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湘中酬张十一功曹》是唐代文学家韩愈的作品，载于《全唐诗》卷三百四十三。作者和张署遭贬后同时遇赦，诗中有遇赦北移的愉快心情，虽也有对新任职务（江陵府参军）的不满，但总的说来，喜多于悲，心中有一种劫后余生的感慨。
当初韩愈和张署二人同时遭贬，韩愈为阳山令，张署为临武令，都在极为边远荒蛮的边塞之地。前途的阴霾，环境的恶劣曾让二人壮志顿消，感慨于仕途的浮沉不定和自己的遭遇而黯然泣下。此时忽逢大赦，得以脱离偏远的蛮荒之所，于是诗人止住哭泣，“休垂绝徼千行泪”，和张署“共泛清湘一叶舟”，赶往江陵赴任。“今日岭猿兼越鸟，可怜同听不知愁。”猿啼鸟鸣本是哀音，是孤寂、愁苦的象征，诗人在这里却故写哀音而闻之不哀，反觉可爱，进一步将内心的喜悦表露出来。韩愈此为反话正说，令人觉得更有韵味。其用心不可谓不巧，其立意不可谓不绝。
全诗用湘江泛舟的乐趣来排解往昔的忧伤，用朋友情谊的温暖来慰藉当前的苦闷，用语奇崛，笔力遒劲，体现了中唐以后的绝句注重炼意的特点。
译文及注释
译文
不必再因贬官南方而垂泪千行了，今天不是乘一叶扁舟沿湘江北上了吗？
岭猿越鸟的鸣叫声，本来会使北人听了哀愁的，因为今日遇赦北归又和好友同行，似乎猿鸟声也变得可爱而使人忘掉忧愁了。
注释
绝徼：偏僻荒远之地，此指广东省和湖南省南部韩、张两人贬官之所。绝，一作“越”。
一叶舟：船如一叶，极言其小。
岭：五岭，具体说法不一，通常指大庾、骑田、都庞、萌渚、越城五岭。当时以岭南为蛮荒之地。
可怜：这里作可爱解。
《湘中酬张十一功曹》是唐代文学家韩愈的作品，载于《全唐诗》卷三百四十三。作者和张署遭贬后同时遇赦，诗中有遇赦北移的愉快心情，虽也有对新任职务（江陵府参军）的不满，但总的说来，喜多于悲，心中有一种劫后余生的感慨。
当初韩愈和张署二人同时遭贬，韩愈为阳山令，张署为临武令，都在极为边远荒蛮的边塞之地。前途的阴霾，环境的恶劣曾让二人壮志顿消，感慨于仕途的浮沉不定和自己的遭遇而黯然泣下。此时忽逢大赦，得以脱离偏远的蛮荒之所，于是诗人止住哭泣，“休垂绝徼千行泪”，和张署“共泛清湘一叶舟”，赶往江陵赴任。“今日岭猿兼越鸟，可怜同听不知愁。”猿啼鸟鸣本是哀音，是孤寂、愁苦的象征，诗人在这里却故写哀音而闻之不哀，反觉可爱，进一步将内心的喜悦表露出来。韩愈此为反话正说，令人觉得更有韵味。其用心不可谓不巧，其立意不可谓不绝。
全诗用湘江泛舟的乐趣来排解往昔的忧伤，用朋友情谊的温暖来慰藉当前的苦闷，用语奇崛，笔力遒劲，体现了中唐以后的绝句注重炼意的特点。
此诗作于公元805年（唐顺宗永贞元年、唐德宗贞元二十一年）。公元803年（唐德宗贞元十九年），韩愈、张署同为监察御史，同被贬官。公元805年（永贞元年、贞元二十一年）春，遇大赦同到郴州待命；同年秋，两人同被任命为江陵府参军。这首诗是韩愈、张署同赴江陵途中所作的。
韩愈（768年－824年12月25日），字退之，河南河阳（今河南省孟州市）人，自称“祖籍昌黎郡”，世称“韩昌黎”、“昌黎先生”。唐代中期大臣，文学家、思想家、政治家，秘书郎韩仲卿之子。元和十二年（817年），出任宰相裴度行军司马，从平“淮西之乱”。直言谏迎佛骨，贬为潮州刺史。宦海沉浮，累迁吏部侍郎，人称“韩吏部”。长庆四年（824年），韩愈病逝，年五十七，追赠礼部尚书，谥号为“文”，故称“韩文公”。元丰元年（1078年），追封昌黎郡伯，并从祀孔庙。韩愈作为唐代古文运动的倡导者，名列“唐宋八大家”之首，有“文章巨公”和“百代文宗”之名。与柳宗元并称“韩柳”，与柳宗元、欧阳修和苏轼并称“千古文章四大家”。倡导“文道合一”、“气盛言宜”、“务去陈言”、“文从字顺”等写作理论，对后人具有指导意义。著有《韩昌黎集》等。 ▶ 428篇诗文
这篇铭文首先对剑阁的地理形势加以介绍，描写了它“穷地之险，投路之峻”的险要之势；接着引发出作者的告谕，这种告诫并不在于对蜀人恃险好乱的规劝，而在于希望统治者从中悟出“兴实在德，险亦难持”的真理，它不仅是对那些“凭阻作昏”的割据势力的警示，也是对朝廷的劝诚。
文章采用整饬谐畅的四言韵语，四十六句分作四段，逐段换韵，笔姿纵横，愈转愈深。
首段极状梁山的地形地势。作者以梁山为辐射点，作全方位的观照：先以铺张扬厉的赋笔铺写梁山远连荆山、衡山，近接岷山、蟠冢山，南通邛焚之地，北达衡斜栈道，为四通八达的战略要地；继而将梁山与彭门、碣石、嵩山、华山反复对照，夸饰其高峻之状。
二段承接上文，进而点出剑阁为镇守蜀Jll的门户。“壁立千仞”四字形象鲜明，剑阁拔地而起，陡峭如壁，千仞高耸的雄姿跃然纸上。接着宕开一笔，顾望历史，以蜀汉闭剑阁拒魏，魏钟会攻剑阁克蜀的事例，着重总结剑阁在治世与乱世的不同作用：“世浊则逆，道清斯顺。”这就为下文申足三重诫言奠定了基础。
三段化用西汉初年田肯庆贺刘邦智擒韩信的历史典故，指出秦、齐之所以成就霸业，并吞诸侯，实得山河险固之地利，进而强调剑阁之险隘尤过秦、齐——“一人荷戟，万夫趑趄”，从而提出此文的第一重诫言：警告中央政权的执政者，务必注意“形胜之地，匪亲勿居”。此言脱胎于田肯”非亲子弟，莫可使王齐矣”，而语言更加精粹警策，足见张载锻铸语言之工。晋武帝鉴于曹魏政权单行郡县制而早亡，大肆分封诸子，指望屏藩天下，拱卫中央，针对当时分封制与郡县制并行的现实，张载忠告执政者选择亲信亲近之人镇守巴蜀，还是有见地的。李白《蜀道难》吟道：“剑阁峥嵘而崔嵬，一夫当关，万夫莫开。所守或匪亲，化为狼与豺。”即此二句。
四段继续借古讽今，以吴起谏魏武侯之言，说明国家之兴衰存亡，归根到底取决于修政仁德，从而提炼出比上文更为深刻精警的第二重诫言：“兴实在德，险亦难恃。”最后借助东汉初年公孙述与三国时刘禅败亡的实例，警告梁、益地方政权的当权者，勿蹈割据自灭的覆辙，发出“凭阻作昏，鲜不败绩”的第三重诫言。
此铭意深文省，语温词润，兼具概括性和典丽性。全文围绕三重诫言布局谋篇，行文有高屋建瓴之势，语言有精警隽永之味。
此诗写出了夔州妇女的勤劳困苦，表现了诗人对她们不幸遭遇的深切同情，结句答问，正是深意所在。诗中通过对夔州一带重男轻女风俗的描写，表达了作者对劳动妇女的深切关怀和同情，也是杜甫一贯的忧国忧民思想的具体反映。
开头四句并非着意写夔州的生活习俗，而是提出了一个重大的历史性的社会问题。《后汉书·周举传》指出当时的社会弊病是： “内积怨女，外有旷夫。”这在安史之乱以后的唐朝社会同样存在。女子“上头”后一般至十六、七岁即出嫁，而夔州女已经头发半自，四五十岁了，仍然是找不到丈夫的老处女，原因是她们遭逢丧乱，男丁减员，女子嫁不出。夔州处女被安史之乱葬送了青春年华，所以抱恨终生，令人叹息。“堪咨嗟”，一作“长咨嗟”，用“堪”字是表现作者对夔州处女命运的哀怜和悲叹，而用“长”字则是夔州处女的自怨自悒。
此诗的第二个层次，即“土风”以下二句，着重写男尊女卑、男逸女劳的当地风俗。女子同时肩负着男人和女人的两种义务，承受着心理和体力的双重折磨，却处在男人的附属地位上。
“十有”以下八句是对夔州妇女日常生活的具体描写，也可以说是诗的第三个层次。这一层写得很有特色，八句之中两两交叉，分别写夔州女的劳动和妆束。她们十之八九要砍柴、卖柴，换的钱来养家糊口。女子既要维持家计，又要应付官府摊派，生活的重担全部压在老处女的肩上。接下去两句写她们的服饰，颇有画龙点睛之妙。杜甫写的是老处女，所以她们把头发挽成垂颈的双鬟。因为是处女，她们爱美的心思尚未泯灭，尽管头发已经半白了，上面却插着银钗和野花山叶等饰物。这些还只是作为铺垫，目的是写夔州处女的操劳之苦。滚西一带的集市在高处，她们背着柴草拼力爬高到市集上出卖。对于“死生射利兼盐井”句，意思是背盐只赚得蝇头微利，是贩私盐，是偷偷摸摸地贩卖私盐，这样“死生射利”四字才有着落。夔州女除了负薪，还得背盐。在唐代盐铁由国家专卖，贩私盐不允许，但可以多赚一点钱。她们冒着生命危险去贩卖一点私盐，并不是像大商人那样为了屯积居奇。杜甫把史书中的“乘时射利”和“豪贾射利”改为“死生射利”，正是为了说明背盐女子像获取猎物一样冒险挣钱。 “死生”二字是定性的， “射利”二字是绘形的。正因为负薪女挣扎在饥寒和死亡线上，所以她们备感生活的艰辛，挥泪度日。这是一幅多么令人心酸的图画。
最后二句是反诘语，用以照应全篇，意谓夔州处女老大嫁不出去，并不是因为她们长得粗丑，美貌动人的王昭君的故乡不就是在这一带吗？这里的“巫山”与宋玉《高唐赋》的巫山神女无直接关系，当指地名而言，但其中也包含着此地自古出美人的意思，从而增强了全诗的讥刺意味。
此七言古诗，在现存杜诗中系一首颇为别致、耐人寻味的风土诗。诗以贫苦的劳动妇女为题材，其描绘当时夔州一带的农村妇女，乃具有典型之意义。杜甫对此不仅寄以深厚的同情，且在最后“若道巫山”二句中，尤针对封建统治者诬蔑劳动妇女为“鹿丑”的不实之词，理正词严地予以驳斥。此在全部古典诗歌史上乃是鲜见的。诗写土风，文字质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