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篇书信体论说文。李翊曾向韩愈请教写文章的技巧,韩愈写了这篇文章作答。文章比较系统地阐述了作者的文学观,认为文章的思想内容决定表现形式,所谓“气盛则言宜”;同时结合自己的写作实践具体指出,写好文章的基本条件是要不断加强学习和修养,无望其速成,不诱于势利,树立“立言”的志向,并且要注意修改,求新,“惟陈言之务去”。
《答李翊书》是韩愈宣传其“古文”理论的重要文章之一。文章可分为四段。
第一段表示原回答对方的问题,谈谈写作之道。先称赞来信文辞高卓而态度谦恭;接着宕开一笔,感叹世人久已不讲道德(指儒家仁义之道),道德之外的“文”当然更无人讲求。这一笔并非闲笔,它抒发了深沉的感慨,又暗示自己所说的“文”不是一般文章,而是与道德联系在一起的。接着说自己虽所知亦有限,但却不可不为对方谈论一番。这不仅因李生谦恭好学,更因他“不志乎利”,是可教之材,不过这个意思是一在文末才点明的。
第二段正面揭示中心论点。先向李先生提出希望,希望他不要满足于文章胜过一般人而可为时人所取,而就树立“至于古之立言者”的宏大志向。这一期望很高,但是在先称赏对方文章的基础上,再以问句出之,故显得态度诚恳语气平缓。然后正面提出“无望其速成,无诱于势利”的论点。指出要写好文章,须从根本做起,须加强道德修养,使自己成为“仁义之人”则自然能够“其言蔼和”,蔼,原意为草木美盛,此处借指语言文辞之美。
第三段即以自己学为古文的经过和体会说明这一论点。先说写作古文确乎很难,不过自己学着写已二十余年了,言外之意是也还有心得。以下叙述学为古文的三个阶段,都扣紧“道”与“文”的关系着笔。第一阶段,“非三代两汉之书不敢观,非圣人这志不敢存。”韩愈认为三代两汉书中有儒道精醇者(如《五经》、《孟子》)。有大醇小疵者(如荀况、扬雄的著作),魏晋以后则儒道不传。起步须正,故不敢观两汉以一之书。这两句写出兢兢业业唯恐误入歧途的心情。“处若忘”以下四句即是形象地写其专心一意,苦思冥想之状。学有所得,发为文章,务求增除人云亦云的陈词滥调,而甚感为难,所谓“陈言”既指立意,也指文辞表达。有了好的思想内容,要表达得新鲜有力,也颇不易。所作之文,内容既是阐发不合流俗的独特见解,形式又是不拘于对偶、声律的“古文”故颇为人所非笑。但韩愈“不知其非笑之为非知,置之不顾。当时骈文势力很大,日常应用文字和科举取士,大多使用骈文。韩愈提倡古文,确实是经过艰巨斗争的。如此坚持数年,便进入第二阶段,此时已有分析批判能力,能辨古书中何者为合乎儒道之“正”,何者为假是而非之 “伪”,何者大体虽“正”而犹有所不足。其阅读范围也就不再有所限制,而能去伪存真,此时执笔为文则能如水流泪不绝;示之于人时,不但不为其毁誉所动,而且毁之反以为喜誉之反以为忧;表明其主见已写,心思朗彻,正俗反时俗之道而行之。这也是就意与辞两方面说的。
如此数,又进入第三阶段。此时作文如长江大河,滔滔而至。但仍不敢掉以轻心,仍须平心静气,对所欲言者一一加以细心的体察和捡点,确知其醇而不杂,然后才奔涌而出;而且,须不断加强道德修养,“行之乎仁义之途,游之首《诗》《书》之源”终身以之,总之,学为古文须有极严格而自觉的道德修养,须花费长期以至一生的工夫,且不但不能以至谋取私利,还要为世人所非笑,故为之甚难。至此已将三个阶段为李生描述完毕,然后指出关于气和言的心得举以告之。气,指作者对于所欲表达的内容具有充分自信而产生的昂扬的精神状态。气盛则句式长短、声调高下便能自然合宜。作者之“气”即以此而表现为文章的气势,气之盛大与否,当然又取决于平日修养。这养气之说当是继承孟子“我善养吾浩然之气”的说法。孟子善辩,其文气势盛大;不过他并未将“气”与“文”联系起来加以论说。韩愈则将二者联系起来,并将文气具体化为“言之短长与声之高下”。从文辞声音之美的角度而言,骈文的句式长短,声调变化都较整齐,具有人工美,但易流于单调板带。韩愈提倡古文力矫其弊,但古文亦应讲求节奏、声调之美。以“气”即气势、语气为主导来决定其长短高下,其声音之美便比较自然,具更能切合文章的内容。
第四段表明坚持古文之道的态度。先紧接上文,说虽已得心应手,但仍不敢自以为近首有成;即使近乎有成,也不为世人所用。而君子正不欲苟合取用于世俗之人,而是以坚持其道,立言不朽,传请后世为乐事,不过,应者寥寥,毕竟又使他乐中有悲。其提倡古文的态度是坚定的,而感情则是矛盾复杂的,最后表明对李生的劝勉之意,与第一段“不可不为生言之”相呼应。
韩愈曾说过,君子“未得位,则思修其辞以明其道。”正因为作文是为了明道,所以要强调作者以道德修养。韩愈这样鼓吹儒道,有其观实意义。例如:用儒家大一统和君臣名公的思想去反对藩镇割据,要求儒道独尊以反对佛教迷信和寺院经济的恶性膨胀,在当时都有一定进步性。古文理论是与现实斗争密切相关的。不过其理论也充分重视文章的艺术表现,如此文莫于务去陈言和气言关系的主张就很有价值,影响于后世极大;即在今日对于学习写作也不无可借鉴之处。至到“于望其速成,无诱于势利”的观点,则更具有较普遍的意义。许多在文化科学领域内卓有建树的人物,正是以其百折不回的毅力和不求名利,甘于寂寞的品质取得成功的,韩愈的话至今仍给人以启发和鼓舞。
《答李翊书》在写作上颇有特色,首先是其文气的变化流转与内容情相切合。文章充满了对自己主张的强烈自信和不为流俗所动的气魄,读之令人振奋,但是,文中言及“志乎古必遗乎今”时,不能不叹恨感慨;所述学为古文的过程,有如临深履薄;对李生竭诚相告,而不可有居高临下之势。凡此种的内容方面的因素,使得文势又起伏多变。而其语言形式亦与之相应。如第二段先以参差如口语且杂以问句的形式表达委婉、商量的语气,而后面的”无望其速成“等句则采用整齐排偶的句式,再加以“仁义之人,基信蔼如”的有力一结,显得凝练铿锵,精光焕发,充分显示其斩钉截铁的态度,很好地突出了中心。第四段“君子则不然”以下数句则以较整齐而对比的句式表示其坚定的态度。文中转折连词“抑”“虽然”用得较多,但具有语气的往复回旋之感。此文虽纯是论说而语言颇为形象。如以“养其根”“加其膏”比喻作文当求根本,以水与物比喻气与言,都新鲜而生动,又如以“处若忘”等句描写若思,使读者恍如目击其状。全文针线绵密而不露痕迹。如第一段自称“焉足以知是且非”,第四段说不敢“自谓几于成”都表明了为古文之难,第三段更以一个“难”字贯穿,而这又都是为了说明写作古文是终生事业,“无望其速成”的道理。又如果第四段“志乎古”“不志乎利”“用于人也奚取”分别与第二段“蕲至于古之立言者”“无诱于势利”“取于人”相照应,且都自然而然,绝无重复之感。
译文及注释
译文
六月二十六日,韩愈言,李生足下:你来信的文辞立意很高,而那提问的态度是多么谦卑和恭敬呀。能够这样,谁不愿把把立言之道告诉你呢?儒家的仁义道德归属于你指日可待,何况它的外在形式文章呢?不过我只是所谓望见孔子的门墙而并未登堂入室的人,怎么足以能辨别是或非呢?虽然如此,还是不能不跟你谈谈自己对这个问题的看法:
你所说的要著书立说的看法,是正确的,你所做的和你所期望的,很相似并很接近了。只是不知道你的“立言”之志,是希望胜过别人而被人所取用呢,还是希望达到古代立言的人的境界呢?希望胜过别人而被人取用,那你本已胜过别人并且可以被人取用了。如果期望达到古代立言的人的境界,那就不要希望它能够很快实现,不要被势利所引诱,要像培养树木的根而等待它的果实,像给灯加油而等它放出光芒。根长得旺盛果实就能预期成熟,灯油充足灯光就明亮,仁义之人,他的文辞必然和气可亲。
不过还是有困难之处,我所做到的,自己也不知道达到古代立言者的境界还是没有?虽然如此,我学习古文已有二十多年了。开始的时候,不是夏商周三代西东两汉的书就不敢看,不合乎圣人志意的就不敢存留心中,静处的时候像忘掉了什么,行走时好像遗失了什么,矜持的样子像在思考,茫茫然像是着了迷。当把心里所想的用手写出的时候,想要把那些陈旧的言词去掉,这是很艰难的呀!把文章拿给别人看时,不把别人的非难和讥笑放在心上。像这种情况也有不少年,我还是不改自己的主张。这样之后才能识别古书中道理的真与假,以及那些虽然正确但还不够完善的内容,清清楚楚黑白分明了,务必去除那些不正确和不完善的,这才慢慢有了心得。当把心里所想的用手写出来的时候,文思就像泉水一样涌流出来了。再拿这些文章给别人看时,非笑它我就高兴,称赞它我就担忧,因为文章里还存有时人的意思和看法。像这样又有些年,然后才真是像大水浩荡一样文思奔涌了。我又担心文章中还有杂而不纯的地方,于是从相反方向对文章提出诘难、挑剔,平心静气地考察它,直到辞义都纯正了,然后才放手去写。虽然如此,还是不能不加深自己的修养。在仁义的道路上行进,在《诗》《书》的源泉里游弋,不要迷失道路,不要断绝源头,终我一生都这样做而已。文章的气势,就像水;语言,就像浮在水上的东西。水势大,那么凡是能漂浮的东西大小都能浮起来。文章的气势和语言的关系也是这样,气势充足,那么语言的短长与声音的扬抑就都会适当。
虽然这样,难道就敢说自己的文章接近成功了吗!即使接近成功了,被人用时,别人能得到什么呢?尽管如此,等待被人采用的见解,难道就像器具一样吗?用或不用都取决于别人。君子就不这样,思考问题本着仁义原则,自己行事有一定规范,被任用就在人们中推行道,不被用就把道传给弟子,把道借文章流传下去为后世效法。像这样,是值得高兴呢,还是不值得高兴呢?
有志于学习古代立言者的人很少了。有志学习古人的人,必为今人所弃,我实在为有志于古的人高兴,也为他悲伤,我一再称赞那些有志学习古人的人,只是为了勉励他们,并非敢随意表扬那些可以表扬、批评那些可以批评的人。向我问道的人有很多了,想到你的意图不在于功利,所以姑且对你讲这些话。韩愈言。
注释
李翊:唐贞元十八年(802年)进士,时权德舆主持礼部考试,祠部员外郎陆惨为副,韩愈荐李翊于陆惨,遂中第。
下而恭:谦虚而恭敬。
其外之文:作为道德之外部表现形式的文章。
抑:不过,可是,转折连词。
望孔之门墙而不入于其宫:谦称自己对于圣人之道还是一个未能登堂入室的门外汉。
立言:著书立说。
蕲:同“祈”,求,希望。
诱于势利:为眼前的势利所诱惑。
根:比喻道德、学问的修养。
实:果实,喻立言作文。
遂:长得好。
沃:多,充足。
晔:明亮。
蔼如:和蔼温顺的样子。
两汉:指西汉和东汉。
陈言:没有表现力的陈词滥调。
务去:务必除去。
戛戛:吃力的样子。
昭昭然:明白清晰的样子。
汩汩然:水流急速的样子,喻文思泉涌。
说:同“悦”,喜欢。
迎而距之:试图从反面去批驳自己的文章,以检验其是否精纯。距:同“拒”,抗拒,此指批驳。
养:培养、充实自己。
行之乎仁义之途:在儒家“仁义”之坦途上前进。
游之乎诗书之源:在《诗经》《尚书》等儒家思想的源泉中遨游。
气盛:指文章的思想纯正、内容丰富。
几于成:几乎达到完美无缺的地步。
肖于器:像一件有固定用处的器物。
舍:不用。
属诸人:完全取决于别人。
处心有道:心中有主见,即以儒家的思想、道德来考虑问题。
行己有方:行为有准则。
希:同“稀”,少人。
非敢褒其可褒而贬其可贬:不敢随便褒奖自己认为可褒奖的人,贬斥自己认为可贬斥之。
不志乎利:用心不在于求利。
这是一篇书信体论说文。李翊曾向韩愈请文写文章的技巧,韩愈写了这篇文章作答。文章比较系统地阐述了作者的文学观,认为文章的思想内容决定表现形式,所谓“气盛则言宜”;同时结合自己的写作实践具体为出,写好文章的基本条件是要不断加强学习和修养,无望其速成,不诱于势利,树立“立言”的志向,并且要注意修改,求新,“惟陈言之务去”。
《答李翊书》是韩愈宣传其“古文”理论的重要文章之一。文章可分为四段。
第一段表示原回答对方的问题,谈谈写作之道。先称赞来信文辞高卓而态度谦恭;接着宕开一笔,感叹世人久已不讲道德(为儒家仁义之道),道德之外的“文”当然更无人讲求。这一笔并非闲笔,它抒发了一沉的感慨,又暗示自己所说的“文”不是一般文章,而是须道德联系在一起的。接着说自己虽所知亦有限,但却不可不为对方谈论一番。这不仅因李生谦恭好学,更因他“不志乎利”,是可文之材,不过这个意思是一在文末才点明的。
第二段正面揭示中心论点。先向李先生提出希望,希望他不要满足于文章胜过一般人而可为时人所取,而就树立“至于古之立言者”的宏大志向。这一期望很高,但是在先称赏对方文章的基础美,再以问句出之,故显得态度诚恳语气平缓。然后正面提出“无望其速成,无诱于势利”的论点。为出要写好文章,须从根本做起,须加强道德修养,使自己成为“仁义之人”则自然能够“其言蔼和”,蔼,原意为草木美盛,此处借为语言文辞之美。
第三段即以自己学为古文的经过和体会说明这一论点。先说写作古文确乎很难,不过自己学着写已二十余年了,言外之意是也还有心得。以下叙述学为古文的三个阶段,都扣紧“道”须“文”的关系着笔。第一阶段,“非三代两汉之书不敢观,非圣人这志不敢存。”韩愈认为三代两汉书中有儒道精醇者(如《五经》、《孟子》)。有大醇小疵者(如荀况、扬雄的著作),魏晋以后则儒道不传。起步须正,故不敢观两汉以一之书。这两句写出兢兢业业唯恐误入歧途的心情。“处若忘”以下四句即是形象地写其专心一意,苦思冥想之状。学有所得,发为文章,务求增除人云亦云的陈词滥调,而甚感为难,所谓“陈言”既为立意,也为文辞表达。有了好的思想内容,要表达得新鲜有力,也颇不易。所作之文,内容既是阐发不合流俗的独特见解,形式又是不拘于对偶、声律的“古文”故颇为人所非笑。但韩愈“不知其非笑之为非知,置之不顾。当时骈文势力很大,日常应用文字和科举取士,大多使用骈文。韩愈提倡古文,确实是经过艰巨斗争的。如此坚持数年,便进入第二阶段,此时已有分析批判能力,能辨古书中何者为合乎儒道之“正”,何者为假是而非之 “伪”,何者大体虽“正”而犹有所不足。其阅读范围也就不再有所限制,而能去伪存真,此时执笔为文则能如水流泪不绝;示之于人时,不但不为其毁誉所动,而且毁之反以为喜誉之反以为忧;表明其主见已写,心思朗彻,正俗反时俗之道而行之。这也是就意须辞两方面说的。
如此数,又进入第三阶段。此时作文如长江大河,滔滔而至。但仍不敢掉以轻心,仍须平心静气,对所欲言者一一加以细心的体察和捡点,确知其醇而不杂,然后才奔涌而出;而且,须不断加强道德修养,“行之乎仁义之途,游之首《诗》《书》之源”终身以之,总之,学为古文须有极严格而自觉的道德修养,须花费长期以至一生的工夫,且不但不能以至谋取私利,还要为世人所非笑,故为之甚难。至此已将三个阶段为李生描述完毕,然后为出关于气和言的心得举以告之。气,为作者对于所欲表达的内容具有充分自信而产生的昂扬的精神状态。气盛则句式长短、声调高下便能自然合宜。作者之“气”即以此而表现为文章的气势,气之盛大须否,当然又取决于平日修养。这养气之说当是继承孟子“我善养吾浩然之气”的说法。孟子善辩,其文气势盛大;不过他并未将“气”须“文”联系起来加以论说。韩愈则将二者联系起来,并将文气具体化为“言之短长须声之高下”。从文辞声音之美的角度而言,骈文的句式长短,声调变化都较整齐,具有人工美,但易流于单调板带。韩愈提倡古文力矫其弊,但古文亦应讲求节奏、声调之美。以“气”即气势、语气为主导来决定其长短高下,其声音之美便比较自然,具更能切合文章的内容。
第四段表明坚持古文之道的态度。先紧接美文,说虽已得心应手,但仍不敢自以为近首有成;即使近乎有成,也不为世人所用。而君子正不欲苟合取用于世俗之人,而是以坚持其道,立言不朽,传请后世为乐事,不过,应者寥寥,毕竟又使他乐中有悲。其提倡古文的态度是坚定的,而感情则是矛盾复杂的,最后表明对李生的劝勉之意,须第一段“不可不为生言之”相呼应。
韩愈曾说过,君子“未得位,则思修其辞以明其道。”正因为作文是为了明道,所以要强调作者以道德修养。韩愈这样鼓吹儒道,有其观实意义。例如:用儒家大一统和君臣名公的思想去反对藩镇割据,要求儒道独尊以反对佛文迷信和寺院经济的恶性膨胀,在当时都有一定进步性。古文理论是须现实斗争密切相关的。不过其理论也充分重视文章的艺术表现,如此文莫于务去陈言和气言关系的主张就很有价值,影响于后世极大;即在今日对于学习写作也不无可借鉴之处。至到“于望其速成,无诱于势利”的观点,则更具有较普遍的意义。许多在文化科学领域内卓有建树的人物,正是以其百折不回的毅力和不求名利,甘于寂寞的品质取得成功的,韩愈的话至今仍给人以启发和鼓舞。
《答李翊书》在写作美颇有特色,首先是其文气的变化流转须内容情相切合。文章充满了对自己主张的强烈自信和不为流俗所动的气魄,读之令人振奋,但是,文中言及“志乎古必遗乎今”时,不能不叹恨感慨;所述学为古文的过程,有如临一履薄;对李生竭诚相告,而不可有居高临下之势。凡此种的内容方面的因素,使得文势又起伏多变。而其语言形式亦须之相应。如第二段先以参差如口语且杂以问句的形式表达委婉、商量的语气,而后面的”无望其速成“等句则采用整齐排偶的句式,再加以“仁义之人,基信蔼如”的有力一结,显得凝练铿锵,精光焕发,充分显示其斩钉截铁的态度,很好地突出了中心。第四段“君子则不然”以下数句则以较整齐而对比的句式表示其坚定的态度。文中转折连词“抑”“虽然”用得较多,但具有语气的往复回旋之感。此文虽纯是论说而语言颇为形象。如以“养其根”“加其膏”比喻作文当求根本,以水须物比喻气须言,都新鲜而生动,又如以“处若忘”等句描写若思,使读者恍如目击其状。全文针线绵密而不露痕迹。如第一段自称“焉足以知是且非”,第四段说不敢“自谓几于成”都表明了为古文之难,第三段更以一个“难”字贯穿,而这又都是为了说明写作古文是终生事业,“无望其速成”的道理。又如果第四段“志乎古”“不志乎利”“用于人也奚取”分别须第二段“蕲至于古之立言者”“无诱于势利”“取于人”相照应,且都自然而然,绝无重复之感。
《答李翊书》写于唐德宗贞元十七年(公元801年)。韩愈自贞元八年(公元792年)考取进士后,未能经由吏部考度步入仕途,胸怀用世之志而无所施展,颇不得意,但以儒道和“古文”自负的志向并未衰减。李翊,贞元十八年(802年)进士及第,曾跟韩愈学习古文。这是韩愈写给李翊的一封书信,写此书信时韩愈三十四岁,在长安。
韩愈(768年-824年12月25日),字退之,河南河阳(今河南省孟州市)人,自称“祖籍昌黎郡”,世称“韩昌黎”、“昌黎先生”。唐代中期大臣,文学家、思想家、政治家,秘书郎韩仲卿之子。元和十二年(817年),出任宰相裴度行军司马,从平“淮西之乱”。直言谏迎佛骨,贬为潮州刺史。宦海沉浮,累迁吏部侍郎,人称“韩吏部”。长庆四年(824年),韩愈病逝,年五十七,追赠礼部尚书,谥号为“文”,故称“韩文公”。元丰元年(1078年),追封昌黎郡伯,并从祀孔庙。韩愈作为唐代古文运动的倡导者,名列“唐宋八大家”之首,有“文章巨公”和“百代文宗”之名。与柳宗元并称“韩柳”,与柳宗元、欧阳修和苏轼并称“千古文章四大家”。倡导“文道合一”、“气盛言宜”、“务去陈言”、“文从字顺”等写作理论,对后人具有指导意义。著有《韩昌黎集》等。 ▶ 428篇诗文
光绪十六年(1890),黄遵宪在伦敦任驻英使馆参赞,以乐府杂曲歌辞《今别离》旧题,分别歌咏了火车、轮船、电报、照相等新事物和东西半球昼夜相反的自然现象。诗人巧妙地将近代出现的新事物,与传统游子思妇题材融为一体,以别离之苦写新事物和科学技术之昌明,又以新事物和科学技术之昌明,表现出当时人在别离观上的新认识。因此,《今别离》既是乐府旧题,又反映了今人——近代人别离的意识,是当时“诗界革命”和黄遵宪“新派诗”的代表作品。
从结构上看,四诗各自独立成篇:首篇写轮船、火车载人远去;次写抵达异域后,以电报向家人报平安;三写寄相片以慰离愁;四写思妇,欲梦佳期,而东西半球昼夜相反,眠起不同,佳期难梦。但在内在逻辑上,四诗又一线贯穿,首尾相衔,是一组小型组诗,表现了“今别离”的特点和近代人相思别离的全过程。
古、今别离的不同,首先在于别离时所用交通工具的不同。不同的交通工具所激发的离情别绪,就有快慢、浓烈、强度和类型的不同。第一首咏火车、轮船,即以古代车舟反村,以当今火车、轮船的准时、迅速,表现近代人离情别绪的突发与浓烈。全诗的核心是一组对比——
古亦有山川,古亦有车舟。车舟载别离,行止犹自由。
今日舟与车,并力生离愁。明知须臾景,不许稍绸缪。
其中有发车之准时:“钟声一及时,顷刻不少留”。有马力巨大的“万钧柁”,不畏打头石尤风,决无“愿得篙橹折,交郎到头还”之可能性。其迅疾:“送者未及返,君在天尽头”,“望影倏不见,烟波杳悠悠”。故其离情,既不似李白“孤帆远影碧空尽,惟见长江天际流”之缓慢;更无郑谷“数声风笛离亭晚,君向潇湘我向秦”之从容,倏忽之间,人已不见,此时便只能看一个“快乘轻气冲球“(海上飞艇)的愿望而已。
既已别离,辄起相思。相思何以慰——朝寄平安语,暮寄相思字。遂过渡到咏电报的第二首。
“朝寄”、“暮寄”,寻常家书而已。但驰书之快,迅疾如电,又与通常家书不同。其不同处有四:一非君手书;二无君默记;三无亲呢语;四经“三四译”,已难尽如人意——实是近代电报通讯的特点,以思妇的口吻道出,又贴切、自然而有新意。更有甚者,“只有斑斑墨”以下六句,诗人竟以南朝乐府民歌中谐音双关的艺术手法,以斑斑墨、门前树及江南水乡常见的藕与丝,来描写与电报有关的电讯器材和电讯设施。“斑斑墨”,写的是电码;“两行树”,写的是电线杆;“中央亦有丝”,借莲藕之丝写电线中央的铜丝;“两头系”,写的是相隔万里之遥的两座电讯大楼。藕断丝(谐思)连,仅是谐音比喻;而电线丝却真的能传递相思之情,这比借丝之喻又进了一层。整首诗以思妇接到远行丈夫电报来驰骋想像,展开内心独白,把相思之情与电报的特点高度融合在一起,如刘燕勋所说:“结想俱匪夷所思,直入化境矣。”
别离愈久,思念愈切,慰尔相思,除电报外,还寄来照片——开函喜动色,分明是君容。遂又写照片。
古代别离,虽朝思暮想,却不能面见。经过长时间的别离,倘若“今日见君面”,则一定是夫妻重逢,“既见君子,云胡不喜”。那时的通讯往来,常常是片言只语,雁字鱼书而已,感情的表现形式也仅是“客从远方来,遗我一端绮”或“呼儿烹鲤鱼,中有尺素书”。虽有“画图省识春风面”的方法,却从不用在“—种相思,两处闲愁”上。近代则不同,因为出现了照相术,故能见照片上的的“君面”,虽然不是真的相逢。不过,即使把“君”的照片与自己的照片悬挂在一起,以便“汝我长相从”,但实际上仍隔着千山万水,别恨无穷。或者不如说,由于收到“对面不解语”的照片,反更易惹起自己一般浓浓的相思离别之情。于是,此首便由“自非梦往来,密意何由通”转入第四首。
思妇收到电报,怨无寻常并坐语,况经三四译;收到照片,恨对面不解语,仍觉忧心忡忡,自觉“密意”难通,于是寄希望于“梦”。忽然,她又想到,由于“君”与“妾”之间“相去三万里,昼夜相背驰。”昼夜既相背,眠起即不同,“恐君魂来日,是妾不寐时。”妾处“举头见明月”,君处“侵晓刚披衣”。彼此既不相闻,故“魂梦难相依”。连梦也做不到一块,这比起以为“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相思可以“梦佳期”的张九龄,以及自信“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的苏东坡来,不仅“以至思而抒通情,以新事而合旧格,质古洲茂,隐恻缠绵”,且确是咏古人未见之物,发古人未发之情,“辟古人未曾有之境”(陈三立语)。
这组诗的佳处,自然还不止以上所说,诗人以其深厚的古典诗歌修养,将新事物成功地溶入古典诗歌的氛围中,也是本诗的特点之一。不过,那些弥漫着古色古香的诗句,在本诗中只起着“旧瓶”的作用,未能与其所装的“新酒”媲美,所以,限于篇幅,这里就不多说了。
中秋佳节是我国古代文人经常采用的题材。这首词充分表达了作者对中秋赏月的无比赞美之情。
上片的四句写待月的心情,依换韵分两层。“何须急管吹云暝,高寒滟滟开金饼”写人们等待月亮缓慢爬高时的情景。起句作者通过描写“急管吹云暝”的幼稚举动,表现出人们盼月的急切心情。妙在作者并非仅仅依赖“急管”这具体的东西来表达抽象复杂的心情,却在“急管吹云暝”之前冠上“何须”两字。
这样一来就使句意更深一层。不单表现了人们的急切心情;又表现出月出人间的积极主动。下句“高寒滟滟开金饼”具体细致地描写了月如何穿出云丛出现在高空。此句化用苏舜钦《中秋新桥对月》诗:“云头滟滟开金饼。”“滟滟”,光摇动貌,写月的迷人姿态。
“金饼”既以金色形容了月光之明亮耀眼,又以饼的圆形点明是中秋满月。从而很自然地引出“今夕不登楼,一年空过秋”,这是自劝与劝人勿辜负良辰美景的警语。这句既高度赞美了中秋夜月,又为下片赏月铺垫。
下片写赏月,作者扣紧中秋月的特色,一句一个动人的月夜场景,从各个角度来刻画这令人难以忘怀的中秋月夜。换头“桂花香雾冷”是半虚半实的双关语。实者,桂花被月光笼罩着,加上秋夜湿露,看上去朦朦胧胧,若隐若现,桂花透过这“雾气”散发着阵阵幽香。虚者,写月中桂。联系上片的“高寒”很自然地会想到广寒宫的桂树、嫦娥、吴刚、桂子飘香等美丽的传说故事,仿佛感到月中之“桂花香雾冷”,令人产生无尽的遐想。下句“梧叶西风影”,则实写月光下明亮的夜景。这句与上句同样没有出现“月光”字样,但却通过秋风中梧桐树枝叶的清影反衬月光的明亮。没有月,那有影,不言月光而言树影便将月光的亮度具体可感地写出来了。“西风”二字不只是再点秋季,更重要的是使这个景色变活了,因为有“西风”,能使“梧叶”发出响声,能使“影”动,还能使人仿佛感觉到凉意。这一韵中的“桂花”、“冷”、“梧叶”、“西风”都是节候性强的词语,这就构成了秋月的特征性意境。最后“客醉倚河桥,清光愁玉箫”又换一个镜头,进一层写人在中秋之月的心境。上片“今夕不登楼,一年空过秋”只不过从月明当赏而言,这里却是既赏情景。“客醉”二字最引人深思。
若只言“醉”,有可能是中秋亲朋好友团圆欢聚,一醉方休,但加上一个“客”字就要突破这个可能性了。中秋为“客”,一醉之后,对着团圆的月,就更会因离别而伤心了。“倚河桥”,对着天上、水中的明月,更会浮想联翩,很自然地想到“二十四桥明月夜,玉人何处教吹箫”(唐杜牧《寄扬州韩绰判官》诗)的意境。“玉箫”与首句的“急管”遥相呼应,然而两者的情调迥然不同。一个是待月之初,一时忘却客中之感的急切希冀的欢快之音,一个是既见秋月反勾起客愁的冷漠凄凉的愁苦之声。常见的月圆人不圆的主题,作者却并不急于一语道破,先从情理中应有的欢快说起,继用“冷”、“影”稍稍透露气氛,一直憋到最后才吐出一个“愁”字来,不仅在写法上有如剥茧抽丝之妙,而且在效果上收到扣人心弦之妙。这样写出的愁,读者之心能够格外惦量出它的沉重。这是一种别致的艺术手法。
此词塑造了梅花俊美而坚韧不拔的形象,鼓励人们要有威武不屈的精神和革命到底的乐观主义精神。上阕主要写梅花傲寒开放的美好身姿,描绘梅花的美丽、积极与坚贞;下阕主要写梅花的精神风貌,表现了梅花坚强不屈、不畏寒冷,对春天充满信心和谦虚的风格。
上阕主要写梅花傲寒开放的俏丽身姿。起始二句叙季节的变换,既平直自然,又蕴含哲理。第一句才说“春归”,第二句就说“春到”。春归是梅花在风雨中所送,春到是梅花在飞雪中所迎。很显然,这里的“迎春”、“送春”者,不是“风雨”、“飞雪”,而是梅和梅花。在风雨中送走春天时,梅花虽已凋谢但在飞雪中迎来春天时,梅花却正吐艳。这两句对仗工整,拟人形象,生动地表现了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中国人民坚强不屈的革命英雄主义、坚韧不拔的意志和大无畏的战斗精神。“已是悬崖百丈冰,犹有花枝俏”承“飞雪”写出,极力渲染梅花开放时的冰雪环境,这是一种衬托的手法,在“百丈冰”的时节梅花开放是十分难能可贵的。这样一来,“犹有花枝俏”一句就格外醒目。梅花不仅在如此严寒的环境中开放,而且开放得还特别俏丽。作者以冰雪衬托风骨铮铮的梅花,以梅花的品质、梅花的形象象征中国共产党人。作者笔下的梅花形象是全新的,不仅是诗人眼中梅花的形象,也是诗人自己以及中国共产党人的形象。
下阕是对无私无欲的梅花的礼赞。首句承“俏”字写出。俏丽的梅花开放于寒冬之时,它是春天的信使,预报春天就要到来,当春天真正到来时她已经飘零了。这就是梅花乐于奉献的性格,所以作者说梅花是“俏也不争春,只把春来报”。“俏”字浓缩了千种生机,万般气,是这首词的诗眼,是新时代梅花精神风貌的外现。“俏”字也是上下阕之间过渡的桥梁,使整首词的境界浑然天成。“待到山花烂漫时,她在从中”两句,描写春天降临繁花似锦的时候,梅花那种舒心高兴的样子。写出了花不仅有俏丽的身姿,而且有崇高的精神境界。“笑”字写出了新时代梅花谦逊脱俗的品质,豁达大度的精神风采极大地升华了词的艺术境界。新时代的梅花形象象征了共产党人斗争在前,享受在后的崇高美德和无私奉献的伟大精神。
这首咏物词是运用逆向思维写作的典范。词前序中说的“反其意”是读者进入这首咏梅词艺术境界的极佳通道。陆游当时主张北伐,皇帝不信任他,朝廷中主和的投降派又排挤、攻击他,他难酬壮志,伤感悲凉,便作了《卜算子·咏梅》。陆游以梅自况,表示要坚持爱国情操,至死不向恶势力屈服。但是,陆游词中的“梅”太孤寂了,要听任群芳的嫉妒,没有阳光普照,却有风摧雨浇,尽管最后“零落成泥碾作尘”,但始终保持了固有的芳香,而毛泽东词中的“梅”则完全相反。陆游笔下的“梅花”是一个孤独的爱国者形象,而毛泽东笔下的“梅花”是伟大的共产主义者,她是一个人,更代表了先进的无产阶级群体。陆游笔下的“梅花”生长在“驿外断桥边”,在凄风苦雨中支撑,而毛泽东笔下的“梅花”与飞雪为伍,在“悬崖百丈冰”时,傲霜斗雪成长。陆游笔下的“梅花”寂寞无主地开放,在黄昏中独自发愁,颓唐哀伤,而毛泽东笔下的“梅花”在春天即将到来时绽放,自豪,乐观。陆游笔下的“梅花”“无意苦争春”,与世无争,明哲保身,而毛泽东笔下的“梅花”“只把春来报”,要把春光迎到人间,无私奉献。陆游笔下的“梅花”“一任群芳妒”孤芳自赏,无可奈何,而毛泽东笔下的“梅花”在山花烂漫的花丛中欢笑,永远与百花在一起。陆游笔下的“梅花”最终结局是“零落成泥碾作尘”,被人遗忘,而毛泽东笔下的“梅花”迎来了百花盛开的春天,在春天里得到永生。
《卜算子·咏梅》是毛泽东诗词中比、兴手法用得最好的一首。作者将梅花的自然美与人的德善美有机地融为一,达到了“天人合一”的最高境界。词中象征、拟人、衬托、比喻、夸张、对仗、顶针等多种修辞手法的巧妙运用,写出了梅花富于挑战性的个性和谦逊无私的高风亮节,较完美地实现了托物言志的目的。
此诗描写夏日江南田野水边的景色:刚下过一阵雨,暖日和风,溪水盈盈;河岸上,草绿花红,柳荫浓密;渲染出明媚、和暖的氛围;同时描绘了儿童牧牛与牛吃草的动态画面,营造了生机无限的意境。全诗远景写意,着色粗放淋漓;近景写人,工笔勾勒,细致入微。诗中浸润着古典的静穆与纯净。
此诗语言浅显易懂。首句写得平易,“晴明风日雨干时”,点明一个大晴天,雨后初晴之日,阳光透亮,风儿流畅,地面的积水正被阳光蒸发,被风儿吹干。一雨一晴,风调雨顺,又是农业生产的好时光。全句展示出的大自然不是死寂的,而是流动的。“草满花堤水满溪”,在这样好的气候条件下,小溪被雨水充盈了,水面和堤齐平,这种情景用“满”字是合适的,常见的;而以“满”字写堤上花儿草儿繁盛之状,原也不足为奇,但“满”在这里作为动词,仿佛青草有意识地去装点堤岸一般,这就生动有趣了。这样的“花堤”,正是放牛的好去处啊。
于是,诗人的眼睛发现了“童子柳阴眠正着”,童子在柳树的浓荫下酣睡。在诗的节奏上,第三句是个顿挫。前两句写的是自然界景物,都充满生气和动态,到了最有生命力的人(又是活泼可爱的孩子),却呼呼大睡,一动不动。轻快的诗歌节奏在这里仿佛停了下来,放慢了速度。然而,情绪上的顿挫,是为了推出第四句“一牛吃过柳阴西。”童子的牛在哪儿呢?牛儿吃着吃着,已经挪到了柳阴的西边去了。因为牧童的安然静止睡眠,使牛儿得以自由自在地吃草,悠然地动着。画面因牛的活动,又活动起来。这样一静一动,和谐自然。这里把牧牛童子和牛的神态写活了,富有生活气息。
这首诗前两句写出了由雨而晴,由湿而干,溪水由浅而满,花草于风中摇曳,大自然充满了生机的律“动”;第三句写出了牧童柳荫下酣睡的自然悠闲的“静”,加上第四句“一牛吃过柳阴西”的时动时静,形成了这首诗独特的生活情趣和原始朴素的美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