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产不毁乡校和周厉王监谤的故事，人们都不陌生。但韩愈却在他的《子产不毁乡校颂》中把二者联系起来，加以对照。这就使人感到很有新意，而且能够从中得到深刻的历史教训。
春秋时，“郑人游于乡校，以论执政”。当时执政的是子产，他以礼法纲纪治国，进行了一些大胆改革。这就招致一些人的不满，批评，甚至攻击。有人建议毁乡校，子产坚决反对。他说：“夫人朝夕退而游焉，以议执政之善否。其所善者，吾则行之；其所恶者，吾则改之；是吾师也。若之何毁之？我闻忠善以损怨，不闻作威以防怨。岂不遽止？然犹防川，大决所犯，伤人必多，吾不克救也；不如小决使道（同导），不如吾闻而药之也。”（见《左传·襄公三十一年》）
子产对别人的批评采取的这种态度，是完全正确的，用现在的观点来分析，也是符合唯物辩证法的认识论的。两千多年前的子产能够有这样的气度和认识，是十分难能的。孔子对子产的作法也十分赞赏。据《左传》记载：“仲尼闻是语（指上述子产的话）也，曰：‘以是观之，人谓子产不仁，吾不信也。’”孔子把仁当作崇高的政治、伦理道德的标准，从不轻易以仁许人，现在居然据此即称子产为仁。这说明孔子认为这种作法就是仁的一种表现，为什么呢？因为这种作法和孔子的中庸学说是一致的。孔子的所谓中庸，并不是要人们对人处事不分是非，模棱两可。对于那种巧言令色的佞人、乡愿，孔子是非常鄙视的。孔子的所谓中庸，就是“执其两端，用其中于民。”（《礼记·中庸》）孔子曾经说过：“君子之行也，度于礼，……事执其中。”（《左传·哀公十一年》）中庸学说承认事物存在着对立的两端，互相矛盾，又互相联结，应取长补短，以得其中，否则就会“过犹不及”（《论语·先进》）。要避免事物的任何一端超过了界限（用现代哲学的术语来说就是“度”），就要求使两端（即矛盾的双方）都能及时暴露出来，使人们及时了解，采取措施，否则就会使问题堆积起来，变得积重难返，甚或酿成大祸。子产说“其所善者，吾则行之；其所恶者，吾则改之；是吾师也”。否则“大决所犯，伤人必多，吾不克救也！不如小决使道（同导），不如吾闻而药之也。”这些话正是这个意思。
正确的认识方法，导致了良好的效果。当子产执政头一年，有的人对他整顿田地疆界和沟洫等改革措施不理解，不满意，就怨恨他，叫喊“孰杀子产，吾其与之！”正如韩愈在诗中所说的“国口嚣嚣”，仇视到了极点。但子产既不因为这些人的不满而停止自己的改革措施，也不对不满的人采取镇压（毁乡校）的办法。而是如韩愈所说的那样，“善也吾行，不善吾避”。结果，子产执政三年之后，舆（国）人诵之曰：“我有子弟，子产诲之！我有田畴，子产殖之。子产而死，谁其嗣之？”郑人从实践中认识到子产的正确，对子产的态度也从仇恨变成爱戴，起了根本的变化。正因为如此，韩愈在诗中称颂“维是子产，执政之式（榜样）。”这样的颂词，子产是当之无愧的。
韩愈在诗中，也举了反面的例，就是《国语·周语》中著名的周厉王使卫巫监谤的故事。周厉王暴虐无道，国人批评他，他不但不改，反而派卫巫监谤，加以镇压。大臣召公劝说，“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建议他多方设法听取各种意见，然后斟酌采行。但是，厉“王弗听，于是国人莫敢出言，三年乃流王于彘”。可能是由于吸取了周厉王失败的教训，子产才能悟出乡校不可毁的道理（前面引述的子产的一些话和召公的话很相似）。
经过这样的对比，韩愈在诗中说：“成败之迹，昭然可现。”他通过两个历史故事，两种方法带来两种结果，说明管理国家应该采取甚么方法。当然，韩愈只是从巩固封建制度的立场出发的，但从认识论角度看，却有普遍的意义。
韩愈最后为子产的善政“化只一国”（他的教化只限于一个郑国），而大发感慨。”四海所以不理，有君无臣，谁其嗣之？我思古人。”韩愈以为天下之所以得不到正确的治理，就在于没有称职的良臣。因此，他对子产特别怀念。其实，在古代的封建社会，象子产这样的良臣，是很难被重用的，纵使一时能执掌权柄，实施改革，也免不了要遭到保守势力的攻击，一旦失势或死亡，其改革的善政便又复归失败，即所谓政以人举，也必以人亡是也。
历史的经验证明，健全的政治，不能只靠个别的圣君贤相，而要靠健全的政治法律制度，以保证人民群国可以批评议论执政者及其作为，社会上各方面的不同意见也都能及时反映出来，以便使人们通过实践、试验和比较，认识真理。否则就会如韩愈在诗中所说的“下塞上聋，邦其倾矣！”同时，制度还要保证使那些思想品质好、有才干的人材能不断地被选拔出来，担任重要的职务，使他们能大展宏图。
译文及注释
译文
我崇敬的古人，第一个就是郑国的子产。（他开始执政的时候），用礼制治理国家，大家还不理他那一套。来到辩论的场所--乡校，众人议论纷纷。有人对子产说：“毁掉乡校议论就停止了。”子产说：“有什么可担心的呢?可以把它变成好事。哪能说是议论多了呢?也就是各抒己见嘛。对的，我们就采纳；不对的（或者可能把事情搞坏的），我们就防止；是好是坏，我们就观察一下嘛!河流不能堵塞，言论不能阻止。堵塞言路，主上蒙蔽，国家就要衰败了!”乡校没有毁掉，而郑国得以治理好。
周初兴盛，（是因为）奉养老成有德之人，听取他们的意见；（周厉王）衰败，是派人监视有意见的人的结果。成功失败的事例，可以清楚地看出来。
这子产啊，执政的方式（难得）。只因为难得，才治理一个郑国。真的都用子产执政的方式，帮助天下的君王，（天下就能）政通景明，达到无限。哎!天下没有治理好，（是因为）只有君王没有贤臣啊。谁能继承子产之风?（谁又具有子产之才）？我思慕古人。
注释
伊：句首语气词。
侨：子产的名。
礼：指治国的礼法纲纪。
嚣嚣：喧哗的声音。
维：语气词。
否，恶。
弭：止。
理：治，指平治。
养老乞言：周朝兴盛的时候，曾奉养一些年老而有声望的人，让他们提意见，帮助把国家治理好。
谤者：指批评国政的人。
是：指示代词，这个。
式：法式，榜样。
维：通“惟”。这两句是说只因子产没有遇到圣君，他的教化就只限于一个郑国。
化，教化。
於虖：同“呜呼”。
子产不毁乡校和周厉王监谤的故事，人们都不陌生。但韩愈却在他的《子产不毁乡校颂》中把二者联系起来，加以对照。这就使人感到很有新意，而且能够从中得到深刻的历史教训。
春秋时，“郑人游于乡校，以论执政”。当时执政的是子产，他以礼法纲纪治国，进行了一些大胆改革。这就招致一些人的不满，批评，甚至攻击。有人建议毁乡校，子产坚决反对。他说：“夫人朝夕退而游焉，以议执政之善否。其所善者，吾则行之；其所恶者，吾则改之；是吾师也。若之何毁之？我闻忠善以损怨，不闻作威以防怨。岂不遽止？然犹防川，大决所犯，伤人必多，吾不克救也；不如小决使道（同导），不如吾闻而药之也。”（见《左传·襄公三十一年》）
子产对别人的批评采取的这种态度，是完全正确的，用现在的观点来分析，也是符合唯物辩证法的认识论的。两千多年前的子产能够有这样的气度和认识，是十分难能的。孔子对子产的作法也十分赞赏。据《左传》记载：“仲尼闻是语（指上述子产的话）也，曰：‘以是观之，人谓子产不仁，吾不信也。’”孔子把仁当作崇高的政治、伦理道德的标准，从不轻易以仁许人，现在居然据此即称子产为仁。这说明孔子认为这种作法就是仁的一种表现，为什么呢？因为这种作法和孔子的中庸学说是一致的。孔子的所谓中庸，并不是要人们对人处事不分是非，模棱两可。对于那种巧言令色的佞人、乡愿，孔子是非常鄙视的。孔子的所谓中庸，就是“执其两端，用其中于民。”（《礼记·中庸》）孔子曾经说过：“君子之行也，度于礼，……事执其中。”（《左传·哀公十一年》）中庸学说承认事物存在着对立的两端，互相矛盾，又互相联结，应取长补短，以得其中，否则就会“过犹不及”（《论语·先进》）。要避免事物的任何一端超过了界限（用现代哲学的术语来说就是“度”），就要求使两端（即矛盾的双方）都能及时暴露出来，使人们及时了解，采取措施，否则就会使问题堆积起来，变得积重难返，甚或酿成大祸。子产说“其所善者，吾则行之；其所恶者，吾则改之；是吾师也”。否则“大决所犯，伤人必多，吾不克救也！不如小决使道（同导），不如吾闻而药之也。”这些话正是这个意思。
正确的认识方法，导致了良好的效果。当子产执政头一年，有的人对他整顿田地疆界和沟洫等改革措施不理解，不满意，就怨恨他，叫喊“孰杀子产，吾其与之！”正如韩愈在诗中所说的“众口嚣嚣”，仇视到了极点。但子产既不因为这些人的不满而停止自己的改革措施，也不对不满的人采取镇压（毁乡校）的办法。而是如韩愈所说的那样，“善也吾行，不善吾避”。结果，子产执政三年之后，舆（众）人诵之曰：“我有子弟，子产诲之！我有田畴，子产殖之。子产而死，谁其嗣之？”郑人从实践中认识到子产的正确，对子产的态度也从仇恨变成爱戴，起了根本的变化。正因为如此，韩愈在诗中称颂“维是子产，执政之式（榜样）。”这样的颂词，子产是当之无愧的。
韩愈在诗中，也举了反面的例，就是《国语·周语》中著名的周厉王使卫巫监谤的故事。周厉王暴虐无道，国人批评他，他不但不改，反而派卫巫监谤，加以镇压。大臣召公劝说，“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建议他多方设法听取各种意见，然后斟酌采行。但是，厉“王弗听，于是国人莫敢出言，三年乃流王于彘”。可能是由于吸取了周厉王失败的教训，子产才能悟出乡校不可毁的道理（前面引述的子产的一些话和召公的话很相似）。
经过这样的对比，韩愈在诗中说：“成败之迹，昭然可现。”他通过两个历史故事，两种方法带来两种结果，说明管理国家应该采取甚么方法。当然，韩愈只是从巩固封建制度的立场出发的，但从认识论角度看，却有普遍的意义。
韩愈最后为子产的善政“化只一国”（他的教化只限于一个郑国），而大发感慨。”四海所以不理，有君无臣，谁其嗣之？我思古人。”韩愈以为天下之所以得不到正确的治理，就在于没有称职的良臣。因此，他对子产特别怀念。其实，在古代的封建社会，象子产这样的良臣，是很难被重用的，纵使一时能执掌权柄，实施改革，也免不了要遭到保守势力的攻击，一旦失势或死亡，其改革的善政便又复归失败，即所谓政以人举，也必以人亡是也。
历史的经验证明，健全的政治，不能只靠个别的圣君贤相，而要靠健全的政治法律制度，以保证人民群众可以批评议论执政者及其作为，社会上各方面的不同意见也都能及时反映出来，以便使人们通过实践、试验和比较，认识真理。否则就会如韩愈在诗中所说的“下塞上聋，邦其倾矣！”同时，制度还要保证使那些思想品质好、有才干的人材能不断地被选拔出来，担任重要的职务，使他们能大展宏图。
这篇文章的体式是颂。颂是古代文章的一种体裁，但就其四言体式来说，实处于诗文之间，它往往与赞体同称为“颂赞”。刘勰说：“原夫颂惟典雅，辞必清铄。敷写似赋，而不入华侈之区。敬慎如铭，而异乎规戒之域。揄扬以发藻，汪洋以树义。唯纤曲巧致，与情而变。其大体所底，如斯而已。”（《文心雕龙·颂赞》）刘勰指出颂的铺写如赋，但不华丽；敬慎如铭，但又不是纯然规戒。而词藻与义理，仍需具备，行文具有“巧致”，随所欲抒的情感而变。
刘勰所说，是南北朝时代对颂的正体的认识。在一代文豪韩愈手中，也需要遵循这个文体的轨范。但此文对我们来说，重点所在，在其意而不在其形。
韩愈此文所颂的人，是春秋时代郑国的子产。子产是历史上有名的贤臣，对郑国折冲于晋楚两大国之间却仍保持中等强国的地位，具有莫大的功勋。其政治行为中有一则“不毁乡校”，一直是中国封建社会中初步的民主观念的经典范例。
乡校是郑国人私议政事之所，郑国的然明觉得乡校非议国家大政，应予取缔。子产反对，说：“何为？夫人朝夕退而游焉，以议执政之善否。其所善者，吾则行之；其所恶者，吾则改之。是吾师也，若之何毁之？我闻忠善以损怨，不闻作威以防怨。岂不遽止？然犹防川。大决所犯，伤人必多，吾不克救也。不如小决，使道不如，吾闻而药之也。”这段话的意思非常明白，子产作为一个明智的政治家，知道舆论疏导的道理，并有意识地将乡校议政作为改善行政的参考，这在封建时代的政治家中，是非常难得的胸怀。难怪孔子听到此事后，会说：“有人说子产不仁，我不相信这种说法。”
而韩愈此颂的第一段，就是对子产事迹的概括，纯用四言体式，简单介绍了子产对乡校的看法及其不毁乡校的影响，“郑国以理”，即郑国治理得井井有条的意思。这是符合颂体“敷写似赋”的基本要求的。
下段则引证西周史事，来说明此理。西周之兴，国家将老人供养起来，请他们发表对国事的意见，求言于老者，也是借助于老成者的人生和政治经验的做法。可到了西周的衰世，周厉王为政暴虐，使巫为监者，监视国人的谤言，国人道路以目。而周厉王终于被国人流放，西周也走向了自己的灭亡。成败史迹，岂不昭然具在，令人心悖？可以说，“敬慎如铭”，于此亦可见到。
末段则颂扬子产，完成文体的基本要求。大抵颂扬子产为执政者的模范，只是他没得到天子的赏识，而只能将教化施布于郑国一隅。如果以此道为天子之相，则国家的舆情上通下达，无所不至。天下所以不治，是因为只有好的君主而没有子产那样的臣子。谁是子产在当代的继承者呢？我只有悠悠地思念着古人！
此颂三层意思，先为概述子产史事，继而引证古史，次而颂扬子产。然而，写子产，也是在写韩愈心目中的贤相。韩愈身处唐朝的中世，正处在由盛至衰的转折点，万户衣冠拜冕旒的黄金时代早已逝去，而西风凋碧树的晚唐时代即将来临，一个有着巨大的社会责任感的封建知识分子，在这个时代十字路口，又该会有多么悲凉的沧桑之感。在韩愈理想的封建政治关系中，贤相应如子产一般，疏瀹天下的民情，使下情上达，使为政有利于民生，如此则天下可治。也许在对贤相的期许中，韩愈心目中还有元和时的宰相裴度的影子吧？然而，在封建社会的政治体制下，韩愈的理想注定了是空想而已。韩愈也只能“我思古人”，发抒其无限怅惘之意了。
韩愈（768年－824年12月25日），字退之，河南河阳（今河南省孟州市）人，自称“祖籍昌黎郡”，世称“韩昌黎”、“昌黎先生”。唐代中期大臣，文学家、思想家、政治家，秘书郎韩仲卿之子。元和十二年（817年），出任宰相裴度行军司马，从平“淮西之乱”。直言谏迎佛骨，贬为潮州刺史。宦海沉浮，累迁吏部侍郎，人称“韩吏部”。长庆四年（824年），韩愈病逝，年五十七，追赠礼部尚书，谥号为“文”，故称“韩文公”。元丰元年（1078年），追封昌黎郡伯，并从祀孔庙。韩愈作为唐代古文运动的倡导者，名列“唐宋八大家”之首，有“文章巨公”和“百代文宗”之名。与柳宗元并称“韩柳”，与柳宗元、欧阳修和苏轼并称“千古文章四大家”。倡导“文道合一”、“气盛言宜”、“务去陈言”、“文从字顺”等写作理论，对后人具有指导意义。著有《韩昌黎集》等。 ▶ 428篇诗文
此诗写诗人乘舟路过安仁时，所见到的情景。这首诗语言浅白如话，充满情趣，展示了无忧无虑的两个小渔童的充满童稚的行为和行为中透出的只有孩童才有的奇思妙想。这里有作者的所见：一叶小渔船上，有两个小孩，他们收起了竹篙，停下了船桨。也有作者的所悟：哦，怪不得没下雨他们也张开了伞呢，原来不是为了遮雨，而是是想利用风让船前进啊！
“一叶渔船两小童，收篙停棹坐船中。”这是诗人看到的情景。两个小孩之所以引起了诗人的注意，是因为他们虽坐在船上，却没有划船，撑船用的竹竿收起来了，船桨也停在那里，这是奇怪的事。由此可见，此时诗人的心情是闲适的，也是比较愉快的，所以才注意到两个孩童的所作所为。
“怪生无雨都张伞，不是遮头是使风。”这里省略了诗人看到的两个孩子撑伞的事，省略了诗人心中由此产生的疑问，而直接把疑窦顿解的愉悦写了出来。疑窦的解开，可能是诗人看到孩童异常的行为，就开始更认真地观察、思考，结果是恍然大悟：两个小孩没下雨也张开伞，原来不是为了遮雨，而是舞动伞柄使风吹动小船使船前进。也可能是直接就问两个孩子，孩子把原因讲给他听的。不管怎样，知道了原因，诗人一定是哑然失笑，为孩童的聪明，也为他们的童真和稚气。
诗人直接把目光聚焦到儿童身上，全诗都是写儿童的稚气行为。诗人非常善于利用儿童稚态，起到点化诗境的效果。诗人对儿童的喜爱之情溢于言表，对两个小童子玩耍中透出的聪明伶俐赞赏有加。当然，从中也可以看出诗人的童心不泯。表达了诗人对孩童的喜爱和赞赏。
《度浮桥至南台》是陆游早期律诗中的佳作。诗人病后登临南台，在跃跃欲出、急于欣赏外面风景的心情的驱使下，他缓步前行，临江眺望。在诗中表现了浮桥的伟丽、南台的雄浑，借江山来抒发心中的万千豪情。全诗意境阔大豪迈，于晓畅流动中显示了豪壮瑰伟的风格。
诗从去南台写起。开头却从题外落笔：“客中多病废登临”，诗本来是写登台览胜，却故意宕开去，先从久不登临说起，“闻说南台试一寻”，才归到正题，就显得曲折有致了。
诗人早就怀有驰骋疆场、横扫胡尘的雄心壮志，可是南宋小朝廷偏安一隅，不思奋发。诗人的伟大抱负，终成泡影，郁郁不得志。到了福州，诗酒殆废，困于文书，身体多病。因多病而久不登山临水了。是听说南台壮阔之景才特意去“一寻”，而不是兴之所至，到处游览。
“九轨徐行怒涛上，千艘横系大江心。”两句写浮桥，这是一异常壮观的景象。到这里才能理解诗人为什么抱着久病之身，为南台而“试一寻”了。“长桥跨江，奔涛触石”，可见诗人听说的不是茂林修竹的幽秀，而是一种气势磅礴的壮观，因而才引起诗人的兴致，渴望一睹为快。个中也透露出诗人的向往、意趣和追求。
“九轨徐行”，仿佛随着视线，那宽实的桥面缓缓通向对岸，然而桥的下面却是“奔涛触石”的“怒涛”。“徐行”与“怒涛”形成强烈的对比。在怒涛奔腾的江面上，缓步徐行，从容悠闲。这是诗人眼中的浮桥的客观写照，同时也是诗人主观思想的外现，这是写实，也是抒情，抒发了诗人的壮阔心怀，是一种蔑视一切艰难险阻的意绪的流露。而这也正是在多病废却登临之后，特意为南台而“一寻”这一行动所包含的深层的意蕴，是诗人渴望奋发有为的写照。对句“千艘横系大江心”，则体现了一种征服自然的气魄。“横”字用得极有气势。无数的船只，横锁江面，境界已是十分壮阔；何况横锁住的是一条大江，一条怒涛奔腾的大江，气魄更为壮大。在客观的景象描绘之中，鎔铸着诗人创功立业的热望。
五六句拓开境界，以景抒情，从内心情感的抒发中体现客观的物。“寺楼钟的物鼓催昏晓，墟落云烟自古今”，是写至南台所见所闻。诗人登台而听到寺楼的钟鼓声，看到升腾在村落间的云烟，顿生感想，思绪悠悠。因钟鼓声而想到，它在早晚催促人们须及时有所作为。继而放眼远望，闽江两岸村落之间，云霞掩映，烟雾升腾，顿悟古往今来，人世变迁，悠悠不尽；而自然界的变化，自循轨迹，并不因人的意志而变更。两句一急一缓，感叹不已而余味无穷。
尾联仍以直写自己作结束。和开头互相照应，又是中间两联所表露的意绪的自然归结。因景象的壮阔雄浑，激发了豪情；因光阴的迫促，更觉须及时努力。“白发未除豪气在”，《三国志·陈登传》：“陈元龙湖海之士，豪气不除。”诗人认为自己虽然因多病而早生华发，但豪情壮志依然存在，仍将奋发拚搏。而言外之意，却也正是事业并无成就，抱负尚未实现，不禁略觉伤感，于是，“醉吹横笛坐榕阴”。诗人醉中拈笛，在榕荫下，抒发情怀。这里颇有抑郁之感，但并不消沉，而是一种更强烈的渴望。放旷之中，仍抱有坚定的信念。也正是这种信念，激励着诗人在以后的岁月中，时刻不忘恢复大业，慷慨激昂地奋击抗争，讴歌呐喊。
这首诗是陆游步入仕途不久，渴望有作为、施展抱负的心情的写照。 这与陆游后期诗作中常常表露的壮志未酬，报国无门的叹息和愤慨，有着显著的差别。这里更多的是一种奋进之气。虽是记游之作，也仍然鎔铸着诗人激烈的壮怀，读来慷慨激昂。
此诗第一章开头两句“我送舅氏，曰至渭阳”，在交待诗人和送别者的关系的同时，选择了一个极富美学意味和心理张力的场景：从秦都雍出发的诗人（秦康公）送舅氏重耳（晋文公）回国就国君之位，来到渭水之阳，即将分别。在这里有千言万语可说，但又无法尽说。单从送别路途之遥已可见舅甥情谊深厚，这深厚的情谊在临别的这一点上会以什么样的方式表现：泪眼凄迷是不合适的，这不仅仅是男儿有泪不轻弹的缘故，更因为重耳归国即位正是多年所望，是件大喜事儿，于是临别之时“何以赠之，路车乘黄”。这一辆大车四匹黄马大有深意，这里有送舅氏快快回国之意，也有无限祝福寄寓其间，更深一层的是，这表明了秦晋两国政治上的亲密关系。陈奂在《诗毛氏传疏》中说：“康公作诗时，穆公尚在。《坊记》：父母在，馈献不及车马。此赠车马，何也？……然则康公亦白穆公而行欤？”这段考证说明，车马之赠是康公之意也是穆公所许，它将赠送路车乘黄所隐含的政治外交意义揭示无遗。
第二章由惜别之情转向念母之思。康公之母秦姬生前曾盼望着她的弟弟重耳能够及早返回晋国，但这愿望却未能实现；今天当希望成为现实的时候，秦姬已经离开人世，所以诗人在送舅氏归国之时，不能不由舅氏而念及其母，由希望实现时的高兴而转为怀念母亲的哀思。“我送舅氏，悠悠我思”，两句既完成了章法上和情绪上的前后转换，更为这一首短诗增加了丰厚的蕴含。甥舅之情本源于母，而念母之思更加深了甥舅情感，孔颖达《毛诗正义》言：“‘悠悠我思’，念母也。因送舅氏而念母，为念母而作诗。”既有此思，在考虑“何以赠之”的时候，便自然地想到“琼瑰玉佩”这些纯洁温润的玉器，这不仅是赞美舅氏的道德人品，也有愿舅舅不要忘记母亲曾有的深情厚意，当然也不要忘记秦国对他重返晋国即君位所作的诸多努力的更深一层非言语能尽的含义。
全诗虽然只有两章八句，但章法变换、情绪转移都有可圈点处。在形式上，两章结构相同，用韵有别，诗歌的整体气氛由高昂至抑郁均可找到形式上的依据，可能是妙手偶得，也可能是刻意为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