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中丞传后叙》是韩愈的一篇议论与叙事相结合的散文。文中表彰张巡、许远抗击安史叛军的功绩，驳斥对张、许的诬蔑、中伤，以此来歌颂抗击藩镇作乱的英雄人物。元和元年（806年）宪宗开始制裁藩镇。在这样的政治背景之下，韩愈重新阐扬张、许功绩，无疑是有意义的。
笫一段是引子，借评论李翰的《张巡传》，作一些必要的交代。真正的议论是从第二段开始。张、许二人中，许远受诬更重，第二段便主要为许远辩诬。“远虽材若不及巡者，开门纳巡，位本在巡上，授之柄而处其下，无所疑忌，竟与巡俱守死、成功名；城陷而虏，与巡死先后异耳”，是对许远的总评。抓住最关键性的几件事，充分说明许远忠于国家，以大局为重的政治品质，同时又紧扣与张巡的关系，让人感到坚守危城，大义殉国，张巡、许远是完全一致的，任何想把张、许二人分开，从许远身上打开缺口的企图都是徒劳的。在这样的总评之后，再逐一辩诬，就有高屋建瓴之势。辩诬的第一层是驳畏死论。作者从两家子弟不能通晓父辈心志落笔，庸劣子弟之所以会如此，无非是受流言蜚语的惑乱。当年张、许二人同生死共患难，而子弟互生是非，从这样令人痛心的事实，人们自然会想到恶语中伤者之可恨。辩诬的第二层，是驳所谓“城之陷自远所分始”。小人的这一攻击，好像抓到一点事实，较畏死论更为恶毒。回击时必须透过现象，揭示本质。文章以人死和绳断作比喻，用归谬法，指出其不达于理。随后发出感愤，斥责“小人之好议论，不乐成人之美”，指向一种带有普遍性的社会现象，不仅增强了文章的气势，而且非常能引起人的共鸣。
在驳倒小人对许远的攻击后，第三段接着为整个睢阳保卫战辩护。先驳死守论，由申述不能弃城逆遁的原因，转入从正面论证拒守睢阳的重大意义。“守一城，捍天下……蔽遮江淮，沮遏其势，天下之不亡，其谁之功也！”把保卫睢阳，提高到关系国家存亡的战略高度来认识，死守论以及其他种种否定睢阳战役的谬论就统统破产了。作者那种反诘的语气，即是面对群小加以痛斥的口吻。在这样大义凛然地斥倒群小之后，便更掌握了主动。于是进一步抓住无可抵赖的事实，给对方以致命的一击。在睢阳将士艰难奋战时，周围弃城逃跑者，擅强兵坐视不救者，比比皆是。那些好议论者竟然放过这类人不提，反而责备张、许死守，完全是居心不良。作者尖锐地指出，这是站在叛乱者一边，有意制造谰言，帮助他们攻击爱国志士。这样一下子便揭穿了小人的阴险面目，使他们再也无法冒充正人君子。
文章第四、五两段展开对英雄人物轶事的描写。第四段写南霁云乞师和就义。乞师一节，把南霁云放在贺兰进明嫉妒张巡、许远的功绩，而又企图强留南霁云的尖锐矛盾环境中，展示人物的性格。南霁云由不忍独食到断指、射塔，其言语行为被矛盾一步步推向前进，而他忠义、慷慨、愤激的表现也越来越震撼人心。围绕南霁云，除让贺兰进明从反面加以陪衬外，后面还有作者贞元年间（785—805）过泗州的补笔，不仅把传说坐实，而且在紧张激烈的气氛中，突然宕开一笔，更显得顿挫生姿，摇曳不尽。就义一节，将南霁云和张巡放在一起互相映衬，显示了两位英雄精神的契合。而张巡的忠义严肃，南霁云的临危不惧、慷慨爽朗，又各具个性。第五段补叙张巡的读书、就义，许远的性格、外貌、出生年月，以及于嵩的有关轶事。材料不像第四段那样集中完整，但作者娓娓道来，挥洒自如，不拘谨，不局促。人物的风神笑貌及其遭遇，便很自然地从笔端呈现出来，同样具有很强的艺术感染力。
《张中丞传后序》融议论、叙事、抒情、描写于一炉，体现了韩愈文章多变的特色。从前半议论到后半叙事，是一大变。就议论部分看，开头一段，寥寥数语，类似于日记或读书札记的写法。第二段辩许远之诬，多用推论。由于许远所受的诬蔑太重，在阐明一层层事理之后，又有悲慨深长的抒情插笔。第三段虽然也是议论，但由于睢阳保卫战功勋卓著，有目共睹，所以话语蹈厉奋发，咄出逼人。像“守一城捍天下”一节，读之有“轩昂突起，如崇山峻岭，矗立天半”（吴闽生语）之感。
译文及注释
译文
元和二年四月十三日晚上，我和吴郡张籍翻阅家中的旧书，发现了李翰所写的《张巡传》。李翰因文章而自负，写这篇传记十分详密。但遗憾的是还有缺陷：没有为许远立传，又没有记载雷万春事迹的始末。
许远虽然才能似乎比不上张巡，打开城门迎接张巡，地位本在张巡之上。他把指挥权交给张巡，甘居于其下，毫无猜疑妒忌，最终和张巡一起守城而死，成就了功名，城破后被俘，不过和张巡死的时间有先后的不同罢了。张、许两家的子弟才智低下，不能完全明白其父辈的志向，认为张巡战死而许远被俘，怀疑许远是怕死而投降了叛军。如果许远真的怕死，何苦守住这尺寸大小的地盘，以他所爱之人的肉充饥，来和叛军对垒而不投降呢？当他在包围中守城时，外面没有一点哪怕极为微弱的援助，所要效忠的，就是国家和皇上，而叛军会拿国家和皇上已被消灭的情况告诉他。许远见救兵不来，而叛军越来越多，一定会相信他们的话；外面毫无希望却仍然死守，军民相食，人越来越少，即使是傻瓜也会计算日期而知道自己的死所了。许远不怕死也可以清楚了！哪有城破而自己的部下都已战死，他却偏偏蒙受耻辱苟且偷生？即使再笨的人也不愿这样做，唉！难道说像许远如此贤明的人会这样做吗？
议论的人又认为许远和张巡分守城门，城陷落是从许远分守的西南方开始的。拿这个理由来诽谤许远，这又和小孩的见识没有两样。人将要死的时候，他的内脏必定有一个先受到侵害的地方；扯紧绳子，把它拉断，绳断必定有一个先裂的地方。有人看到这种情况，就来责怪这个先受侵害和先裂的地步，他也太不通达事理了！小人喜欢议论，不愿成人之美，竟到了这样的地步！像张巡、许远所造成的功业，如此杰出，尚且躲不掉小人的诽谤，其他人还有什么可说呢！
当张、许二位刚守城的时候，哪能知道别人终不相救，从而预先弃城逃走呢？如果睢阳城守不住，即使逃到其他地方又有什么用处？等到没有救兵而且走投无路的时候，率领着那些受伤残废、饥饿瘦弱的残兵，即使想逃走，也一定无法到达要去的地方。张、许二位的功绩，他们已经考虑得很周到了！守住孤城，捍卫天下，仅凭千百个濒临灭亡的士兵，来对付近百万天天增加的敌军，保护着江淮地区，挡住了叛军的攻势，天下能够不亡，这是谁的功劳啊！在那个时候，丢掉城池而只想保全性命的人，不在少数；拥有强兵却安坐观望的人，一个接着一个。不追究讨论这些，却拿死守睢阳来责备张、许二位，也可见这些人把自己放在与逆乱者同类的地位，捏造谎言来帮他们一起攻击有功之人了。
我曾经在汴州、徐州任职，多次经过两州之间，亲自在那叫做双庙的地方祭祀张巡和许远。那里的老人常常说起张巡、许远时候的事情：南霁云向贺兰进明求救的时候，贺兰进明妒忌张巡、许远的威望和功劳超过自己，不肯派兵相救；但看中了南霁云的勇敢和壮伟，不采纳他的话，却勉力挽留他，还准备了酒食和音乐，请南霁云入座。南霁云义气激昂说：“我来的时候，睢阳军民已经一个多月没有东西吃了！我即使想一个人享受，道义不能允许；即使吃了，我也难以下咽！”于是拔出自己的佩刀，砍断一个手指，鲜血淋漓，拿给贺兰进明看。在座的人大吃一惊，都感动得为南霁云流下了眼泪。南霁云知道贺兰进明终究没有为自己出兵的意思，立即骑马离去；将出城时，他抽出箭射寺庙的佛塔，那枝箭射进佛塔砖面半箭之深，说：“我回去打败叛军后，一定要消灭贺兰进明！就用这枝箭来作为标记。”我于贞元年间经过泗州，船上的人还指点着说给我听。城破后，叛军拿刀逼张巡投降，张巡坚贞不屈，马上被绑走，准备杀掉；叛军又叫南霁云投降，南霁云没有吱声。张巡叫南霁云道：“南八，男子汉一死而已，不能向不义之人屈服！”南霁云笑道：“我本想有所作为；您既然这样说，我哪敢不死！”于是誓不投降。
张籍说：“有一个人叫于嵩，年轻时跟随张巡；等到张巡起兵抗击叛军，于嵩曾在围城之中。我大历年间在和州乌江县见到过于嵩，那时他已六十多岁了。因为张巡的缘故起先曾得到临涣县尉的官职，学习努力，无所不读。我那时还幼小，简单地询问过张巡、许远的事迹，不太详细。他说：张巡身长七尺有余，一口胡须活像神灵。他曾经看见于嵩在读《汉书》，就对于嵩说：“你怎么老是在读这本书？“于嵩说：“没有读熟呀。“张巡说：“我读书不超过三遍，一辈子不会忘记。“就背诵于嵩所读的书，一卷背完不错一个字。于嵩很惊奇，以为张巡是碰巧熟悉这一卷，就随便抽出一卷来试他，他都像刚才那样能背诵出来。于嵩又拿书架上其他书来试问张巡，张巡随口应声都背得一字不错。于嵩跟张巡时间较久，也不见张巡经常读书。写起文章来，拿起纸笔一挥而就，从来不打草稿。起先守睢阳时，士兵将近万把人，城里居住的人家，也将近几万，张巡只要见一次问过姓名，以后没有不认识的。张巡发起怒来，胡须都会竖起。等到城破后，叛军绑住张巡等几十人让他们坐着，立即就要处死。张巡起身去小便（另说此处为“转身”），他的部下见他起身，有的跟着站起，有的哭了起来。张巡说：“你们不要害怕！死是命中注定的。“大家都哭得不忍抬头看他。张巡被杀时，脸色毫不慌张，神态安详，就和平日一样。许远是个宽厚的长者，相貌也和他的内心一样；和张巡同年出生，但时间比张巡稍晚，称张巡为兄，死时四十九岁。”于嵩在贞元初年死在亳宋一带。有人传说他在那里有块田地，武人把它强夺霸占了，于嵩打算到州里提出诉讼，却被武人杀死。于嵩没有后代。这些都是张籍告诉我的。
注释
张中丞：即张巡（—年），中丞，张巡驻守睢阳时朝廷所加的官衔。
元和二年：公元八〇七年元和，唐宪宗李纯的年号。
张籍（约—约年）：字文昌，吴郡（治所在今江苏省苏州市）人，唐代著名诗人，韩愈学生。
李翰：字子羽，赵州赞皇（今河北省元氏县）人，官至翰林学士。
以文章自名：《旧唐书·文苑传》：翰“为文精密，用思苦涩”。自名，自许。
许远：字令威，杭州盐官（今浙江省海宁县）人。
雷万春：张巡部下勇将。
开门纳巡：肃宗至德二载（年）正月，叛军安庆绪部将尹子奇带兵十三万围睢阳，许远向张巡告急，张巡自宁陵率军入睢阳城（见《资治通鉴》卷二一九）。
柄：权柄。
城陷而虏二句：此年十月，睢阳陷落，张巡、许远被虏。张巡与部将被斩，许远被送往洛阳邀功。
两家句：据《新唐书·许远传》载，安史乱平定后，大历年间，张巡之子张去疾轻信小人挑拨，上书代宗，谓城破后张巡等被害，惟许远独存，是屈降叛军，请追夺许远官爵。诏令去疾与许远之子许岘及百官议此事。两家子弟即指张去疾、许岘。
通知：完全明白。
食其句：尹子奇围睢阳时，城中粮尽，军民以雀鼠为食，最后只得以妇女与老弱男子充饥。当时，张巡曾杀爱妾、许远曾杀奴仆以充军粮。
蚍蜉：黑色大蚁。
蚁子：幼蚁。
而贼句：安史乱时，长安、洛阳陷落，玄宗逃往西蜀，唐室岌岌可危。
外无待：睢阳被围后，河南节度使贺兰进明等皆拥兵观望，不来相救。
说者句：张巡和许远分兵守城，张守东北，许守西南。城破时叛军先从西南处攻入，故有此说。
羸：瘦弱。
二公二句：谓二公功绩前人已有精当的评价。此指李翰《进张中丞传表》所云：“巡退军睢阳，扼其咽领，前后拒守，自春徂冬，大战数十，小战数百，以少击众，以弱击强，出奇无穷，制胜如神，杀其凶丑九十余万。贼所以不敢越睢阳而取江淮，江淮所以保全者，巡之力也。”
沮遏：阻止。
愈尝句：韩愈曾先后在汴州（治所在今河南省开封市）、徐州（治所在今江苏省徐州市）任推官之职。唐称幕僚为从事。
双庙：张巡、许远死后，后人在睢阳立庙祭祀，称为双庙。
南霁云：魏州顿丘（今河南省清丰县西南）人。安禄山反叛，被遣至睢阳与张巡议事，为张所感，遂留为部将。
贺兰：复姓，指贺兰进明。时为御史大夫、河南节度使，驻节于临淮一带。
贞元：唐德宗李适年号。
泗州：唐属河南道，州治在临淮（今江苏省泗洪县东南），当年贺兰屯兵于此。
南八：南霁云排行第八，故称。
常：通“尝”，曾经。
大历：唐代宗李豫年号。
和州乌江县：在今安徽省和县东北。
以巡句：张巡死后，朝廷封赏他的亲戚、部下，于嵩因此得官。临涣：故城在今安徽省宿县西南。
帙：书套，也指书本。
仅：几乎。
亳：亳州，治所在今安徽省亳县。
宋：宋州，治所在睢阳。
此文写于唐宪宗元和二年（807年），这年韩愈正四十岁，已召回京师任国于博士。此时距安史之乱已有四十多年了，唐朝在恢复生产，稳定社会秩序等方面都初见成效。韩愈政治主张的一个重要方面是反对藩镇割据和维护中央集权。《张中丞传后叙》即表达了这一思想。
张中丞，即张巡（709—757），邓州南阳（今河南省南阳市）人。唐玄宗开元末进士，由太子通事舍人出任清河县令，调真源县令。安史乱起，张巡在雍丘一带起兵抗击，后与许远同守睢阳（今河南省商丘市），肃宗至德二载（757）城破被俘，与部将三十六人同时殉难。乱平以后，朝廷小人竭力散布张许降贼有罪的流言，为割据势力张目。韩愈感愤于此，遂于元和二年（807）继李翰撰《张巡传》（今佚）之后，写了这篇后叙，为英雄人物谱写了一曲慷慨悲壮的颂歌。
《张中丞传后叙》是韩愈的一篇议论与叙事相结合的散文。文中表彰张巡、许远抗击安史叛军的功绩，驳斥对张、许的诬蔑、中伤，以此来歌颂抗击藩镇作乱的英雄人物。元和元年（806年）宪宗开始制裁藩镇。在这样的政治背景之下，韩愈重新阐扬张、许功绩，无疑是有意义的。
笫一段是引子，借评论李翰的《张巡传》，作一些必要的交代。真正的议论是从第二段开始。张、许二人中，许远受诬更重，第二段便主要为许远辩诬。“远虽材若不及巡者，开门纳巡，位本在巡上，授之柄而处其下，无所疑忌，竟与巡俱守死、成功名；城陷而虏，与巡死先后异耳”，是对许远的总评。抓住最关键性的几件事，充分说明许远忠于国家，以大局为重的政治品质，同时又紧扣与张巡的关系，让人感到坚守危城，大义殉国，张巡、许远是完全一致的，任何想把张、许二人分开，从许远身上打开缺口的企图都是徒劳的。在这样的总评之后，再逐一辩诬，就有高屋建瓴之势。辩诬的第一层是驳畏死论。作者从两家子弟不能通晓父辈心志落笔，庸劣子弟之所以会如此，无非是受流言蜚语的惑乱。当年张、许二人同生死共患难，而子弟互生是非，从这样令人痛心的事实，人们自然会想到恶语中伤者之可恨。辩诬的第二层，是驳所谓“城之陷自远所分始”。小人的这一攻击，好像抓到一点事实，较畏死论更为恶毒。回击时必须透过现象，揭示本质。文章以人死和绳断作比喻，用归谬法，指出其不达于理。随后发出感愤，斥责“小人之好议论，不乐成人之美”，指向一种带有普遍性的社会现象，不仅增强了文章的气势，而且非常能引起人的共鸣。
在驳倒小人对许远的攻击后，第三段接着为整个睢阳保卫战辩护。先驳死守论，由申述不能弃城逆遁的原因，转入从正面论证拒守睢阳的重大意义。“守一城，捍天下……蔽遮江淮，沮遏其势，天下之不亡，其谁之功也！”把保卫睢阳，提高到关系国家存亡的战略高度来认识，死守论以及其他种种否定睢阳战役的谬论就统统破产了。作者那种反诘的语气，即是面对群小加以痛斥的口吻。在这样大义凛然地斥倒群小之后，便更掌握了主动。于是进一步抓住无可抵赖的事实，给对方以致命的一击。在睢阳将士艰难奋战时，周围弃城逃跑者，擅强兵坐视不救者，比比皆是。那些好议论者竟然放过这类人不提，反而责备张、许死守，完全是居心不良。作者尖锐地指出，这是站在叛乱者一边，有意制造谰言，帮助他们攻击爱国志士。这样一下子便揭穿了小人的阴险面目，使他们再也无法冒充正人君子。
文章第四、五两段展开对英雄人物轶事的描写。第四段写南霁云乞师和就义。乞师一节，把南霁云放在贺兰进明嫉妒张巡、许远的功绩，而又企图强留南霁云的尖锐矛盾环境中，展示人物的性格。南霁云由不忍独食到断指、射塔，其言语行为被矛盾一步步推向前进，而他忠义、慷慨、愤激的表现也越来越震撼人心。围绕南霁云，除让贺兰进明从反面加以陪衬外，后面还有作者贞元年间（785—805）过泗州的补笔，不仅把传说坐实，而且在紧张激烈的气氛中，突然宕开一笔，更显得顿挫生姿，摇曳不尽。就义一节，将南霁云和张巡放在一起互相映衬，显示了两位英雄精神的契合。而张巡的忠义严肃，南霁云的临危不惧、慷慨爽朗，又各具个性。第五段补叙张巡的读书、就义，许远的性格、外貌、出生年月，以及于嵩的有关轶事。材料不像第四段那样集中完整，但作者娓娓道来，挥洒自如，不拘谨，不局促。人物的风神笑貌及其遭遇，便很自然地从笔端呈现出来，同样具有很强的艺术感染力。
《张中丞传后序》融议论、叙事、抒情、描写于一炉，体现了韩愈文章多变的特色。从前半议论到后半叙事，是一大变。就议论部分看，开头一段，寥寥数语，类似于日记或读书札记的写法。第二段辩许远之诬，多用推论。由于许远所受的诬蔑太重，在阐明一层层事理之后，又有悲慨深长的抒情插笔。第三段虽然也是议论，但由于睢阳保卫战功勋卓著，有目共睹，所以话语蹈厉奋发，咄出逼人。像“守一城捍天下”一节，读之有“轩昂突起，如崇山峻岭，矗立天半”（吴闽生语）之感。
韩愈（768年－824年12月25日），字退之，河南河阳（今河南省孟州市）人，自称“祖籍昌黎郡”，世称“韩昌黎”、“昌黎先生”。唐代中期大臣，文学家、思想家、政治家，秘书郎韩仲卿之子。元和十二年（817年），出任宰相裴度行军司马，从平“淮西之乱”。直言谏迎佛骨，贬为潮州刺史。宦海沉浮，累迁吏部侍郎，人称“韩吏部”。长庆四年（824年），韩愈病逝，年五十七，追赠礼部尚书，谥号为“文”，故称“韩文公”。元丰元年（1078年），追封昌黎郡伯，并从祀孔庙。韩愈作为唐代古文运动的倡导者，名列“唐宋八大家”之首，有“文章巨公”和“百代文宗”之名。与柳宗元并称“韩柳”，与柳宗元、欧阳修和苏轼并称“千古文章四大家”。倡导“文道合一”、“气盛言宜”、“务去陈言”、“文从字顺”等写作理论，对后人具有指导意义。著有《韩昌黎集》等。 ▶ 428篇诗文
首句“四征”指诗人曾奔波于多地任职，而句中“东征”是指这次奔赴明州。第二句表明诗人写作此诗之时已经前去四明赴任，该句也呼应了诗歌的标题“初赴明州”。 本诗第三、四两句对仗工整，浓缩概括了明州毗邻大海、岛屿较多、水源丰富等地理特点。 面对仕途波折，作者未发一句怨诽之语，时刻想着国恩未报，一心报国。 且作者到泉州后，坚守职分，积极开展工作，宣言朝廷宽容政策，积极鼓励百姓进行农耕。
“四征惟是欠东征”，作者抱以乐观的态度，在诗人看来，赴明州做官是他完成“四征”的一部分。并且描写了明州地理环境的独特，表现了他对知明州的期望。
“顶踵国恩元未报，驱驰何敢叹劳生”，结合“顶踵”“何敢叹劳生”等词的理解可知，作者对赴明州做官持乐观态度，且有足够信心，也表现了他不抱怨劳苦的命运，一心报国。
“拟将宽大来宣诏，先趁清和去劝耕”，作者对上任已经有了计划，准备宽大宣讲朝廷诏书，趁天气清明和暖，劝导当地耕种，足以见他对治理好明州的信心。作者将不辞辛劳，竭力报效国恩，为国驱驰，而不抱怨波折的仕途和劳碌的命运。
《满江红·点火樱桃》写作年代已无法考证，也没有其他材料可供参阅，但从此词的意境推测，可能是辛弃疾中年政治失意后的思归之作。
此词描写词人因春归而想家的悲凉情绪，它以春景为媒介，充分体现了自家身世和国家命运都很悲惨的感叹，是一首饱含政治色彩的上乘之作。它之所以流传下来，为人所喜欢，不仅在于它饱含深情厚意，更在于作者在写词时不是枯燥地、直通通地诉说，而在生动鲜活的意境描写中创造了幽远深邃的抒情境界。
上片即景伤春。词人的艺术触觉是十分敏锐的：词人既欣赏江南之春的美好，又痛惜江南之春的不久长。在词人的笔下，暮春的景致使人眼花缭乱。“点火樱桃，照一架、荼蘼如雪”二句，犹如彩色影片的特写镜头，园林之中灿烂的春色被推到读者的眼前。一株株樱桃，硕果累累，红得像着了火；一架荼正盛开着白雪般的花朵，与火焰般的樱桃交相辉映，整个园林红妆素裹，分外娇艳。“春正好”是一句简洁深情的赞语。春天好，好就好在生机勃勃。春笋穿破了长满青苔的土阶，蓬勃地向上生长；春燕牵引着初产的幼雏，在缓缓地飞翔；流莺呼朋引伴，娇音恰恰，就像奏响了一首首春之抒情曲。可是好景不长，恰如前人的名句“开到荼花事了”所标示的，高潮一过，春姑娘就要回去了，想挽留也挽留不住。也许正是因为预感到春之短暂，乳燕才飞得没有兴致，其翱翔之力“弱”了下来；那些自在的流莺，也因此而歌声不畅，它们的啼音竟然使人有“怯”的感觉。燕之“弱”，莺之“怯”，其实都是词人感伤春天心理的外化，辛弃疾这里则是满腹心事。对于一个政治理想落空、在现实生活中屡受挫折的人来说，春归是象征着希望破灭。自然景观的变化和季节的无情推移，牵动了词人满怀的愁恨，于是词人向春天发出了怨愤之语：“问春归、不肯带愁归，肠千结。”这三句与词人的名篇《祝英台近·晚春》的结拍“是他春带愁来，春归何处，却不解、带将愁去”，用语和含义都很相似，只是这里语调更为急促，意思更为直截了当一些。词人似在对空呼喊道：千愁万恨，都是你春天给引出来的；如今你自个儿走得利索，却把愁留给人不管了，你可知我已经愁肠千结，无法解开。这一串怨春之语，无理之极，然而有情之极，“肠千结”三字，尤能夸张地表达出词人抑郁不堪的烦乱心绪。
词的下片，具体而细致地抒写这被春天触动的愁和恨。换头的四个三字句：“层楼望，春山叠；家何在？烟波隔。”承“肠千结”一句而来，点明词人内心所郁积的，并不是春花秋月的哀愁，而是怀念家山的深沉悲痛。词人登高楼而远望家乡，无奈千重万叠的春山遮断了双眼，茫茫无边的烟波阻隔了归路。这春山、这烟波，象征祖国的分裂，象征政局的险恶，象征词人执着追求的抗金恢复大业所遇到的无数艰难险阻。接下来“把古今遗恨，向他谁说”二句，愁怀浩渺，语意悲怆，英雄的孤独感拂拂生于纸面。所谓“古今遗恨”，按字面之义自然是指从古至今的恨事，但怀古是为了伤今，因而这里的“古今”，偏重于指“今”。“今”之恨，莫过于中原沦陷、祖国分裂之恨。
由此可见，这两句是向人们说明：词人之“恨”的内容，决非一般文人士大夫风花雪月的小恨，而是深沉悲痛的家国大恨；而词人为雪此大恨而奋斗，响应都寥寥无几，此恨几乎无处可以倾诉，这又是自己满腔愁恨之更深一层。紧接“蝴蝶”二句，化用唐人崔涂的“蝴蝶梦中家万里，子规枝上月三更”一联而变其意。《庄子》上说，庄周梦见自己化为蝴蝶。后来文人就将做梦称为“蝴蝶梦”。千里梦，指自己的想家梦。子规的叫声像是在说“不如归去”。这两句，是就情造境的哀婉之笔，以深夜不寐的痛苦情景，来将上文所抒写的内容进一步向广阔的时空延伸。一个“不传”，一个“叫断”，是点铁成金之语，使得这两句比崔涂原诗更为凄切地表达出思家念远之悲。还须指出的是，从词人的生平、思想及上文的“古今遗恨”等来综合判断，这里的所谓思家，不是思念其江南地区的寓所，而是思念远在北方金人统治之下的山东济南老家。全阕的结拍云：“听声声、枕上劝人归，归难得。”“声声”，承“子规叫断”而来，可谓善于呼应，构锁严密。“劝人归，归难得”二语，修辞学上称为“顶真格”，其作用在于文气贯通地倾泻自己的苦痛之怀。这里以情语结束，但由于与前面的形象描写相联系，并且语意真挚感人，所以这个结尾仍然富有韵味，令人对这位爱国志士有家难归的痛楚油然而生共鸣之感。
辛弃疾的政治抒情词，就表达方式而言，可分为直抒与曲达两种。所谓直抒，是指张口畅谈，议论之声滔滔不绝，悲壮之情，慷慨豪迈之志，全盘托出，没有半点含蓄，从不凭借外物，不依靠比兴等手法。所谓曲达，是指心里有急切想说的话，但考虑到自己处境险恶，不敢将心中所想原原本本地畅快淋漓地说出来，而是凭借花鸟山水来抒发自己的忧愤。此词就是属于后类。
《孔子世家赞》开篇借用《诗经·车舝》里的两句诗，云：巍峨的高山可以仰望，宽广的大道可以行走。自己虽然不能到达那里，但心中对它却充满向往。——使人可望而不可即，这是太史公对孔子的总体评价。这种评价，很容易使人想起颜回、子贡等人对孔子的看法。颜回曾经感慨：“仰之弥高，钻之弥坚；瞻之在前，忽焉在后。”子贡则说：其他贤人仅如丘岭，而孔子则如日、月，世人无法逾越。夫子仿佛数仞宫墙，不得其门而入，则无以发现其内部的富丽和华美。非深知孔子，不能有此种决断。
赞语又云：“余读孔氏书，想见其为人。”对于司马迁来说，读孔子书即如面对孔子本人。读其谈坟羊、楛矢，可以见其渊博；读其意欲“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可以见其风雅；读其“以不义之富且贵为天边之浮云”，可以见其闲淡；读其“席不正，不坐”、“割不正，不食”，可以见其整饬赞语用一个“读”字、一个“想”字，传达出作者对孔子人格的深深憧憬。“读”乃是投入地读，“想”乃是深情地想。尽管从时间上说，司马迁与孔子相差几百年，但从精神上说，司马迁与孔子之间却似乎没有丝毫间隔。司马迁尝云：自周公卒，五百岁而有孔子；自孔子卒，至今又五百岁矣。司马迁似乎认定要做孔子第二。他创作《史记》五十余万言，其本意正在于继承孔子之《春秋》赞语接下来说：“适鲁，观仲尼庙堂、车服、礼器，诸生以时习礼其家。余低回留之，不能去云。”仲尼虽逝，然其遗物依然，其遗教犹在司马迁面对这一切，恍若重逢故人，不忍离去。一“低回留之”，一“不能去云”，写出了作者眷眷的深情。
然而，生死是最最真实的问题，人鬼殊途是最最真实的分离。孔子那“太山坏乎，梁柱摧乎，哲人萎乎”的悲歌，早已成为司马迁深志不忘的绝响司马迁意识到：恰恰是一个人在后世影响的大小，增损着其生命本身的意义。天下君王、贤人众矣，他们生前的荣耀与其自身的生命一起完结；孔子身为平民百姓，可其思想学说在后世却一直广为流传，从天子王侯到其他所有研究六经的人，都以孔子的学说为准则。正是在这种意义上，司马迁给孔子无以复加的赞誉，即孔子“可谓至圣矣”。
赞语开篇以总评揭出自己对孔子的无限景仰；继而从遗书、遗物、遗教三个方面，极言自己对孔子的向往；结篇再以总评写自己对孔子的崇奉。前一总评，主要是立足于孔子与作者自身的比照，主要从作者自身的感情落笔，因此显得亲切；后一总评，主要是立足于孔子与天子、王侯以及后世儒家学者的比照，主要从孔子的历史影响着墨，因此显得得体。二者相互映衬，而各有韵味。另外，赞语第一层主要是描写，第二层主要是叙事，第三层主要是议论。但描写含情，叙事含情，议论亦含情。读之，觉字里行间，深情无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