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词写女子春怨相思的情景。开篇二句写发、写面,虽明白但并不传神,是暗写侧描。三句“带恨眉儿”一语点破,不知何恨,不明白但却极传神,是抓住最具特点的细致景象进行正面描写,由一点入,见意更远。“攒”字是“带恨眉儿”的动作,用“远岫”喻之,不但妥切传神而且独具意蕴,“远岫攒”不可解,“眉儿攒”也不可解。此恨之深,此情之切,自可想见。后两句明白如话,直描其景,直问其情,虽问而不需答,“为谁”二字使前面不明朗的词旨一下子明朗起来,把何以成“恨”的不明白一下子明白开来。
这首词字字不及相思,但字字俱关相思,用形态写心情,用远山喻愁情,笔意清新,淡远幽长,画静而情活。正如况周颐《蕙风词话》中云:“以画家白描法形容一极贞静之思妇,绫罗之暖寒,非深闺弱质,工愁善感者,体会不到。”由此也可见李煜描摹形态、抒写情性的高妙水平。
这首诗语言平实清浅,却深刻揭示出苏轼初到黄州时复杂矛盾的心情。
诗以自嘲口吻开头,此前诗人一直官卑职微,只做过杭州通判,密州、徐州、湖州三州知州,到湖州仅两月便下御史台狱,年轻时的抱负均成泡影,只能说为口腹生计而奔忙。“老来”,诗人当时方四十五岁,这个年龄在古人已算不小了,苏轼作于密州的《江城子》词中便有“老夫聊发少年狂”之句。“事业转荒唐”指“乌台诗案”事,屈沉下僚尚可忍耐,无端的牢狱之灾更使他检点自己的人生态度,“荒唐”二字是对过去的自嘲与否定,却含有几分牢骚。面对逆境,苏轼以平静、旷达的态度对待之。
初到黄州,正月刚过,又寄居僧舍,却因黄州三面为长江环绕而想到可有鲜美的鱼吃,因黄州多竹而犹如闻到竹笋的香味,把视觉形象立即转化为味觉嗅觉形象,表现出诗人对未来生活的憧憬,紧扣“初到”题意,亦表露了诗人善于自得其乐、随缘自适的人生态度。苏轼这种“能从黄连中嚼出甜味来”的精神是最应令人钦敬的,这种豁达、乐观的精神,使他在黄州的五年政治上的低谷时期(政治上不可能有任何作为),却在创作上达到炉火纯青的境界,《前赤壁赋》、《后赤壁赋》、《念奴娇·赤壁怀古》等大批著名词篇均写于这一时期,苏轼成了古代文学家中身处逆境而大有作为的典范,苏轼“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鲁迅语)的高尚思想境界成为后人之表率。
后四句为作者自嘲,颈联写以祸为福的宽慰心态,用典自况。“为口”而至此,可以说是人生的大不幸了,诗人却以苦为乐,以祸为福,在扫兴的“员外置”前加了一个“不妨”,在倒霉的“水曹郎”前加了一个“例作”,安之若素,自我调侃。其心胸开阔,个性旷达便跃然纸上。尾联写无功受禄的愧怍,质朴自然。身为“员外”,却没能为国家出力办事,而又要白白花费国家的钱银,实在是惭愧。“压酒囊”就是工钱,虽然钱不多,可对于一个“无补丝毫事”的人来说,还要费这工资,确实惭愧。 在就表现了诗人的豁达和自得。
“诗穷而后工”,“只惭”句有几分无奈,但并不把它作为完全无所作为的理由,政治上不能有所作为,文学上却可以大有作为。黄州成了苏轼一生词与文章创作的顶点,也奠定了他在中国文坛的地位。这首诗一反古代诗人在遭受打击时鸣冤叫屈、叹老嗟卑的惯例,虽自嘲不幸,却又以超旷的胸襟对待,后世诗作唯有鲁迅的一首“运交华盖”与其相似。
诗歌前四句写朝廷君王更替、四海多难之际需要严武这样的旧臣。严武在玄宗朝曾任侍御史,肃宗朝曾任京兆少尹、御史中丞。不说朝廷而说中原,是赞扬严武为众望所归,表明他这次还朝,是大家所盼望的。
“与时安反侧,自昔有经纶。感激张天步,从容静塞尘。”这四句赞扬严武文韬武略满腹经纶,在平叛收京镇守一方等各方面均有杰出贡献。安禄山叛乱后,玄宗逃往成都,肃宗即位灵武(今宁夏回族自治区灵武县北)。严武也到灵武辅佐肃宗,搞好安定团结。后两句借用张天步,比喻国家的政治局势。这是说严武过去在中央工作,曾经激于忠愤,协助打开当时的局面,收复两京。塞上由于战争而扬起的沙尘,说严武镇守四川,又从容不迫地将和少数民族之间的纠纷平息下去了。
“南图回羽翮,北极捧星辰。漏鼓还思昼,宫莺罢啭春”,首句用典《庄子·逍遥游》上的寓言:大鹏飞到九万里的高度,背负青天,然后图谋迁移到南海去,用来比喻志向远大。这是赞美严武抱有大志,要将四川地区治理好,有如大鹏展翅,而今奉召回朝,又好比它回翅由南方飞返北方。“北极”一句,古人认为:它位于天体最高处,其它的星都拱卫着它。这是赞美严武一向忠心耿耿地为皇帝工作,这次内调中央,更加接近,和其他大臣一道犹如众星捧着北极星。“漏鼓”一句是设想严武上朝情景,待漏听鼓,直到天亮。“宫莺”一句,这是点明严武入朝已在夏天,宫莺都不歌唱了。鸟叫得好听叫啭。
“空留玉帐术,愁杀锦城人。阁道通丹地,江潭隐白苹。”事实上,“玉帐术”一句是典用一种迷信说法。这是说严武还朝后,虽然留下了玉帐术,足以“静塞尘”保护成都人民。突出严武在四川政绩,令百姓思念,最后写杜甫自己淹留四川心中惆怅,希望自己此生不要终老蜀地,争取再回朝廷做官,从多角度写赠别之意。诗的最后二句是全诗核心,也是杜甫最郑重的嘱咐——如果严武回朝担任辅弼要职,一定要克尽职守,不能临危惜身。
严武入朝既是杜甫的政治理想的一种延伸,也在客观上使杜甫又失去了经济依靠,此后二年诗人漂泊在梓州、阆州,直到唐代宗广德二年(764年),严武复回成都任东西川节度使,杜甫才又携家回成都。
这首诗的首联写刘评事虽暂时隐居,不久当复起用,而自己则事业无望;颔联写刘有谏草将由门下省采纳,尚待鹤书赴垄,诏请入朝;颈联写刘暂居莲峰之下,不久当入京师;尾联称美刘评事宠辱皆忘,欹枕读书,时惊蠹鱼从书中落下。这是一首应酬之作,用“君”与“我”相对,采用对偶的方式成文,诗中四句都是一些善颂善祷之语,并无深意,表达了诗人对仕途不顺的感叹。
首联即以对比手法写刘评事之居永乐是暂时闲休,但自己的闲居却不同于刘评事。刘评事只是一时退隐暂休,是将升迁的休闲,自己则全无本事和刘评事一样升迁,委婉曲折地写出自己难言之隐。
颔联是为刘评事不久即将升迁表示祝愿,两句实为倒装句。
颈联首句以望莲花峰可见写刘评事晋京之路已不远,以物寄意,显得生动突出,永乐地近潼关,莲花峰西峙,到莲花峰即与长安靠近,因而望莲花峰就可见晋京之路并不远,这也是劝慰祝愿之语;次句则为刘评事将来归京后这闲居之处将变得冷落空虚而惋惜。
尾联说自己已经完全忘却名利,每日惟有倚枕读书自乐,显然是自我排解之词。其心中难言之痛隐然见于言外。诗人在永乐闲居时始终不忘国事,急于用世之心理见于不少诗中,所以此篇诗之所谓忘名利,只能是强自排解之辞。
这首诗旨义甚明,在第二句。李商隐感叹“青云器业”之离已远去,“君”、“我”对举,刘乃“幽闲暂居”,我则“器业全疏”,相比照而寓心中感慨。三、四回应“暂居”。“封谏草”即“上封事”似刘评事暂离大理寺而将调谏职,如补阙拾遗之任,故下云“待鹤书”也。五、六“莲耸碧峰”、“水掖翠扇”,回应“幽闲”。七、八回到自身,照应“青云器业我全疏”:如今我惟日日与典籍图书为伴,枕落蠹鱼矣。七句写“忘名利”,是所谓“全疏”,此义山愤激之辞,而不是真忘其匡国之心、青云之志者。落句“惊”字妙,亦《赠田叟》之云“在野无贤心自惊”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