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涯文学_古诗词

　　《原毁》论述和探究毁谤产生的原因。作者认为士大夫之间毁谤之风的盛行是道德败坏的一种表现，其根源在于“怠”和“忌”，即怠于自我修养且又妒忌别人；其怠其忌，毁谤便无从产生。文章先从正面开导，说明一个人应该如何正确对待自己和对待别人才符合君子之德、君子之风，然后将其合这个准则的行为拿来对照，最后指出其根源及危害性。通篇采用对比手法，并且全篇行文严肃而恳切，句式整齐中有变化，语言生动而形象，刻画当时士风，可谓入木三分。

　　本文抒发了作者个人的愤懑，但在其平之鸣中道出了一个真理：只有爱护人才，尊重人才，方能使人“乐于为善”。此文从“责己”、“待人”两个方面，进行古今对比，指出当时社会风气浇薄，毁谤滋多，并剖析其原因在于“怠”与“忌”。行文严肃而恳切，句式整齐有变化，语言生动形象，刻画入木三分。

　　第一段
　　第一段论证古之君子“责己”、“待人”的正确态度。“责己重以周，待人轻以约”是“古之君子”的表现特征。

　　第二段
　　第二段紧承上文，剖析“今之君子”表现。谈“古之君子”的态度是“责己”、“待人”，而谈“今之君子”却用“责人”、“待己”。一字之差，点明了两者其同的态度。对人的缺点，一个是“取其一其责其二；即其新，其究其旧”；一个是“举其一，其计其十；究其旧，其图其新”。对人的优点，一个是“恐恐然惟惧其人之其得为善之利”；一个是“恐恐然惟惧其人之有闻”。由此得出结论：今之君子责人详、待己廉的实质是“其以众人待其身，而以圣人望于人”。这一结句，简洁有力，跌宕有致，开合自如，非大手笔其能为之。

　　第三段
　　第三段以“虽然”急转，引出“怠”与“忌”是毁谤之源。作者认为士大夫之间毁谤之风的盛行是道德败坏的一种表现，其根源在于“怠”和“忌”，即怠于自我修养且又妒忌别人；其怠其忌，毁谤便无从产生。“怠者其能修”，所以待己廉；“忌者畏人修”，因而责人详。为下文“是故事修而谤兴，德高而毁来”的结论作了铺垫。文中既有理论概括，又有试验说明，顺理成章地得出了“是故事修而谤兴，德高而毁来”这一根本结论。最后三句，既交代了此文的写作目的，呼吁当权者纠正这股毁谤歪风，又语重心长、寄托了作者对国事的期望。

　　对比手法
　　文章通篇采用对比手法，有“古之君子”与“今之君子”的对比，有同一个人“责己”和“待人”其同态度的比较，还有“应者”与“其应者”的比较，等等。此文还运用了排比手法，使文章往复回环，迂曲生姿，大大增强了表达效果。

　　青溪是三国东吴时开凿的一条水道，起钟山西南，逶迤九曲，穿过今南京市区，流入秦淮河。陈维崧的这首《尉迟杯》以“青溪路”一句起调，既是点词题中所说的《青溪集》，也是把它作为南京的象征、历史的见证，表明这首词写的是饱经历史沧桑的南京。南京是作者青少年时的旧游之地。他在《留都见闻录序》中曾追述:“余年八九岁，祖父挈来金陵，僦宅成贤街莲舟桥下；后随先大人省试，率三岁一至以为常。”其祖父为东林领袖之一的陈于廷，其父为与冒襄、侯方域、方以智共称“四公子”；的陈贞慧，都是明末士林推重的人物。明亡前夕，作者十八岁时又曾随陈贞慧至南京，据其《金陵游记序》称，当时的南京依然名士云集，“人各据一水榭，每当斜阳叆叇，青帘白舫络绎縠纹明镜间”。这些记载，正可作这首词的次句“记旧日、年少嬉游处”的注脚。这一句，看似平平写出，而对作者来说，却有终身难忘的生活内容，负载着沉重的岁月之感、家世之慨和易代之悲。下面，“覆舟山畔人家。麾扇渡头士女，水舟风片，有十万、珠帘夹烟浦”三句，就是把词思在时间上推回到“旧日”，在空间上推回到“年少嬉游处”，回忆当年南京城内、秦淮河一带的繁华景象。句中的“覆舟山”即玄武山，东连钟山，北临玄武湖；“麾扇渡”在秦淮河上，位于朱雀桥之左，以晋时顾荣挥羽扇退陈敏军而得名；“烟浦”指歌楼妓馆骈列两岸的秦淮河。过拍“泊画船、柳下楼前，衣香暗落如雨”两句，则紧承“烟浦”二字，描写当年秦淮河上画舫云集、衣香暗闻的旖旎风光。

　　上片八句都是思昔，追记这一既是作者旧游之地、又是明代留都的当年盛况。八句中没有用一个直接表达感情的字眼，而字里行间寓藏着对往昔、对故国的无限怀念，正如《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在评介周密《武林旧事》一书时所说，“恻恻兴亡之感，实曲寄于言外，不仅作风俗记、都邑簿也”。

　　词的下片由思昔转到伤今。换头“闻说近日台城，剩黄蝶蒙蒙，和梦飞舞”三句，把上片所刻意描画的繁华景象一笔扫去。上一句中“闻说”二字表明下面所写都非目睹，而是听“新自金陵归”的许月度口述；“近日”二字与上片次句中的“旧日”二字两相映照，界分今昔；“台城”为东晋、南朝的台省及宫殿所在地，故址在今南京鸡鸣山南，这里用来与上片首句的“青溪”遥遥呼应，都是代指南京。下两句化用《庄子·齐物篇》中梦蝶的寓言，以喻人事之变幻无常、国家之兴亡如梦；句中的一个“剩”字暗示一切旧日的繁华都已烟消云散，只有黄蝶迷迷茫茫在梦境中飞舞而已。接着，就以“绿水青山浑似画，只添了、几行秋戍”两句，抒发其“风景不殊，举目有江山之异”(《晋书·王导传》中述周顗语)的悲慨。至于下片词的后四句，更以凄怆之笔表达其亡国之恨。在“三更后、盈盈皓月，见无数、精灵含泪语”两句中，作者借助想象，展示了一个午夜后、明月下“新鬼烦冤旧鬼哭”(杜甫《兵车行》)的凄凉阴森的境界。“想胭脂、井底娇魂，至今怕说擒虎”两句，则用隋将韩擒虎攻破台城时，南朝的最后一个皇帝陈后主叔宝与其宠妃张丽华、孔贵嫔藏匿于胭脂井中，当夜终于被隋军擒获的史实，以影射清军攻破南京，又追俘在南京称帝仅一年的福王朱由崧一事。这后四句词合起来看，既是哀悼南明弘光朝的覆亡，也是暗写清军占领南京时为这座历史名城带来的灾难。清军下江南之初，极其残暴。一些地方易手时，大量人民被屠杀，不少妇女被掳掠。“无数精灵”之含泪相语，“井底娇魂”之怕说擒虎，实即写清军入城后杀掠之惨。陈朝的张丽华、孔贵嫔未死于井中，并非“井底娇魂”。这说明，作者写的不是历史而是时事，只是借以泛写在战争中屈死的妇女。作者另有一首《八声甘州》词，题作“客有言西江近事者，感而赋此”，中有“叹灌婴城下，章江门外，玉碎珠残。争拥红妆北去，何日遂生还”诸语，更是明写清军的暴行。

　　作者对南京有特殊的感情，在其作品中每一提到南京总是感慨系之。其所以抱有这样的感情，不仅因为南京是他的“年少嬉游处”，这里有他的童心绮梦，而且南京在他的心目中是代表故国的。对于青少年时未去过北京，从小生活在江南的作者来说，清军攻破南京后才尝到亡国之痛。其业师陈子龙、吴应箕在南京陷落后先后举义师抗清，兵败，慷慨就义；其父陈贞慧回乡隐居于陈于廷墓侧，凡十二年不入城。家庭和师友的影响，使其直到三十岁后才多次参加省试，谋求见用于新朝，而且始终眷恋前朝，怀有故国之思。前面提到的《留都见闻录》为吴应箕所写，作者为此《录》写序时已经五十六岁，距其去世只有两年。他在序言的终篇处还寄慨遥深地说:“展《东京梦华》之录，抚《清明上河》之图，白首门徒，清江故国，余能无愀然以感，而悄然以悲者乎？”从这几句话再回过来看这首《尉迟杯》词，就更可以领会其感情深度了。

　　词的上片先是直抒思乡之情，谓虽已“甚颜华发”，却是“故山归计”仍未决。以问句出之，见感慨更深。

　　词人此时因反对王安石变法，导致了“旧交新贵音书绝”。而且眼前，“惟有佳人，犹作殷勤别。”只有这位歌妓情意恳切，输肝沥胆，是可贵的知己。这首阊门留别词中，可以看到词人不仅以平等的态度对待侍宴的歌妓，对她以及她们寄予深刻的同情，而且进一步把佳人当作可以推心置腹的知音，把自己的宦游漂泊与歌妓不幸的命运联系起来。同是天涯沦落人，同样有不幸的命运，临别之际，作者自然会触动真情。

　　下片写与佳人依依惜别的深情。由“殷勤别”到“离亭欲去”，意脉相连，过片自然。不同的是上片由己及人，下片由人到己，充分体现出双方意绪契合，情感交流。歌妓擅唱，以歌赠别属情理之中。但与自己最爱重的知音作别，就必然是未歌先凄咽，以至于泣不成声。然而此时无声胜有声，一个“咽”字说尽了佳人的海样情深。十月初冬，寒风袭人，但双方只觉得离愁如满天细雨，纷纷扬扬，无穷无尽，一时意忘了冷风吹泪脸。

　　结句用武则天《如意娘》诗之诗意：“看朱成碧思纷纷，憔悴支离为忆君。不信比来长下泪，开箱验取石榴裙。”词人用意则更进一层，劝佳人不用罗巾揾泪，任它洒满罗衫，等待再次相会时，以此作为相知贵心的见证。这既是劝慰佳人，也是自我宽解，此时洒泪相别，但愿后会有期。

　　纵观苏轼的一生，一直处于“欲仕不能，欲隐不忍”的矛盾中。自因反对新法而离京后，他郁郁不得志，思归故里之情更为迫切。此词即流露出上述思想。

　　孟郊（751—814），字东野，湖州武康（今浙江德清县）人。中唐著名诗人。他壮年屡试不第，四十六岁才中进士，五十岁时被授为溧阳县尉。怀才不遇，心情抑郁。在他上任之际，韩愈写此文加以赞扬和宽慰，流露出对朝廷用人不当的感慨和不满。

　　文章内容共分四段。

　　第一段，论述“物不平则鸣”的道理。从草木、水受外力的激动而发出声音，论及人的言论、歌、哭，都是因为有所不平的缘故。

　　第二段，列举自然界多种现象论证“不平则鸣”的观点。例如金、石。丝、竹、匏，土、革、木八种乐器，就是最善于发出声音的东西；而上天则用鸟鸣、雷鸣、虫鸣、之声来告诉人一年四季的推移。这就为下文阐述“人也亦然”打下论证的基础。

　　第三段，论证人也如此，不平则鸣。文章承接上文，从自然界论及人类社会，从唐虞、夏、商、周、春秋、战国、秦、汉、魏晋，南北朝一直谈到隋、唐，列举了众多的历史人物的事迹，论证了“物不得其平则鸣”的论点。

　　第四段，从唐朝的陈子昂、苏源明、元结、李白、杜甫、李观一直说到孟郊、李翱、张籍，认为他们都是善于用诗文来抒发情怀的人。作者发问：孟郊、李翱、张籍三人的优秀诗文，不知是上天要使他们的声音和谐来歌颂国家的兴盛，还是要使他们穷困饥饿、心情忧愁，而为自己的不幸悲歌？最终点明题旨：“东野之役于江南也，有若不释然者，故吾道其命于天者以解之。”借以抒发对孟郊怀才不遇的感慨。

　　文章运用比兴手法，从“物不平则鸣”，写到“人不平则鸣”。全序仅篇末用少量笔墨直接点到孟郊，其他内容都凭空结撰，出人意外，但又紧紧围绕孟郊其人其事而设，言在彼而意在此，因而并不显得空疏游离，体现了布局谋篇上的独到造诣。历数各个朝代善鸣者时，句式极错综变化之能事，清人刘海峰评为“雄奇创辟，横绝古今”。

　　诗人因文成名，也因文惹祸，酿成了轰动一时的“清风”诗案，这首诗因此成为诗人的断头诗。

　　徐骏因风吹乱了他的书页，引发诗兴，吟了一句“清风不识字，何事乱翻书”，便招致了杀身之祸。清朝当权者认为，“清风不识字，何必乱翻书”是诗人在嘲讽清朝统治者不识书，不适合统治。这“清风”诗案，非常典型地反映了封建专制统治下，文字是极易招祸的。

　　当时清朝盛行文字狱，凡清统治者认为有碍于专制集权统治的著述、文字，必兴起大狱，肆意株连。其中比较突出的康熙二年的庄氏明史案、雍正六年的吕留良案等等。清朝大兴文字狱目的，是要在思想文化领域内树立君主专制和满族贵族统治的绝对权威。其后果极其严重，极大地摧残和钳制了思想文化的进步和发展。

　　关于《渔父》的作者，历来说法不一。最早认定为屈原作的，是东汉王逸的《楚辞章句》。《楚辞章句》是在西汉末年刘向编的《楚辞》的基础上作注。在《楚辞》中，《渔父》已作为屈原的二十五篇作品之一收入。据此，则认定屈原作《渔父》，又可上推至刘向时。后世认同屈原作《渔父》，影响较大的有南朝梁代萧统编的《昭明文选》和南宋朱熹的《楚辞集注》。但此说漏洞颇多。从外证来说，司马迁在《史记·屈贾列传》中引述《渔父》文字时，只是作为行文的一部分，而并非作为屈原的原作转引。王逸《楚辞章句》在明确指出“《渔父》者，屈原之所作也”之后，又说“楚人思念屈原，因叙其辞以相传焉”，则作者又非屈原而成了“楚人”。从内证来说，《渔父》中的屈原表示“宁赴湘流，葬于江鱼之腹中”，以下当是赴湘自沉的一幕，似不可能再有心绪用轻松的笔调续写“莞尔而笑”的渔父。何况全文采用第三人称，亦与屈原作为此文作者的身份不合。故近人一般都认为此文并非屈原所作。郭沫若说：“《渔父》可能是深知屈原生活和思想的楚人的作品。”(《屈原赋今译》)按之作品的实际，这一推断还是比较可信的。

　　在第一部分中，屈原开始露面。文章交待了故事发生的背景、环境以及主人公的特定情况。时间是在“既放”之后，即屈原因坚持爱国的政治主张遭到楚顷襄王的放逐之后；地点是在“江潭”、“泽畔”，从下文“宁赴湘流”四字看来，当是在接近湘江的沅江或沅湘间的某一江边、泽畔；其时屈原的情况是正心事重重，一边走一边口中念念有词。文中以“颜色憔悴，形容枯槁”八字活画出屈原英雄末路、心力交瘁、形销骨立的外在形象。

　　第二部分是文章的主体。在这部分中，渔父上场，并开始了与屈原的问答。对渔父不作外形的描述，而是直接写出他心中的两个疑问。一问屈原的身份：“子非三闾大夫与?”屈原曾任楚国的三闾大夫(官名)，显然渔父认出了屈原，便用反问以认定身份。第二问才是问话的重点所在：“何故至于斯?”落魄到这地步，当是渔父所没有料想到的。由此一问，引出屈原的答话，并进而展开彼此间的思想交锋。屈原说明自己被流放的原因是“举世皆浊我独清，众人皆醉我独醒”，即自己与众不同，独来独往，不苟合，不妥协。由此引出渔父的进一步的议论。针对屈原的自是、自信，渔父提出，应该学习“圣人不凝滞于物，而能与世推移”的榜样，并以三个反问句启发屈原“淈泥扬波”、“哺糟歠酾”，走一条与世浮沉、远害全身的自我保护的道路。他认为屈原不必要“深思高举”，从思想到行为无不高标独立，以致为自己招来流放之祸。渔父是一位隐者，是道家思想的忠实信徒。老子说：“和其光，同其尘。”(《老子》)庄子说：“虚而委蛇。”(《庄子·应帝王》，后世成语作“虚与委蛇”)渔父所取的人生哲学、处世态度，正是从老庄那里继承过来的。他所标举的“圣人”，指的正是老、庄一类人物。儒家的大圣人则说：“道不同，不相为谋。”(《论语·卫灵公》)坚持“苏世独立，横而不流”(《九歌·橘颂》)的高尚人格的屈原，对于渔父的“忠告”当然是格格不入的。他义正辞严地进一步表明了自己的思想、主张。他以“新沐者必弹冠，新浴者必振衣”的两个浅近、形象的比喻，说明自己洁身自好、决不同流合污的态度。又以不能以自己的清白之身受到玷污的两个反问句，表明了自己“宁赴湘流”，不惜牺牲性命也要坚持自己的理想。屈原在《离骚》中就曾旗帜鲜明地表示过：“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既莫足与为美政兮，吾将从彭咸之所居!”《渔父》中的屈原，正是这样一个始终不渝地坚持理想、不惜舍生取义的生活中的强者。司马迁将《渔父》的文字作为史料载入屈原的传记中，当也是有见于所写内容的真实性，至少是符合屈原一以贯之的思想性格的。

　　全文的最后一部分，笔墨集中在渔父一人身上。听了屈原的再次回答，渔父“莞尔而笑”，不再答理屈原，兀自唱起“沧浪之水清兮”的歌，“鼓枻而去”。这部分对渔父的描写十分传神。屈原不听他的忠告，他不愠不怒，不强人所难，以隐者的超然姿态心平气和地与屈原分道扬镳。他唱的歌，后人称之为《渔父歌》(宋人郭茂倩《乐府诗集》第八十三卷将此歌作为《渔父歌》的“古辞”收入)，也《沧浪歌》或《孺子歌》。歌词以“水清”与“水浊”比喻世道的清明与黑暗。所谓水清可以洗帽缨、水浊可以洗脚，大意仍然是上文“圣人不凝滞于物，而能与世推移”的意思，这是渔父和光同尘的处世哲学的一种较为形象化的说法。

　　最后这一部分，不见于《史记》屈原本传中。从全篇结构来说，这一部分却是不可或缺的：它进一步渲染了渔父的形象；渔父无言而别、唱歌远去的结尾，也使全文获得了悠远的情韵。不少研究者认为《渔父》这篇作品是歌颂屈原的。但从全文的描写、尤其是从这一结尾中，似乎很难看出作者有专门褒美屈原、贬抑渔父的意思。《渔父》的价值在于相当准确地写出了屈原的思想性格，而与此同时，还成功地塑造了一位高蹈遁世的隐者形象。后世众多诗赋词曲作品中吟啸烟霞的渔钓隐者形象，从文学上溯源，都不能不使我们联想到楚辞中的这篇《渔父》。如果一定要辨清此文对屈原与渔父的感情倾向孰轻孰重，倒不妨认为他比较倾向于作为隐者典型的渔父。

　　《渔父》是一篇可读性很强的优美的散文。开头写屈原，结尾写渔父，都着墨不多而十分传神；中间采用对话体，多用比喻、反问，生动、形象而又富于哲理性。从文体的角度看，在楚辞中，唯有此文、《卜居》以及宋玉的部分作品采用问答体，与后来的汉赋的写法已比较接近。前人说汉赋“受命于诗人，拓宇于楚辞”(刘勰《文心雕龙·诠赋》)，在文体演变史上，《渔父》无疑是有着不可忽视的重要地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