杨君去时，既没有看到热烈的送行场面，也没有听到发自内心的赞扬，史既不传其事，图其迹的画当然就更谈不上了。丞相虽有爱惜之心，告之于朝，为其邑少尹，不绝其禄，又为歌诗以动之，京师的诗友，也相属而和，这些似乎可以减少一点冷落。但是，他们诗歌的主旨都落在那个“劝”字上。无非是动其继续为官，不归其乡罢了。可见他们都为“以官为家”的时尚所束缚，并没有真正了解杨君的志趣，没有真正理解杨君此行的意义，他们并不是杨君真正的知音。正因为如此，所以作者在篇末才发出出了那么深沉的感叹。
最后一段第三部分，直接摹写杨君的归乡情趣，点明杨君告老归乡的意义。这段文字不长，但内容丰富。作者先用“中世士大夫以官为家，罢则无所于归”的不良现象作反衬，意在突出杨君告老归乡的意义。这儿的“中世”应该理解为中世以来，而且主要是影射当时的官场。有人说，不去其乡，这在唐代属“本等之常事”。就科举制度而言，年老致仕归乡，应该是本等常事，但中国的官场历来都是原则归原则，行动归行动。像杨巨源这样按例归乡的官员很可能还是凤毛麟角。唯其稀少，才觉得珍贵，唯其稀少，才值得大力提倡。作者之所以如此热心地宣扬杨君的事迹，其用意大概就在此吧。接着作者又补写一句杨君初出仕的情景，说他是刚成年就离开了家乡，这可能是为了突出他对故乡的深厚感情。最后，作品以深沉的感慨作结“古之所谓‘乡先生没而可祭于社’者，其在斯人欤！其在斯人欤！”这是对杨君的高度赞扬，也是对世风日下的无穷感叹。
文中把杨辞职归乡的情景跟历史上有名的二疏具体进行比较，从而突出了杨巨源思想品德之美。写作注意前后照应，富于变化，并且反复咏叹，言婉情深，作者的思想感情灼然可见。
译文及注释
译文
古时候疏广、疏受叔侄二人，因为年老，同一天辞掉职位离去。当时，朝廷中的公卿摆设宴席，在京都门外为他们饯行，车驾有数百辆之多；道路上旁观的，有很多人为之感叹并流下了眼泪，无不称赞他们贤明。汉代的史书既记载了他们的事迹，而后世擅长绘画的人，又画下了他们的形象，到今天依然光彩照人，清清楚楚的仿佛是前不久发生的事情。
国子监司业杨巨源，正以他善于写诗来教育学生，一旦到了七十岁，也禀白丞相离职回归他的故乡。世上常说古时的人和现今的人是不能并论的，而今杨巨源与疏氏二人，他们的思想难道有什么差异吗？
我攀附于公卿之末，恰逢生病不能出去送行。不知道杨少尹走的时候，都城门外送行的有多少人？车有多少辆？马有多少匹？道边的旁观者，也有为他的行为感叹，知道他是贤者的，还是没有呢？而史官能不能铺张渲染他的事迹，写成传记以做为疏氏二人的事迹的继续呢？不会冷落寂寞吧？我看到现在世上没有擅长绘画的，而画还是不画，也就不必考虑了！
然而我听说杨侯的辞归，丞相中有敬重而怜惜他的，奏明皇上任命他为其故乡河中府的少尹，以便不断绝他的俸禄；又亲自写诗来慰勉他。京城中擅长写诗的人，也作诗来应和。又不知道古时候疏氏二人的归乡，有这样的事吗？古人与今人相同还是不同，不得而知啊！
中古以后的士大夫，往往依靠官俸来养家，罢官之后就无归宿之处。杨侯刚成年，便在他的家乡被荐举，参加了《鹿鸣》宴而来到朝廷的。现在回到故乡，指着乡间的树说：“那些树是我的先人种的。”“那条溪流，那座山丘，是我小时候钓鱼、游戏的地方。”故乡的人没有不对他表示敬意的，人们告诫子孙要以杨侯不舍弃故土的美德做为榜样。古人所谓“乡先生”，逝去之后能够在乡里社庙中享受祭祀的，大概就是这样的人吧？
注释
杨少尹：名巨源，蒲州（今山西水济）人。
疏广、受：即疏广、硫受，西汉人。疏广为太傅，其侄疏受为少傅。年老同时辞官，百官盛会欢送，封建时代传为美谈。
设供张：即设供帐，陈设帐度举行酒宴。
祖道：钱行。
汉史：指《汉书》。
国子司业：国子监的司业。国子：唐代最高学府；司业：学官，是国子监的副职。
忝：有愧于。谦词。
冠：古代男子二十岁时，行冠礼以示成年。
举：通过科举考试。
法：仿效。
没：通“殁”，死。
杨君巨源是贞元五年进士，有诗名，官国子司业，年满七十，即告老归乡。作者对此极为赞赏，于是作序相送，意在张扬其事，以振古风。
第一自然段为第一部分，介绍汉代二疏年老辞位的典故，处处为后文的对照设伏。疏氏权侄的事迹无疑是很多的，但作者只突出了两点：一是年老及时告退；二是其行动得到了人们的充分理解和肯定，不仅送行场面热烈，连路旁的观众也共盲其贤，汉史既传其事，后世工画者又图其迹，所以至今照人耳目。
第二、三、四自然段为第二部分，从与二疏对比的角度写杨君告老归乡。先肯定其同，再展示其异。杨君和二疏一样，也是年满七十，即主动求归，这是二者相同之处。作者首先肯定其同，不仅是为了提高杨君的地位，突出他归乡的意义，而且也是为了批驳“古今人不相及”这个当时颇为流行的错误观点。作者是一个儒家道统论者，并以道统的继承者自居，到处鼓吹先圣先王之道。他认为七十而致仕，归老乡里，这也是儒家道统的一种表现。杨君与二在这方面的一致，正好说明儒家道统可以继承，是对“古今人不相及”这个观点的最好驳斥。杨君告老归乡的行为既然可以和二疏媲美，那么他就应该得到人们同样的理解和赞扬，可实际情况却完全两样。杨君去时，既没有看到热烈的送行场面，也没有听到发自内心的赞扬，史既不传其事，图其迹的画当然就更谈不上了。丞相虽有爱惜之心，告之于朝，为其邑少尹，不绝其禄，又为歌诗以动之，京师的诗友，也相属而和，这些似乎可以减少一点冷落。但是，他们诗歌的主旨都落在那个“劝”字上。无非是动其继续为官，不归其乡罢了。可见他们都为“以官为家”的时尚所束缚，并没有真正了解杨君的志趣，没有真正理解杨君此行的意义，他们并不是杨君真正的知音。正因为如此，所以作者在篇末才发出出了那么深沉的感叹。
最后一段第三部分，直接摹写杨君的归乡情趣，点明杨君告老归乡的意义。这段文字不长，但内容丰富。作者先用“中世士大夫以官为家，罢则无所于归”的不良现象作反衬，意在突出杨君告老归乡的意义。这儿的“中世”应该理解为中世以来，而且主要是影射当时的官场。有人说，不去其乡，这在唐代属“本等之常事”。就科举制度而言，年老致仕归乡，应该是本等常事，但中国的官场历来都是原则归原则，行动归行动。像杨巨源这样按例归乡的官员很可能还是凤毛麟角。唯其稀少，才觉得珍贵，唯其稀少，才值得大力提倡。作者之所以如此热心地宣扬杨君的事迹，其用意大概就在此吧。接着作者又补写一句杨君初出仕的情景，说他是刚成年就离开了家乡，这可能是为了突出他对故乡的深厚感情。最后，作品以深沉的感慨作结“古之所谓‘乡先生没而可祭于社’者，其在斯人欤！其在斯人欤！”这是对杨君的高度赞扬，也是对世风日下的无穷感叹。
文中把杨辞职归乡的情景跟历史上有名的二疏具体进行比较，从而突出了杨巨源思想品德之美。写作注意前后照应，富于变化，并且反复咏叹，言婉情深，作者的思想感情灼然可见。
韩愈（768年－824年12月25日），字退之，河南河阳（今河南省孟州市）人，自称“祖籍昌黎郡”，世称“韩昌黎”、“昌黎先生”。唐代中期大臣，文学家、思想家、政治家，秘书郎韩仲卿之子。元和十二年（817年），出任宰相裴度行军司马，从平“淮西之乱”。直言谏迎佛骨，贬为潮州刺史。宦海沉浮，累迁吏部侍郎，人称“韩吏部”。长庆四年（824年），韩愈病逝，年五十七，追赠礼部尚书，谥号为“文”，故称“韩文公”。元丰元年（1078年），追封昌黎郡伯，并从祀孔庙。韩愈作为唐代古文运动的倡导者，名列“唐宋八大家”之首，有“文章巨公”和“百代文宗”之名。与柳宗元并称“韩柳”，与柳宗元、欧阳修和苏轼并称“千古文章四大家”。倡导“文道合一”、“气盛言宜”、“务去陈言”、“文从字顺”等写作理论，对后人具有指导意义。著有《韩昌黎集》等。 ▶ 428篇诗文
这首诗以清明时节为背景，用白描手法再现了古代清贫知识分子的困顿生活，表达了诗人生活的艰难和以读书为乐的情怀。
前二句开门见山，清明是春回大地、草木萌发的时节，到这一天，人们不论贫富，都要穿着春装，到郊外去赏花踏青。然而，就在这样一个观赏大好春光，舒散自己抑郁心情的日子里，我们的诗人却兀坐家中，既没有花酒助兴，也没有高朋作陪。在这样的情况下“过”清明，诗人往日的孤寂心情不就更为典型地表现出来了吗?因此，诗的第一句看似平常，实则含义颇深。接下去，诗人进一步扩大，加深这种沉重感。“兴味萧然”本已经勾画出作者百无聊赖、孤独寂寞的心情了，更何况他又用“野僧”作比。我们知道，佛家主张“物我两忘，四大皆空”，作者身居人境自比“野僧”，一种几乎被世人遗忘、自生自灭的感觉不禁油然而生，作者凄苦冷寂的心情也被表现得更为强烈了。。
后二句是现身说法，自诉人穷志不穷，表明寒士的清明佳节，第一件事就是刻苦用功，努力读书，主题思想是励志劝学，发愤读书。昨日诗人向邻家“乞新火”本是为了生活所需（包括烧水煮饭等），而诗人在这里只说“分与读书灯”，这就使兴味得以转化，是一种寄托和享受，和先前感到的“萧然”迥然有别：他将痛苦与郁闷化为前进的动力。这盏伴随他苦读诗书的灯，仿佛点燃了生命的火炬，驱走了眼前的黑暗，照亮了前进的道路，于是心胸豁然亮堂，情感得以净化，另有一番“兴味"在心头。这种“兴味”的内在涵义就是“有志者事竟成”，只有立志成才的人，才有这样的毅力，这样的兴味。正因为如此，诗人的形象才显得生动形象，才能在无花无酒的清晨，专心致志地在读书中度过清明佳节。
全篇语言朴实，议论明快，叙述简洁。全诗运用衬托、对比的手法，再现了古代清贫寒士的困顿生活，给人凄凉、清苦之感，寥寥数语，质朴平实，于小处见大，自然揭露出社会生活真实的一面。
与第一首诗相比，第二首诗写得更精炼一些，全诗仅十二句，集中表达了陶渊明厌倦仕途、依恋田园的思想感情。第二首诗是真实动人的述怀诗。诗人对做官不感兴趣，下决心要辞别官场。
“自古叹行役，我今始知之”。做官有行役之劳，在交通不发达的古代，尤其苦。所以陶渊明得出结论说：“自古叹行役”。然而，行役者究竟有些什么可叹的苦，陶渊明以往并无切身体验。可当他为桓玄当差，奔波于建康和江陵之间，不远千理，其间的艰难险阻可以说是“备尝之矣”，所以他感慨道：“我今始知之”。这里，言未尽意，诗人的心里是在说：行役当差的苦头我尝够了，谁还想迷恋仕途。
陶渊明厌倦仕途的另一个原因是，仕途多风险，吉凶难料。在诗人看来，做官是一种危险的事情，倒不如及早告别官场。为了表达这个意思，诗人并未直说，而是借景言情，引用典故达意。行役途中，面对山川荒野，诗人的心境是孤独而悲凉的，发出了“山川一何旷”的感叹。这不是对山川秀色的赞美，而是对山川旷野的畏惧。由于心情的关系，大自然在诗人的眼里也是可怕的。诗人借山川之险来陪衬仕途之险，意在说明仕途可畏，潜藏着祸福风云。何时为福，何时为祸，谁也不知，“巽坎难与期”。用“巽坎”来比喻仕途中的吉凶顺逆，是十分恰当的。“崩浪贴天响，长风无息时”。这是全诗的秀句，写出了诗人在行役途中对山川风物的真实感受。诗人的用词准确，而又很会夸张。他不说“巨浪”，而说“崩浪”。一个“崩”字，不仅有形象，而且有声音，绘声绘色。“川”字准确地形容出巨浪咆哮时的杂乱之声。“崩”字形容声大，“川”字形容声杂。诗人借自然景象来描绘官场内部的激烈斗争，像崩浪震天那样可怕。
宦游之人长年在外，离乡背井，这在感情上是一种痛苦。陶渊明也经历着这种痛苦，行役途中他格外思亲。“久游恋所生，如何淹在兹”，这是陶渊明的心声，抒发了思亲的感情，悔恨自己不应该误入仕途，更不应该在仕途淹留。有了这悔恨之后，诗人便下定了决心，要罢官归田。这里，可以看见陶渊明的内心世界，他赞美园林，鄙弃官场。诗的结尾“当年讵有几，纵心复何疑。”表面似乎是消极情绪的表露。其实，诗人并未宣扬及时行乐的思想，他是在思想痛苦的时候才这样写的，是一种愤慨之言。诗人正当壮年，大志未展，繁杂的公务消磨着他的年华，而且受着官场的牵制约束，俯仰由人，他想摆脱官场的牵制，回到园林，使自己的身心得到自由。诗人盼望有“纵心”的时刻，这不是要放纵自己，而是要做一个自由人。不贪富贵，纵心归田，按自己的意志去生活，这是陶渊明真实的思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