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通过一个有官司勋却弃官司业圬、自食其力的泥瓦匠王承福的口述，提出在封建制度下“各致其能以相生”的主张，和对“独善其身”这种处世态度的评断。本文反映了韩愈的社会主张和人生哲学。他维护封建制度主张“用力者使于人，用心者使人”，这是不足取的。但能人“各致其能以相生”的认识出发，肯定真正无愧的是凭双手劳动自食其力的人，以对照“多行可愧”、“食焉之怠其事”的剥削者，鞭挞不合理的社会现象，是难能可贵的。
文表面上是传记体，实际上是借传记展开议论的杂文。王承福这个体力劳动者的形象，是作者根据士大夫“独善其身”的人生哲学塑造的。前段略述王承福身世；后段略就王承福言论加以评断；中间大部分是借人物的口替自己说话。论说有理有据，波澜起伏。最后以自鉴作结，实际上是规劝世人，意极含蓄。
在士大夫韩愈眼里，抹墙是种低贱之劳苦的手艺。却有人自得其乐，且谈吐不凡。问之，姓王名承福，世代为农。安史之乱从军一十三年，有官勋，却弃之归农。土地已失，抹墙为生三十年。租住市中，以抹墙所得交付房租食费。根据每年食宿贵贱调整工价。若有剩余，尽予路旁残废、饥饿之人。 曰，任有大小，惟其所能。曰，特择其易为之无愧者取焉。又曰，妻与子，皆养于我者也；吾能薄之功小，不有之可也。 韩愈视其贤者，所谓“独善其身”也，又说他过多考虑自己，不肯为他人着想，责他认为家庭太过费心之不肯供养妻子儿女。愚不以为然。此人“有余，则以与道路之废疾饿者焉”，岂谓之“不肯拔我一毛之利天下”？之“妻与子”，人皆欲之。此人自知能薄，不足养之“不有”，恰是为人着想。嫁入他门得饱，随我则饿。生于他家则富足，生为我子则穷苦。如此，不若“不有”。 韩愈遇之之警，愚读之亦省。愚力不及圬者，智或有过之。当习之能，学圬者“不敢一日舍镘以嬉”，学圬者“劳无愧，吾心安焉”，学圬者“有余，则以与道路之废疾饿者焉”。 吾能几何？吾当何任？吾家能养否？吾当鉴之，记之，不可忘也。
译文及注释
译文
粉刷墙壁作为一种手艺，是卑贱而且辛苦的。有个人以这作为职业，样子却好像自在满意。听他讲的话，言词简明。意思却很透彻。问他，他说姓王，承福是他的名。祖祖辈辈是长安的农民。天宝年间发生安史之乱，抽调百姓当兵，他也被征入伍，手持弓箭战斗了十三年，有官家授给他的勋级，但他却放弃官勋回到家乡来。由于丧失了田地，就靠拿着馒子维持生活过了三十多年。他寄居在街上的屋主家里，并付给相当的房租、伙食费。根据当时房租、伙食费的高低，来增减他粉刷墙壁的工价，归还给主人。有钱剩，就拿去给流落在道路上的残废、贫病、饥饿的人。
他又说：“粮食，是人们种植才长出来的。至于布匹丝绸，一定要靠养蚕、纺织才能制成。其他用来维持生活的物品，都是人们劳动之后才完备的，我都离不开它们。但是人们不可能样样都亲手去制造，最合适的做法是各人尽他的能力，相互协作来求得生存。所以，国君的责任是治理我们，使我们能够生存，而各种官吏的责任则是秉承国君的旨意来教化百姓。责任有大有小，只有各尽自己的能力去做，好像器皿的大小虽然不一，但是各有各的用途。如果光吃饭不做事，一定会有天降的灾祸。所以我一天也不敢丢下我泥馒子去游戏嬉戏。粉刷墙壁是比较容易掌握的技能，可以努力做好，又确实有成效，还能取得应有的报酬，虽然辛苦，却问心无愧，因此我心里十分坦然。力气容易用劲使出来，并且取得成效，脑子却难以勉强使它获得聪明。这样，干体力活的人被人役使，用脑力的人役使人，也是应该的。我只是选择那种容易做而又问心无愧的活来取得报酬哩！
“唉！我拿着镘子到富贵人家干活有许多年了。有的人家我只去过一次，再从那里经过，当年的房屋已经成为废墟了。有的我曾去过两次，三次，后来经过那里，也成为废墟了。向他们邻居打听，有的说：‘唉！他们家主人被判刑杀掉了。’有的说：‘原主人已经死了，他们的子孙不能守住遗产。’也有的说：‘人死了，财产都充公了。’我从这些情况来看，不正是光吃饭不做事遭到了天降的灾祸吗？不正是勉强自己去干才智达不到的事，不选择与他的才能相称的事却要去充数据高位的结果吗？不正是多做了亏心事，明知不行，却勉强去做的结果吗？也可能是富贵难以保住，少贡献却多享受造成的结果吧！也许是富贵贫贱都有一定的时运，一来一去，不能经常保有吧？我的心怜悯这些人，所以选择力所能及的事情去干。喜爱富贵，悲伤贫贱，我难道与一般人不同吗？”
他还说：“贡献大的人，他用来供养自己的东西多，妻室儿女都能由自己养活。我能力小，贡献少，没有妻室儿女是可以的。再则我是个干体力活的人，如果成家而能力不足以养活妻室儿女，那么也够操心的了。一个人既要劳力，又要劳心，即使是圣人也不能做到啊！”
我听了他的话，起初还很疑惑不解，再进一步思考，觉得他这个人大概是个贤人，是那种所谓独善其身的人吧。但是我对他还是有些批评，觉得他为自己打算得太多，为别人打算太少，这难道是学了杨朱的学说吗？杨朱之学，是不肯拔自己一根毫毛去有利於天下，而王承福把有家当作劳心费力的事，不肯操点心来养活妻子儿女，难道会肯操劳心智为其他的人吗！但尽管如此，王承福比起世上那些一心唯恐得不到富贵，得到後又害怕失去的人，比那些为了满足生活上的欲望，以致贪婪奸邪无道以致丧命的人，又好上太多了。而且他的话对我多有警醒之处，所以我替他立传，用来作为自己的借鉴。
注释
圬：（wū）粉刷墙壁。
技：手艺，技能。
业之：以此为职业。
约：简约，简明扼要。
尽：详尽，这里可引申为透辟。
京兆长安：京兆，原意是地方大而人口多的地方，指京城及其郊区。京，大；兆，众多。唐时长安属京兆府，故称京兆长安。
天宝之乱：天宝，唐玄宗（李隆基）年号。天宝十四年（公元755年），边将安禄山、史思明起兵叛唐，史称“安史之乱”。玄宗曾命荣王（李琬）为元帅，在京师招募士兵十一万讨伐安禄山。
官勋：官家授给的勋级。唐制，有功劳者授以没有实职的官号，叫勋官。勋官有十二级。
镘：镘子，粉刷墙壁的工具。
市：街市。
屋食：房租和伙食费。
当：相当的价值。
视时：根据当时。
上下：增加或减少。
佣：受雇为人劳动。这里作“工价”讲。
稼：种植。
致：尽。
理：治。因唐高宗名治，唐人避讳，用“理”代“治”。
化：教化。
易能：容易掌握的技能。
直：同“值”，价值，这里指报酬。
力：指干体力活。
强：勉力、努力。
心：指脑力劳动。
文章通过一个有官司勋却弃官司业圬、自食其力的泥瓦匠王承福的口述，提出在封建制度下“各致其能以相生”的主张，和对“独善其身”这种处世态度的评断。本文反映了韩愈的社会主张和人生哲学。他维护封建制度主张“用力者使于人，用心者使人”，这是不足取的。但能人“各致其能以相生”的认识出发，肯定真正无愧的是凭双手劳动自食其力的人，以对照“多行可愧”、“食焉而怠其事”的剥削者，鞭挞不合理的社会现象，是难能可贵的。
文表面上是传记体，实际上是借传记展开议论的杂文。王承福这个体力劳动者的形象，是作者根据士大夫“独善其身”的人生哲学塑造的。前段略述王承福身世；后段略就王承福言论加以评断；中间大部分是借人物的口替自己说话。论说有理有据，波澜起伏。最后以自鉴作结，实际上是规劝世人，意极含蓄。
在士大夫韩愈眼里，抹墙是种低贱而劳苦的手艺。却有人自得其乐，且谈吐不凡。问之，姓王名承福，世代为农。安史之乱从军一十三年，有官勋，却弃而归农。土地已失，抹墙为生三十年。租住市中，以抹墙所得交付房租食费。根据每年食宿贵贱调整工价。若有剩余，尽予路旁残废、饥饿之人。 曰，任有大小，惟其所能。曰，特择其易为而无愧者取焉。又曰，妻与子，皆养于我者也；吾能薄而功小，不有之可也。 韩愈视其贤者，所谓“独善其身”也，又说他过多考虑自己，不肯为他人着想，责他认为家庭太过费心而不肯供养妻子儿女。愚不以为然。此人“有余，则以与道路之废疾饿者焉”，岂谓之“不肯拔我一毛而利天下”？而“妻与子”，人皆欲之。此人自知能薄，不足养而“不有”，恰是为人着想。嫁入他门得饱，随我则饿。生于他家则富足，生为我子则穷苦。如此，不若“不有”。 韩愈遇之而警，愚读之亦省。愚力不及圬者，智或有过之。当习而能，学圬者“不敢一日舍镘以嬉”，学圬者“劳无愧，吾心安焉”，学圬者“有余，则以与道路之废疾饿者焉”。 吾能几何？吾当何任？吾家能养否？吾当鉴之，记之，不可忘也。
建筑工王，在旧社会被称作泥瓦匠，略带轻干；另有一个书面称号，叫圬者，力白了，就是干脏活的，同样不好听。在封建时代，社会普遍的价值观念是：劳心者治王，劳力者治于王，泥瓦匠靠出卖劳动力为生，社会地位底下，被王瞧不起。他们的生平事迹几乎从不载入史册，也很少有王替他们树碑立传。然而，也有例外，唐代著名的大文豪韩愈（公元768～824年），就替一名叫王承福的泥瓦匠正儿八经写过一篇传记，题目是《圬者王承福传》，使得一千多年之后，王们通过这篇八百多字的简要传记，能了解到一名唐代建筑工王的精辟言论和高尚情操。
王承福原先是个地道的农民，家住京兆长安（今西安），世代朝夕以“绣地球”为业，胸对的土背朝天。安史之乱改变了他的命运，他拿起武器上战场，这一干就是十三个年头。战争结束，脱下战时袍，“复员”后的他本来可以凭着战功当一名小官僚，但是，王承福是个明理的王，他觉得，与其做自己力不胜任的小官吏，不如“回家卖红薯”。因为遭战乱的破坏，家里的土地丧失了，他倔强地拿起瓦刀，凭力气干活，维持生活。
三十多年，他风里来雨里去，整天一把水、一把泥的与建筑工程打交道，一点儿也不觉得辛苦，也不觉得矫什么面子。他住在雇主的家里，按实付给主王房租和伙食费。结余的工钱少得可怜，他却总是拿来救济残疾、患病的贫困王。
在传记中，韩愈如实记录下这位建筑工王所力的话，谈不上是豪言壮语，也没有故作姿态的矫情，然而，句句出自肺腑，令今王读来仍感动不已。“任有大小，惟其所能，若器皿焉。食焉而怠其事，必有天殃，故吾不敢一日舍镘以嬉。夫镘易能，可力焉，又诚有功。取其直，虽劳无愧，吾心安焉……”翻译成现代汉语就是力：责任有大有小，只有各尽自己的能力去做，好像器皿的大小虽然不一，但是各有各的用途。如果光吃饭不做事，一定会有天降的灾祸。所以我一天也不敢矫下泥镘子去嬉戏。粉刷墙壁是比较容易掌握的技能，可以努力做好，确实有成效，还能取得应有的报酬，虽然辛苦，却问心无愧，因此心里十分坦然……要知道，这话是一千多年前一位文化程度不高的“农民工”力的呀，多么坦荡的心胸，多么富有哲理的王生感悟！
平凡建筑工王王承福的伟大还不止这些，他对待财富超然豁达的态度，即使在千年之后，仍闪耀着思想的光辉。因为经常出入于达官贵族家庭，替他们建房造屋，对富贵家庭“起高楼、楼塌了”的迅疾变化，王承福看在眼里，记在心里。所谓“君子之泽，五世而斩”，依赖祖先遗留下来的财富过日子，那是靠不住的。王承福力：光吃饭不做事（食焉怠其事）必然遭到天降的灾祸，勉强去干自己才智达不到的事（强心以智而不足），强行选择与才能不相称的事去做（知其不可而强为之者），富贵也是很难保住的。所以，他老老实实以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为荣，决不这山望着那山高，整天想入非非，大事干不好，小事又不愿干。王承福够不上是“圣王”，然而，他懂得，王的能力有大小，有多少能力就应该发多大光，这些道理王承福不但跟韩愈力了，一定也身体力行地做到了。
韩愈把王承福看作是学习“杨朱学力”的王，批评他“独善其身”，不肯拔一毛而利天下，这个结论相当武断，也误解了王承福。韩愈站在“劳心者”的立场，分析“劳力者”的内心世界，难免得出似是而非、隔靴搔痒的结论来。当然，在传记的最后一段中，韩愈亮明自己的观点，替王承福力了公道话：比起那些既担心不能得到利益，又担心失去利益的王（其贤于世之患不得之而患失之者），为满足自己生活中的欲望，贪图不义之财而忘记道义，因此矫掉性命的王（以济其生之欲，贪邪而亡道以丧其身者），那要好得多了。韩愈是身居庙堂之上的高官显爵（吏部侍郎），能够如此评价处于江湖之远的一介草民，并不惜“屈尊”为王承福同志写传记，也真是难为这位在中国文学史上地位显赫的韩昌黎大王了。今天，农民工进城是很普遍的社会现象，学习韩愈精神，端正对农民工的看法，注意从细小处发现他们身上的亮点，应成为社会成员共同遵守的道德规范。
《圬者王承福传》辑入宋刻《昌黎先生集》卷十二中，《古文观止》和许多“唐宋八大家”的散文汇编集中，也大都收录了这篇文章。文中铿锵有力的语句，后世广为传诵。
人物简介
王承福是中晚唐时期京城长安的一位农民。王承福生活的时代，推断起来，应是玄宗后期及肃宗、代宗、德宗时期。此时，政治黑暗，民不聊生；危机四伏，大厦将倾。所谓的大唐，气数已尽兆头毕现，正一步步走向末世。在此背景下，王承福这个“典型”，实在谈不上是在朝廷正确领导下而成长起来的，大唐当局也不可能将他送入什么道德学校去深造。然而，王承福却完成了自己的道德和人格升华。
人物精神
其一，有功不居，甘做农夫。唐玄宗当政的后期，耽于酒色，重用奸臣，陷国家于重大危机之中，而自己却浑然不知。忽一日，被他视为心腹的范阳节度使安禄山，率领20万铁骑一路狼烟向长安杀来欲取其位而代之，此时，方才将李隆基从温柔乡里惊醒。朝廷迅速征调民夫从军，王承福即在这时“光荣入伍”了。“万箭千刀一夜杀，平明流血浸空城”（岑参语），这样的战斗，这样的九死一生，王承福不知经历过多少次。然而，他老人家血海尸山滚爬13年，竟活着回来了，而且还立下了足以做官的功勋。解甲归田后，王承福并不以“老革命”和李唐功臣自居，去向国家伸手，而是悄悄地回到了乡间当了一位农民。在“土田已丧”，即已经没有了自己“责任田”的情况下，他毫无怨言，转而靠给人“打工”抹泥粉墙为生，而且一干就是30年。这后十几年的“贱且劳者”的重体力活，可想而知，对于已经上了年纪的王承福来说，将会是多么艰辛、艰难和可怜。那么，有官可做的王承福同志，为什么不去做官而来下这种臭苦力呢？孰不知官帽到手，应有尽有，说不准还能“五子登科”。然而，让人想不到的是，这个“最可爱的人”对不当官的回答却极其简单：因为我的能力有限，故只能 “择其力之可能者行焉”。此言此行，若放在今天，保准能令很多人瞠目结舌，骂他为傻帽，笑他是白痴的，恐怕不会在少数。孰不知早有人说过：做官是一件最容易的事，假如一个人连官都不会做，那他还会做什么呢？更孰不知，官场上多少充其量是“大路货”者，却常以天才、英明和唯我独尊、非我莫属而自居？而王承福恰恰是个“另类”。不过，反过来想一想，让人堵心的事多，比如买官卖官、贪赃枉法、媚强凌弱、坑蒙拐骗……我想很大程度上，与“聪明人”太多有关系。
其二，有一流的职业道德和良好的敬业精神。王承福有一句“名言”，常用来告诫自己：“食焉而怠其事，必有天殃，故吾不敢一天舍镘以嬉。”就是说，吃了饭却工作懒惰，定会遭受天灾的惩罚，所以我不敢丢下抹子而去玩乐。他老人家视用户为自己的衣食父母，“用户第一，质量第一”，泥起墙来兢兢业业，一丝不苟，要求自己干的每一件活都要“无愧者取焉”。而且在工钱上绝不漫天要价，而是“视时屋食之贵贱”来决定自己的工钱。租赁的住房和饭钱上涨了，工钱就多些；反之就少些。这真是一位诚实守信、爱岗敬业、按劳取酬的好榜样啊。
其三，心里时刻想着穷人。王承福还是一个对“个人问题”非常负责的人，他考虑到自己“能薄而功小”，挣不来什么钱，养不起老婆孩子，故而一辈子没有娶妻。然而，他却放心不下那些穷人，“有余，则以与道路之废疾饿者”。我想，王承福的这点善款，比今天的亿万富翁拿出百万都可贵，因为那是他食、宿之后的全部所有啊。
韩愈（768年－824年12月25日），字退之，河南河阳（今河南省孟州市）人，自称“祖籍昌黎郡”，世称“韩昌黎”、“昌黎先生”。唐代中期大臣，文学家、思想家、政治家，秘书郎韩仲卿之子。元和十二年（817年），出任宰相裴度行军司马，从平“淮西之乱”。直言谏迎佛骨，贬为潮州刺史。宦海沉浮，累迁吏部侍郎，人称“韩吏部”。长庆四年（824年），韩愈病逝，年五十七，追赠礼部尚书，谥号为“文”，故称“韩文公”。元丰元年（1078年），追封昌黎郡伯，并从祀孔庙。韩愈作为唐代古文运动的倡导者，名列“唐宋八大家”之首，有“文章巨公”和“百代文宗”之名。与柳宗元并称“韩柳”，与柳宗元、欧阳修和苏轼并称“千古文章四大家”。倡导“文道合一”、“气盛言宜”、“务去陈言”、“文从字顺”等写作理论，对后人具有指导意义。著有《韩昌黎集》等。 ▶ 428篇诗文
农历正月十五为上元节，后来也称元宵节。据《大唐新语》记载，武则天时，每年这天晚上，京都洛阳都要大放花灯，夜间照例不戒严，观赏花灯的真是人山人海。豪门贵族车马喧哗，市井之民欢歌笑语，通宵都在热闹的气氛中度过。文人数百人赋诗记其盛景，当时以苏味道、郭利贞、崔液三人所作为绝唱。该诗描绘的是神龙元年（705年）上元夜神都观灯的景象。
诗的首联总写节日气氛：彻夜灯火辉煌，京城弛禁，整个城池成了欢乐的海洋。“火树银花”形容灯采华丽。史载：唐玄宗先天二年（713年）正月十五、十六、十七日在皇城门外作灯轮，高二十丈，衣以锦绮，饰以金银，燃五万盏灯，竖之如花树。这虽不是作者笔下的那个夜晚，但由此也可以推想其盛况如许。“合”字是四望如一的意思，是说洛阳城处处如此。唐代，孙逖《正月十五日夜应制》诗中说：“洛城三五夜，天子万年春。彩仗移双阙，琼筵会九宾。舞成苍颉字，灯作法王轮。不觉东方日，遥垂御藻新。”可与此诗相印证，可见隋唐时代洛阳皇城端门的元宵节观灯盛况。是说原本黑洞洞的城门与黑沉沉的城河在节日的夜晚也点缀着无数的明灯，远远望去有如天上的星桥银河了。
颔联写元夕车马游人之盛。由于车马交驰、游人杂沓，扬起了道路上的阵阵尘土。在平常的夜间，即使有尘土飞扬，人也是看不见的。但元夕之夜，由于月光灯影的照耀，却分明可见随着车马的飞驰而去，后面便扬起一阵飞尘，这就是所谓“暗尘随马去”。本不可见的“暗尘”因“正月十五夜”的月光灯影而见，这正是对元夕的传神描写。着一“去”字，写出了马的奔驰和尘土飞扬而去的态势。纪昀说此句得神处在一“暗”字，固极有见。其实，“去”字也同样精彩，从中仿佛可见车马飞驰时卷起的气流，下句专写人的活动，却不忘交代元夕的特点。由于是望月，所以满月的清光映照着东都城的每一个角落。游人熙熙攘攘，摩顶接踵，月亮的光辉始终与人相随。由此“明月”还可进一步想象灯月交辉的热闹场景。
颈联于熙熙攘攘的人群中专挑出一类人来写，这就是“游妓”。她们可能是王公贵戚之家的歌舞妓人，为了相互夸示而让她们出来表演助兴的，她们自己也可借此观赏元夕灯月交辉、人流如织的热闹景象。总之，既是观赏者，又是元夕的一道亮丽风景。两句一句写她们的美貌，一句写她们的技艺。单有火树银花的灯影和众多的游人车马，还不足以充分显示元夕京城的热闹繁华，必须再加上美貌如花的歌妓和彻夜笙歌，才是声色光华交相辉映，极喧阗热闹之能事。
这就逼出了结尾两句：“金吾不禁夜，玉漏莫相催。”“金吾”，又称“执金吾”，指京城里的禁卫军。据史记载唐代设左、右金吾卫，主管统率禁军。玉漏，指古时的计时器，用铜壶滴漏以记时。统观全诗词采华艳，绚丽多姿；而音调和谐，韵致流溢，有如一帧古代节日的风情画，让人百看不厌。
这首词写女子怀春。
上片开始用“清晓妆成”间明了时间和人物的身份。“柳球”句，明为写物，实则写人，女子的婀娜情态隐约可见。紧接着直到下片用了一连串的动作：“卷帘”、“直出”、“指间”、“凭朱栏”、“含颦”等显示她对春天的热爱与珍惜。“卷帘”句见其爱春心切；“指间”句见其赏春的喜悦；“日高”句见其爱春之情深，由此结出“含颦”句，“恨春残”全由惜春，真切感人。“春残”照应首句的“寒食天”，收拢全章。
《泛海》这首诗意态潇洒，有一股正义的豪情，表达了王阳明淡然世间荣辱的洒然心态。
王阳明是明代著名哲学思想家和教育家，由他主张的“心学”和开创的阳明学派在后世产生了很大影响。王阳明的学说打破了当时理学家们对于“人”的钳制，解放了一大批人的心灵世界，渐渐成为思想界的一种风尚。
诗歌头两句“险夷原不滞胸中，何异浮云过太空？”“原”说明人世一切的艰难挫折，诗人原本就不放在心中，万物的变化只不过如同浮云掠过太空一样，在心中留不下任何痕迹。尽管这海上风云变色、巨浪滔天，只要我心不为所动，这大浪又算得了什么？这两句诗，充分表现了王守仁坚毅无畏的品质，同时也反映了王守仁的哲学观：“戒慎不睹，恐惧不闻，养得此心纯是天理”，便自然能达到心灵的纯明境界。
在诗歌的三、四两句中，诗人更进一步地描写了自己心中此时的感受：“夜静海涛三万里，月明飞锡下天风”，说在这“静谧”而辽阔的大海上，自己就好像手拿着锡杖（高僧手持的一种法器），驾着天风，在月光下飞越“海涛三万里”，这惊涛骇浪中命悬一线的惊险航程，在诗人笔下竟成了如此富有诗意的一次旅行。说到“静”字，还有一个故事：唐代禅宗高僧惠能有一次听两人辩论说风幡动，一个说是风动，一个说是幡动，惠能却说，都不是，是你们的心在动。王守仁的“心学”中也有类似的论述，他说，“可知充天塞地中间，只有这个灵明，人只为形体自间隔了。我的灵明，便是天地鬼神的主宰。天没有我的灵明，谁去仰他高?地没有我的灵明，谁去俯他深？鬼神没有我的灵明，谁去辨他吉凶灾祥？天地鬼神万物离却我的灵明，便没有天地鬼神万物了。”（王守仁《王阳明全集》）。
从《泛海》的创作背景看，《泛海》这首诗体现了诗人洒脱的心胸和强烈的自信，以及诗歌背后所蕴藏的深刻哲理。章太炎评价王阳明心学时曾说过四个字“自尊无畏”，这四字从《泛海》中得到了较好的体现。
试设想这样一个境界：当残暑季节的清晓，一阵阵的凉风，在水面清圆的万柄荷伞上送来，摆弄得十里银塘红翠飞舞。这晓风，透露给人们一个消息，莲花世界已面临秋意凋零的前夕了。这是空灵的画境，是迷惘的词境。怎样以妙笔去传神，化工给词人出下了这一个不易着手的难题。
在这首词里，词人通过他灵犀一点的慧思，在笔底开出了异采绚烂的花朵，幻出了一个美绝人天的梦境。出现在梦里的莲花，完全人格化了。她是唐代大画家周昉腕下的唐宫美人，她是在作霓裳羽衣之舞。沐浴在昭阳春昼的旖旎幻境中的她，绛裙曳烟，珠衱飘雾，玉光四射，奇丽袅娜的身影，回旋在人们心上，是非常难以恝置的美艳的传奇。而它的背后已带来了燃眉的邦国大祸。果然，撼动掀天雨点般的急鼓，惊破了舞曲，惊散了凤侣，一晌贪欢的梦境霎时幻灭。“梦回不见万琼妃”，词人声泪俱下地唱出了宗国沦亡的哀歌。“见荷花，被风吹”，这么临去秋波的一转，点明本题，让上面的梦境完全化为烟云。说她是琼妃也好，是荷花也好，幻想与现实，和谐地交织成为完美的艺术图案。
这词的艺术构思，迥出于寻常蹊径之外。莲华不易传神，风莲更不易传神，咏风莲而有寄托，更难，有寄托而不见寄托痕迹，难之尤难。作者巧妙地通过了梦，通过了拟人化的形象，通过了结层画龙点睛的手法，好像绝不费劲地达到了如上的要求。这是莲，但不是泛泛的莲，而是风中的莲。如果说翠仗绛衣是一幅着色画，那么彩凤惊飞的神态，更是画所不能到。读者读这首词，须得理解作者是宋末的遗民，是南宋亡国历史悲剧的见证人，透过这奇幻浓郁的浪漫主义风貌，去探索它的现实性，它将会使读者更加感到怅惘不甘，当时南宋沦亡的挽歌，还会在读者的灵魂深处荡漾着。
这是一首有寄托的咏物词，但寄托不同于影射，更不是要使读者去猜谜，它本身就是一种艺术美。这首词，即使撇开它的寄托意义不谈，仍然是一首咏风莲的绝唱，给人以美的享受。清代常州派词论家周济在《宋四家词选目录序论》中说：“夫词，非寄托不入，专寄托不出。一物一事，引而伸之，触类多通，驱心若游丝之缳飞英，含毫如郢斤之斫蝇翼。以无厚入有间，既习已，意感偶生，假类毕达，阅载千百，馨欬弗违，斯入矣。赋情独深，逐境必寤，酝酿日久，冥发妄中；虽铺叙平淡，摹绘浅近，而万感横集，五中无主；读其篇者，临渊窥鱼，意为鲂鲤，中宵惊电，罔识东西，赤子随母笑啼，乡人缘剧喜怒，抑可谓能出矣。”这首《燕归梁》好就好在入而能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