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中丞传后叙》是韩愈的一篇议论与叙事相结合的散文。文中表彰张巡、许远抗击安史叛军的功绩，驳斥对张、许的诬蔑、中伤，以此来歌颂抗击藩镇作乱的英雄人物。元和元年（806年）宪宗开始制裁藩镇。在这样的政治背景之下，韩愈重新阐扬张、许功绩，无疑是有意义的。
笫一段是引子，借评论李翰的《张巡传》，作一些必要的交代。真正的议论是从第二段开始。张、许二人中，许远受诬更重，第二段便主要为许远辩诬。“远虽材若不及巡者，开门纳巡，位本在巡上，授之柄而处其下，无所疑忌，竟与巡俱守死、成功名；城陷而虏，与巡死先后异耳”，是对许远的总评。抓住最关键性的几件事，充分说明许远忠于国家，以大局为重的政治品质，同时又紧扣与张巡的关系，让人感到坚守危城，大义殉国，张巡、许远是完全一致的，任何想把张、许二人分开，从许远身上打开缺口的企图都是徒劳的。在这样的总评之后，再逐一辩诬，就有高屋建瓴之势。辩诬的第一层是驳畏死论。作者从两家子弟不能通晓父辈心志落笔，庸劣子弟之所以会如此，无非是受流言蜚语的惑乱。当年张、许二人同生死共患难，而子弟互生是非，从这样令人痛心的事实，人们自然会想到恶语中伤者之可恨。辩诬的第二层，是驳所谓“城之陷自远所分始”。小人的这一攻击，好像抓到一点事实，较畏死论更为恶毒。回击时必须透过现象，揭示本质。文章以人死和绳断作比喻，用归谬法，指出其不达于理。随后发出感愤，斥责“小人之好议论，不乐成人之美”，指向一种带有普遍性的社会现象，不仅增强了文章的气势，而且非常能引起人的共鸣。
在驳倒小人对许远的攻击后，第三段接着为整个睢阳保卫战辩护。先驳死守论，由申述不能弃城逆遁的原因，转入从正面论证拒守睢阳的重大意义。“守一城，捍天下……蔽遮江淮，沮遏其势，天下之不亡，其谁之功也！”把保卫睢阳，提高到关系国家存亡的战略高度来认识，死守论以及其他种种否定睢阳战役的谬论就统统破产了。作者那种反诘的语气，即是面对群小加以痛斥的口吻。在这样大义凛然地斥倒群小之后，便更掌握了主动。于是进一步抓住无可抵赖的事实，给对方以致命的一击。在睢阳将士艰难奋战时，周围弃城逃跑者，擅强兵坐视不救者，比比皆是。那些好议论者竟然放过这类人不提，反而责备张、许死守，完全是居心不良。作者尖锐地指出，这是站在叛乱者一边，有意制造谰言，帮助他们攻击爱国志士。这样一下子便揭穿了小人的阴险面目，使他们再也无法冒充正人君子。
文章第四、五两段展开对英雄人物轶事的描写。第四段写南霁云乞师和就义。乞师一节，把南霁云放在贺兰进明嫉妒张巡、许远的功绩，而又企图强留南霁云的尖锐矛盾环境中，展示人物的性格。南霁云由不忍独食到断指、射塔，其言语行为被矛盾一步步推向前进，而他忠义、慷慨、愤激的表现也越来越震撼人心。围绕南霁云，除让贺兰进明从反面加以陪衬外，后面还有作者贞元年间（785—805）过泗州的补笔，不仅把传说坐实，而且在紧张激烈的气氛中，突然宕开一笔，更显得顿挫生姿，摇曳不尽。就义一节，将南霁云和张巡放在一起互相映衬，显示了两位英雄精神的契合。而张巡的忠义严肃，南霁云的临危不惧、慷慨爽朗，又各具个性。第五段补叙张巡的读书、就义，许远的性格、外貌、出生年月，以及于嵩的有关轶事。材料不像第四段那样集中完整，但作者娓娓道来，挥洒自如，不拘谨，不局促。人物的风神笑貌及其遭遇，便很自然地从笔端呈现出来，同样具有很强的艺术感染力。
《张中丞传后序》融议论、叙事、抒情、描写于一炉，体现了韩愈文章多变的特色。从前半议论到后半叙事，是一大变。就议论部分看，开头一段，寥寥数语，类似于日记或读书札记的写法。第二段辩许远之诬，多用推论。由于许远所受的诬蔑太重，在阐明一层层事理之后，又有悲慨深长的抒情插笔。第三段虽然也是议论，但由于睢阳保卫战功勋卓著，有目共睹，所以话语蹈厉奋发，咄出逼人。像“守一城捍天下”一节，读之有“轩昂突起，如崇山峻岭，矗立天半”（吴闽生语）之感。
译文及注释
译文
元和二年四月十三日晚上，我和吴郡张籍翻阅家中的旧书，发现了李翰所写的《张巡传》。李翰因文章而自负，写这篇传记十分详密。但遗憾的是还有缺陷：没有为许远立传，又没有记载雷万春事迹的始末。
许远虽然才能似乎比不上张巡，打开城门迎接张巡，地位本在张巡之上。他把指挥权交给张巡，甘居于其下，毫无猜疑妒忌，最终和张巡一起守城而死，成就了功名，城破后被俘，不过和张巡死的时间有先后的不同罢了。张、许两家的子弟才智低下，不能完全明白其父辈的志向，认为张巡战死而许远被俘，怀疑许远是怕死而投降了叛军。如果许远真的怕死，何苦守住这尺寸大小的地盘，以他所爱之人的肉充饥，来和叛军对垒而不投降呢？当他在包围中守城时，外面没有一点哪怕极为微弱的援助，所要效忠的，就是国家和皇上，而叛军会拿国家和皇上已被消灭的情况告诉他。许远见救兵不来，而叛军越来越多，一定会相信他们的话；外面毫无希望却仍然死守，军民相食，人越来越少，即使是傻瓜也会计算日期而知道自己的死所了。许远不怕死也可以清楚了！哪有城破而自己的部下都已战死，他却偏偏蒙受耻辱苟且偷生？即使再笨的人也不愿这样做，唉！难道说像许远如此贤明的人会这样做吗？
议论的人又认为许远和张巡分守城门，城陷落是从许远分守的西南方开始的。拿这个理由来诽谤许远，这又和小孩的见识没有两样。人将要死的时候，他的内脏必定有一个先受到侵害的地方；扯紧绳子，把它拉断，绳断必定有一个先裂的地方。有人看到这种情况，就来责怪这个先受侵害和先裂的地步，他也太不通达事理了！小人喜欢议论，不愿成人之美，竟到了这样的地步！像张巡、许远所造成的功业，如此杰出，尚且躲不掉小人的诽谤，其他人还有什么可说呢！
当张、许二位刚守城的时候，哪能知道别人终不相救，从而预先弃城逃走呢？如果睢阳城守不住，即使逃到其他地方又有什么用处？等到没有救兵而且走投无路的时候，率领着那些受伤残废、饥饿瘦弱的残兵，即使想逃走，也一定无法到达要去的地方。张、许二位的功绩，他们已经考虑得很周到了！守住孤城，捍卫天下，仅凭千百个濒临灭亡的士兵，来对付近百万天天增加的敌军，保护着江淮地区，挡住了叛军的攻势，天下能够不亡，这是谁的功劳啊！在那个时候，丢掉城池而只想保全性命的人，不在少数；拥有强兵却安坐观望的人，一个接着一个。不追究讨论这些，却拿死守睢阳来责备张、许二位，也可见这些人把自己放在与逆乱者同类的地位，捏造谎言来帮他们一起攻击有功之人了。
我曾经在汴州、徐州任职，多次经过两州之间，亲自在那叫做双庙的地方祭祀张巡和许远。那里的老人常常说起张巡、许远时候的事情：南霁云向贺兰进明求救的时候，贺兰进明妒忌张巡、许远的威望和功劳超过自己，不肯派兵相救；但看中了南霁云的勇敢和壮伟，不采纳他的话，却勉力挽留他，还准备了酒食和音乐，请南霁云入座。南霁云义气激昂说：“我来的时候，睢阳军民已经一个多月没有东西吃了！我即使想一个人享受，道义不能允许；即使吃了，我也难以下咽！”于是拔出自己的佩刀，砍断一个手指，鲜血淋漓，拿给贺兰进明看。在座的人大吃一惊，都感动得为南霁云流下了眼泪。南霁云知道贺兰进明终究没有为自己出兵的意思，立即骑马离去；将出城时，他抽出箭射寺庙的佛塔，那枝箭射进佛塔砖面半箭之深，说：“我回去打败叛军后，一定要消灭贺兰进明！就用这枝箭来作为标记。”我于贞元年间经过泗州，船上的人还指点着说给我听。城破后，叛军拿刀逼张巡投降，张巡坚贞不屈，马上被绑走，准备杀掉；叛军又叫南霁云投降，南霁云没有吱声。张巡叫南霁云道：“南八，男子汉一死而已，不能向不义之人屈服！”南霁云笑道：“我本想有所作为；您既然这样说，我哪敢不死！”于是誓不投降。
张籍说：“有一个人叫于嵩，年轻时跟随张巡；等到张巡起兵抗击叛军，于嵩曾在围城之中。我大历年间在和州乌江县见到过于嵩，那时他已六十多岁了。因为张巡的缘故起先曾得到临涣县尉的官职，学习努力，无所不读。我那时还幼小，简单地询问过张巡、许远的事迹，不太详细。他说：张巡身长七尺有余，一口胡须活像神灵。他曾经看见于嵩在读《汉书》，就对于嵩说：“你怎么老是在读这本书？“于嵩说：“没有读熟呀。“张巡说：“我读书不超过三遍，一辈子不会忘记。“就背诵于嵩所读的书，一卷背完不错一个字。于嵩很惊奇，以为张巡是碰巧熟悉这一卷，就随便抽出一卷来试他，他都像刚才那样能背诵出来。于嵩又拿书架上其他书来试问张巡，张巡随口应声都背得一字不错。于嵩跟张巡时间较久，也不见张巡经常读书。写起文章来，拿起纸笔一挥而就，从来不打草稿。起先守睢阳时，士兵将近万把人，城里居住的人家，也将近几万，张巡只要见一次问过姓名，以后没有不认识的。张巡发起怒来，胡须都会竖起。等到城破后，叛军绑住张巡等几十人让他们坐着，立即就要处死。张巡起身去小便（另说此处为“转身”），他的部下见他起身，有的跟着站起，有的哭了起来。张巡说：“你们不要害怕！死是命中注定的。“大家都哭得不忍抬头看他。张巡被杀时，脸色毫不慌张，神态安详，就和平日一样。许远是个宽厚的长者，相貌也和他的内心一样；和张巡同年出生，但时间比张巡稍晚，称张巡为兄，死时四十九岁。”于嵩在贞元初年死在亳宋一带。有人传说他在那里有块田地，武人把它强夺霸占了，于嵩打算到州里提出诉讼，却被武人杀死。于嵩没有后代。这些都是张籍告诉我的。
注释
张中丞：即张巡（—年），中丞，张巡驻守睢阳时朝廷所加的官衔。
元和二年：公元八〇七年元和，唐宪宗李纯的年号。
张籍（约—约年）：字文昌，吴郡（治所在今江苏省苏州市）人，唐代著名诗人，韩愈学生。
李翰：字子羽，赵州赞皇（今河北省元氏县）人，官至翰林学士。
以文章自名：《旧唐书·文苑传》：翰“为文精密，用思苦涩”。自名，自许。
许远：字令威，杭州盐官（今浙江省海宁县）人。
雷万春：张巡部下勇将。
开门纳巡：肃宗至德二载（年）正月，叛军安庆绪部将尹子奇带兵十三万围睢阳，许远向张巡告急，张巡自宁陵率军入睢阳城（见《资治通鉴》卷二一九）。
柄：权柄。
城陷而虏二句：此年十月，睢阳陷落，张巡、许远被虏。张巡与部将被斩，许远被送往洛阳邀功。
两家句：据《新唐书·许远传》载，安史乱平定后，大历年间，张巡之子张去疾轻信小人挑拨，上书代宗，谓城破后张巡等被害，惟许远独存，是屈降叛军，请追夺许远官爵。诏令去疾与许远之子许岘及百官议此事。两家子弟即指张去疾、许岘。
通知：完全明白。
食其句：尹子奇围睢阳时，城中粮尽，军民以雀鼠为食，最后只得以妇女与老弱男子充饥。当时，张巡曾杀爱妾、许远曾杀奴仆以充军粮。
蚍蜉：黑色大蚁。
蚁子：幼蚁。
而贼句：安史乱时，长安、洛阳陷落，玄宗逃往西蜀，唐室岌岌可危。
外无待：睢阳被围后，河南节度使贺兰进明等皆拥兵观望，不来相救。
说者句：张巡和许远分兵守城，张守东北，许守西南。城破时叛军先从西南处攻入，故有此说。
羸：瘦弱。
二公二句：谓二公功绩前人已有精当的评价。此指李翰《进张中丞传表》所云：“巡退军睢阳，扼其咽领，前后拒守，自春徂冬，大战数十，小战数百，以少击众，以弱击强，出奇无穷，制胜如神，杀其凶丑九十余万。贼所以不敢越睢阳而取江淮，江淮所以保全者，巡之力也。”
沮遏：阻止。
愈尝句：韩愈曾先后在汴州（治所在今河南省开封市）、徐州（治所在今江苏省徐州市）任推官之职。唐称幕僚为从事。
双庙：张巡、许远死后，后人在睢阳立庙祭祀，称为双庙。
南霁云：魏州顿丘（今河南省清丰县西南）人。安禄山反叛，被遣至睢阳与张巡议事，为张所感，遂留为部将。
贺兰：复姓，指贺兰进明。时为御史大夫、河南节度使，驻节于临淮一带。
贞元：唐德宗李适年号。
泗州：唐属河南道，州治在临淮（今江苏省泗洪县东南），当年贺兰屯兵于此。
南八：南霁云排行第八，故称。
常：通“尝”，曾经。
大历：唐代宗李豫年号。
和州乌江县：在今安徽省和县东北。
以巡句：张巡死后，朝廷封赏他的亲戚、部下，于嵩因此得官。临涣：故城在今安徽省宿县西南。
帙：书套，也指书本。
仅：几乎。
亳：亳州，治所在今安徽省亳县。
宋：宋州，治所在睢阳。
此文写于唐宪宗元和二年（807年），这年韩愈正四十岁，已召回京师任国于博士。此时距安史之乱已有四十多年了，唐朝在恢复生产，稳定社会秩序等方面都初见成效。韩愈政治主张的一个重要方面是反对藩镇割据和维护中央集权。《张中丞传后叙》即表达了这一思想。
张中丞，即张巡（709—757），邓州南阳（今河南省南阳市）人。唐玄宗开元末进士，由太子通事舍人出任清河县令，调真源县令。安史乱起，张巡在雍丘一带起兵抗击，后与许远同守睢阳（今河南省商丘市），肃宗至德二载（757）城破被俘，与部将三十六人同时殉难。乱平以后，朝廷小人竭力散布张许降贼有罪的流言，为割据势力张目。韩愈感愤于此，遂于元和二年（807）继李翰撰《张巡传》（今佚）之后，写了这篇后叙，为英雄人物谱写了一曲慷慨悲壮的颂歌。
《张中丞传后叙》是韩愈的一篇议论与叙事相结合的散文。文中表彰张巡、许远抗击安史叛军的功绩，驳斥对张、许的诬蔑、中伤，以此来歌颂抗击藩镇作乱的英雄人物。元和元年（806年）宪宗开始制裁藩镇。在这样的政治背景之下，韩愈重新阐扬张、许功绩，无疑是有意义的。
笫一段是引子，借评论李翰的《张巡传》，作一些必要的交代。真正的议论是从第二段开始。张、许二人中，许远受诬更重，第二段便主要为许远辩诬。“远虽材若不及巡者，开门纳巡，位本在巡上，授之柄而处其下，无所疑忌，竟与巡俱守死、成功名；城陷而虏，与巡死先后异耳”，是对许远的总评。抓住最关键性的几件事，充分说明许远忠于国家，以大局为重的政治品质，同时又紧扣与张巡的关系，让人感到坚守危城，大义殉国，张巡、许远是完全一致的，任何想把张、许二人分开，从许远身上打开缺口的企图都是徒劳的。在这样的总评之后，再逐一辩诬，就有高屋建瓴之势。辩诬的第一层是驳畏死论。作者从两家子弟不能通晓父辈心志落笔，庸劣子弟之所以会如此，无非是受流言蜚语的惑乱。当年张、许二人同生死共患难，而子弟互生是非，从这样令人痛心的事实，人们自然会想到恶语中伤者之可恨。辩诬的第二层，是驳所谓“城之陷自远所分始”。小人的这一攻击，好像抓到一点事实，较畏死论更为恶毒。回击时必须透过现象，揭示本质。文章以人死和绳断作比喻，用归谬法，指出其不达于理。随后发出感愤，斥责“小人之好议论，不乐成人之美”，指向一种带有普遍性的社会现象，不仅增强了文章的气势，而且非常能引起人的共鸣。
在驳倒小人对许远的攻击后，第三段接着为整个睢阳保卫战辩护。先驳死守论，由申述不能弃城逆遁的原因，转入从正面论证拒守睢阳的重大意义。“守一城，捍天下……蔽遮江淮，沮遏其势，天下之不亡，其谁之功也！”把保卫睢阳，提高到关系国家存亡的战略高度来认识，死守论以及其他种种否定睢阳战役的谬论就统统破产了。作者那种反诘的语气，即是面对群小加以痛斥的口吻。在这样大义凛然地斥倒群小之后，便更掌握了主动。于是进一步抓住无可抵赖的事实，给对方以致命的一击。在睢阳将士艰难奋战时，周围弃城逃跑者，擅强兵坐视不救者，比比皆是。那些好议论者竟然放过这类人不提，反而责备张、许死守，完全是居心不良。作者尖锐地指出，这是站在叛乱者一边，有意制造谰言，帮助他们攻击爱国志士。这样一下子便揭穿了小人的阴险面目，使他们再也无法冒充正人君子。
文章第四、五两段展开对英雄人物轶事的描写。第四段写南霁云乞师和就义。乞师一节，把南霁云放在贺兰进明嫉妒张巡、许远的功绩，而又企图强留南霁云的尖锐矛盾环境中，展示人物的性格。南霁云由不忍独食到断指、射塔，其言语行为被矛盾一步步推向前进，而他忠义、慷慨、愤激的表现也越来越震撼人心。围绕南霁云，除让贺兰进明从反面加以陪衬外，后面还有作者贞元年间（785—805）过泗州的补笔，不仅把传说坐实，而且在紧张激烈的气氛中，突然宕开一笔，更显得顿挫生姿，摇曳不尽。就义一节，将南霁云和张巡放在一起互相映衬，显示了两位英雄精神的契合。而张巡的忠义严肃，南霁云的临危不惧、慷慨爽朗，又各具个性。第五段补叙张巡的读书、就义，许远的性格、外貌、出生年月，以及于嵩的有关轶事。材料不像第四段那样集中完整，但作者娓娓道来，挥洒自如，不拘谨，不局促。人物的风神笑貌及其遭遇，便很自然地从笔端呈现出来，同样具有很强的艺术感染力。
《张中丞传后序》融议论、叙事、抒情、描写于一炉，体现了韩愈文章多变的特色。从前半议论到后半叙事，是一大变。就议论部分看，开头一段，寥寥数语，类似于日记或读书札记的写法。第二段辩许远之诬，多用推论。由于许远所受的诬蔑太重，在阐明一层层事理之后，又有悲慨深长的抒情插笔。第三段虽然也是议论，但由于睢阳保卫战功勋卓著，有目共睹，所以话语蹈厉奋发，咄出逼人。像“守一城捍天下”一节，读之有“轩昂突起，如崇山峻岭，矗立天半”（吴闽生语）之感。
韩愈（768年－824年12月25日），字退之，河南河阳（今河南省孟州市）人，自称“祖籍昌黎郡”，世称“韩昌黎”、“昌黎先生”。唐代中期大臣，文学家、思想家、政治家，秘书郎韩仲卿之子。元和十二年（817年），出任宰相裴度行军司马，从平“淮西之乱”。直言谏迎佛骨，贬为潮州刺史。宦海沉浮，累迁吏部侍郎，人称“韩吏部”。长庆四年（824年），韩愈病逝，年五十七，追赠礼部尚书，谥号为“文”，故称“韩文公”。元丰元年（1078年），追封昌黎郡伯，并从祀孔庙。韩愈作为唐代古文运动的倡导者，名列“唐宋八大家”之首，有“文章巨公”和“百代文宗”之名。与柳宗元并称“韩柳”，与柳宗元、欧阳修和苏轼并称“千古文章四大家”。倡导“文道合一”、“气盛言宜”、“务去陈言”、“文从字顺”等写作理论，对后人具有指导意义。著有《韩昌黎集》等。 ▶ 428篇诗文
这首诗从眼前之春意阑珊联想到万里春尽、鸿雁北归、友人旅程渺远、故乡富饶、慈母望归等一系列内容，以送归为构思线索、以惜别为核心，内容是很清楚的，做到了含蓄而不隐晦，尽谢点染而又情思萧然。
首联描写了万里大地春已去，雁也北归，而友人却要南去的景象。似乎与春暖北上的大雁不相和谐，但它写出了辽阔的高空景观，场面雄伟，是写空中。
颔联是地上，水波辽阔的汉江连着天，这种景象给人带来物大人小的感觉，人处水上，有漂泊不定之意，故说“孤”客。全诗写得流畅，毫无生硬感。想象丰富，行笔自然，语气舒缓，用字考究。除了写景之外，一些字的力度颇大，感情也极其鲜明，如“尽”是春去夏来，“稀”是雁阵北飞，“广”是辽远阔大。
颈联写了稻田的笔直，菰米收获，通过运用景物描写，渲染了对友人的依依不舍之情。
尾联运用了老莱衣的典故，表达诗人希望友人孝敬父母。
综观全诗，既未明言送别之事，又无送别场景的刻意描绘，更无送别诗中所常见的诸如思念、忧伤、凄凉等感情色彩强烈的词语出现。然而，诗人在送别时的复杂心绪——理解、担忧、伤感、劝勉等还是隐伏予作品之中，只要细心寻绎，便不难发现它。最后两句，“悬知倚门望，遥识老莱衣”，一写诗人，一写友人，活脱脱地反映出二人形象。
作诗嘲弄人并非完全以直接的方式，还有可能借题发挥，就事论人。李休烈《咏毁天枢》：天门街上倒天枢，火急先须卸火珠。计合一条麻线挽，何劳两县索人夫。题注：“长寿三年，则天征天下铜五十余万斤，铁一百三十余万斤，于定鼎门内铸八棱铜柱。……纪革命之功。……金彩荧煌，光侔日月。”
据《新唐书·本纪第四》：“延载元年腊月甲戌，突厥默啜寇灵州，右鹰扬卫大将军李多祚败之。二月……己卯，武威道大总管王孝杰及吐蕃战于冷泉，败之。五月甲午，加号越古金轮圣神皇帝，大赦，改元，赐韫七日。”
可知武后耗费如此大的代价造这一座天枢，于她本人是十分有意义的。但由于政治风云的变化，“（开元二年）毁天枢，发匠熔其铜铁，历月不尽。先是，韦后亦于天街作石台，高数丈，以颂功德，至是并毁之。”（《资治通鉴·唐纪二十七》卷二百一十一）统治者的朝令夕改，实质就是劳民伤财，这也才是诗人要真正批驳的。
诗的后半章戏谑性地用“一条麻线”与“两县人夫”作对比，把对统治者的怒骂宣泄得酣畅淋漓。
这首诗通过描写竹楼的安适和楼主的行动来达一种抛却红尘仕宦、钟情独自隐居的情怀和闲适自得的生活态度。首句概括竹楼的主人的闲散，次句通过取竹建楼的行动具体描写楼主的“闲”，第三句通过反衬手法写出竹楼的舒适凉爽，末句写主人在竹楼中的闲适生活。全诗意蕴丰美，耐人寻味。
“傲吏身闲笑五侯”中所谓“傲吏”，大约指的是那位“王舍人”，他既然身己为“吏”，却丝毫没有俗务缠身，更着不起那些气焰熏天、炙手可热的“五侯”，其生活情趣之高，也就不言自明了。战国时期的庄子，曾在蒙（今河南商丘）做过漆园小吏，楚威王欲拜他为相，被他拒绝了。后世遂称他为傲吏，如晋郭璞《游仙》诗说：“漆园有傲吏。”这里将王舍人比喻成庄子。
接下来，作者紧扣诗题，写王舍人的“竹楼”。这里作者着重强调了两点：其一，“西江取竹”。西江历来为产竹之地，而竹却又被视为“岁寒三友”之一，既“直”又有“节”，所以作者表面上是写竹，实际上却是在写这位“傲吏”的品格。其二，“起高楼”。本来，以竹为楼，不可能搭得很高，但作者特意拈出“高”字，一下仅能进一步暗示这位“傲吏”非同一般，同时也为下文的“南风”徐来打好了基础。
诗的后两句表面上是在写竹楼内的生活，实际上仍在写这位“傲吏”蔑视功名、闲适自得的人生态度。“南风不用蒲葵扇”，一是说 “傲吏”在竹楼上享受着徐徐吹来的南风，其悠然自得、无争无竞的心情显而易见；另外，它还隐隐借用了“南凤之熏兮可以解吾民之愠兮”之句，巧妙地说明只要沐浴王风，宣扬教化，自然可以使所治之民安居乐业，无需多费精神，碌碌多劳。
而“纱帽闲眠对水鸥”句，则更进一步写出这位“傲吏”的心态：他头戴“纱帽”，悠然地对着水鸥入睡。此处的纱帽，是指平民和官吏均可戴的凉帽，与后世的“乌纱帽”即官帽不同。纱帽作为官帽，那是明代以后的事情。唐宋人诗里，纱帽则多指夏季戴的轻便帽子，官民皆可戴。如白居易《夏日作》诗：“葛衣疏且单，纱帽轻复宽，一衣与一帽，可以过炎天。”“水鸥”在这里可能暗用了典故，据《列子》记载，从前有人在水边每日与鸥鸟为戏，鸥鸟飞临其身而不惊怕。杜甫《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诗：“白鸥没浩荡，万里谁能驯？”也用这个典故。当然，此处说他没有用典也是可以的，水鸥在水边自由自在，悠然起飞，与王舍人与世无争的心境正相契合。用典而使人不觉其用典，正是诗家推崇的一种入化的境界。诗人对王舍人的生活情趣及他的竹楼产生了如此浓厚的兴趣，也就等于表白了自己的心迹：他不仅是这位“傲吏”的知音，而且无时无刻不在向往这种生活。
这首诗运用了一些典故，对丰富诗歌的内涵、深化诗歌的主题，具有明显的作用。全诗意蕴丰美，耐人寻味。
这首词写史宅之家园景色与宴饮情况。词的上片以词人的哀愁悲秋衬托麓翁的欢宴，形成一种强烈的对比。从雨打荷花着笔，使全词笼罩在秋声秋韵之中，在“梨园”“笙歌”之外，另拓一艺术空间；下片赞颂主人好客，盛情招饮的情景。拈出“临池飞阁”扣紧题中之“园堂”，足见构思之精到绵密。全词浪漫主义色彩浓厚，构思巧妙，生动再现了一番雨打池荷的精彩情景，令人不忍释卷。
词的上阙“一番疏雨洗芙蓉”二韵，描写史家园中景物：池塘上的荷花，在稀疏的秋雨洗涤下，显得晶莹光艳，那秋雨洒在荷花荷叶上，犹如玉佩丁冬作响。一开章就将秋雨秋荷写得有声有色，富有一种清新剔透的美感。“疏雨”“冷” 字，暗写了秋雨。“玉”写白荷皎洁晶莹。“辘轳听带秋声转”三韵，即桐叶知秋意。虽是点“秋”字，但以有形有声之语出之。“辘轳带秋声”言声响，“辘轳转”有形象，“早凉生、傍井梧桐”从感觉入手，一个抽象的“秋”字，写得有听觉、视觉、感觉，以通感的手法表达，颇有新意。“欢宴”两句，点题。十二字共分六层意思，全以一“欢”字领起。“欢宴良宵好月”一句，扣题“宴客”，宴客是秋夜，明月朗照之际。“佳人修竹清风”化用杜甫诗句以赞美主人具有高洁的品格。时史宅之首倡括田之议，一应天下沙田、围田圩、没官田等并行拨隶本所，名“田事所”，一路骚动，怨嗟沸腾。（见俞文豹《吹剑录外集》）词中赞其高洁，有阿谀之嫌。
词的下阙，从“欢宴”展开笔墨。过片“临池飞阁乍青红”二韵，写宴饮之处，在湖边彩绘的飞阁中，后又泛舟饮酒过彩虹桥。写宴会地点园堂周围的景色，此是赞扬主人的好客豪爽之情。“贞元供奉梨园曲”一韵，写宴饮之乐：由技艺高超的琴师、歌女们弹奏音乐。“琼钟”形容音乐的旋律美妙动听。最后“醉梦孤云晓色，笙歌一派秋空”二句，以写景叙事作结。言歌声乐声响彻云霄，人人酣醉尽兴，宴饮达旦。“晓色”与“好月”呼应，写出时间推移。“笙歌”与“梨园曲”呼应，“醉梦”与“欢宴”呼应，“秋空”与“秋声”呼应，可谓首尾圆合，针密线连。
此词在章法上，上片写园中之景，歇拍“欢宴”扣题“宴客”，下片皆从此二字展开，作到“脉络井井。”（清冯煦《蒿庵论词》）此词不足之处，有的地方用僻典，造词近晦欠畅达，如“贞元供奉梨园曲，称十香、深蘸琼钟”，其本意是说有技艺高超的女艺人演奏了美妙的音乐。但化用众多僻典，在用僻典时又有几番转义，自然被人指为“其失在用事下语，太晦处人不可晓。”（宋沈义父《乐府指迷》
这首《伤春》诗写的是诗人在日常生活中的感受。首句写诗人做的一个决定：对今春乐事早已安排好；次句用一个转折，推翻了之前的决定，也就辜负了好意送来春色的东风。第三句点明，不仅今年先做决定再推翻，而且年年如此；第四句指出年年辜负春光的原因。
春日可乐，而自己却非愁即病，年年都辜负了大好春光，这种主观与客观的矛盾对立使诗人禁不住感慨万端，发出一种无可奈何的叹息。读罢此诗，诗人愁病交加的面容、苦笑的表情和自嘲的意味，给人留下了难忘的印象。不假雕饰，自然浑成，而诗意诗味即在其中，这正是“诚斋体”的成功之处。
杨万里在《荆溪集自序》中谈到自己写诗时，曾说：“步后园，登古城，采撷祀菊，攀翻花竹，万象毕来，献余诗材。盖麾之不去，前或未应，而后者己迫。”在他看来，平日所见所闻及所感似乎无不可以成为诗歌创作的材料，这和江西派“闭门觅句”，讲究“无一字无来处”，“虽只字半句不轻出”的苦吟自然是大不相同的了。但“诚斋体”也有其弊病：由于写作比较“随便”，有些诗艺术概括不够，境界不高，社会意义也不大。此首可以说是个典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