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通过一个有官司勋却弃官司业圬、自食其力的泥瓦匠王承福的口述，提出在封建制度下“各致其能以相生”的主张，和对“独善其身”这种处世态度的评断。本文反映了韩愈的社会主张和人生哲学。他维护封建制度主张“用力者使于人，用心者使人”，这是不足取的。但能人“各致其能以相生”的认识出发，肯定真正无愧的是凭双手劳动自食其力的人，以对照“多行可愧”、“食焉之怠其事”的剥削者，鞭挞不合理的社会现象，是难能可贵的。
文表面上是传记体，实际上是借传记展开议论的杂文。王承福这个体力劳动者的形象，是作者根据士大夫“独善其身”的人生哲学塑造的。前段略述王承福身世；后段略就王承福言论加以评断；中间大部分是借人物的口替自己说话。论说有理有据，波澜起伏。最后以自鉴作结，实际上是规劝世人，意极含蓄。
在士大夫韩愈眼里，抹墙是种低贱之劳苦的手艺。却有人自得其乐，且谈吐不凡。问之，姓王名承福，世代为农。安史之乱从军一十三年，有官勋，却弃之归农。土地已失，抹墙为生三十年。租住市中，以抹墙所得交付房租食费。根据每年食宿贵贱调整工价。若有剩余，尽予路旁残废、饥饿之人。 曰，任有大小，惟其所能。曰，特择其易为之无愧者取焉。又曰，妻与子，皆养于我者也；吾能薄之功小，不有之可也。 韩愈视其贤者，所谓“独善其身”也，又说他过多考虑自己，不肯为他人着想，责他认为家庭太过费心之不肯供养妻子儿女。愚不以为然。此人“有余，则以与道路之废疾饿者焉”，岂谓之“不肯拔我一毛之利天下”？之“妻与子”，人皆欲之。此人自知能薄，不足养之“不有”，恰是为人着想。嫁入他门得饱，随我则饿。生于他家则富足，生为我子则穷苦。如此，不若“不有”。 韩愈遇之之警，愚读之亦省。愚力不及圬者，智或有过之。当习之能，学圬者“不敢一日舍镘以嬉”，学圬者“劳无愧，吾心安焉”，学圬者“有余，则以与道路之废疾饿者焉”。 吾能几何？吾当何任？吾家能养否？吾当鉴之，记之，不可忘也。
译文及注释
译文
粉刷墙壁作为一种手艺，是卑贱而且辛苦的。有个人以这作为职业，样子却好像自在满意。听他讲的话，言词简明。意思却很透彻。问他，他说姓王，承福是他的名。祖祖辈辈是长安的农民。天宝年间发生安史之乱，抽调百姓当兵，他也被征入伍，手持弓箭战斗了十三年，有官家授给他的勋级，但他却放弃官勋回到家乡来。由于丧失了田地，就靠拿着馒子维持生活过了三十多年。他寄居在街上的屋主家里，并付给相当的房租、伙食费。根据当时房租、伙食费的高低，来增减他粉刷墙壁的工价，归还给主人。有钱剩，就拿去给流落在道路上的残废、贫病、饥饿的人。
他又说：“粮食，是人们种植才长出来的。至于布匹丝绸，一定要靠养蚕、纺织才能制成。其他用来维持生活的物品，都是人们劳动之后才完备的，我都离不开它们。但是人们不可能样样都亲手去制造，最合适的做法是各人尽他的能力，相互协作来求得生存。所以，国君的责任是治理我们，使我们能够生存，而各种官吏的责任则是秉承国君的旨意来教化百姓。责任有大有小，只有各尽自己的能力去做，好像器皿的大小虽然不一，但是各有各的用途。如果光吃饭不做事，一定会有天降的灾祸。所以我一天也不敢丢下我泥馒子去游戏嬉戏。粉刷墙壁是比较容易掌握的技能，可以努力做好，又确实有成效，还能取得应有的报酬，虽然辛苦，却问心无愧，因此我心里十分坦然。力气容易用劲使出来，并且取得成效，脑子却难以勉强使它获得聪明。这样，干体力活的人被人役使，用脑力的人役使人，也是应该的。我只是选择那种容易做而又问心无愧的活来取得报酬哩！
“唉！我拿着镘子到富贵人家干活有许多年了。有的人家我只去过一次，再从那里经过，当年的房屋已经成为废墟了。有的我曾去过两次，三次，后来经过那里，也成为废墟了。向他们邻居打听，有的说：‘唉！他们家主人被判刑杀掉了。’有的说：‘原主人已经死了，他们的子孙不能守住遗产。’也有的说：‘人死了，财产都充公了。’我从这些情况来看，不正是光吃饭不做事遭到了天降的灾祸吗？不正是勉强自己去干才智达不到的事，不选择与他的才能相称的事却要去充数据高位的结果吗？不正是多做了亏心事，明知不行，却勉强去做的结果吗？也可能是富贵难以保住，少贡献却多享受造成的结果吧！也许是富贵贫贱都有一定的时运，一来一去，不能经常保有吧？我的心怜悯这些人，所以选择力所能及的事情去干。喜爱富贵，悲伤贫贱，我难道与一般人不同吗？”
他还说：“贡献大的人，他用来供养自己的东西多，妻室儿女都能由自己养活。我能力小，贡献少，没有妻室儿女是可以的。再则我是个干体力活的人，如果成家而能力不足以养活妻室儿女，那么也够操心的了。一个人既要劳力，又要劳心，即使是圣人也不能做到啊！”
我听了他的话，起初还很疑惑不解，再进一步思考，觉得他这个人大概是个贤人，是那种所谓独善其身的人吧。但是我对他还是有些批评，觉得他为自己打算得太多，为别人打算太少，这难道是学了杨朱的学说吗？杨朱之学，是不肯拔自己一根毫毛去有利於天下，而王承福把有家当作劳心费力的事，不肯操点心来养活妻子儿女，难道会肯操劳心智为其他的人吗！但尽管如此，王承福比起世上那些一心唯恐得不到富贵，得到後又害怕失去的人，比那些为了满足生活上的欲望，以致贪婪奸邪无道以致丧命的人，又好上太多了。而且他的话对我多有警醒之处，所以我替他立传，用来作为自己的借鉴。
注释
圬：（wū）粉刷墙壁。
技：手艺，技能。
业之：以此为职业。
约：简约，简明扼要。
尽：详尽，这里可引申为透辟。
京兆长安：京兆，原意是地方大而人口多的地方，指京城及其郊区。京，大；兆，众多。唐时长安属京兆府，故称京兆长安。
天宝之乱：天宝，唐玄宗（李隆基）年号。天宝十四年（公元755年），边将安禄山、史思明起兵叛唐，史称“安史之乱”。玄宗曾命荣王（李琬）为元帅，在京师招募士兵十一万讨伐安禄山。
官勋：官家授给的勋级。唐制，有功劳者授以没有实职的官号，叫勋官。勋官有十二级。
镘：镘子，粉刷墙壁的工具。
市：街市。
屋食：房租和伙食费。
当：相当的价值。
视时：根据当时。
上下：增加或减少。
佣：受雇为人劳动。这里作“工价”讲。
稼：种植。
致：尽。
理：治。因唐高宗名治，唐人避讳，用“理”代“治”。
化：教化。
易能：容易掌握的技能。
直：同“值”，价值，这里指报酬。
力：指干体力活。
强：勉力、努力。
心：指脑力劳动。
文章通过一个有官司勋却弃官司业圬、自食其力的泥瓦匠王承福的口述，提出在封建制度下“各致其能以相生”的主张，和对“独善其身”这种处世态度的评断。本文反映了韩愈的社会主张和人生哲学。他维护封建制度主张“用力者使于人，用心者使人”，这是不足取的。但能人“各致其能以相生”的认识出发，肯定真正无愧的是凭双手劳动自食其力的人，以对照“多行可愧”、“食焉而怠其事”的剥削者，鞭挞不合理的社会现象，是难能可贵的。
文表面上是传记体，实际上是借传记展开议论的杂文。王承福这个体力劳动者的形象，是作者根据士大夫“独善其身”的人生哲学塑造的。前段略述王承福身世；后段略就王承福言论加以评断；中间大部分是借人物的口替自己说话。论说有理有据，波澜起伏。最后以自鉴作结，实际上是规劝世人，意极含蓄。
在士大夫韩愈眼里，抹墙是种低贱而劳苦的手艺。却有人自得其乐，且谈吐不凡。问之，姓王名承福，世代为农。安史之乱从军一十三年，有官勋，却弃而归农。土地已失，抹墙为生三十年。租住市中，以抹墙所得交付房租食费。根据每年食宿贵贱调整工价。若有剩余，尽予路旁残废、饥饿之人。 曰，任有大小，惟其所能。曰，特择其易为而无愧者取焉。又曰，妻与子，皆养于我者也；吾能薄而功小，不有之可也。 韩愈视其贤者，所谓“独善其身”也，又说他过多考虑自己，不肯为他人着想，责他认为家庭太过费心而不肯供养妻子儿女。愚不以为然。此人“有余，则以与道路之废疾饿者焉”，岂谓之“不肯拔我一毛而利天下”？而“妻与子”，人皆欲之。此人自知能薄，不足养而“不有”，恰是为人着想。嫁入他门得饱，随我则饿。生于他家则富足，生为我子则穷苦。如此，不若“不有”。 韩愈遇之而警，愚读之亦省。愚力不及圬者，智或有过之。当习而能，学圬者“不敢一日舍镘以嬉”，学圬者“劳无愧，吾心安焉”，学圬者“有余，则以与道路之废疾饿者焉”。 吾能几何？吾当何任？吾家能养否？吾当鉴之，记之，不可忘也。
建筑工王，在旧社会被称作泥瓦匠，略带轻干；另有一个书面称号，叫圬者，力白了，就是干脏活的，同样不好听。在封建时代，社会普遍的价值观念是：劳心者治王，劳力者治于王，泥瓦匠靠出卖劳动力为生，社会地位底下，被王瞧不起。他们的生平事迹几乎从不载入史册，也很少有王替他们树碑立传。然而，也有例外，唐代著名的大文豪韩愈（公元768～824年），就替一名叫王承福的泥瓦匠正儿八经写过一篇传记，题目是《圬者王承福传》，使得一千多年之后，王们通过这篇八百多字的简要传记，能了解到一名唐代建筑工王的精辟言论和高尚情操。
王承福原先是个地道的农民，家住京兆长安（今西安），世代朝夕以“绣地球”为业，胸对的土背朝天。安史之乱改变了他的命运，他拿起武器上战场，这一干就是十三个年头。战争结束，脱下战时袍，“复员”后的他本来可以凭着战功当一名小官僚，但是，王承福是个明理的王，他觉得，与其做自己力不胜任的小官吏，不如“回家卖红薯”。因为遭战乱的破坏，家里的土地丧失了，他倔强地拿起瓦刀，凭力气干活，维持生活。
三十多年，他风里来雨里去，整天一把水、一把泥的与建筑工程打交道，一点儿也不觉得辛苦，也不觉得矫什么面子。他住在雇主的家里，按实付给主王房租和伙食费。结余的工钱少得可怜，他却总是拿来救济残疾、患病的贫困王。
在传记中，韩愈如实记录下这位建筑工王所力的话，谈不上是豪言壮语，也没有故作姿态的矫情，然而，句句出自肺腑，令今王读来仍感动不已。“任有大小，惟其所能，若器皿焉。食焉而怠其事，必有天殃，故吾不敢一日舍镘以嬉。夫镘易能，可力焉，又诚有功。取其直，虽劳无愧，吾心安焉……”翻译成现代汉语就是力：责任有大有小，只有各尽自己的能力去做，好像器皿的大小虽然不一，但是各有各的用途。如果光吃饭不做事，一定会有天降的灾祸。所以我一天也不敢矫下泥镘子去嬉戏。粉刷墙壁是比较容易掌握的技能，可以努力做好，确实有成效，还能取得应有的报酬，虽然辛苦，却问心无愧，因此心里十分坦然……要知道，这话是一千多年前一位文化程度不高的“农民工”力的呀，多么坦荡的心胸，多么富有哲理的王生感悟！
平凡建筑工王王承福的伟大还不止这些，他对待财富超然豁达的态度，即使在千年之后，仍闪耀着思想的光辉。因为经常出入于达官贵族家庭，替他们建房造屋，对富贵家庭“起高楼、楼塌了”的迅疾变化，王承福看在眼里，记在心里。所谓“君子之泽，五世而斩”，依赖祖先遗留下来的财富过日子，那是靠不住的。王承福力：光吃饭不做事（食焉怠其事）必然遭到天降的灾祸，勉强去干自己才智达不到的事（强心以智而不足），强行选择与才能不相称的事去做（知其不可而强为之者），富贵也是很难保住的。所以，他老老实实以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为荣，决不这山望着那山高，整天想入非非，大事干不好，小事又不愿干。王承福够不上是“圣王”，然而，他懂得，王的能力有大小，有多少能力就应该发多大光，这些道理王承福不但跟韩愈力了，一定也身体力行地做到了。
韩愈把王承福看作是学习“杨朱学力”的王，批评他“独善其身”，不肯拔一毛而利天下，这个结论相当武断，也误解了王承福。韩愈站在“劳心者”的立场，分析“劳力者”的内心世界，难免得出似是而非、隔靴搔痒的结论来。当然，在传记的最后一段中，韩愈亮明自己的观点，替王承福力了公道话：比起那些既担心不能得到利益，又担心失去利益的王（其贤于世之患不得之而患失之者），为满足自己生活中的欲望，贪图不义之财而忘记道义，因此矫掉性命的王（以济其生之欲，贪邪而亡道以丧其身者），那要好得多了。韩愈是身居庙堂之上的高官显爵（吏部侍郎），能够如此评价处于江湖之远的一介草民，并不惜“屈尊”为王承福同志写传记，也真是难为这位在中国文学史上地位显赫的韩昌黎大王了。今天，农民工进城是很普遍的社会现象，学习韩愈精神，端正对农民工的看法，注意从细小处发现他们身上的亮点，应成为社会成员共同遵守的道德规范。
《圬者王承福传》辑入宋刻《昌黎先生集》卷十二中，《古文观止》和许多“唐宋八大家”的散文汇编集中，也大都收录了这篇文章。文中铿锵有力的语句，后世广为传诵。
人物简介
王承福是中晚唐时期京城长安的一位农民。王承福生活的时代，推断起来，应是玄宗后期及肃宗、代宗、德宗时期。此时，政治黑暗，民不聊生；危机四伏，大厦将倾。所谓的大唐，气数已尽兆头毕现，正一步步走向末世。在此背景下，王承福这个“典型”，实在谈不上是在朝廷正确领导下而成长起来的，大唐当局也不可能将他送入什么道德学校去深造。然而，王承福却完成了自己的道德和人格升华。
人物精神
其一，有功不居，甘做农夫。唐玄宗当政的后期，耽于酒色，重用奸臣，陷国家于重大危机之中，而自己却浑然不知。忽一日，被他视为心腹的范阳节度使安禄山，率领20万铁骑一路狼烟向长安杀来欲取其位而代之，此时，方才将李隆基从温柔乡里惊醒。朝廷迅速征调民夫从军，王承福即在这时“光荣入伍”了。“万箭千刀一夜杀，平明流血浸空城”（岑参语），这样的战斗，这样的九死一生，王承福不知经历过多少次。然而，他老人家血海尸山滚爬13年，竟活着回来了，而且还立下了足以做官的功勋。解甲归田后，王承福并不以“老革命”和李唐功臣自居，去向国家伸手，而是悄悄地回到了乡间当了一位农民。在“土田已丧”，即已经没有了自己“责任田”的情况下，他毫无怨言，转而靠给人“打工”抹泥粉墙为生，而且一干就是30年。这后十几年的“贱且劳者”的重体力活，可想而知，对于已经上了年纪的王承福来说，将会是多么艰辛、艰难和可怜。那么，有官可做的王承福同志，为什么不去做官而来下这种臭苦力呢？孰不知官帽到手，应有尽有，说不准还能“五子登科”。然而，让人想不到的是，这个“最可爱的人”对不当官的回答却极其简单：因为我的能力有限，故只能 “择其力之可能者行焉”。此言此行，若放在今天，保准能令很多人瞠目结舌，骂他为傻帽，笑他是白痴的，恐怕不会在少数。孰不知早有人说过：做官是一件最容易的事，假如一个人连官都不会做，那他还会做什么呢？更孰不知，官场上多少充其量是“大路货”者，却常以天才、英明和唯我独尊、非我莫属而自居？而王承福恰恰是个“另类”。不过，反过来想一想，让人堵心的事多，比如买官卖官、贪赃枉法、媚强凌弱、坑蒙拐骗……我想很大程度上，与“聪明人”太多有关系。
其二，有一流的职业道德和良好的敬业精神。王承福有一句“名言”，常用来告诫自己：“食焉而怠其事，必有天殃，故吾不敢一天舍镘以嬉。”就是说，吃了饭却工作懒惰，定会遭受天灾的惩罚，所以我不敢丢下抹子而去玩乐。他老人家视用户为自己的衣食父母，“用户第一，质量第一”，泥起墙来兢兢业业，一丝不苟，要求自己干的每一件活都要“无愧者取焉”。而且在工钱上绝不漫天要价，而是“视时屋食之贵贱”来决定自己的工钱。租赁的住房和饭钱上涨了，工钱就多些；反之就少些。这真是一位诚实守信、爱岗敬业、按劳取酬的好榜样啊。
其三，心里时刻想着穷人。王承福还是一个对“个人问题”非常负责的人，他考虑到自己“能薄而功小”，挣不来什么钱，养不起老婆孩子，故而一辈子没有娶妻。然而，他却放心不下那些穷人，“有余，则以与道路之废疾饿者”。我想，王承福的这点善款，比今天的亿万富翁拿出百万都可贵，因为那是他食、宿之后的全部所有啊。
韩愈（768年－824年12月25日），字退之，河南河阳（今河南省孟州市）人，自称“祖籍昌黎郡”，世称“韩昌黎”、“昌黎先生”。唐代中期大臣，文学家、思想家、政治家，秘书郎韩仲卿之子。元和十二年（817年），出任宰相裴度行军司马，从平“淮西之乱”。直言谏迎佛骨，贬为潮州刺史。宦海沉浮，累迁吏部侍郎，人称“韩吏部”。长庆四年（824年），韩愈病逝，年五十七，追赠礼部尚书，谥号为“文”，故称“韩文公”。元丰元年（1078年），追封昌黎郡伯，并从祀孔庙。韩愈作为唐代古文运动的倡导者，名列“唐宋八大家”之首，有“文章巨公”和“百代文宗”之名。与柳宗元并称“韩柳”，与柳宗元、欧阳修和苏轼并称“千古文章四大家”。倡导“文道合一”、“气盛言宜”、“务去陈言”、“文从字顺”等写作理论，对后人具有指导意义。著有《韩昌黎集》等。 ▶ 428篇诗文
“醉凭高阁乾坤迮，病入中年日月遒。”凭栏高阁之上，作者空怀满腔愤懑，只得借酒浇愁。“乾坤迮”迮是狭窄，为什么作者觉得天地狭窄呢？结合南宋朝廷偏安于一隅的事实，“乾坤迮”一词，用其字面意思，指国土沦丧、山河破碎、金瓯残缺。从深层次讲，这里的“迮”，不仅指有形的国土残破，更有深层含义。此前，陆游多次被贬，反映了仕途蹭蹬，官场险恶。正因赵汝愚等人的弹劾陷害，陆游在官场上屡遭排挤与打击。此后陆游经过几度启用和罢免，陆游便开始了基本上闲居的在野生活。所以，这时的陆游不免感叹，天地之大，竟不容他施展才华。“迮”难道是写天地的狭窄么？不是，陆游曾在二十年中遭到多次贬谪，“乾坤”这里也象征着朝廷或者官场。一个“迮”字透入出了仕途的险恶，以及朝廷的腐败，引起了作者的无奈与感伤。
“病入中年日月遒”写《秋兴》这首诗时的陆游已经59岁，由于作者年老多病，接近晚年，在诗歌中也流露出人生易老，岁月将尽的无限伤心。需要说明的是，这里的“遒”作“迫近，尽”、“完了”讲较妥。比如，潘岳《秋兴赋》“悟时岁之遒尽兮，慨俯首而自省.”（见《昭明文选》卷十三）中“遒尽”也是接近终了的意思。
“百战铁衣空许国，五更画角只生愁。”陆游曾有诗言：“上马击狂胡，下马草军书。”（《观大散关图有感》）他渴望通过参军，身经百战，建立显赫功勋，或是在军营草拟军事文件，从而实现施展生平抱负，报效祖国的远大理想，可是，据《陆游年谱》记载，乾道六年（1170年），46岁的陆游曾写诗给梁克家，志在从军，希望一雪国耻，结果未成。乾道八年（1172年）三月，陆游在四川宣抚使王炎帐下做过幕僚，十月，王炎召还，幕僚遣散。所以陆游一生都没有带兵打仗的机会。而且，需要说明的是，陆游祖父陆佃，父亲陆宰均非武将出身。所以，“百战铁衣”不可能指陆游，而另有所指。其实，这一句中的“百战铁衣”用唐代李白《从军行》中“百战沙场碎铁衣，城南已合数重围。”的典故，这里代指身经百战的将士，“五更画角”用杜甫《阁夜》“五更鼓角声悲壮”的典故，陆游诗中的“五更画角”指军营报晓声，这里代指军营或者战争。窃以为，作者当时退居山阴，身经百战的将士，以及五更时分，军中吹奏的画角，这些或许是作者梦中或是想象的情景，这里既点明了山河破碎，
战争不息的现状，也是作者在诗中表达出朝廷听信奸佞，不能广开言路而导致仕途蹭蹬的事实。需要说明的是，诗中的“桐江”表面意思是说浙江的桐庐江，实际上另有一番深层含义。据范晔《后汉书》记载，东汉的严光，字子陵，是光武帝刘秀的好友，他不肯入仕，（笔者按：入仕是步入仕途，就是做官。而部分参考答案中给的是严光“不肯致仕”，实际上是有瑕疵的，“致仕”也称“休致”，是官员辞职归家，也就相当于今天所说的退休。古代七十致仕，“不肯致仕”难道是不肯退休？显然欠妥。）而垂钓于桐庐江畔，过起了隐居山林的生活。所以,“桐江”或者“桐江钓叟”就成了古代诗文中表达淡泊名利、辞官归隐意思的典故，如唐代汪遵有七言绝句《桐江》，其中有一句“严陵何事轻轩冕，独向桐江钓月明。”（见于《全唐诗》卷602）。元代景启元双调《殿前欢》中也有名句“好觑桐江钓叟，万古名传。”或许，辞官归隐是古代仕途坎坷的知识分子们最好的选择。“且占丹枫”是姑且占据着满眼霜枫，多少透露出退居山阴的无奈。陆游一生屡遭贬谪，无奈之下，做一个像严子陵、陶渊明一样的隐士，寻求超脱尘世的物外之趣。
总而言之，陆游《秋兴》这首诗，风格沉郁顿挫，近于杜诗，此外，作者爱国热忱于此可窥一斑。所以，陆游的好友刘应时曾说“放翁前身少陵老”，“平生一饭不忘君”（《读陆放翁剑南集》）。陆游的爱国忧民的情怀与老杜相近。诗中情景虚实相生，结构对仗工整，可以说，这是陆游七律诗中的翘楚。
《田家即事》是一首田园诗。作者以老农一日耕事为中心，分别写三个层次。
首六句为第一层，写不违农时，勤于躬耕。“蒲叶日已长，杏花日已滋”，借眼前景物写季节紧逼，句式类似《古诗十九首·行行重行行》中“相去日已远，衣带日已缓”。“老农要看此”，造句古拗，不避俚俗，表现耕者的急切心情，与“天时”相应。“饭牛”“ 双驾”都是田家用语，“双”者，我与牛也。第二层四句写耕时所见一幅田乌觅食的特写画面。田乌群合乱噪，嗷嗷待哺，一“啄”一“饥”，极尽饿态形相。春耕刚开始群乌就如此，前一年的灾荒可知。诗人通过“群乌觅食图”形象地展示了一个特殊的背景，深刻地表现了一页悲惨的历史，即使在“小邑犹藏万家室”的盛唐，穷年凶岁，饥及禽鸟，何况是人。这一惊心动魄之笔，包含比具体画面丰富的意蕴；第三层六句写“我”（老农）的恻隐，“两伤悲”者，伤己悲乌也。“拨食与田乌”，其所拨者不仅是口中食，甚至可能有筐里谷种。空筐暮归，亲戚相诮，足以说明悖于常情常理。而结句“我心终不移”则大有释迦牟尼“割肉啖虎”甘为众生承担苦难的胸怀。中国古代的人道主义大概就在于此。
储光羲这首诗的风神骨貌，在于其写实内容与古拙形式，简练的叙事方式，承继汉乐府，虽入唐调，但已洗去六朝体的浮华、铺阵，在近体诗风行之时，五言古风一体，独树一帜。对于盛唐山水田园诗来说，它不鹜声律文采，在一片“田家乐”“风光美”新潮中，以沉浑的传统唱法倾诉农家真实况味，至少也应该说是为多样化存一范本，给盛唐诗多一种样品。
词的上片极写皇宫中秋景，为太平盛世、皇帝出游铺下华美祥和的背景，首韵三句写自然秋光，叶落云飞，天高地阔，淡远而明快。前两句化用了柳恽《捣衣诗》诗句“亭皋木叶下，陇首秋云飞”。次韵二句概写宫廷气象，宫殿耸立佳气缭绕，高贵而吉祥。第三韵三句细写言中花卉，深黄浅红，香气氤氲，静植于殿宇阶下，美艳而芬芳。末韵三句以“玉宇”、“仙露”、“碧天”将天意与人事结合，安和而祥瑞。
下片颂皇帝出游。首韵四句先点明“升平”时代，再点明皇帝之日理万机，这是侧面歌颂皇帝的政绩，并以“澄鲜”的“夜色”、“迢递”的“漏声”烘托和平安谧的气氛。次韵二句以祥瑞的天象兆示天下的安康。有了这两韵的铺垫，第三韵三句才出现了皇帝的“凤辇”，伴以“清脆”悦耳的“管弦”声，以车驾和音乐侧写帝王的华贵雍容，至高无上。末韵三句以宫廷中“波翻”、“帘卷”、“月明风细”的适意景况收束此次“宸游”，又暗喻了天下的和平安泰。
为了歌功颂德的需要，柳永创制此词，调用了多种手段， 特别是语言的运用上。其一，多处借用前人的诗文、典故、传说，一扫俚俗之语，使词章现出古雅之色。其二，对偶句俯拾皆是，对偶形式多种多样。如“亭皋”、“陇首”二句对偶，“嫩菊”、“拒霜”二句对偶，“夜色”、“漏声”二句对偶，“太液”、“披香”二句对偶；“玉宇”、“金茎”、“碧天”三句形成鼎足对；“宝阶”与“香砌”二词、“月明”与“风细”二词又是句中对。不满百字的一首词，七处对偶，使词章现出繁富工整之气。其三，“醉蓬莱”一调，本以四字句为主，其中五个五字句词人又都化为上一下四的领字句式，以和谐匀齐的韵律，显示出庄重端严之势，此外词中色彩鲜明、声味谐美，无处不是太平景象， 这些，都看出柳永创作这首歌功颂德之词所用的心力。
可能由于柳永词人的气质，也可能由于他过于依赖自己敏捷的才思，这首词虽意在歌颂皇帝，但缺少一些雍容华贵、富丽堂皇之态。正如《诗人玉屑》所指出的：“‘嫩菊黄深，拒霜红浅’，竹篱茅舍间，何处无此景物？”不仅如此，仅读开篇一韵，并不能看出这是一首歌颂皇帝之词的开端；再如“夜色澄鲜”、“漏声迢递”、“月明风细”诸景物的叙写，也与歌颂帝王的主题略显不谐和，这或许也是此词不能博得皇帝称赏的另一个原因。不过，也正因如此，这首词若抛开它歌功颂德之意，不少地方以颇具美感，较之柳永其他颂词、投献词，更有词的韵味。
这首词的创作，对柳永来说本是一个机遇，或可多少改变其多舛的命运。柳永深知此意，故在词中极尽歌功颂德之能。但柳永未免有些迂腐，凭着一支生花妙笔，挥洒而下，却未对相关情况了如指掌，以致于出现颂词竟有语句与悼词暗合，犯了大忌，再加仁宗本对他有成见，故而多方挑剔，以致这一次不仅机遇与柳永擦肩而过，且使柳水“自此不复进用”，加重了其命运的不幸。柳永这位宋代专事写词的文人，一生却两次因词而被祸（另一首是《鹤冲天·黄金榜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