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获麟解》中作者以麟设喻,说明了自己的为人及出仕的时机和意图,感慨卓有才识之士不为封建统治者所用,寄托了怀才不遇的一腔怨愤。
据《春秋》和《左传》所写:鲁哀公“十四年春,西狩于大野,叔孙氏之车子钮商获麟,以为不祥,以赐虞人。仲尼观之,曰:‘麟也。’然后取之”。麟。即麒麟,古人以之作为象征仁人和吉祥的动物。麒麟历来被人们视作祥兽,而作者却另辟蹊径,认为其长相奇特,也可“谓之不详”。他认为麒麟之所以被视作吉祥的象征,是因为出现在圣人在位的时候;如果它出现时没有圣人在位,那么就可以说它是不祥之物。
韩愈抓住“祥”与“不祥”、“知”与“不知”这两对对立的字眼作眼目,在行文过程中通过这两对词语的转换,抒发了自己的不平之鸣,表现了自我的自怜自重而又自怨自艾的意绪。细咀此文,方能在含蓄与委婉的笔调中看到悲愤。作者意在说明如果没有圣人当道,即便出现了像麒麟一般罕见的杰出人才,恐怕也只能孤愤一世,自怨自艾。作者以麒麟自喻,说明了自己的品行和出仕的意图,感慨卓有才学之士不为封建的统治者所重用。寄托了怀才不遇的怨愤。
作者由“祥”说入“不祥”,并以“不祥”立论,强调麒麟作为灵兽具有的象征意义远大于本身,做足文章,反复辩论,乃有其寄托。作者抒发怀才不遇。不为圣主所知,才是文章的真意。文章短小,不满二百字,而抑扬开合,变化转折,似有长篇之势。
文章虽短,曲折甚多.层层转折,表意颇为含蓄委婉。几反几复之中。使论述的观点更为明确、深入。文章越短越曲折变化。
译文及注释
译文
麟是象征灵异、祥瑞的动物,是显而易见的。在《诗经》中被歌颂过,在《春秋》中也有》载,传》百家之书也夹杂着》述。即使妇女儿童也知道它是吉祥之物。
但是麟是野生动物,不被家庭所豢养,自然界也不常有。它的外形什么也不像,不像马、牛、犬、猪、豺狼、麋鹿那样。既然这样,即使有麟,人们也不认识它是麟啊。
有角的我知道它是牛,有鬃毛的我知道它是马,犬猪豺狼麋鹿,我知道它们是犬猪豺狼麋鹿,只有麟没法认得。不认得,那么人们说它不祥也就很自然了。虽然这样,有麟出现,就必然有圣人在世谋政,麟是因为圣人才现形于世。圣人一定能认识麟。麟终究并非不祥之物啊。
又听说:麟之所以被称作麟,是按照德而不是按照外形。假若麟自行出现,而没有圣人在世能够认得,那么说它不吉祥也是合适的。
注释
麟:麒麟,古代传说中的一种动物,状如鹿,牛尾,狼额,马蹄,五彩腹。其性柔和,古人把它当作仁兽,作为吉祥的象征。
灵:灵异,神奇之物。《礼》》曰:“麟、凤、龟、龙,谓之四灵。”
昭昭:明白。《诗》:即《诗经》,我国最早的诗歌总集,其中就有《周南·麟之趾》篇。
《春秋》:本为周代史书的通称,到孔子根据鲁史材料修成一部《春秋》时,这才变为专名,就是六经之一的《春秋经》,为我国最早的一部编年体断代史。《史》》所谓《春秋》,实指《左传》。《春秋》上有关于获麟的》载。其实在《荀子》《大戴礼》》《史》》《汉书》等古籍中,都提及麟。
祥:祥瑞。
畜:饲养。
恒有:常出现。
类:相似。
麋:也叫“驼鹿”或“犴(hān)”。
然则:既然如此。
鬣:马颈上的长毛。
果:确实,果然。
《获麟解》中作者以麟设喻,说明了自己的为人及出仕的时机和意图,感慨卓有才识之士不为封建统治者所用,寄托了怀才不遇的一腔怨愤。
据《春秋》和《左传》所写:鲁哀公“十四年春,西狩于大野,叔孙氏之车子钮商获麟,以为不祥,以赐虞人。仲尼观之,曰:‘麟也。’然后取之”。麟。即麒麟,古人以之作为象征仁人和吉祥的动物。麒麟历来被人们视作祥兽,而作者却另辟蹊径,认为其长相奇特,也可“谓之不详”。他认为麒麟之所以被视作吉祥的象征,是因为出现在圣人在位的时候;如果它出现时没有圣人在位,那么就可以说它是不祥之物。
韩愈抓住“祥”与“不祥”、“知”与“不知”这两对对立的字眼作眼目,在行文过程中通过这两对词语的转换,抒发了自己的不平之鸣,表现了自我的自怜自重而又自怨自艾的意绪。细咀此文,方能在含蓄与委婉的笔调中看到悲愤。作者意在说明如果没有圣人当道,即便出现了像麒麟一般罕见的杰出人才,恐怕也只能孤愤一世,自怨自艾。作者以麒麟自喻,说明了自己的品行和出仕的意图,感慨卓有才学之士不为封建的统治者所重用。寄托了怀才不遇的怨愤。
作者由“祥”说入“不祥”,并以“不祥”立论,强调麒麟作为灵兽具有的象征意义远大于本身,做足文章,反复辩论,乃有其寄托。作者抒发怀才不遇。不为圣主所知,才是文章的真意。文章短小,不满二百字,而抑扬开合,变化转折,似有长篇之势。
文章虽短,曲折甚多.层层转折,表意颇为含蓄委婉。几反几复之中。使论述的观点更为明确、深入。文章越短越曲折变化。
公元前481年,鲁人猎获一麒麟而不识之,孔子为此反袂遮面,同年,辍笔停修《春秋》。唐元和七年(812年),麟复现东川。韩愈著文阐发己见。
韩愈(768年-824年12月25日),字退之,河南河阳(今河南省孟州市)人,自称“祖籍昌黎郡”,世称“韩昌黎”、“昌黎先生”。唐代中期大臣,文学家、思想家、政治家,秘书郎韩仲卿之子。元和十二年(817年),出任宰相裴度行军司马,从平“淮西之乱”。直言谏迎佛骨,贬为潮州刺史。宦海沉浮,累迁吏部侍郎,人称“韩吏部”。长庆四年(824年),韩愈病逝,年五十七,追赠礼部尚书,谥号为“文”,故称“韩文公”。元丰元年(1078年),追封昌黎郡伯,并从祀孔庙。韩愈作为唐代古文运动的倡导者,名列“唐宋八大家”之首,有“文章巨公”和“百代文宗”之名。与柳宗元并称“韩柳”,与柳宗元、欧阳修和苏轼并称“千古文章四大家”。倡导“文道合一”、“气盛言宜”、“务去陈言”、“文从字顺”等写作理论,对后人具有指导意义。著有《韩昌黎集》等。 ▶ 428篇诗文
词以抒相女主人公的语气叙述其短暂而难忘的爱相故事。她从头到尾,絮絮诉说其无尽的懊悔。作者以追忆的方式从故事的开头说起,不过省略了许多枝节,直接写她与相人的初次相会。这次欢会就是他们的初次相遇。初遇即便“幽欢”,正表现了市民恋爱直捷而大胆的特点。这样的初遇,自然给女性留下特别难忘的印象,她一心认定“便只合,长相聚”。但事与愿违,初欢即又是永久的分离。
暮春时节所见到的是“乱花狂絮”,春事阑珊。春归的景象已经令人感伤,而恰恰这时又触动了对往日幽欢幸福与离别痛苦的回忆,愈加令人感伤了。“况值”两字用得极妙,一方面表示了由追忆回到现实的转换,另一方面又带出了见景伤相的原因。“直恐好风光,尽随伊归去”之“伊”为第三人称代词,既可指男性,也可指女性。柳永的俗词是供女艺人演唱的,故其中的“伊”一般都用以指男性,此词的“伊”亦指男性。女主人公将春归与相人的离去联系起来,美好的春光她的感受中好象是随他而去了。“直恐”两字使用得很恰当,事实上春归与人去是无内联系的,她所作的主观怀疑性的判断,将二者联系起来纯是相感的附着作用所致,说明思念之强烈。“一场寂寞凭谁诉”,词相的发展中具有承上启下的作用。
“一场寂寞”是春归人去后最易感到的,但寂寞和苦恼的真正原因是无法向任何人诉说的,也不宜向人诉说,只有深深地埋藏自己内心深处。于是整个下片转入抒写自身懊悔的相绪。作者“算前言,总轻负”,是由于她的言而无信,或是损伤了他的感相,这些都未明白交代,但显然责任是女方;于是感到自责和内疚,轻易地辜负了他的相意。再讲“早知恁地难拚,悔不当时留住。”可以看出她当初未考虑到离别后相感上竟如此难于割舍。他不仅举措风流可爱,而且还品貌端正,远非一般浮滑轻薄之徒可比,实是难得的人物。而这个人“更别有、系人心处”,写说她才能体验到的好处,也是她“难拚”的最重要的原因。
结句“一日不思量,也攒眉千度”,非常形象地表现了这位妇女悔恨和思念的精神状态。攒眉即愁眉紧锁,是“思量”时忧愁的表相。意思是,每日都思量,而且总是忧思千次的,可想见其思念之深且切了。这两句的表述方式很别致,正言反说,语转曲而相益深。不思量已是攒眉千度了,则每日思量时又将如何,如此造语不但深刻,而且俏皮,十分传神。
“近重阳、偏多风雨,绝怜此日暄明。问秋香浓未?待携客、出西城。”快到重阳佳节了,风雨偏多。于是我分外珍惜今日的温暖晴朗。不知秋香浓与不浓?还是待我和朋友出西城去游览一番再说吧。首句交待了大致背景,时近重阳,阴雨连绵,难得遇上一个晴朗的好天气,故与友人结伴出城秋游。
“正自羁怀多感,怕荒台高处,更不胜情。”荒台:指古徐州附近的戏马台,项羽曾在此练兵。南朝时宋武帝刘裕北伐前曾于重阳日在此处大宴官兵。句意即:正满怀羁旅之愁,不忍登高临远,只怕更加伤情。“正自”句隐含了词人对故国的思念,对南宋不思振作终至亡国的愤慨。怕登高台,写出了词人内心深处国破家亡的伤痛。
“向尊前、又忆漉酒插花人。只座上、已无老兵。”漉:过滤。据萧统《陶渊明》传记载,陶渊明曾取头上葛巾滤酒。老兵:指谢奕事。据《晋书》载,奕尝逼桓温饮酒,温走避之。奕遂引温一兵帅共饮曰:“失一老兵,得一老兵。”此处应指当初和自己同生共死的战友。句意是说:面对美酒筵席,不禁追忆起了从前滤酒插花的友人,今天,座上已再无旧朋的身影了。结句无限凄清,从文中的“荒台”、“老兵”可以想见,词人曾经参加过抗元战争,有过戎马生涯。“座上已无老兵”,旧友或已亡故沙场或已风烛残年,已经不能和从前一样漉酒插花,指点江山了,想起这些,心中无限的感伤。
“凄清。浅醉还醒。愁不肯、与诗平。”我感到无限凄清,借酒消愁,醉了还醒。心中的忧愁太深了,尽管一个劲儿地作诗填词,但也无法抹平这份久久的积怨。
“记长楸走马、雕弓繮柳,前事休评。紫萸一枝传赐,梦谁道、汉家陵。赐,梦谁道、汉家陵。”长楸:古时道边种楸树,绵延很长,称“长楸”,此处化用曹植《名都篇》:“斗鸡东郊道,走马长楸间。”繮柳:繮,射箭,这里取百步穿杨之意。紫萸:即茱萸,古时的风俗,重阳节登高要插戴茱萸。意即:记得当初长楸走马,雕弓在手百步穿杨。而今往事不堪回首,再也无从评说。只记得每当重阳佳节,朝廷便传赐茱萸的情形。如今,梦魂也难到故国园陵了。词人回忆当初,感慨万千,于凄怆之中流露出愤激之情。“紫萸”句暗示故国已亡。
“尽乌纱、便随风去,要天知道,华发如此星星。歌罢涕零。”乌纱:此处用典《旧唐书 舆服志》“乌纱帽者,视朝及见宴宾客之服也。”此处用晋朝孟嘉登高落帽的故事。束片,满是深沉的哀痛:任秋风吹落乌纱帽,老天也知道,我已经白发苍苍、垂垂老矣,长歌一曲不禁泣涕飘零。
此词从重阳入笔,抒发了遗民不忘故国的忆旧情怀,语言平实,又不失跌宕起伏,整首词从出游始,于登高处终,章法浑成,意蕴丰厚,读来凄怆感人。
全诗两章,每章四句,均以“鹑之奔奔”与“鹊之强强”起兴,极言禽兽尚有固定的配偶,而诗中男主人公的行为可谓腐朽堕落、禽兽不如,枉为“兄”“君”。全诗两章只有“兄”“君”两字不重复,虽然诗人不敢不以之为“兄”、以之为“君”,貌似温柔敦厚,实则拈出“兄”“君”两字,无异于对男主人公进行口诛笔伐,畅快直切、鞭辟入里。
此诗作者可能是一位女子,她唾弃那被她尊重,却品德败坏的男人“鹑鹊之不若”。意思是鹑鹊尚知居则常匹,飞则相随的道理。而这位被她尊敬的男人,却败坏纲常,乱伦无道,肆意妄为,是一个禽兽不如的东西。而她却一直把他当作兄长、君子,岂知他并非谦谦善良之人,长而不尊,令她感到非常痛心。于是,她一怒之下,做诗斥之,以舒其愤。此诗的主旨应该立足于“女斥男”的根本之上。
全诗以比兴手法,告诫人们鹑鹊尚知居有常匹,飞有常偶,可诗中的“无良”之人,反不如禽兽,而作者还错把他当作君子一样的兄长。作者据此,将“无良”之人与禽兽对待爱情、婚姻的感情与态度,构成了一种强劲的反比之势,加强了诗歌的批判力量。
全诗虽然只有两章八句,并没有直接对男主人公的形象进行任何客观的描写,却能使其形象非常鲜明而且突出。这根源于诗歌文本所构筑出的剧烈而又异常强大的情感落差,此种落差来源于人与禽兽对待异性配偶的不同态度,这种态度的不同造成了这种巨大而有悬殊的逆向对比关系。从而使男主人公的恶劣形象直接迎面袭来,令人不寒而栗却又厌恶透顶。
诗歌上下两章前两句完全一样,只是位置发生了改变,却能给人造成一种回环与交错的感觉。每章后两句,虽然只有一字之差,却避免了反复咏唱时容易引起的单调的感觉。这对这种重章叠句的诗歌来说,应该是《诗经·国风》中的一种重要的艺术策略。
《后汉书·列女传》中说蔡琰“博学有才辩,又妙于音律。适河东卫仲道,夫亡无子,归宁于家。兴平中(案,兴平当作初平。王先谦《后汉书集解》引用沈钦韩的说法,已指出此点),天下丧乱,文姬为胡骑所获,没于南匈奴左贤王,在胡中十二年,生二子。曹操素与邕善,痛其无嗣,乃遣使者以金璧赎之,而重嫁于(董)祀。……后感伤乱离,追怀悲愤,作诗二章。”其一为五言,其二为骚体。自从苏东坡指出它们的真伪问题之后,主真主伪派各有人在。《悲愤诗》二章见载于《后汉书》蔡琰本传中,主伪派(包括一真一伪派)没有确凿的证据,一般人相信这两首诗是蔡琰所作,其中五言的一首艺术成就远远超过骚体的一首,历代选家多选其五言而遗其骚体,是不为无见的。
《悲愤诗》(其一)是我国诗史上文人创作的第一首自传体的五言长篇叙事诗。全诗一百零八句,计五百四十字,它真实而生动地描绘了诗人在汉末大动乱中的悲惨遭遇,也写出了被掠人民的血和泪,是汉末社会动乱和人民苦难生活的实录,具有史诗的规模和悲剧的色彩。诗人的悲愤,具有一定的典型意义,它是受难者对悲剧制造者的血泪控诉。字字是血,句句是泪。
全诗可分三大段,前四十句为第一大段,其中分三个层次。前十四句,先从董卓之乱写起。这是诗人蒙难的历史背景,它概括了中平六年(189)至初平三年(192)这三四年的动乱情况,诗中所写,均有史可证。“斩截无孑遗”以下八句,写出了以董卓为首的一群穷凶极恶的豺狼所进行的野蛮屠杀与疯狂掠夺。据《三国志·董卓传》记载:“(董卓)尝遣军到阳城,时适二月社,民各在其社下,悉就断其男子头,驾其车牛,载其妇女财物,以所断头系车辕轴,连轸而还洛,云攻城大获,称万岁。入开阳城门,焚烧其头,以妇女与甲兵为婢妾。”诗中所写的卓众东下,杀人如麻,以至积尸盈野、白骨相撑以及“马边悬男头,马后载妇女’的惨象,是这场浩劫的实录。“载妇女”三字,把诗人自己的遭遇暗暗引入。初平三年春,董卓部将李傕、郭氾大掠陈留、颍川诸县,他们的部队中又杂有羌胡兵,蔡琰就是此时被掳的。“所略有万计”以下十六句,细述诗人在俘虏营中的生活。这些成千上万的俘虏,贼兵不让他们在一起屯聚,即使骨肉之间碰在一起,也不敢说一句话。稍不留意,就会遭到一顿臭骂和毒打。他们日夜号泣悲吟,欲死不得,欲生不能,于是诗人含着满腔的悲愤,只好呼天而问。“彼苍者”两句,将途中之苦总括收住。这一大段最精彩的艺术描写,是贼兵辱骂俘虏的几句话,口吻毕肖,活画出贼兵一副狰狞的嘴脸。
“边荒与华异”以下四十句为第二大段,主要描写在边地思念骨肉之亲的痛苦及迎归别子时不忍弃子、去留两难的悲愤。“边荒与华异,人俗少义理”两句,高度概括了诗人被掳失身的屈辱生活,在不忍言、不便言之处,仅用“少义理”三字概括,“以少总多”,暗含着她被侮辱被蹂躏的无数伤心事。“处所多霜雪”以下六句,用“霜雪”、“胡风”,略言边地之苦,以引出念父母的哀叹。诗人通过居处环境的描写,以景衬情,以无穷无尽的“霜雪”和四季不停的“胡风”,来烘托出无穷已的哀叹,增强了酸楚的悲剧气氛。有的注家认为蔡琰被掠后所居之地在河东平阳(今山西临汾附近),这是不确切的。暂居在河东平阳的,是南匈奴右贤王去卑的一支,非左贤王所居之地。谭其骧先生考证出蔡琰所居之地在西河美稷(今内蒙古自治区伊克昭盟一带),较为可信,不然,地近中原的河东平阳焉能称作“边荒”?又何言“悠悠三千里”呢?“有客从外来”以下六句,叙述引领望归和急盼家人消息的心情,忽喜忽悲,波澜起伏。客从外来,闻之高兴;迎问消息,方知不是同乡,也不是为迎己而来,希望转为失望。“邂逅徼时愿,骨肉来迎己”两句,诗的意脉忽又转折,平时所企望的事情意外的实现了,真是喜出望外。“己得自解免”以下六句,忽又由喜而悲。返回故乡必须丢弃两个儿子,可能一别永无再见之日,念及母子的骨肉之情,怎能忍心抛弃自己的儿子呢?诗人于是陷入痛苦与矛盾之中。“别子”的一段艺术描写,感情真挚,而且挖掘得深而婉,最为动人。儿子劝母亲留下的几句话,句句刺痛了母亲的心。清人张玉谷评“天属缀人心”以下十六句诗说:“夫琰既失身,不忍别者岂止于子。子则其可明言而尤情至者,故特反复详言之。己之不忍别子说不尽,妙介入子之不忍别己,对面写得沉痛,而己之不忍别愈显矣,最为文章妙诀。”(《古诗赏析》卷六)此言颇为精到。儿子的几句质问,使诗人五内俱焚,恍惚若痴,号泣抚摩其子,欲行不前。在去住两难中,突现了抒情主人公的复杂矛盾心情。“兼有同时辈”以下八句,插叙同辈送别的哀痛,“同时辈”应指与蔡琰一起被掳,同时流落在南匈奴的人,其中应多为妇人女子。她们羡慕蔡琰能返回故乡,哀叹自己的命运,故号啕痛哭。作者描绘出马不肯行、车不转辙、连观者和路人目睹此情此景无不欷歔流涕的场面。不言而喻,当事者的痛苦,要甚于旁观者十倍、百倍。此种衬托手法,更加突出了诗人悲痛欲绝的心境。
“去去割情恋”以下二十八句为第三大段,叙述归途及归后的遭遇。首六句写归途:割断情恋,别子而去,上路疾行,日行日远,但情恋又何尝能割去?“念我出腹子,胸臆为摧败”两句,以念子作收,随作一顿。“既至家人尽”以下十二句,先叙述归后方知亲人凋丧,连中表近亲也没有,以此状写诗人的孤苦无依。接叙乱后荒凉:城郭变成山林,庭院长满荆棘漫草,白骨纵横,尸骸相撑。特别是“出门无人声,豺狼号且吠”两句,把战后的荒凉,通过阴森恐怖气氛的渲染,表现得十分透足。“茕茕对孤景”句,遥接“既至家人尽,又复无中外”两句。“登高远眺望”两句,又以念子暗收,遥应“念我出腹子”两句,把念子之情表现得回环往复。以下四句,叙述诗人在百忧煎熬之下,自己感到已快到生命的尽头,虽勉强生活下去,也失去了生活的乐趣。“托命于新人”以下四句,叙述重嫁董祀之后,虽用尽心力,勉励自己活下去,但自己经过一番流离之后,已经成为被人轻视的女人,常常耽心被新人抛弃,这反映了加在妇人身上的精神枷锁及自轻自贱的女性心态。最后以“人生几何时,怀忧终年岁”作结,“虽顶末段,却是总束通章,是悲愤大结穴处。”(《古诗赏析》)说明自己的悲剧生涯已无法解脱,悲愤无时无往不在,没有终极。
通观全诗,《悲愤诗》在艺术上有几点突出的成就。
诗人善于挖掘自己的感情,将叙事与抒情紧密地结合在一起。虽为叙事诗,但情系乎辞,情事相称,叙事不板不枯,不碎不乱。它长于细节的描绘,当详之处极力铺写,如俘虏营中的生活和别子的场面,描写细腻,如同电影中的特写镜头;当略之处,一笔带过,如“边荒与华异,人俗少义理”两句,就是高度地艺术概括。叙事抒情,局阵恢张,波澜层叠。它的叙事,以时间先后为序。以自己遭遇为主线,言情以悲愤为旨归。在表现悲愤的感情上,纵横交错,多层次,多侧面。她的伤心事太多了:被掠、杖骂、受侮辱、念父母、别子、悲叹亲人丧尽、重嫁后的怀忧,诗中可数者大约有七八种之多,但是最使她痛心的是别子。作者为突出这一重点,用回环往复的手法,前后有三四次念子的艺术描写。别子之前,从略述边地之苦,引出“感时念父母,已为念子作影。”(《古诗赏析》)正面描写别子的场面,写得声泪俱下。同辈送别的哀痛,又为别子的哀痛作了衬托。赎归上路后,又翻出“念我出腹子,胸臆为摧败”一层。见得难以割舍的情恋,是因别子而发。至“登高远眺望,神魂忽飞逝”,又暗收念子。从这里可以看出别子是诗人最强烈、最集中、最突出的悲痛,从中可以看到一颗伟大的母亲的心在跳动。诗人的情感在这方面挖掘得最深,因此也最为动人,这是令人叹为观止的艺术匠心之所在。
《悲愤诗》的真实感极强,诗中关于俘虏生活的具体描写和别子时进退两难的复杂矛盾心情,非亲身经历是难以道出的。诚如近代学者吴闿生所说:“吾以谓(悲愤诗)决非伪者,因其为文姬肺腑中言,非他人所能代也。”(《古今诗范》)沈德潜说《悲愤诗》的成功“由情真,亦由情深也。”(《古诗源》卷三)足见它的真实感是有目共睹的。
《悲愤诗》语言浑朴,“真情穷切,自然成文”,它具有明白晓畅的特点,无雕琢斧凿之迹。某些人物的语言,逼真传神,具有个性化的特点。如贼兵骂俘虏的几句恶言恶语,与人物身分吻合,如闻其声,如见其人,形象鲜明生动。文姬别子时,儿子说的几句话,酷似儿童的语气,似乎可以看到儿童抱着母亲的颈项说话的神态,看出小儿嘟努着小嘴的样子,孩子的天真、幼稚和对母亲的依恋,跃然纸上,这在前此的诗歌中是罕见的。
《悲愤诗》激昂酸楚,在建安诗歌中别构一体,它深受汉乐府叙事诗的影响,如《十五从军征》、《孤儿行》等,都是自叙身世的民间叙事诗,《悲愤诗》一方面取法于它们,另方面又揉进了文人抒情诗的写法。前人指出它对杜甫的《北征》、《奉先咏怀》均有影响,不为无据。它与《古诗为焦仲卿妻作》,堪称建安时期叙事诗的双璧。
此词描写了作者一生中最值得怀念的一段岁月,通过今昔对比,反映了一位爱国志士的坎坷经历和不幸遭遇,表达了作者壮志未酬、报国无门的悲愤不平之情。上片开头追忆作者昔日戎马疆场的意气风发,接写当年宏愿只能在梦中实现的失望;下片抒写敌人尚未消灭而英雄却已迟暮的感叹。全词格调苍凉悲壮,语言明白晓畅,用典自然,不着痕迹,不加雕饰,如叹如诉,有较强的艺术感染力。
“当年万里觅封侯,匹马戍梁州”,开头两句,词人再现了往日壮志凌云,奔赴抗敌前线的勃勃英姿。“当年”,指1172年(乾道八年),在那时陆游来到南郑(今陕西汉中),投身到四川宣抚使王炎幕下。在前线,他曾亲自参加过对金兵的遭遇战。“觅封候”用班超投笔从戎、立功异域“以取封侯”的典故,写自己报效祖国,收拾旧河山的壮志。“自许封侯在万里”(《夜游宫·记梦寄师伯浑》),一个“觅”字显出词人当年的自许、自负、自信的雄心和坚定执着的追求精神。“万里”与“匹马”形成空间形象上的强烈对比,匹马征万里,“壮岁从戎,曾是气吞残虏”(《谢池春·壮岁从戎》),呈现出一派卓荦不凡之气。“悲歌击筑,凭高酹酒”(《秋波媚·七月十六日晚登高兴亭望长安南山》),“呼鹰古垒,截虎平川”(《汉宫春·初自南郑来成都作》),那豪雄飞纵、激动人心的军旅生活至今历历在目,时时入梦,之所以会这样,是因为强烈的愿望受到太多的压抑,积郁的情感只有在梦里才能得到宣泄。
“关河梦断何处,尘暗旧貂州”,在南郑前线仅半年,陆游就被调离,从此关塞河防,只能时时在梦中达成愿望,而梦醒不知身何处,只有旧时貂州戎装,而且已是尘封色暗。一个“暗”字将岁月的流逝,人事的消磨,化作灰尘堆积之暗淡画面,心情饱含惆怅。
上片开头以“当年”二字楔入往日豪放军旅生活的回忆,声调高亢,“梦断”一转,形成一个强烈的情感落差,慷慨化为悲凉。至下片则进一步抒写理想与现实的矛盾,跌入更深沉的浩叹,悲凉化为沉郁。
“胡未灭,鬓先秋,泪空流。”这三句步步紧逼,声调短促,说尽平生不得志。放眼西北,神州陆沉,残虏未扫;回首人生,流年暗度,两鬓已苍;沉思往事,雄心虽在,壮志难酬。“未”“先”“空”三字在承接比照中,流露出沉痛的感情,越转越深:人生自古谁不老?但逆胡尚未灭,功业尚未成,岁月已无多,这才迫切感到人“先”老之酸楚。“一事无成霜鬓侵”,一股悲凉渗透心头,人生老大矣。然而,即使天假数年,双鬓再青,也难以实现“攘除奸凶,兴复汉室”的事业。“朱门沉沉按歌舞,厩马肥死弓断弦”,“云外华山千仞,依旧无人问”。所以说,这忧国之泪只是“空”流,一个“空”字既写了内心的失望和痛苦,也写了对君臣尽醉的偏安东南一隅的小朝廷的不满和愤慨。
“此生谁料,心在天山,身老沧洲。”最后三句总结一生,反省现实。“天山”代指抗敌前线,“沧洲”指闲居之地,“此生谁料”即“谁料此生”。词人没料到,自己的一生会不断地处在“心”与“身”的矛盾冲突中,他的心神驰于疆场,他的身却僵卧孤村,他看到了“铁马冰河”,但这只是在梦中,他的心灵高高扬起,飞到“天山”,他的身体却沉重地坠落在“沧洲”。“谁料”二字写出了往日的天真与此时的失望,“早岁那知世事艰”,“而今识尽愁滋味”,理想与现实是如此格格不入,无怪乎词人要声声浩叹。“心在天山,身老沧洲”两句作结,先扬后抑,形成一个大转折,词人犹如一心要搏击长空的苍鹰,却被折断羽翮,落到地上,在痛苦中呻吟。
陆游这首词,确实饱含着人生的秋意,但由于词人“身老沧洲”的感叹中包含了更多的历史内容,他的阑干老泪中融汇了对祖国炽热的感情,所以,词的情调体现出幽咽而又不失开阔深沉的特色,比一般仅仅抒写个人苦闷的作品显得更有力量,更为动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