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诗是组诗中的第三首,全诗写景简洁精练,寥寥数语就生动地勾画出自然景象;抒情委婉含蓄,蕴含了作者孤独怨愤的心境;咏物与言志融为一体,表面咏物,实际是表达人生哲理。
“新茎未遍半犹枯,高架支离倒复扶”,写旅舍中的葡萄树经过人们的照顾后正待逢时生长之状。春夏之交,葡萄树上新的枝叶开始生长,但仍未完全复苏,尚有一半的茎条是干枯的。有人为其搭起了高高的架子,又将垂下的枝条扶上去。
后二句“若欲满盘堆马乳,莫辞添竹引龙须”,要在葡萄架子上多加竹条,扩大修缮,将葡萄的枝蔓引好。诗人希望种葡萄之人能对这株葡萄多加培育,让它结出丰硕的果实。
这首诗通过描绘葡萄生长之态,表达自己仕途困顿、渴望有人援引的心情。托物言志,咏物与言志融为一体,表面写葡萄,实际是表达自己谪后的希冀。
译文及注释
译文
葡萄新抽的芽尚未长全一半还如枯木,高高葡萄架子松散歪斜倒了又被扶起。
如果要想秋天餐盘中堆满美味的马乳葡萄,就不要推辞,应该增加竹杆扎牢架子牵引龙须。
注释
半犹枯:指老枝于新芽刚出时的状态。
支离:松散歪斜,指葡萄枝条杂乱的攀络状。
马乳:葡萄中的一个优良品种。
引:牵引,引导。
龙须:比喻葡萄卷曲的藤蔓。葡萄茎上会长出须状丝。
这首诗是组诗中的第三首,全诗写景简洁精练,寥寥数语就生动地勾画出自然景象;抒情委婉含蓄,蕴含了作者孤独怨愤的心境;咏物与言志融为一体,表面咏物,实际是表达人生哲理。
“新茎未遍半犹枯,高架支离倒复扶”,写旅舍中的葡萄树经过人们的照顾后正待逢时生长之状。春夏之交,葡萄树上新的枝叶开始生长,但仍未完全复苏,尚有一半的茎条是干枯的。有人为其搭起了高高的架子,又将垂下的枝条扶上去。
后二句“若欲满盘堆马乳,莫辞添竹引龙须”,要在葡萄架子上多加竹条,扩大修缮,将葡萄的枝蔓引好。诗人希望种葡萄之人能对这株葡萄多加培育,让它结出丰硕的果实。
这首诗通过描绘葡萄生长之态,表达自己仕途困顿、渴望有人援引的心情。托物言志,咏物与言志融为一体,表面写葡萄,实际是表达自己谪后的希冀。
此作者于公元803年(贞元十九年)十二月被贬阳山县,当时张署亦被贬至临武(今属湖南)。元和元年(公元806年),二人遇赦同赴江陵待命,这组诗当为此年五月所作。作者在旅舍中写下这组诗与张署共勉。本首诗是组诗中的最后一首
韩愈(768年-824年12月25日),字退之,河南河阳(今河南省孟州市)人,自称“祖籍昌黎郡”,世称“韩昌黎”、“昌黎先生”。唐代中期大臣,文学家、思想家、政治家,秘书郎韩仲卿之子。元和十二年(817年),出任宰相裴度行军司马,从平“淮西之乱”。直言谏迎佛骨,贬为潮州刺史。宦海沉浮,累迁吏部侍郎,人称“韩吏部”。长庆四年(824年),韩愈病逝,年五十七,追赠礼部尚书,谥号为“文”,故称“韩文公”。元丰元年(1078年),追封昌黎郡伯,并从祀孔庙。韩愈作为唐代古文运动的倡导者,名列“唐宋八大家”之首,有“文章巨公”和“百代文宗”之名。与柳宗元并称“韩柳”,与柳宗元、欧阳修和苏轼并称“千古文章四大家”。倡导“文道合一”、“气盛言宜”、“务去陈言”、“文从字顺”等写作理论,对后人具有指导意义。著有《韩昌黎集》等。 ▶ 428篇诗文
《传是楼记》是“记”的变体,名为“记”,实则为“论”,“传是楼”只不过是“论题”而已。
文章以阐明建楼藏书的意义为重点,先述藏书楼的兴建、藏书规模;然后说明楼名的由来;继而阐明传书的意义,指出主人不以“土田财货”、“金玉珍玩鼎彝尊斝、“园池台榭舞歌舆马之具”传子孙,唯以藏书相传,目的在于使后世继承先辈之志,不同流俗。作者指出藏书、守书、读书之难,而善读者“沿流以溯源”、“明体以适用”,确有所得最为重要。其后,恰如其分地点出楼主的人品,赞扬其得“读书之益”,以书传子孙,不同凡响。全文紧扣主题,层层深入,结构严谨自然,语言简练,中肯切要,不失“气体浩瀚,疏通畅达”之文风。
全文一共分为五段。
第一段用叙事的手法首先记叙了大藏书家徐健庵藏书之丰——建了七间楼房,造了七十二个橱子,经史子集若干万册,分类置放,井然有序。然后借徐健庵之口道出了读书的重要性:徐家先世,本来身家清白,靠读书应试起家;相形之下,有些做父祖辈的,或传之土地家产,或传之宝贵文物,或传之娱乐场所、娱乐工具,而他们的后代未必能世世代代富下去,未必珍爱这些宝物,未必能享受这些娱乐。有鉴于此,决定将这些书传给子孙们。“所传者唯是矣!遂名其楼为‘传是’”,这就是“传是楼”名之由来。至此,文章的论题已定。楼主人四处索要“楼记”类文章,“问记于琬”,于是,作者便展开了议论。
第二段提出中心论点并从反面进行论证。一开头就将文章从徐缓的平地推向了突兀的高峰:“甚矣,书之多厄也!”这句话内涵丰富,耐人寻味,是一个警句。紧扣“书之多厄”,作者援引汉朝以降,历代皇帝用官家的钱重金买书,名公贵卿用大量财物换书,或亲自动手或请人帮忙进行抄写誊录,然而不久就遭故散失这样一个历史事实,道出了“藏书之难”。这是一个衬垫。作者顺水推舟,提出了文章的中心论点:“藏书之难不若守之之难,守之之难不若读之之难,尤不若躬体而心得之之难”。紧接着,从反面进行论证:藏书不能守书,同不藏书没有什么两样,守住了而不能读,同守不住也没有什么两样,即使读了而如果嘴上说的是一套而实际行的又是另一套,心里想的和实际做的不一致,采了花而忘了果,那就是用记诵之学去骗骗众人而欺世盗名的人了,这同不读书也没有什么不同。这里的论据是理论论据,是从反面讲道理进行论证。
第三段从正面用史实论证。“古之善读者”是用“始乎博,终乎约”的读法,以“博之而非夸多斗靡也,约之而非保残安陋也”的态度,而最终达到“根柢于性命而穷极于事功。沿流以溯源,无不探也;明体以适用,无不达也”的境界的。作者特别强调了“尊所闻,行所知”,他说,不善于读书的人就不能如此。斩钉截铁般地确立了中心论点。
第四、五两段是落脚于现实,进行对比论证。第四段先摆徐健庵先生的现状:依靠书中得到的道理,上得天子器重,次被士大夫敬重与效法,借此为国家大业增添光彩,下又推而广之,用以训敕后辈,使他们跻身巍科取得高官厚禄,在当时被人一致称道,总之,“读书之益弘矣哉”,而且还要传之子孙。第五段再摆作者的现状。开头就是一个感叹句“若琬则无以与于此矣。”引出了汪琬之现状:平时愚笨无才,苦于有书而不能读,现在到了晚年,又只能蜷伏在穷山僻壤中,孤陋寡闻,(哪像你们一样神通广大?)过去学到的都已衰退了,本来没有资格来为这座楼做记。这与上一段徐健庵之现状形成了强烈的对比。通过对比,强化了楼主人的例证作用,从而证明了自己的中心论点。但也看得出,对楼主人的称颂中含有讽刺意味。汪琬学识渊博,主张写文章要明于词义,合乎经旨,但秉性狷介,与世不合,在任刑部郎中、户部主事等职后曾托病回乡。康熙十八年(公元1679年)举博学鸿词科后参加《明史》编纂工作,六十天中撰稿一百七十五篇;有争论,不屈服,又乞病归,可见害的是“思想病”。他既与世不合,也就不可能与徐健庵合(徐曾主修《明史》就是一个佐证)。所以,这里的讽刺意味自是不言而喻。既然与世不合,于是作者申明“不得已勉承先生之命,姑为一言复之”,至于“先生亦恕其老悖否耶”?也就管不了那么多了。
这篇文章的本意不在“记”而在“议”,所以叙之不求其详。在叙述了楼名之由来后,就以受托为由发表议论。这是全文的序论。经过一番铺垫便摆出了中心论点,接着紧扣中心论点展开论述:先从反面讲道理进行论证,再从正面摆史实进行论证,后用徐之现状与琬之现状对比进行论证。以上是全文的本论。结尾以“不得已勉承先生之命,姑为一言复之”一句谦语,回到开头的受托,作为全文的结论。
行文跌宕起伏,是此文的又一特色。开始是徐健庵“问记于琬”,“琬衰病不及为”,这就埋下了伏笔,在中国传统文章表现手法中这叫“抑”,欲扬先抑。果然,下面要发议论了,第一句就是“甚矣,书之多厄也。”一下子把文章推向了巅峰:书的重要性和书遇到灾难的严重性呈现十分不协调的境况。然而,正是这个不协调,引出了下面的中心论点。中心论点一出,下面是一大通论证。文章赞扬了“古之善读书者”,今天有没有呢?有,如楼主人徐先生;又似乎无,作者对楼主人的称道中实含有讥讽。他自己本不想写,但写了;写了又是“不得已”,又要请“先生亦恕其老悖”。真可谓峰回路转,花明柳暗。
全文语言感情充沛,婉转含蓄。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感叹句反问句的连用,使文章气势恢宏;一是对比中婉转的语气,不平之感、羡慕之态、讥讽之意尽在其中。这二者相辅相承,异曲同工,殊途同归,都是为了达到牢固树立中心论点这一目的。二、三、四段末尾的三个问句,用否定之否定的形式表达了肯定的意思,然而比直接肯定更有力,语气更强烈,很有些无可辩驳的意味。它们犹如排比段,大有滚滚向前锐不可挡之势。一些描述句,也是那样婉转含蓄,如“指书而欣然笑曰”表现出徐健庵得意洋洋的样子,他功成名就,藏书极富,还要延及子孙,让他们世世代代做官,真是前景无限美好啊。面对此状,汪琬只能“喟然太息”,敬佩之情羡慕之态随之流露出来。然而,也不乏讥讽意味。作者的性情脾气又决定了他不可能与世俗的读书人同流合污,于是,在一系列的自贬之后说道:“盖本不足以记斯楼”,讥讽之意呼之欲出。最后一句“先生亦恕其老悖否耶?”表面上是个是非问句,实际上只有一个意思:你既然让我作记,我又推脱不掉,就只有说了。要说就得说我的看法,不能为吹捧而歪曲了我的性格。现在说了这些道理,你同意则更好,不同意也就只能是那样了。但是如果直说,效果肯定不好。他们毕竟相互认识,还有过交往。于是,作者用了一个充满委婉语气的是非问句,为自己留了一条退路。
上片写想像之景,描写见阳将赴任之地的苍茫凄清之景。“愁绝行人天易暮”,人要走,留不住的尽是相思情,仿佛知道容若内心的凄苦,连上天都不忍再看,暮色深重,愁煞赶路人。“行向鹏鸪声里住”,“鹧鸪声里”一语双关,既指友人沿途之景,又用鹧鸪特殊的鸣叫声“行不得也哥哥”来表达挽留和思念。“渺渺洞庭波,木叶下、楚天何处?”既然清楚了友人要去的地方,但是自己无法相陪,这真是哀愁的一件事情。
下片接着写送别之情,依依惜别,不忍分离,可是离别总是要面对的,容若只得化悲痛为安慰,对自己说,朋友不过是远去,来日方长,总有见面的一天。“折残杨柳应无数,趁离亭笛声催度。”话虽如此,依然是舍不得离开,不知道送过了多少路程,不知道走过了多少亭子,就是舍不得说分手。但是天下无不散的宴席,自己送君千里终须一别,不能将朋友送到他要去的地方。折柳送别是古人的传统,而“折残”二字道尽了分离时的难舍难分。但是友人这一路上是否安全,他依然担心。正巧头顶上盘旋几只大雁,那就让大雁为自己护送友人,一路南下。词人巧设“征鸿”来陪伴友人南下,以解其路途的寂寞,亦隐隐表现出对友人的关怀。情感的真挚到最后陡然升起,友人之间的情谊无须再多说,彼此心意了然。
一般人描写送别,总是从眼下的依依惜别讲起,但容若另辟蹊径,直接描写旅途中的各种萧瑟意象,仿佛已经亲眼见剑一般。到了下片才拉回现实,说到当下正在长亭饯别,在笛声中送好友踏上征途。白己不能随好友例土,只有大边的儿只孤雁,陪伴好友向着一路向南。
这首题冷泉亭的绝句,是在“冷”字上做文章,发表心中的感慨。前两句赞扬泉的清澈,说清泉引起诗人们无边诗兴,写下了众多的诗句,但诗人们有谁能真正理解泉水本身的心意呢?冷暖只自知,固是从泉水的温度而言,更多的是发挥到世情的冷热上。后两句先说泉的热,即世情的热,以西湖上的歌舞繁华作代表,次以“在山时”的冷与出山的热作对比,表示惋惜。杭州西湖的繁华为东南首屈一指,王安石《杭州呈胜之》诗云:“彩舫笙箫吹落日,画楼灯烛映残霞。”柳永的《望海潮》词更是极力铺陈了杭州盛况,以致于金主亮见了有投鞭南下之志。
林稹在这里正是有感于当时富户官僚的穷奢极侈,借言泉的冷热,对“暖风吹得游人醉”的现象表示不满,表示担忧。同时,诗又通过冷泉在山与入湖的对比,揭示处世的准则,劝勉人们要慎始慎终、洁身自好。诗沿用杜甫《佳人》诗“在山泉水清,出山泉水浊”的意思,说冷泉一旦与西湖水同流合污,便失去了本来面目,再也无法恢复原来的清澄;同样,人一旦失足,也无法保持原来的令誉美名了。在题写山水名胜时,不忘警醒世人,把说理与写景结合,这是宋人绝句经常采用的手法。
元韦居安《梅诗话》对这首诗很赞赏。韦居安还引了临川陈藏一的一首绝句,认为与林诗成就仿佛。陈诗云:“岩里空寒玉有声,亭前渊静镜生明。从他流入香尘去,不碍源头彻底清。”同样题冷泉亭,陈诗的意旨理趣显然无法与林诗比肩。唐白居易有首《白云泉》诗云:“天平山上白云泉,云自无心水自闲。何必奔冲山下去,更添波浪向人间。”赞叹泉水在山时的悠闲,以出山之水喻世路坎坷,用意与林稹诗差不多。
此诗通过对乘船东行,河两岸上原野落花缤纷,随风飞舞等景物的描述,表达了诗人这次远行,非常轻松畅快,心旷神怡。
全诗写坐船行进于襄邑水路的情景。首句写两岸飞花,一望通红,把作者所坐的船都照红了。用“红”字形容“飞花”的颜色,这是“显色字”,诗中常用;但这里却用得很别致。花是“红”的,这是本色;船本不红,被花照“红”,这是染色。作者不说“飞花”红而说飞花“照船红”,于染色中见本色,则“两岸”与“船”,都被“红”光所笼罩。
次句也写了颜色:“榆堤”,是长满榆树的堤岸;“飞花两岸”,表明是春末夏初季节,两岸榆树,自然是一派新绿。只说“榆堤”而绿色已暗寓其中,这叫“隐色字”。与首句配合,红绿映衬,色彩何等明丽!次句的重点还在写“风”。“百里”是说路长,“半日”是说时短,在明丽的景色中行进的小“船”只用“半日”时间就把“百里榆堤”抛在后面,表明那“风”是顺风。作者只用七个字既表现了绿榆夹岸的美景,又从路长与时短的对比中突出地赞美了一路顺风,而船中人的喜悦心情,也洋溢于字里行间。
古人行船,最怕逆风。作者既遇顺风,便安心地“卧”在船上欣赏一路风光:看两岸,飞花、榆堤,不断后移;看天上的“云”,却并未随之而动。作者明知船行甚速,如果天上的“云”真的不动,那么在“卧看”之时就应像“榆堤”那样不断后移。于是,作者恍然大悟:原来天上的云和自己一样朝东方前进。
作者坐小船赶路,最关心的是风向、风速。这首小诗,通篇都贯串一个“风”字。全诗以“飞花”领起,一开头便写“风”。如果没有“风”,“花”就不会“飞”。次句出“风”字,写既是顺风,风速又大。三、四两句,通过仰卧看云表现闲适心情,妙在通过看云的感受在第二句描写的基础上进一步验证了既遇顺风、风速又大,而作者的闲适之情,也得到了进一步的表现。应该看到,三、四两句也写“风”,如果不是既遇顺风、风速又大,那么天上的云便不会与船同步前进,移动得如此迅疾。以“卧看满天云不动”的错觉反衬“云与我俱东”的实际,获得了出人意外的艺术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