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韩愈向唐宪宗上的一篇奏表。该表中心论点是“佛不足事”,集中表现了作者坚决反对唐宪宗拜迎佛骨这一迷信举动,充分显示了作者反佛明儒的坚定立场和英勇无畏的战斗精神。该表广征博引,说古论今,结构严谨,逻辑性强,感情激烈。韩愈在这篇表中揣摩皇帝迎佛骨的心理状态在于“事佛求福”、益寿延年,因此他只字不提佛理,表的前半部分只从年寿上立论。表分为四大段,由六个自然段组成:
第一大段包括一、二自然段。这一大段以佛教传入中国之前、之后的大量历史事实,从正反两方面证实“佛不足事”,事佛有害。第一自然段指出佛教传入中国以前,君王长寿:开篇简洁有力地做出判断:佛是夷狄的宗教,东汉时流入中国。(按,据今人考证,佛教在西汉时已传进中国)点出“夷狄”,以同“中国”相区别,希望能从皇帝至高无上的自尊心方面打动唐宪宗。继而列举上古时期黄帝、少昊、颛项、帝喾、尧、舜、禹、殷汤、大戊、武丁、周文王、武王、穆王等都长寿的历史现象,说明长寿的原因并不是“事佛”一这就隐含不必事佛的意思在内。第二自然段,以佛教传入后,皇帝“事佛求福,乃竟得祸”的事实,讲明了“佛不足事”的道理。
第二段以唐高祖对佛教“则议除之”的历史与唐宪宗违背祖宗遗教,迎奉佛骨带来危害的现实,从正反两个方面说明“佛不足事”,事佛有害。先叙述高祖对佛教采用“除之”措施。由于唐初政局变动,秦王李世民杀皇太子李建成与齐王李元吉后,高祖失去权位,新登基的唐太宗李世民用“大赦”和“复浮图、老子法”等措施拉拢人心,稳定局面。高祖除佛落空。这段史事难于秉笔直书,所以作者巧妙地把它推给“群臣才识不远”。作者高度评价除佛之议,觉得是“先王之道,古今之宜,推阐圣明,以救时弊”,并明确表示对停止除佛的不满: “臣常恨焉”。次叙唐宪宗即位之初,实行高祖遗志, “不许度人为僧、尼、道士,又不许创立寺、观”。使作者欢欣鼓舞。但情况剧变,现在不仅没有实行诏令,反而放纵佛教蔓延扩展,使它盛行。 “今纵未能即行,岂可恣之转令盛也?”这句在文中起承接、关锁作用,文意一大转折,前面从正面立论,用作下文的对比。
下文叙唐宪宗迎奉佛骨“伤风败俗,传笑四方”。从反面劝谏唐宪宗停止迎奉佛骨之举,委婉地替宪宗开脱,有意说他“不惑于佛”,迎佛骨只是迁就众人贪乐之心,为人们设怪异戏玩之具。其实,作者深知唐宪宗为佛教虚妄所迷。从称颂唐宪宗“神圣英武,数千百年已来,未有伦比”,到为之推诿责任,足见作者上表时期盼唐宪宗接受诤谏和小心翼翼的心理。 “安有圣明若此,而肯信此等事哉?”不想触怒唐宪宗,而搬给其一个改变初衷,停迎佛骨的阶梯。表文把迎奉佛骨造成恶果的责任推给“百姓愚冥”,虽然是作者“上智下愚”观点的流露,但更是一种策略。百姓以皇帝“真心事佛”,因而出现狂热、怪异情况:焚顶烧指、解衣散钱、弃其业次,甚至断臂脔身。 “自朝至暮”从时间上写狂热怪异的程度, “百十为群”、 “老少奔波”,言狂热,怪异人数之众。作者对此现象做出评判:“伤风败俗,传笑四方”,不是小事。第一段言先朝故事以影射现实:迎奉佛骨无益而有害?第二段则言本朝时事,以批评现实:迎奉佛骨,带来祸害,虽为唐宪宗开脱,但唐宪宗实负重责,这是不言而喻的。
第三段包括第四、五自然段,从佛本夷狄之人与对鬼神应敬而远之两个方面阐述迎奉佛骨有背先王之道,再次论证佛不足事,事佛有害。第四自然段指出佛骨乃“枯朽之骨,凶秽之余”,不得入宫禁。“夫佛,本夷狄之人”,这是从排斥外来思想的方面探究佛祖的来由:佛并不神圣,他们的佛祖释迦牟尼也不过是肉眼凡胎的人,而且是夷狄之人。鄙夷之情溢干言表。从佛祖这一根本上否定佛,说明作者反佛相当彻底。佛祖作为夷狄之人,语言、衣服诸方面都与中国人不一样。
第四大段在上述条陈事佛有害的基础上,提出“永绝根本”的排佛措施,表示如果能够实施“岂不盛哉!岂不快哉!”排佛的措施是“以此骨付之有司,投诸水火”。这一措施的深远意义是“永绝根本”,使天下之人消除疑惑。作者忍不住在这里插入抒情语句,以表达欢欣之情。继而做一假设:“佛如有灵,能作祸祟,凡有殃咎,宜加臣身。”作者情愿承担一切风险,表现出为国为民牺牲一己的精神,既言“佛如有灵”,这就透露作者未必相信佛能作祟,表明作者思想可能徘徊于有神、无神之间。
这篇表以大量历史事实与现实状况作为例证,阐述“佛不足事”这一中心论点,并引经据典,用先王之教与先王礼法作为理论依据,由远及近,从古到今,层层紧扣,逐层深化,严肃批评唐宪宗迎佛骨、崇佛教的荒谬性与危害性,始终表现摆事实、讲道理、诚恳劝谏的风范。文章擅长用对照写法。从历史看,有佛教传入中国之前与传入中国之后不同情况的对比;从现实来看,有唐高祖与唐宪宗对佛教所持不同态度的对比;从唐宪宗本人来看,有前后不同时期不同思想、做法的对比。正反两面的对比,使作者之立论更显得正确、鲜明。文中穿插生动的描写,增强了形象性与说服力。又如读到佛祖假如活着,来朝晋见所受礼遇,也出之以形象的描写,把佛祖那外邦使者的臣子面目,活灵活现地展示在了人们的眼前,因而使之失去了神圣的光圈,而突现其“夷狄之人”的屈辱地位。这些形象性的描写,作为论证的辅助手段,起到了独特的效果。在语言运用上,这篇表只举实例,不用典故,无冷僻字眼,有日常口语,以散句为主,自然洒脱,娓娓道来,晓之以理,动之以情。
译文及注释
译文
臣上陈说:我认为佛教不过是外国人的一种法术罢了。在后汉时传入中国,上法时从来没有。上法时,黄帝在位一百年,活了一百一十岁;少昊在位八十年,活了一百岁:颛顼在位七十九年,享年九十八岁;帝喾在位七十年,享年一百零五岁:帝尧在位九十八年,享年一百一十八岁;虞舜和大禹,也都活了一百岁。那时天下太平,百姓安乐长寿,但是中国并没有佛教。后来,殷朝的商汤也活了一百岁。商汤的孙子太戊,在位七十五年,武丁在位五十九年,史书上没有说他们活了多少年。但推断他们的年龄,大概也都不少于一百岁。周文王享年九十七岁,周武王享年九十三岁,周穆王在位一百年,此时佛法也没有传入中国。他们并不是由于信奉佛教才活到这样的高寿。
汉明帝的时候,中国开始有了佛教。明帝在位才仅仅十八年。明帝以后国家战乱,皇帝一个接着一个夭折,国运不久长。宋、齐、梁、陈、元魏以来,信奉佛教越来越虔诚,建国的时间和皇帝的寿命却更加短暂。只有梁武帝做了四十八年的皇帝,他前后三次舍身佛寺做佛僧,他祭祀宗庙,不杀牲畜作祭品,他本人每天只吃一顿饭,只吃蔬菜和水果;但他后来竟被侯景所逼迫,饿死在台城,梁朝也很快灭亡。信奉佛教祈求保佑,反而遭到灾祸。由此看来,佛不足以信奉,是十分明白的道理。
本朝高祖皇帝在刚刚接收隋朝天下时,就打算废除佛教。当时的群臣,才能见识短浅,不能深刻领会先王的旨意,不能了解从法到今普遍适用的治国措施,无法阐明并推行高祖皇帝神圣英明的主张,以纠正信奉佛法这种社会弊病,废除佛教这件事于是就停止没有实行,我对此常常感到遗憾。我认为睿圣文武的皇帝陛下,您的神圣、英明,几千年来没有人比得上。陛下即位的初期,就不准许剃度人当僧尼道士,更不准许创建佛寺道观,我常以为高祖皇帝消灭佛教的意愿,一定会在陛下手中得以实现,现在纵然不会马上实现,怎么可以放纵使佛教兴盛起来呢?
如今听说陛下命令大批僧人到凤翔迎接佛骨,陛下自己则亲自登楼观看,将佛骨抬入宫内,还命令各寺院轮流迎接供奉。我虽然十分愚笨,也知道陛下一定不是被佛法所迷惑,做这样隆重的场面来敬奉,只是希望求得幸福吉祥。不过是由于年成丰足,百姓安居乐业。顺应人们的心意,为京城的士人和庶民设置奇异的景观,以及游戏玩乐罢了。哪有像您这样圣明的天子,而去相信佛骨有灵这种事呢?然而老百姓愚昧无知,容易迷惑难于清醒,如果他们看到陛下这样做,将会说陛下是真心诚意信奉佛法,都说:“天子是无所不通的,还一心敬奉信仰佛,老百姓是何等样的人,怎么能够爱惜身体而不去献身为佛徒呢?于是他们就会焚香顶礼,双手合十,成十上百人聚在一起,施舍衣服钱财,从早到晚,互相仿效唯恐落在后边。老少奔波着,丢弃了他们所从事的工作和本分。如果不立即加以禁止,佛骨再经过各寺院,必定有人砍掉胳臂,割下身上的肉来奉献佛陀。伤风败俗,四方传为笑谈,这可不是小事啊!
佛本来是不开化的外国人,和中国言语不通,衣服样式不同,嘴里不讲先王留下的合乎礼法的道理,身上不穿先王规定的合乎礼法的衣服,不懂得君臣仁义、父子之情。假如他至今还活着,接受他的国君的命令,来到我国京城朝拜,陛下容纳接待他,不过在宣政殿接见一次,由礼宾院设一次酒筵招待一下,赐给他一套衣服,派兵护卫着让他离开我国境内,不许他迷惑百姓。何况他已经死了很久,枯朽的指骨,是污秽不祥的死尸的残留部分,怎么可以让它进入宫廷中!
孔子说:“严肃地对待鬼神,但却离他远远的。”法代的诸侯,在他的国家举行祭吊活动,尚且命令巫师首先用桃杖和扫帚举行“祓”礼,以消除不祥,这之后才进行祭吊。现在无缘无故地取来朽烂污秽的东西,陛下亲临观看它,却不先让巫师消除邪气,不用桃杖和扫帚扫除污秽,群臣不说这种做法不对,御史不指出这种做法的错误,我实在感到羞耻。我请求将佛骨交给有关部门,扔进火里水里,永远灭绝,断绝天下人的疑虑,杜绝后代人的迷惑。使天下的人知道圣人的所作所为,远远地超出普通人之上,这岂不是大好事吗?岂不是十分快乐的事吗?佛如果真的灵验,能降下灾祸的话,那么,一切的祸殃,都应加在我的身上,老天爷在上面看着,我绝不后悔埋怨。我不胜感激恳切之至,谨奉上这个表章让陛下知闻,我真是诚惶诚恐。
注释
佛骨:指佛教始祖释迦牟尼的一节指骨。表:文体名,古代臣子上给皇帝的奏章的一种,多用于陈情谢贺。
臣某言:表开头的一种格式,某是上表者的代词。
伏:俯伏,下对上的敬词。
佛:此处指佛教。
夷狄:古代对少数民族的称呼,文章指天竺(今印度)。
法:法度,文章指宗教。
后汉:即东汉。
黄帝:传说中上古时代部落联盟的首领,姓公孙,名轩辕。相传他先后战胜炎帝和蚩尤,为汉族始祖。
少昊:传说中古部落首领。黄帝子,己姓,名挚,字青阳。
颛顼:传说中古部落首领。黄帝之子昌意之后,号高阳氏,居于帝丘(今河南省濮阳东南)。
帝喾:传说中古部落首领,黄帝之子玄嚣之后,号高辛氏,居西亳(今河南省偃师县)。
帝尧:传说中古部落联盟领袖,帝喾之子,号陶唐氏,居平阳(今山西省临汾县)。
帝舜:传说中古部落联盟领袖,颛顼的七世孙,姚姓,号有虞氏,名重华,居蒲坂(今山西省永济县东南)。
禹:传说原为夏后氏部落领袖,后因治水有功,舜死后为部落联盟领袖。
寿考:寿命长。考:老。
殷汤:帝喾之子契之后,子姓,原为商族领袖。后用伊尹,陆续灭掉邻国和夏的盟国,最后一举灭夏,建立商朝。
太戊:即大戊,殷汤第四代孙。
武丁:殷汤第十代孙。
周文王:相传为帝喾之子后稷之后,姬姓,名昌。亦称西伯,史称其“和善累德,诸侯皆向之。”纣王曾囚西伯于羑里(故址在今河南省汤阴县北)。
武王:周武王名发,文王次子。率众诸侯伐纣灭商,建立周朝。
穆王:周昭王子,名满。
汉明帝:即刘庄,光武帝刘秀第四子。
运祚:国运,福祚,即世运。
宋、齐、梁、陈、元魏:国名。宋:开国皇帝刘裕,或称刘宋,立国59年。前后八个皇帝,四人被杀。齐:开国皇帝萧道成,或称南齐,立国23年。前后七个皇帝,三人被杀。梁:或称萧梁,开国皇帝萧衍,立国56年。前后四个皇帝,三人被杀,一人饿死。陈:开国皇帝陈霸先,立国34年。前后五个皇帝,一人被俘。元魏:即北魏,鲜卑人拓跋珪建立北魏,魏孝文帝时改姓元氏,故称元魏。立国160年。前后十七个皇帝,八人被杀。
谨:慎重。
促:短。
梁武帝:即萧衍。萧衍,字叔达,502年至549年在位。即位后大兴寺庙,自己曾三次舍身同泰寺,由他的儿子和臣子用重金赎回。
牲牢:指作祭品用的牲畜牛、羊、猪。
侯景:字万景,北魏怀朔镇(今内蒙古固阳南)鲜卑化羯人。
材识:才能见识。
推阐:推广阐发。圣明对皇帝的美称,文章指高祖禁佛的主张。
睿圣文武皇帝:唐宪宗元和三年正月群臣给唐宪宗李纯上的尊号。
伦比:匹敌。
舁:抬。
大内:指皇帝宫殿。
递迎:一个送一个迎接。
直:只是。
徇:顺从。
诡异:怪异。
观:给人看。
具:置,备。
愚冥:愚昧。
焚顶烧指:以火烧头顶,烧灼手指。
业次:生业,如做工、经商等。此处指本职工作。
脔身:把身上的肉割下一块。脔:切成小块的肉。
法言、法服:指合乎礼法的言语、服饰。
不知君臣之义、父子之情:僧人见皇帝不行人臣礼,又不养父母,无妻无子。
宣政:宫殿名,位于大明宫含元殿后。
礼宾:礼宾院,唐宪宗元和九年设礼宾院于长安长兴里,以待四夷之使。
设:指设宴。
巫:能以舞降神的人。
祝:祠庙中司祭礼的人。
桃茢:用桃枝编的笤帚,古人用它扫除不祥。
寻常:指一般人。
无任:即不胜。
恳悃:诚恳。
这是韩愈向唐宪宗上的一篇奏表。该表中心论点是“佛不足事”,集中表现了作者坚决反对唐宪宗拜迎佛骨这一迷信举动,充分显示了作者反佛明儒的坚定立场和英勇无畏的战斗精神。该表广征博引,说古论今,结构严谨,逻辑性强,感情激烈。韩愈在这篇表中揣摩皇帝迎佛骨的心理状态在于“事佛求福”、益寿延年,因此他只字不提佛理,表的前半部分只从年寿上立论。表分为四大段,由六个自然段组成:
第一大段包括一、二自然段。这一大段以佛教传入中国之前、之后的大量历史事实,从正反两方面证实“佛不足事”,事佛有害。第一自然段指出佛教传入中国以前,君王长寿:开篇简洁有力地做出判断:佛是夷狄的宗教,东汉时流入中国。(按,据今人考证,佛教在西汉时已传进中国)点出“夷狄”,以同“中国”相区别,希望能从皇帝至高无上的自尊心方面打动唐宪宗。继而列举上古时期黄帝、少昊、颛项、帝喾、尧、舜、禹、殷汤、大戊、武丁、周文王、武王、穆王等都长寿的历史现象,说明长寿的原因并不是“事佛”一这就隐含不必事佛的意思在内。第二自然段,以佛教传入后,皇帝“事佛求福,乃竟得祸”的事实,讲明了“佛不足事”的道理。
第二段以唐高祖对佛教“则议除之”的历史与唐宪宗违背祖宗遗教,迎奉佛骨带来危害的现实,从正反两个方面说明“佛不足事”,事佛有害。先叙述高祖对佛教采用“除之”措施。由于唐初政局变动,秦王李世民杀皇太子李建成与齐王李元吉后,高祖失去权位,新登基的唐太宗李世民用“大赦”和“复浮图、老子法”等措施拉拢人心,稳定局面。高祖除佛落空。这段史事难于秉笔直书,所以作者巧妙地把它推给“群臣才识不远”。作者高度评价除佛之议,觉得是“先王之道,古今之宜,推阐圣明,以救时弊”,并明确表示对停止除佛的不满: “臣常恨焉”。次叙唐宪宗即位之初,实行高祖遗志, “不许度人为僧、尼、道士,又不许创立寺、观”。使作者欢欣鼓舞。但情况剧变,现在不仅没有实行诏令,反而放纵佛教蔓延扩展,使它盛行。 “今纵未能即行,岂可恣之转令盛也?”这句在文中起承接、关锁作用,文意一大转折,前面从正面立论,用作下文的对比。
下文叙唐宪宗迎奉佛骨“伤风败俗,传笑四方”。从反面劝谏唐宪宗停止迎奉佛骨之举,委婉地替宪宗开脱,有意说他“不惑于佛”,迎佛骨只是迁就众人贪乐之心,为人们设怪异戏玩之具。其实,作者深知唐宪宗为佛教虚妄所迷。从称颂唐宪宗“神圣英武,数千百年已来,未有伦比”,到为之推诿责任,足见作者上表时期盼唐宪宗接受诤谏和小心翼翼的心理。 “安有圣明若此,而肯信此等事哉?”不想触怒唐宪宗,而搬给其一个改变初衷,停迎佛骨的阶梯。表文把迎奉佛骨造成恶果的责任推给“百姓愚冥”,虽然是作者“上智下愚”观点的流露,但更是一种策略。百姓以皇帝“真心事佛”,因而出现狂热、怪异情况:焚顶烧指、解衣散钱、弃其业次,甚至断臂脔身。 “自朝至暮”从时间上写狂热怪异的程度, “百十为群”、 “老少奔波”,言狂热,怪异人数之众。作者对此现象做出评判:“伤风败俗,传笑四方”,不是小事。第一段言先朝故事以影射现实:迎奉佛骨无益而有害?第二段则言本朝时事,以批评现实:迎奉佛骨,带来祸害,虽为唐宪宗开脱,但唐宪宗实负重责,这是不言而喻的。
第三段包括第四、五自然段,从佛本夷狄之人与对鬼神应敬而远之两个方面阐述迎奉佛骨有背先王之道,再次论证佛不足事,事佛有害。第四自然段指出佛骨乃“枯朽之骨,凶秽之余”,不得入宫禁。“夫佛,本夷狄之人”,这是从排斥外来思想的方面探究佛祖的来由:佛并不神圣,他们的佛祖释迦牟尼也不过是肉眼凡胎的人,而且是夷狄之人。鄙夷之情溢干言表。从佛祖这一根本上否定佛,说明作者反佛相当彻底。佛祖作为夷狄之人,语言、衣服诸方面都与中国人不一样。
第四大段在上述条陈事佛有害的基础上,提出“永绝根本”的排佛措施,表示如果能够实施“岂不盛哉!岂不快哉!”排佛的措施是“以此骨付之有司,投诸水火”。这一措施的深远意义是“永绝根本”,使天下之人消除疑惑。作者忍不住在这里插入抒情语句,以表达欢欣之情。继而做一假设:“佛如有灵,能作祸祟,凡有殃咎,宜加臣身。”作者情愿承担一切风险,表现出为国为民牺牲一己的精神,既言“佛如有灵”,这就透露作者未必相信佛能作祟,表明作者思想可能徘徊于有神、无神之间。
这篇表以大量历史事实与现实状况作为例证,阐述“佛不足事”这一中心论点,并引经据典,用先王之教与先王礼法作为理论依据,由远及近,从古到今,层层紧扣,逐层深化,严肃批评唐宪宗迎佛骨、崇佛教的荒谬性与危害性,始终表现摆事实、讲道理、诚恳劝谏的风范。文章擅长用对照写法。从历史看,有佛教传入中国之前与传入中国之后不同情况的对比;从现实来看,有唐高祖与唐宪宗对佛教所持不同态度的对比;从唐宪宗本人来看,有前后不同时期不同思想、做法的对比。正反两面的对比,使作者之立论更显得正确、鲜明。文中穿插生动的描写,增强了形象性与说服力。又如读到佛祖假如活着,来朝晋见所受礼遇,也出之以形象的描写,把佛祖那外邦使者的臣子面目,活灵活现地展示在了人们的眼前,因而使之失去了神圣的光圈,而突现其“夷狄之人”的屈辱地位。这些形象性的描写,作为论证的辅助手段,起到了独特的效果。在语言运用上,这篇表只举实例,不用典故,无冷僻字眼,有日常口语,以散句为主,自然洒脱,娓娓道来,晓之以理,动之以情。
在唐宪宗元和十四年(819),儒佛矛盾以一种激烈的形式暴发了。元和十四年是开塔的时期,唐宪宗要迎佛骨入宫内供养三日。韩愈听到这一消息,写下《谏迎佛骨》,上奏宪宗,极论不应信仰佛教。但韩愈没能阻挡宪宗迎佛骨,还险些丧命。
韩愈(768年-824年12月25日),字退之,河南河阳(今河南省孟州市)人,自称“祖籍昌黎郡”,世称“韩昌黎”、“昌黎先生”。唐代中期大臣,文学家、思想家、政治家,秘书郎韩仲卿之子。元和十二年(817年),出任宰相裴度行军司马,从平“淮西之乱”。直言谏迎佛骨,贬为潮州刺史。宦海沉浮,累迁吏部侍郎,人称“韩吏部”。长庆四年(824年),韩愈病逝,年五十七,追赠礼部尚书,谥号为“文”,故称“韩文公”。元丰元年(1078年),追封昌黎郡伯,并从祀孔庙。韩愈作为唐代古文运动的倡导者,名列“唐宋八大家”之首,有“文章巨公”和“百代文宗”之名。与柳宗元并称“韩柳”,与柳宗元、欧阳修和苏轼并称“千古文章四大家”。倡导“文道合一”、“气盛言宜”、“务去陈言”、“文从字顺”等写作理论,对后人具有指导意义。著有《韩昌黎集》等。 ▶ 428篇诗文
这首词用古今对比的方式,写当年繁华的景阳宫殿,而今是衰柳凄迷,月照残红,虫蛀画栋,杳无人迹,一片荒凉的景象,唯有双飞燕子,依旧翩翩飞舞。作品透露出今昔盛衰、人生凄凉的深沉伤感。
陈子龙的词婉丽风流,独具神韵,无论叙私情,还是言国事,都“以浓艳之笔,传凄婉之神”(陈延焯《白雨斋词话》)。这首《山花子》词就是一首凄丽悲婉的佳作。词题为“春恨”,但非关春情,也非关春光,而是以眼前的春色为契机,发抒悲怀故国的一腔遗恨。
上片从残春的景象入笔,自然引发一脉凄婉的伤逝情愫。
“杨柳迷离晓雾中,杏花零落五更钟”,开篇两句,呈现了四种意象——弥漫的晓雾,迷离的杨柳,零落的杏花,凄清的钟声,酿造了一种残败清冷的氛围。这是残春的景象,令人仆恓惶惆怅。五更钟,用语本于李商隐《无题》“来是空言去绝踪,月斜楼上五更钟”。这里暗用宋朝灭亡的旧典。《宋史·五行志》载,宋初有“寒在五更头”的民谣,“五更”谐音“五庚”,预兆宋朝的国祚在第五个庚申之后终止。宋太祖立国于公元960年(建降元年庚申),到 公园1259(理宗开庆元年)正好为五个庚申。果然,二十年后,宋朝就宣告灭亡。如今,这五更的钟声响起,不啻如一声声家破国亡的丧音,敲打着词人忧伤的心灵。
下面“寂寂景阳宫外月,照残红”两句,又以冷月、旧宫、残花三种意象,进一步渲染寂寞、凄凉的景况。“景阳宫”,即景阳殿,是南朝陈的宫殿,故址在今南京市北玄武湖畔。公元589年(祯明三年),隋军南下过江,攻占台城(故址在今南京市北玄武湖畔一带),陈后主闻讯,即与妃子张丽华投景阳宫井藏匿,至夜,被隋军擒获。
明朝和陈朝都建都南京。这里是用象征陈朝段灭的景阳宫旧事影射明朝的亡国。曾经照彻陈朝景阳宫殿、目睹过陈后主投井被擒一幕的明月,如今宛如深邃明睿的见证人,冷峻地观照着明朝灭亡后的惨淡景象——暮春的红花在寂寞中纷纷凋残,意味颇为深长。
下片切入人事沧桑,抒写凭吊故国的感伤。
“蝶化彩衣金缕尽,虫衔画粉玉楼空”,过片两句承袭上片意脉,呈示一派亡国的衰败景象。《罗浮山志》载有葛洪成仙,遗衣化为彩蝶的故事。“蝶化彩衣金缕尽”用其事,意谓明朝的皇族贵胄死后,五彩的遗衣化作了蝴蝶,连金丝缕也销蚀殆尽,早已失去帝王家的气象。昔日的皇官,玉宇琼楼早已朽蚀一空,剥落的画粉飞飞扬扬,只留下萧瑟悲凉之景。这虫蚀楼空的意象,正是奸佞卖国的象征。
“惟有无情双燕子,舞东风”,结拍两句,看似描绘燕舞东风的春景,实则以燕子的无情隐喻降清旧臣的无义,揭示出他们卖身求荣的丑恶嘴脸。他们恍如翩翩起舞的燕子春风得意,毫无亡国的悲恸。这两句含意隐曲,但透过言表,并不难感受到词人的义慨和愤懑。
清陈廷焯评此词说:“凄丽近南唐二主,词意亦哀以思矣!”(《白雨斋词话》),并以“凄丽”二字概括此词特征,指出这首词凄清婉丽的风格与南唐二主李璟、李煜相近;“哀以思,则揭橥这首词的内蕴以哀恸悲思故国为指归,黍离麦秀之悲,家国身世之恨,久久翻腾在胸中,发而为词,便成哀惋清丽的绝唱。”如果说,南唐后主李煜的“哀以思”,主要是哀悼失去的天堂,追思旧日的荣华富贵,那么,陈子龙的“哀以思”则更多地是哀痛故国的覆亡,沉思亡明的教训。一是亡国亡家的君主,一是图谋恢复的志士,显然,后者的作品更富思想的深度。清沈雄谓:“大樽(陈子龙号)文高两汉,诗轶三唐,苍劲之色与节义相符者,乃《湘真》一集,风流婉丽如此!”(《古今词话·词评》)凄丽的外壳包蕴着哀以思的崇高节义,如此解读这首《山花子》词,方不辜负词人的苦心孤诣。
这是一首仅三十三字的小令词。这首词采用神话传说故事作题材,描写刘、阮和仙女离别时的依依不舍之情,表达了别后对佳人的深深思念之情。
“曾宴桃源深洞,一曲清歌舞凤。”曾宴,点明往事。桃源深洞,“舞凤”,即凤舞,为叶韵,乃倒用,言伊人如凤之舞。词中写刘晨、阮肇天台遇仙女故事,省去全部细节,只将初会和离别时最深的印象加以形象化的概括,高度精炼。清歌凤舞,风光何等旖旎!
“长记欲别时,和泪出门相送。”“长记”二字是关键,记忆中的情景是那么的美好,可这一切已如梦幻,永无再现之期。小词没有多少篇幅,不容铺叙,要求写得很精粹,所以“长记”以下几句对整个宴别的过程便撷取了送别这一高潮时的场面来写。“长记”二字,上接“曾宴”二字,“和泪出门相送”写送别之悲痛,这是实写,下面旋又转入虚写。
“如梦!如梦!残月落花烟重。”“如梦!如梦!”诗有诗眼,词亦有词眼,这四个字实为本词之眼。如梦者,昔年之事如一场无凭的春梦,昔年之景只能在梦里再现,昔年之倡除非在梦里相逢。叠用两个“如梦”,显得更为惆怅,更为感伤。残月乃夜阑之景,落花烟重乃暮春之景,伤心人别有怀抱,才会有凄凉的感觉,更显萧瑟的气氛,言尽而意不尽。
这首小令,抒情细腻,婉丽多姿,辞语美,意境更美。词人描绘了曾和佳人在理想的世外桃源之地相聚时的情景,此为虚写梦中之景的美好,成为感情之流回旋奔涌而下之处,回忆如梦,因而显得特别含蕴丰富;梦醒时分,侧重于对眼前情景的刻画,眼前的半轮残月和簌簌坠落的花瓣,如烟一样的月色,给全词笼上了迷蒙孤寂的气氛,在这凄清的夜里,对她的思念绵绵不断,如此深沉。虚实两端互相补充,形成“以闲淡之景,寓浓丽之情”的特色,更显意味深长。
这首词前面的小序交代了背景和写作经过。词虽然是写梦,但一开篇却像是正在展开的令人兴致飞扬的现实生活。
“小舟横截春江,卧看翠壁红楼起。”“横截春江”,就是序中所说的“扁舟渡江”。长江波深浪阔,渡江的工具不过是古代的木帆船,而句中所用的警示极快当的“横截”二字,可见词人那种飘飘欲仙的豪迈之气。“卧看”,意态闲逸。又因在舟中“卧看”高处,岸上的翠碧红楼必然更有矗天之势。春江水是横向展开的,翠碧红楼是纵向的。一纵一横,展示出一幅飞动而开展的图景。
“云间笑语,使君高会,佳人半醉。危柱哀弦,艳歌余响,绕云萦水。”六句写闾丘公显在栖霞楼宴会宾客,席上笑语,飞出云间;美人半醉,伴随弦乐唱着艳歌,歌声响遏行云,萦回于江面。这里从听觉感受,写出乐宴的繁华。而由于词人是在舟中,并非身临高会,所以生出想象和怅望:“念故人老大,风流未减,独回首、烟波里。”前两句由对宴会的描写,转入对闾丘公显的评说,着重点其”风流“。后二句回首往事,从怅望里写出茫茫烟波和渺渺情怀。虽是那种特定环境中的情与景,但扑朔迷离,已为向下片过渡做了准备。
下片开头,把上片那些真切得有如实际生活的描写,一笔启开。“推枕惘然不见,但空江、月明千里。”仅仅十三个字,就写出了由梦到醒的过程,乃至心情与境界的变化。“惘然不见”点心境,与下句“空江、月明千里”实际上是点与染的关系。醒后周围景色空旷,与梦中繁华对照,更加重了惘然失落之感。不过,正因为茫然失落,而又面对江月千里的浩淼景象,更容易引起浮想联翩。以下至篇末,即由此产生三重想想。“五湖闻道,扁舟归去,仍携西子。”是想象中闾丘公显的现实境况:他过着退休生活,像范蠡一样,携同美人,游览五湖。“扔携西子”应上面”风流未减“”佳人半醉“等描写,见出闾丘公显的生活情调一如既往。“云梦南州,武昌东岸,昔游应记。”追思闾丘公显。作者曾在这梦之南、武昌之东的黄州一带游览,其情其景,仍然留在闾丘公显与作者记忆里。“料多情梦里,端来见我,也参差是。”进一步推想重拾情谊的老友,会再梦中前来相见,刚才那真切的情景,差不多就是吧。这三层,由设想对方处境,一直到设想“梦来见我”,回应了上片,首尾相合,构成一个艺术整体。而在行文上,由“江月”到“五湖”,到武昌东岸,再由昔游引出今梦。种种意念活动互相发生,完全如行云流水之自然。
作者写一场美好的梦。所梦的故人风流自在,重视情谊。彼此间既有美好的昔游,又有似真似幻的“梦来见我”的精神交会。其情调是浪漫的,因而有人认为这首词带有仙气。这从作者精神活动的广阔自由,从笔致的空灵浩淼看,并非没有根据。但如果因此认为词中所梦所想,都是也在一种神仙般的快乐心境上产生的,恐怕也不符合实际。苏轼谪居黄州,是他受打击非常沉重的时期。在实际生活中孤独寂寞,与亲朋隔绝离散,甚至音信不通。而另一方面,苏轼性格中又有豁达的、善于在逆境中自我派遣的特点。因之像词中所写的梦境和梦醒后的怀想,实质上是在孤独寂寞中,对自由、对友情、对生活中美好事物的一种向往。作者实际处境的孤独寂寞,虽然被他所写的色彩缤纷的梦境、昔游等所笼罩,但又并非掩盖无余。
此词上下片衔接处的“空回首,烟波里”与“推枕惘然不见,但空江月明千里”,感情之怅惘,身世之孤孑还是很清楚的。结尾处不说自己梦故人,而想象故人梦来见自己。正像一切事物在超负荷重需要有超剂量的补偿一样,是由异常寂寞的心境上产生出来的浪漫幻想。这使得这首词在风流潇洒中又有沉郁之致。这种沉郁,正是诗人实际处境、心情的一种反应。
唐朝安史之乱后,张继途经寒山寺时写下这首羁旅诗。此诗精确而细腻地描述了一个客船夜泊者对江南深秋夜景的观察和感受,勾画了月落乌啼、霜天寒夜、江枫渔火、孤舟客子等景象,有景有情有声有色。此外,这首诗也将作者羁旅之思,家国之忧,以及身处乱世尚无归宿的顾虑充分地表现出来,是写愁的代表作。全诗句句形象鲜明,可感可画,句与句之间逻辑关系又非常清晰合理,内容晓畅易解。
这首七绝以一“愁”字统起。前二句意象密集:落月、啼乌、满天霜、江枫、渔火、不眠人,造成一种意韵浓郁的审美情境。后两句意象疏宕:城、寺、船、钟声,是一种空灵旷远的意境。江畔秋夜渔火点点,羁旅客子卧闻静夜钟声。所有景物的挑选都独具慧眼:一静一动、一明一暗、江边岸上,景物的搭配与人物的心情达到了高度的默契与交融,共同形成了这个成为后世典范的艺术境界。
全诗抓住一个“愁”字展开。如果说“月落乌啼霜满天”多少透示着凄清悲凉,那么“江枫渔火”难道不给诗人一点光明与温暖吗?然而,“对愁眠”却凸现在人们面前。旅途的孤独、寂寞,牵起诗人的满怀愁绪,更遇上残月衔山、乌鸦悲啼,满目寒霜洒遍江天,一个迷茫、凄清、寂寥的背景已经形成,奠定了全诗以“愁”为中心的基调。人在逆境中(从诗的字里行间可以品味出来),最忌的是景物伤怀,诗人泊船于枫桥之下,本来心情就已凄恻,却偏逢残月。外出旅游者(也许作者不是旅游家)往往会对家人无限牵挂,可谓归心似箭,盼望与家人团圆,然而,他却客舟孤苦、愁怀难遣。残月也许已给诗人一丝莫名的预示,更兼乌鸦悲鸣的不祥之兆!(听到乌鸦啼叫,人们都会将其与不详联系)满天的飞霜又怎能不令诗人一阵阵心寒?
“江枫渔火对愁眠”。经霜后鲜红似火的枫叶与渔船上星星点点的灯火,在霜天夜晚呈现出一种朦胧美,给这幅秋江月夜图平添几分悦目赏心的风姿,绘景已达到美得无瑕的境界!然而,作者着力渲染秋江月夜的美景时,笔束一顿便绘出一个“愁”字来。作者为什么愁?有几多愁?景愈美则情(愁)愈烈。诗人面对美景,却没有半点的欢乐,愁得辗转反侧,这是为什么?我们回顾前文“月落”、“乌啼”、“霜满天”,俗话说天黑怕鬼,诗人心中的“鬼”是什么?是他的仕途得失、宦海沉浮?还是家事索怀、亲朋离散?诗中没说,不得而知。但诗人无心欣赏夜景、孤独难眠,我们不难想象他心中之愁。郁结难抒,确实不是言语说得清的。从他害怕乌啼,我们可以觉察他心中一定有什么事(或人)令他担心,以至乌鸦的啼叫声也令他心烦意乱。霜,是诗人描绘的这幅秋江月夜图的组成部分。玉屑般的飞霜给人一种素雅高洁的美感,然而和“乌啼”“愁眠”联系起来理解,这霜就有点“不妙”了。既然诗人听到乌啼已感意乱,那么飞霜岂不是令他心寒吗?意乱心烦自是他“愁眠”之因了。“姑苏城外寒山寺,夜半钟声到客船。”夜,静得可怕,静得令人难以入睡。
诗的前幅布景密度很大,十四个字写了六种景象,后幅却特别疏朗,两句诗只写了一件事:卧闻山寺夜钟。这是因为,诗人在枫桥夜泊中所得到的最鲜明深刻、最具诗意美的感觉印象,就是这寒山寺的夜半钟声。月落乌啼、霜天寒夜、江枫渔火、孤舟客子等景象,固然已从各方面显示出枫桥夜泊的特征,但还不足以尽传它的神韵。在暗夜中,人的听觉升居为对外界事物景象感受的首位。而静夜钟声,给予人的印象又特别强烈。这样,“夜半钟声”就不但衬托出了夜的静谧,而且揭示了夜的深永和清寥,而诗人卧听疏钟时的种种难以言传的感受也就尽在不言中了。
《枫桥夜泊》是一首情与景交织在一起的古诗,全诗除了“对愁眠”外,其余都是刻意绘景。它不是直抒胸臆,而是通过描绘秋江月夜的美景,间接而自然地把诗人旅途寂寞的郁结愁思寄托于景物而抒发出来。欲抒情,先绘景,情随景发,是这首古诗显著的艺术特点。由此可见,在借景抒情的古诗中,作者的情感是通过所描绘的景物来抒发的。在教学这类古诗时,我们既要欣赏作者描绘的景物,更重要的是理解他凭借景物巧妙抒情的技巧,这样才能真正地读懂了古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