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获麟解》中作者以麟设喻，说明了自己的为人及出仕的时机和意图，感慨卓有才识之士不为封建统治者所用，寄托了怀才不遇的一腔怨愤。
据《春秋》和《左传》所写：鲁哀公“十四年春，西狩于大野，叔孙氏之车子钮商获麟，以为不祥，以赐虞人。仲尼观之，曰：‘麟也。’然后取之”。麟。即麒麟，古人以之作为象征仁人和吉祥的动物。麒麟历来被人们视作祥兽，而作者却另辟蹊径，认为其长相奇特，也可“谓之不详”。他认为麒麟之所以被视作吉祥的象征，是因为出现在圣人在位的时候；如果它出现时没有圣人在位，那么就可以说它是不祥之物。
韩愈抓住“祥”与“不祥”、“知”与“不知”这两对对立的字眼作眼目，在行文过程中通过这两对词语的转换，抒发了自己的不平之鸣，表现了自我的自怜自重而又自怨自艾的意绪。细咀此文，方能在含蓄与委婉的笔调中看到悲愤。作者意在说明如果没有圣人当道，即便出现了像麒麟一般罕见的杰出人才，恐怕也只能孤愤一世，自怨自艾。作者以麒麟自喻，说明了自己的品行和出仕的意图，感慨卓有才学之士不为封建的统治者所重用。寄托了怀才不遇的怨愤。
作者由“祥”说入“不祥”，并以“不祥”立论，强调麒麟作为灵兽具有的象征意义远大于本身，做足文章，反复辩论，乃有其寄托。作者抒发怀才不遇。不为圣主所知，才是文章的真意。文章短小，不满二百字，而抑扬开合，变化转折，似有长篇之势。
文章虽短，曲折甚多．层层转折，表意颇为含蓄委婉。几反几复之中。使论述的观点更为明确、深入。文章越短越曲折变化。
译文及注释
译文
麟是象征灵异、祥瑞的动物，是显而易见的。在《诗经》中被歌颂过，在《春秋》中也有》载，传》百家之书也夹杂着》述。即使妇女儿童也知道它是吉祥之物。
但是麟是野生动物，不被家庭所豢养，自然界也不常有。它的外形什么也不像，不像马、牛、犬、猪、豺狼、麋鹿那样。既然这样，即使有麟，人们也不认识它是麟啊。
有角的我知道它是牛，有鬃毛的我知道它是马，犬猪豺狼麋鹿，我知道它们是犬猪豺狼麋鹿，只有麟没法认得。不认得，那么人们说它不祥也就很自然了。虽然这样，有麟出现，就必然有圣人在世谋政，麟是因为圣人才现形于世。圣人一定能认识麟。麟终究并非不祥之物啊。
又听说：麟之所以被称作麟，是按照德而不是按照外形。假若麟自行出现，而没有圣人在世能够认得，那么说它不吉祥也是合适的。
注释
麟：麒麟，古代传说中的一种动物，状如鹿，牛尾，狼额，马蹄，五彩腹。其性柔和，古人把它当作仁兽，作为吉祥的象征。
灵：灵异，神奇之物。《礼》》曰：“麟、凤、龟、龙，谓之四灵。”
昭昭：明白。《诗》：即《诗经》，我国最早的诗歌总集，其中就有《周南·麟之趾》篇。
《春秋》：本为周代史书的通称，到孔子根据鲁史材料修成一部《春秋》时，这才变为专名，就是六经之一的《春秋经》，为我国最早的一部编年体断代史。《史》》所谓《春秋》，实指《左传》。《春秋》上有关于获麟的》载。其实在《荀子》《大戴礼》》《史》》《汉书》等古籍中，都提及麟。
祥：祥瑞。
畜：饲养。
恒有：常出现。
类：相似。
麋：也叫“驼鹿”或“犴（hān）”。
然则：既然如此。
鬣：马颈上的长毛。
果：确实，果然。
《获麟解》中作者以麟设喻，说明了自己的为人及出仕的时机和意图，感慨卓有才识之士不为封建统治者所用，寄托了怀才不遇的一腔怨愤。
据《春秋》和《左传》所写：鲁哀公“十四年春，西狩于大野，叔孙氏之车子钮商获麟，以为不祥，以赐虞人。仲尼观之，曰：‘麟也。’然后取之”。麟。即麒麟，古人以之作为象征仁人和吉祥的动物。麒麟历来被人们视作祥兽，而作者却另辟蹊径，认为其长相奇特，也可“谓之不详”。他认为麒麟之所以被视作吉祥的象征，是因为出现在圣人在位的时候；如果它出现时没有圣人在位，那么就可以说它是不祥之物。
韩愈抓住“祥”与“不祥”、“知”与“不知”这两对对立的字眼作眼目，在行文过程中通过这两对词语的转换，抒发了自己的不平之鸣，表现了自我的自怜自重而又自怨自艾的意绪。细咀此文，方能在含蓄与委婉的笔调中看到悲愤。作者意在说明如果没有圣人当道，即便出现了像麒麟一般罕见的杰出人才，恐怕也只能孤愤一世，自怨自艾。作者以麒麟自喻，说明了自己的品行和出仕的意图，感慨卓有才学之士不为封建的统治者所重用。寄托了怀才不遇的怨愤。
作者由“祥”说入“不祥”，并以“不祥”立论，强调麒麟作为灵兽具有的象征意义远大于本身，做足文章，反复辩论，乃有其寄托。作者抒发怀才不遇。不为圣主所知，才是文章的真意。文章短小，不满二百字，而抑扬开合，变化转折，似有长篇之势。
文章虽短，曲折甚多．层层转折，表意颇为含蓄委婉。几反几复之中。使论述的观点更为明确、深入。文章越短越曲折变化。
公元前481年，鲁人猎获一麒麟而不识之，孔子为此反袂遮面，同年，辍笔停修《春秋》。唐元和七年（812年），麟复现东川。韩愈著文阐发己见。
韩愈（768年－824年12月25日），字退之，河南河阳（今河南省孟州市）人，自称“祖籍昌黎郡”，世称“韩昌黎”、“昌黎先生”。唐代中期大臣，文学家、思想家、政治家，秘书郎韩仲卿之子。元和十二年（817年），出任宰相裴度行军司马，从平“淮西之乱”。直言谏迎佛骨，贬为潮州刺史。宦海沉浮，累迁吏部侍郎，人称“韩吏部”。长庆四年（824年），韩愈病逝，年五十七，追赠礼部尚书，谥号为“文”，故称“韩文公”。元丰元年（1078年），追封昌黎郡伯，并从祀孔庙。韩愈作为唐代古文运动的倡导者，名列“唐宋八大家”之首，有“文章巨公”和“百代文宗”之名。与柳宗元并称“韩柳”，与柳宗元、欧阳修和苏轼并称“千古文章四大家”。倡导“文道合一”、“气盛言宜”、“务去陈言”、“文从字顺”等写作理论，对后人具有指导意义。著有《韩昌黎集》等。 ▶ 428篇诗文
“去年别我向何处，有人传道游江东”运用铺叙手法，讲述诗人与久别重逢的友人狄博通的亲切慰问，突显出朋友之间的深厚情谊。“别我向何处”、“传道游江东”为李问狄答，增加了诗人与朋友间的相思离别之苦。诗词新颖别致、平淡无奇，又给人以信增亲切之感，似是客套之话而实为肺腑之言。
“谓言挂席度沧海，却来应是无长风”紧扣上文，拉近朋友之间的距离，字里间处处充溢着诗人对友人狄博通的关爱之情，嘘寒问暖，无微不至，抒写了诗人对友人狄博通的深切怀念和重逢的喜悦之情。“度沧海”能表达李白凌云之志，“长风”，则形容在大浪袭来时的情景，飘逸洒脱，无拘无束，豪情万丈。诗人运用“长风破浪”的意象来表达自己高远的志向，这恰恰是突显出诗人所追求的人生气质。比如：“长风万里送秋雁，对此可以酣高楼”（《宣州谢朓楼饯别校书叔云》）；“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行路难》）。
全诗四句二十八字，廖廖数句就刻画出诗人与久别重逢友人狄博通的深厚友情，深深地印在了读者的心上，足见李白清新脱俗的诗风。此诗语言通俗易懂、言简意赅、信口成章，借用“挂席”、“度”、“沧海”、“长风”等有巨大气势的事物和表现大起大落的动词，使得诗意具有飞扬跋扈、不可一世的气势，生动诙谐地描写了友人狄博通“挂席度沧海”、“游江东”的形象，亦似是喻已，侧面衬托出诗人不满足于“孤臣孽子”的现状，向往着“直挂云帆济沧海”的凌云壮志、冲天豪情，表达了诗人刚正不阿的高尚品格，想再次摆脱了歧路彷徨的苦闷，唱出了充满信心与展望的强音。
此诗字里间处处充溢着诗人崇高的理想和远大的抱负，体现了李白与友人狄博通之间相互关心的真挚友谊，抒写出诗人见到从江东归来的好友狄博通的欣喜心情。
“竞功名有如车下坡，惊险谁参破？”起得很有气魄，开门见山，向迷恋仕途的人提出了严重警告：你们知道吗，在仕途上追逐功名利禄的人如同坐在一辆载重的下坡车上一样，随时可能摔得车毁人亡，个中危险谁看破了。首句运用比喻，准确切贴，具有振聋发聩的作用。紧接的三句全是为首句作注脚。第二句“惊险谁参破”，实际意思是说谁也没有参破。为了让这些迷恋官场的痴人惊醒，三四句就用事实来说话：“昨日玉堂臣，今日遭残祸。 ”两句十个字，是充满血和泪的总结，是对元代官场的险恶的真实概括。贯云石的祖父阿里海涯是元初平宋统一全国的重要功臣之一。公元1286年在授给他高官后不久，元世祖忽必烈“遣要束木钩考荆湖行省钱谷”（《元史·世祖本纪》），要从“贫贿”入手整垮这位开国功臣，他被逼自杀了。桑哥主持朝政, 百官动辄得咎，他“壅蔽聪明，紊乱政事，有言者即诬以他罪而杀之。”和贯云石同朝为官的权臣铁术迭儿，“蒙上罔下，蠢政害民”、“恃其权宠，乘间肆毒，睚眦之私，无有不报”（《元史奸臣传》），将不少正直的官员杀害了。这是全曲的第一层意思，写官场的险恶，虽占篇幅较多，但还不是作品的主旨所在。
“争如我避风波走在安乐窝”，是第二层；点明全曲主旨。“风波”：指“竞功名”的政治生活。宋代邵雍曾隐居河南苏门山中，题所居为“安乐窝”。后世遂以安乐窝代指隐居安逸的生活。全句说，这一切怎么比得上我躲避政治斗争、辞官归隐。全曲集中笔昙描绘“竞功名”的危险，是为了同“安乐窝”的生活构成鲜明对比。同“玉堂臣”比，隐逸生活是闲适美好的；同“遭残祸”比，隐逸生活是安全幸福的。这样描写，就使作品所肯定的生活具有强烈的吸引人的力量。
这首散曲在艺术上的鲜明特点是把歌颂隐逸生活同大胆揭露官场险恶结合起来写，语言泼辣，道理透彻，使作品具有一定的批判力量，抵消了消极情调，显示出豪迈的风格。
这是用绝句形式写的读后感兼咏史诗。这类诗最重的是要有创见，富有新意。
不少唐人以杨玉环之死写过诗，白居易的《长恨歌》最为著名，白乐天写这首诗时并不乐天，题目中的“恨”字足可说明一切。李商隐的《马嵬》也很有名，批判的矛头直指李隆基，“如何四纪为天子，不及卢家有莫愁”，讽刺挖苦的味道相当明显。郑畋《马嵬坡》中“景阳宫井又何人”，以陈后主和张丽华比李隆基和杨玉环，隐含讥刺。还有杜甫的“中自诛褒妲”，刘禹锡的“天子舍妖姬”等，含有女人是祸水的错误观念。李靓的这首绝句立意不但新，而且高，可以说超过了前人。
诗的前两句是对《长恨歌》中所述的事加以概括，抽取其中的一个片断：在“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的艰难行程中，“霪雨霏霏，连月不开”，李隆基“夜雨闻铃断肠声”，写成《雨霖铃曲》以寄恨。这就为后面的议论定下了基调——在“渔阳鼙鼓动地来”时，唐军节节败退，安禄山“径截辎重，横攻士卒”，官军则“都尉新降，将军覆没。尸填巨港之岸，血满长城之窟。”这一切李隆基想过了吗？
后两句议论警策，有春秋笔法。诗人同情的不是“宛转娥眉马前死”，一妃之死，何足道哉，何必为之鸣不平呢？那“尸骸遍野”，“骨暴沙砾”的阵亡将士们，“精魂何依”？那个昏君李隆基却根本没有想到，即使想到，也是一点都不会动心，因为他唯一感到痛心并为之“倍沾襟”的是“三千宠爱在一身”的杨妃。连六军生死，国家兴亡都不过问，只念念不忘“回眸一笑百媚生”的亡妃，如此帝王，何许人也，还用诗人多说吗？全诗到此嘎然而止，“含有余不尽之意”在于言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