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中丞传后叙》是韩愈的一篇议论与叙事相结合的散文。文中表彰张巡、许远抗击安史叛军的功绩,驳斥对张、许的诬蔑、中伤,以此来歌颂抗击藩镇作乱的英雄人物。元和元年(806年)宪宗开始制裁藩镇。在这样的政治背景之下,韩愈重新阐扬张、许功绩,无疑是有意义的。
笫一段是引子,借评论李翰的《张巡传》,作一些必要的交代。真正的议论是从第二段开始。张、许二人中,许远受诬更重,第二段便主要为许远辩诬。“远虽材若不及巡者,开门纳巡,位本在巡上,授之柄而处其下,无所疑忌,竟与巡俱守死、成功名;城陷而虏,与巡死先后异耳”,是对许远的总评。抓住最关键性的几件事,充分说明许远忠于国家,以大局为重的政治品质,同时又紧扣与张巡的关系,让人感到坚守危城,大义殉国,张巡、许远是完全一致的,任何想把张、许二人分开,从许远身上打开缺口的企图都是徒劳的。在这样的总评之后,再逐一辩诬,就有高屋建瓴之势。辩诬的第一层是驳畏死论。作者从两家子弟不能通晓父辈心志落笔,庸劣子弟之所以会如此,无非是受流言蜚语的惑乱。当年张、许二人同生死共患难,而子弟互生是非,从这样令人痛心的事实,人们自然会想到恶语中伤者之可恨。辩诬的第二层,是驳所谓“城之陷自远所分始”。小人的这一攻击,好像抓到一点事实,较畏死论更为恶毒。回击时必须透过现象,揭示本质。文章以人死和绳断作比喻,用归谬法,指出其不达于理。随后发出感愤,斥责“小人之好议论,不乐成人之美”,指向一种带有普遍性的社会现象,不仅增强了文章的气势,而且非常能引起人的共鸣。
在驳倒小人对许远的攻击后,第三段接着为整个睢阳保卫战辩护。先驳死守论,由申述不能弃城逆遁的原因,转入从正面论证拒守睢阳的重大意义。“守一城,捍天下……蔽遮江淮,沮遏其势,天下之不亡,其谁之功也!”把保卫睢阳,提高到关系国家存亡的战略高度来认识,死守论以及其他种种否定睢阳战役的谬论就统统破产了。作者那种反诘的语气,即是面对群小加以痛斥的口吻。在这样大义凛然地斥倒群小之后,便更掌握了主动。于是进一步抓住无可抵赖的事实,给对方以致命的一击。在睢阳将士艰难奋战时,周围弃城逃跑者,擅强兵坐视不救者,比比皆是。那些好议论者竟然放过这类人不提,反而责备张、许死守,完全是居心不良。作者尖锐地指出,这是站在叛乱者一边,有意制造谰言,帮助他们攻击爱国志士。这样一下子便揭穿了小人的阴险面目,使他们再也无法冒充正人君子。
文章第四、五两段展开对英雄人物轶事的描写。第四段写南霁云乞师和就义。乞师一节,把南霁云放在贺兰进明嫉妒张巡、许远的功绩,而又企图强留南霁云的尖锐矛盾环境中,展示人物的性格。南霁云由不忍独食到断指、射塔,其言语行为被矛盾一步步推向前进,而他忠义、慷慨、愤激的表现也越来越震撼人心。围绕南霁云,除让贺兰进明从反面加以陪衬外,后面还有作者贞元年间(785—805)过泗州的补笔,不仅把传说坐实,而且在紧张激烈的气氛中,突然宕开一笔,更显得顿挫生姿,摇曳不尽。就义一节,将南霁云和张巡放在一起互相映衬,显示了两位英雄精神的契合。而张巡的忠义严肃,南霁云的临危不惧、慷慨爽朗,又各具个性。第五段补叙张巡的读书、就义,许远的性格、外貌、出生年月,以及于嵩的有关轶事。材料不像第四段那样集中完整,但作者娓娓道来,挥洒自如,不拘谨,不局促。人物的风神笑貌及其遭遇,便很自然地从笔端呈现出来,同样具有很强的艺术感染力。
《张中丞传后序》融议论、叙事、抒情、描写于一炉,体现了韩愈文章多变的特色。从前半议论到后半叙事,是一大变。就议论部分看,开头一段,寥寥数语,类似于日记或读书札记的写法。第二段辩许远之诬,多用推论。由于许远所受的诬蔑太重,在阐明一层层事理之后,又有悲慨深长的抒情插笔。第三段虽然也是议论,但由于睢阳保卫战功勋卓著,有目共睹,所以话语蹈厉奋发,咄出逼人。像“守一城捍天下”一节,读之有“轩昂突起,如崇山峻岭,矗立天半”(吴闽生语)之感。
译文及注释
译文
元和二年四月十三日晚上,我和吴郡张籍翻阅家中的旧书,发现了李翰所写的《张巡传》。李翰因文章而自负,写这篇传记十分详密。但遗憾的是还有缺陷:没有为许远立传,又没有记载雷万春事迹的始末。
许远虽然才能似乎比不上张巡,打开城门迎接张巡,地位本在张巡之上。他把指挥权交给张巡,甘居于其下,毫无猜疑妒忌,最终和张巡一起守城而死,成就了功名,城破后被俘,不过和张巡死的时间有先后的不同罢了。张、许两家的子弟才智低下,不能完全明白其父辈的志向,认为张巡战死而许远被俘,怀疑许远是怕死而投降了叛军。如果许远真的怕死,何苦守住这尺寸大小的地盘,以他所爱之人的肉充饥,来和叛军对垒而不投降呢?当他在包围中守城时,外面没有一点哪怕极为微弱的援助,所要效忠的,就是国家和皇上,而叛军会拿国家和皇上已被消灭的情况告诉他。许远见救兵不来,而叛军越来越多,一定会相信他们的话;外面毫无希望却仍然死守,军民相食,人越来越少,即使是傻瓜也会计算日期而知道自己的死所了。许远不怕死也可以清楚了!哪有城破而自己的部下都已战死,他却偏偏蒙受耻辱苟且偷生?即使再笨的人也不愿这样做,唉!难道说像许远如此贤明的人会这样做吗?
议论的人又认为许远和张巡分守城门,城陷落是从许远分守的西南方开始的。拿这个理由来诽谤许远,这又和小孩的见识没有两样。人将要死的时候,他的内脏必定有一个先受到侵害的地方;扯紧绳子,把它拉断,绳断必定有一个先裂的地方。有人看到这种情况,就来责怪这个先受侵害和先裂的地步,他也太不通达事理了!小人喜欢议论,不愿成人之美,竟到了这样的地步!像张巡、许远所造成的功业,如此杰出,尚且躲不掉小人的诽谤,其他人还有什么可说呢!
当张、许二位刚守城的时候,哪能知道别人终不相救,从而预先弃城逃走呢?如果睢阳城守不住,即使逃到其他地方又有什么用处?等到没有救兵而且走投无路的时候,率领着那些受伤残废、饥饿瘦弱的残兵,即使想逃走,也一定无法到达要去的地方。张、许二位的功绩,他们已经考虑得很周到了!守住孤城,捍卫天下,仅凭千百个濒临灭亡的士兵,来对付近百万天天增加的敌军,保护着江淮地区,挡住了叛军的攻势,天下能够不亡,这是谁的功劳啊!在那个时候,丢掉城池而只想保全性命的人,不在少数;拥有强兵却安坐观望的人,一个接着一个。不追究讨论这些,却拿死守睢阳来责备张、许二位,也可见这些人把自己放在与逆乱者同类的地位,捏造谎言来帮他们一起攻击有功之人了。
我曾经在汴州、徐州任职,多次经过两州之间,亲自在那叫做双庙的地方祭祀张巡和许远。那里的老人常常说起张巡、许远时候的事情:南霁云向贺兰进明求救的时候,贺兰进明妒忌张巡、许远的威望和功劳超过自己,不肯派兵相救;但看中了南霁云的勇敢和壮伟,不采纳他的话,却勉力挽留他,还准备了酒食和音乐,请南霁云入座。南霁云义气激昂说:“我来的时候,睢阳军民已经一个多月没有东西吃了!我即使想一个人享受,道义不能允许;即使吃了,我也难以下咽!”于是拔出自己的佩刀,砍断一个手指,鲜血淋漓,拿给贺兰进明看。在座的人大吃一惊,都感动得为南霁云流下了眼泪。南霁云知道贺兰进明终究没有为自己出兵的意思,立即骑马离去;将出城时,他抽出箭射寺庙的佛塔,那枝箭射进佛塔砖面半箭之深,说:“我回去打败叛军后,一定要消灭贺兰进明!就用这枝箭来作为标记。”我于贞元年间经过泗州,船上的人还指点着说给我听。城破后,叛军拿刀逼张巡投降,张巡坚贞不屈,马上被绑走,准备杀掉;叛军又叫南霁云投降,南霁云没有吱声。张巡叫南霁云道:“南八,男子汉一死而已,不能向不义之人屈服!”南霁云笑道:“我本想有所作为;您既然这样说,我哪敢不死!”于是誓不投降。
张籍说:“有一个人叫于嵩,年轻时跟随张巡;等到张巡起兵抗击叛军,于嵩曾在围城之中。我大历年间在和州乌江县见到过于嵩,那时他已六十多岁了。因为张巡的缘故起先曾得到临涣县尉的官职,学习努力,无所不读。我那时还幼小,简单地询问过张巡、许远的事迹,不太详细。他说:张巡身长七尺有余,一口胡须活像神灵。他曾经看见于嵩在读《汉书》,就对于嵩说:“你怎么老是在读这本书?“于嵩说:“没有读熟呀。“张巡说:“我读书不超过三遍,一辈子不会忘记。“就背诵于嵩所读的书,一卷背完不错一个字。于嵩很惊奇,以为张巡是碰巧熟悉这一卷,就随便抽出一卷来试他,他都像刚才那样能背诵出来。于嵩又拿书架上其他书来试问张巡,张巡随口应声都背得一字不错。于嵩跟张巡时间较久,也不见张巡经常读书。写起文章来,拿起纸笔一挥而就,从来不打草稿。起先守睢阳时,士兵将近万把人,城里居住的人家,也将近几万,张巡只要见一次问过姓名,以后没有不认识的。张巡发起怒来,胡须都会竖起。等到城破后,叛军绑住张巡等几十人让他们坐着,立即就要处死。张巡起身去小便(另说此处为“转身”),他的部下见他起身,有的跟着站起,有的哭了起来。张巡说:“你们不要害怕!死是命中注定的。“大家都哭得不忍抬头看他。张巡被杀时,脸色毫不慌张,神态安详,就和平日一样。许远是个宽厚的长者,相貌也和他的内心一样;和张巡同年出生,但时间比张巡稍晚,称张巡为兄,死时四十九岁。”于嵩在贞元初年死在亳宋一带。有人传说他在那里有块田地,武人把它强夺霸占了,于嵩打算到州里提出诉讼,却被武人杀死。于嵩没有后代。这些都是张籍告诉我的。
注释
张中丞:即张巡(—年),中丞,张巡驻守睢阳时朝廷所加的官衔。
元和二年:公元八〇七年元和,唐宪宗李纯的年号。
张籍(约—约年):字文昌,吴郡(治所在今江苏省苏州市)人,唐代著名诗人,韩愈学生。
李翰:字子羽,赵州赞皇(今河北省元氏县)人,官至翰林学士。
以文章自名:《旧唐书·文苑传》:翰“为文精密,用思苦涩”。自名,自许。
许远:字令威,杭州盐官(今浙江省海宁县)人。
雷万春:张巡部下勇将。
开门纳巡:肃宗至德二载(年)正月,叛军安庆绪部将尹子奇带兵十三万围睢阳,许远向张巡告急,张巡自宁陵率军入睢阳城(见《资治通鉴》卷二一九)。
柄:权柄。
城陷而虏二句:此年十月,睢阳陷落,张巡、许远被虏。张巡与部将被斩,许远被送往洛阳邀功。
两家句:据《新唐书·许远传》载,安史乱平定后,大历年间,张巡之子张去疾轻信小人挑拨,上书代宗,谓城破后张巡等被害,惟许远独存,是屈降叛军,请追夺许远官爵。诏令去疾与许远之子许岘及百官议此事。两家子弟即指张去疾、许岘。
通知:完全明白。
食其句:尹子奇围睢阳时,城中粮尽,军民以雀鼠为食,最后只得以妇女与老弱男子充饥。当时,张巡曾杀爱妾、许远曾杀奴仆以充军粮。
蚍蜉:黑色大蚁。
蚁子:幼蚁。
而贼句:安史乱时,长安、洛阳陷落,玄宗逃往西蜀,唐室岌岌可危。
外无待:睢阳被围后,河南节度使贺兰进明等皆拥兵观望,不来相救。
说者句:张巡和许远分兵守城,张守东北,许守西南。城破时叛军先从西南处攻入,故有此说。
羸:瘦弱。
二公二句:谓二公功绩前人已有精当的评价。此指李翰《进张中丞传表》所云:“巡退军睢阳,扼其咽领,前后拒守,自春徂冬,大战数十,小战数百,以少击众,以弱击强,出奇无穷,制胜如神,杀其凶丑九十余万。贼所以不敢越睢阳而取江淮,江淮所以保全者,巡之力也。”
沮遏:阻止。
愈尝句:韩愈曾先后在汴州(治所在今河南省开封市)、徐州(治所在今江苏省徐州市)任推官之职。唐称幕僚为从事。
双庙:张巡、许远死后,后人在睢阳立庙祭祀,称为双庙。
南霁云:魏州顿丘(今河南省清丰县西南)人。安禄山反叛,被遣至睢阳与张巡议事,为张所感,遂留为部将。
贺兰:复姓,指贺兰进明。时为御史大夫、河南节度使,驻节于临淮一带。
贞元:唐德宗李适年号。
泗州:唐属河南道,州治在临淮(今江苏省泗洪县东南),当年贺兰屯兵于此。
南八:南霁云排行第八,故称。
常:通“尝”,曾经。
大历:唐代宗李豫年号。
和州乌江县:在今安徽省和县东北。
以巡句:张巡死后,朝廷封赏他的亲戚、部下,于嵩因此得官。临涣:故城在今安徽省宿县西南。
帙:书套,也指书本。
仅:几乎。
亳:亳州,治所在今安徽省亳县。
宋:宋州,治所在睢阳。
此文写于唐宪宗元和二年(807年),这年韩愈正四十岁,已召回京师任国于博士。此时距安史之乱已有四十多年了,唐朝在恢复生产,稳定社会秩序等方面都初见成效。韩愈政治主张的一个重要方面是反对藩镇割据和维护中央集权。《张中丞传后叙》即表达了这一思想。
张中丞,即张巡(709—757),邓州南阳(今河南省南阳市)人。唐玄宗开元末进士,由太子通事舍人出任清河县令,调真源县令。安史乱起,张巡在雍丘一带起兵抗击,后与许远同守睢阳(今河南省商丘市),肃宗至德二载(757)城破被俘,与部将三十六人同时殉难。乱平以后,朝廷小人竭力散布张许降贼有罪的流言,为割据势力张目。韩愈感愤于此,遂于元和二年(807)继李翰撰《张巡传》(今佚)之后,写了这篇后叙,为英雄人物谱写了一曲慷慨悲壮的颂歌。
《张中丞传后叙》是韩愈的一篇议论与叙事相结合的散文。文中表彰张巡、许远抗击安史叛军的功绩,驳斥对张、许的诬蔑、中伤,以此来歌颂抗击藩镇作乱的英雄人物。元和元年(806年)宪宗开始制裁藩镇。在这样的政治背景之下,韩愈重新阐扬张、许功绩,无疑是有意义的。
笫一段是引子,借评论李翰的《张巡传》,作一些必要的交代。真正的议论是从第二段开始。张、许二人中,许远受诬更重,第二段便主要为许远辩诬。“远虽材若不及巡者,开门纳巡,位本在巡上,授之柄而处其下,无所疑忌,竟与巡俱守死、成功名;城陷而虏,与巡死先后异耳”,是对许远的总评。抓住最关键性的几件事,充分说明许远忠于国家,以大局为重的政治品质,同时又紧扣与张巡的关系,让人感到坚守危城,大义殉国,张巡、许远是完全一致的,任何想把张、许二人分开,从许远身上打开缺口的企图都是徒劳的。在这样的总评之后,再逐一辩诬,就有高屋建瓴之势。辩诬的第一层是驳畏死论。作者从两家子弟不能通晓父辈心志落笔,庸劣子弟之所以会如此,无非是受流言蜚语的惑乱。当年张、许二人同生死共患难,而子弟互生是非,从这样令人痛心的事实,人们自然会想到恶语中伤者之可恨。辩诬的第二层,是驳所谓“城之陷自远所分始”。小人的这一攻击,好像抓到一点事实,较畏死论更为恶毒。回击时必须透过现象,揭示本质。文章以人死和绳断作比喻,用归谬法,指出其不达于理。随后发出感愤,斥责“小人之好议论,不乐成人之美”,指向一种带有普遍性的社会现象,不仅增强了文章的气势,而且非常能引起人的共鸣。
在驳倒小人对许远的攻击后,第三段接着为整个睢阳保卫战辩护。先驳死守论,由申述不能弃城逆遁的原因,转入从正面论证拒守睢阳的重大意义。“守一城,捍天下……蔽遮江淮,沮遏其势,天下之不亡,其谁之功也!”把保卫睢阳,提高到关系国家存亡的战略高度来认识,死守论以及其他种种否定睢阳战役的谬论就统统破产了。作者那种反诘的语气,即是面对群小加以痛斥的口吻。在这样大义凛然地斥倒群小之后,便更掌握了主动。于是进一步抓住无可抵赖的事实,给对方以致命的一击。在睢阳将士艰难奋战时,周围弃城逃跑者,擅强兵坐视不救者,比比皆是。那些好议论者竟然放过这类人不提,反而责备张、许死守,完全是居心不良。作者尖锐地指出,这是站在叛乱者一边,有意制造谰言,帮助他们攻击爱国志士。这样一下子便揭穿了小人的阴险面目,使他们再也无法冒充正人君子。
文章第四、五两段展开对英雄人物轶事的描写。第四段写南霁云乞师和就义。乞师一节,把南霁云放在贺兰进明嫉妒张巡、许远的功绩,而又企图强留南霁云的尖锐矛盾环境中,展示人物的性格。南霁云由不忍独食到断指、射塔,其言语行为被矛盾一步步推向前进,而他忠义、慷慨、愤激的表现也越来越震撼人心。围绕南霁云,除让贺兰进明从反面加以陪衬外,后面还有作者贞元年间(785—805)过泗州的补笔,不仅把传说坐实,而且在紧张激烈的气氛中,突然宕开一笔,更显得顿挫生姿,摇曳不尽。就义一节,将南霁云和张巡放在一起互相映衬,显示了两位英雄精神的契合。而张巡的忠义严肃,南霁云的临危不惧、慷慨爽朗,又各具个性。第五段补叙张巡的读书、就义,许远的性格、外貌、出生年月,以及于嵩的有关轶事。材料不像第四段那样集中完整,但作者娓娓道来,挥洒自如,不拘谨,不局促。人物的风神笑貌及其遭遇,便很自然地从笔端呈现出来,同样具有很强的艺术感染力。
《张中丞传后序》融议论、叙事、抒情、描写于一炉,体现了韩愈文章多变的特色。从前半议论到后半叙事,是一大变。就议论部分看,开头一段,寥寥数语,类似于日记或读书札记的写法。第二段辩许远之诬,多用推论。由于许远所受的诬蔑太重,在阐明一层层事理之后,又有悲慨深长的抒情插笔。第三段虽然也是议论,但由于睢阳保卫战功勋卓著,有目共睹,所以话语蹈厉奋发,咄出逼人。像“守一城捍天下”一节,读之有“轩昂突起,如崇山峻岭,矗立天半”(吴闽生语)之感。
韩愈(768年-824年12月25日),字退之,河南河阳(今河南省孟州市)人,自称“祖籍昌黎郡”,世称“韩昌黎”、“昌黎先生”。唐代中期大臣,文学家、思想家、政治家,秘书郎韩仲卿之子。元和十二年(817年),出任宰相裴度行军司马,从平“淮西之乱”。直言谏迎佛骨,贬为潮州刺史。宦海沉浮,累迁吏部侍郎,人称“韩吏部”。长庆四年(824年),韩愈病逝,年五十七,追赠礼部尚书,谥号为“文”,故称“韩文公”。元丰元年(1078年),追封昌黎郡伯,并从祀孔庙。韩愈作为唐代古文运动的倡导者,名列“唐宋八大家”之首,有“文章巨公”和“百代文宗”之名。与柳宗元并称“韩柳”,与柳宗元、欧阳修和苏轼并称“千古文章四大家”。倡导“文道合一”、“气盛言宜”、“务去陈言”、“文从字顺”等写作理论,对后人具有指导意义。著有《韩昌黎集》等。 ▶ 428篇诗文
陈师道是“苏门六君子”之一。黄庭坚曾赞云:“闭门觅句陈无己,对客挥毫秦少游。”他的词纤细平易,如《蝶恋花》:“路转河回寒日暮,连峰不计重回顾。”《南乡子》:“花样腰身宫样立,婷婷,困倚阑干一欠伸。”《菩萨蛮》:“天上隔年期,人间长别离。”都是较有名气的词句。但是,最足以代表他的词风的,则是这首《清平乐》。
这首词描绘秋天景色。上片写晨景,下片写夜晚。
“秋光烛地,帘幕生秋意。”开宗明义,写秋景,“秋光”、“秋意”,一派秋天的气氛。“露叶翻风惊鹊坠,暗落青林红子。”进一步写秋景,含着露水的树叶,由于秋风的吹动,纷纷落下,连树上的鹊雀,也被惊动了。言简意赅,细腻生动,几个字,便勾勒出一个正在落叶的生动画面。“一叶知秋”,作者抓住了这一最有特征性的动态,一下子把秋景写活了。语言、画面、意境,都活灵活现地摆在读者的面前。
“微行声断长廊,熏炉衾换生香。”入夜了,秋天的夜晚是凄凉的:走廊的脚步声没有了;火炉里散发出木柴燃烧后的香气。夜深了,“灭烛却延明月,揽衣先怯微凉。”吹熄了蜡烛,月光却照进屋中;词人感到秋天的凉意,将衣披在身上。
这首词,情意深婉,用语精警,笔力拗峭,颇能代表陈师道的词风。王灼在《碧鸡漫志》中说:“陈无己所作数十首,号曰语业,妙处如其诗。但用意太深,有时僻涩。”这样的优点与缺点,在这首词中均有所体现。
李弥逊为南宋初年颇有民族气节的官吏。曾任校书郎、起居郎、户部侍郎等职,并担任过庐山知县、冀州知州等地方官。他主张抗金,反对与金议和,为秦桧所排斥,晚年归隐连江西山。这首《菩萨蛮》当作于南宋初金兵大举南下时。当时金兵逼近长江,情势危急,为避兵灾,词人送别妻子去南方,词就是写了这送别时的一幕。
词的起句即交代了送别时的背景和地点,为下文张本。“烽火连三月”,三个月来兵火不息,人民离乱,这才会有江城送妻子离开之举。分别,不是丈夫宦游他方,而是妻子避难,心情自然不同一般。长亭之上,虽然设酒饯别,可是“不堪对酒”。“不堪”。不能忍受之意,包含有妻离子散之苦,国破家残之痛。因其“不堪”,其妻泪下如瀑,悲声漫江,词人反劝其“休作断肠声”,自己已是“老来无泪倾”。自己泪泉已涸,并非不动情,而是老泪已尽,这正是极度悲愤的表现。词人这时的心情惨痛至极,强敌当前,内奸弄权,自己还得坚守御敌阵地,也可能朝不保夕了,这才把妻子送走。这里说休作断肠声,比放声哭嚎更为凄怆,说老来无泪,比写涕泣涟涟更为伤心。
词的下片紧承上片,写目送帆影远去的情景。“风高帆影疾,目送舟痕碧”,“风高”和舟疾相联系,船去得很快,词人伫立江岸,眼看着船在水面留下的长长波痕。妻子身去心留,他希望她去得快,早离祸地;又希望她走得慢,难舍难分。“孤帆远影碧空尽,惟见长江天际流”(李白《送孟浩然之广陵》)。词人凝望近眺之态,呼之欲出。缘此,也可想见妻子立于船头,望着丈夫鹄首翘望的身姿,想着抛撇丈夫于锋刃之间的危殆,断肠声如高风呜呜,伤心泪似江水滔滔。末二句“锦字几时来?薰风无雁回”,化用“雁足传书”和“织锦回文”的典故。“薰风”指南风。初夏时南风吹,鸿雁早已飞往北方,“锦字”无法捎回。妻子此去,归期难定,讯息难盼,生死未卜,词人内心的痛苦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可想而知。
这首词由实写到虚,由近写到远,由己写到人,从别前写到别时、别后,层层渲染,步步深透,写情臻于极致。尤其“休作断肠声,老来无泪倾”,以超常思维写感情状态,出乎常情,又入乎寰中,更使词产生了惊魂震魄的力量。
这首词的上片托情于无人解、“当花看”的杨花,刻画了一个遭际坎坷、飘泊无依但又不颓唐消沉的寒士形象;下片表述清高自洁的心志,以及难以排遣的怅恨。全词意味深厚,寄托高远;比兴手法的运用,增添了词作的蕴藉。
一开头,作者就写出了自己对杨花的同情。“尽飘零尽了,何人解当花看”,对杨花无人赏识的命运发出了不平的呼声。接下来写杨花的孤独、寂寞;风躲到重帘幕后,雨回曲在深深帷帐里,云被轻幡遮掩,杨花在整个春景中热切地风找伴侣,但风来觅去,只相识了斜阳下一片衰败的落花。而这些落花也是转瞬即逝的。这里作者以几种事物的避之不见来突出杨花的孤寂。然而杨花个性倔强,不甘心就这样悄无声息地永久回归大地,它虽然已徐徐落下,但几番飘转沉浮,一会儿又飞腾起来,表现了杨花不甘沉沦的坚强个性,刻画出它不愿默默消失的内心世界。这两句对漂泊无依的杨花刻画得细致入微。
上片在写实中表达了杨花不甘寂寞的个性,下片更进一步表现了杨花的狂放、傲岸的品格。“疏狂性情,算凄凉耐得到春阑。便月地和梅,花天伴雪,合称清寒”,这里紧承上片最后两句,极写杨花傲岸倔强的个性,这是全词的高峰。“收将十分春恨,做一天、天愁影绕云山”仍是将杨花漂泊不定的状态拟人化,写它满含愁恨、忧伤,绕着云山终日无声飞舞,心中的这种愁恨和忧伤像影子样紧紧缠绕着自己。随着不停地飘飞,这愁恨越聚越重,最后落到“青青池畔”。池畔的斑竹,凝聚着点点泪痕,蕴藏着无数的忧愁,这正吻合了杨花的妻苦心情。最后这两句在意境上,非常凄婉、深沉、含蓄。
这是一首歌咏杨花的词,词中描写了杨花凄凉、清寒的处境,不忍“无声委地”的“疏狂”性格,以及它满腔悲愁的思绪。前人写杨花,或写成无情之物;或写成娇弱无力的轻浮者的形象,而张惠言这首词却写出了新意。此词也赋予它以疏狂傲岸的性格,而且歌咏了它不甘寂寞、傲岸倔强的品格,在立意上是新颖巧妙的。
这组诗第一首头四句,破空而来,用类似散文的诗语,写胡人游猎生活,晴示胡、汉之异。接着以“谁将汉女嫁胡儿”,接到明妃身上。写明妃以“汉女嫁胡儿”,以“如玉”之颜面,冒“无情”之“风沙”,而且“身行”之处,连“中国(指中原)人”也看不到,明示明妃“流落”之苦。接下用“推手为琵却手琶”,紧承“马上自作思归曲”。“推手”“却手”,犹言一推一放。“琵琶”本是象声词,如同现代说的“噼啪”,以乐器之声为乐器之名。一推一放,噼噼啪啪,刻画明妃满腔哀思,信手成曲。但琵琶哀音,却十分感人,连胡人听了“亦咨磋”不已。这种写法与王安石“沙上行人却回首”相同。以上三层,由胡、汉习俗之异,写到明妃流落之苦,再写到明妃思归作曲,谱入琵琶,层次井然,而重点在于这一琵琶“新声谱”。因为作者正是要就此抒发慨叹的。
“玉颜”句承上;“琵琶”句启下。脉络十分清晰,而笔势极为矫建。作者所要讲的就是琵琶“传入汉家”以后的反应。明妃的“思乡曲”,本应引起“汉家”的悲悯、同情与愤慨;然而“汉宫”中却将其视为“新声谱”来“争按”,以别人的苦楚,供自己享乐。“遗恨”、“苦声”并没有激起应有的反响。
“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汉宫中“纤纤女手”“学得琵琶不下堂”,正是因为统治者喜好这种“新声”的缘故;而喜好这种“新声”,正是因为他们“生于深宫之中”,根本不知道边塞之苦。这里讲的就不止“纤纤女手”了。自石晋割弃燕云十六州,北边广大地区在北宋一直没有恢复,有许许多多“流落死天涯”的百姓。仁宗时,辽国、西夏交替侵扰,而宋朝君臣却仍粉饰大平,宴安如故。“不识黄云出塞路,岂知此声能断肠?”这正是作者对居安忘危、不事振作的宋朝君臣的揭露与谴责。以前写明妃的人,或写明妃个人遭遇,或借以抒发“士不遇”的感慨,欧阳修却从夷夏之辨讲起,从国家大事着眼,这是他高于前人之处。而且,议论国事,却只就琵琶“新声”而言,能从小中见大,因而较《和王介甫明妃曲》后篇的“在诗中发议论”,艺术性更强。
第二首诗中“汉宫”四句化用西汉李延年诗歌之意,略叙明妃事实,笔力简劲。“绝色”两句,紧承前四句,妙在完全用“重色”的君王的口吻说话;“虽能”两句转向责备汉元帝,就事论事,语挟风霜。但这只是为下边两句作铺垫。
“耳目”两句,为全篇警策,宋人说它“切中膏肓”(《诗林广记》引钱晋斋语),得以广泛传诵。诗人说,眼前的美丑尚不能辨,万里之外的“夷狄”情况何以判断?又何以能制定制服“夷狄”之策呢?这是极深刻的历史见解,而又以诗语出之,千古罕见。事实却不是“制夷狄”而是为“夷狄”所“制”。因而自然引出“汉计诚已拙”这一判语。
“汉计诚已拙”语简意深,是全诗主旨所在。汉代的“和亲”与宋代的“岁币”,同是乞求和平,为计之拙,正复相同。诗中表面上是说汉朝,实际上是说宋朝。妙在一经点出,便立即转入“女色难自夸”,以接回明妃身上,否则就成了《和亲论》而不是《明妃曲》。
“明妃去时泪”四句,用泪洒花枝,风起花落,渲染悲剧气氛,形象生动,但主要用以引起“红颜”两句。这两句要明妃“自嗟”“薄命”,怨而不怒。欧阳修对王安石诗中讲的“人生失意无南北”、“汉恩自浅胡自深”等语,也像王回等人一样,有所误解,故下此两句,以使之符合于“温柔敦厚”的“诗教”。欧阳修、王安石的思想境界之差别,亦于此可见。但解释时也不能太坐实,像钱晋斋说是“末言非元帝之不知幸于明妃,乃明妃之命薄而不见幸于元帝”,则与篇首“天子初未识”,“耳目所及尚如此”相矛盾,有失于诗人“微而婉”之旨。
前一首写“汉宫”不知边塞苦,后一首写和亲政策之“计拙”,借汉言宋,有强烈的现实意义。其间叙事、抒情、议论杂出,转折跌宕,而自然流畅,形象鲜明,虽以文为诗而不失诗味。叶梦得说欧阳修“矫昆体,以气格为主”(《石林诗话》),这首诗正是以气格擅美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