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联写因“一封（书）”而获罪被贬，“朝夕”而已，可知龙颜已大怒，一贬便离京城八千里之遥，何异于发配充军？
颔联直书“除弊事”，申述自己忠而获罪和非罪远谪的愤慨，韩愈之刚直胆魄可见一斑。目的明确，动机纯正，后果怎样，终亦不顾。此联有表白，有愤慨，而表达却颇为含蓄。“肯将衰朽惜残年”，大有为匡正祛邪义无反顾的勇气。
颈联即景抒情，既悲且壮。谪贬赴任，“其后家亦谴逐，小女道死，殡之层峰驿旁山下”，可谓悲极。前瞻茫茫，雪拥蓝关，马也踟蹰起来。“马不前”抑或“人不前”呢？李白在天宝三年（744）因玄宗疏远而上疏求去，曾作《行路难》述志，其中就有“欲渡黄河冰塞川，将登太行雪满山”一联，亦写仕途险恶，不过，韩愈比之李白，境遇更为惨烈。韩愈仿此联所作，有异曲同工之妙。本联借“秦岭”、“蓝关”之自然景色表述了自己的愁苦悲戚心绪，同时也蕴含为上表付出的惨痛代价。这两句，一顾一瞻，顾者为长安，因云横秦岭，长安已不可见，“龙颜”难以再睹；瞻者乃潮州，奈何为蓝关大雪所阻，前程曲折坎坷，不敢多想，“马”固不能“前”，“人”却能“前”乎？英雄失路，于此可知矣！
尾联很有“虽九死而不悔”的态度，也含有蹇叔哭师的悲切，抒英雄之志，表骨肉之情，悲痛凄楚，溢于言表。
全诗容叙事、写景、抒情为一炉，诗味浓郁，感情真切，对比鲜明，是韩诗七律中的精品。
译文及注释
译文
早晨我把一封谏书上奏给皇帝，晚上就被贬官到路途遥远的潮州。
想替皇上除去有害的事，哪能因衰老就吝惜残余的生命。
回头望长安，看到的只是浮云隔断的终南山，家又在哪里？立马蓝关，积雪拥塞，连马也踟蹰不前。
我知你远道而来应知道我此去凶多吉少，正好在潮州瘴气弥漫的江流边把我的尸骨收清。
注释
一封：指一封奏章，即《论佛骨表》。
朝奏：早晨送呈奏章。
九重天：古称天有九层，第九层最高，此指朝廷、皇帝。
潮州：在今广东省东部，治所在今潮州市湘桥区。
路八千：泛指路途遥远。八千，不是确数。
圣明：指皇帝。
弊事：政治上的弊端，指迎佛骨事。
肯：岂肯。
衰朽：衰弱多病。
惜残年：顾惜晚年的生命。
秦岭：在蓝田县内东南。
拥：阻塞。
蓝关：蓝田关，今在陕西省蓝田县东南。
汝：你，指韩湘。
应有意：应知道我此去凶多吉少。
瘴江边：指贬所潮州。瘴江：指岭南瘴气弥漫的江流。
首联写因“一封（书）”而获罪被贬，“朝夕”而已，可知龙颜已大怒，一贬便离京城八千里之遥，何异于发配充军？
颔联直书“除弊事”，申述自己忠而获罪和非罪远谪的愤慨，韩愈之刚直胆魄可见一斑。目的明确，动机纯正，后果怎样，终亦不顾。此联有表白，有愤慨，而表达却颇为含蓄。“肯将衰朽惜残年”，大有为匡正祛邪义无反顾的勇气。
颈联即景抒情，既悲且壮。谪贬赴任，“其后家亦谴逐，小女道死，殡之层峰驿旁山下”，可谓悲极。前瞻茫茫，雪拥蓝关，马也踟蹰起来。“马不前”抑或“人不前”呢？李白在天宝三年（744）因玄宗疏远而上疏求去，曾作《行路难》述志，其中就有“欲渡黄河冰塞川，将登太行雪满山”一联，亦写仕途险恶，不过，韩愈比之李白，境遇更为惨烈。韩愈仿此联所作，有异曲同工之妙。本联借“秦岭”、“蓝关”之自然景色表述了自己的愁苦悲戚心绪，同时也蕴含为上表付出的惨痛代价。这两句，一顾一瞻，顾者为长安，因云横秦岭，长安已不可见，“龙颜”难以再睹；瞻者乃潮州，奈何为蓝关大雪所阻，前程曲折坎坷，不敢多想，“马”固不能“前”，“人”却能“前”乎？英雄失路，于此可知矣！
尾联很有“虽九死而不悔”的态度，也含有蹇叔哭师的悲切，抒英雄之志，表骨肉之情，悲痛凄楚，溢于言表。
全诗容叙事、写景、抒情为一炉，诗味浓郁，感情真切，对比鲜明，是韩诗七律中的精品。
答：“朝奏”，点明获罪的原因是“自取”，是尽职尽责；“路八千”指出贬所的遥远偏僻。这两句透露出作者忠而遭贬的愤怨，也含蓄地表现了他刚直不阿、坚持真理的倔强性格。
2.第六句“雪拥蓝关马不前”借景抒情，并做到了眼前景与心中情的完美统一。请你对此评价加以分析。
答：“蓝关”形容关山险恶，归途渺渺，前途茫茫，“雪拥蓝关”语意双关，明写天气寒冷，暗写政治气候恶劣。“马不前”其实是人不前，三字中流露出作者英雄失落之悲，表现了诗人对亲人、对国都的眷顾与依恋。这句借景语言情思，诗人忠而获罪，远贬潮阳，抛妻别子而南行，心中是极其伤痛的。一封朝奏九重天，夕贬潮阳路八千。 表现韩愈被贬原因。
3.左迁含义
答：指作者被贬到潮州。
韩愈一生，以辟佛为己任，晚年上《论佛骨表》，力谏唐宪宗“迎佛骨入大内”，触犯“人主之怒”，几被定为死罪，经裴度等人说情，才由刑部侍郎贬为潮州刺史。潮州在今广东东部，距当时京师长安确有八千里之遥，那路途的困顿是可想而知的。当韩愈到达离京师不远的蓝田县时，他的侄孙韩湘，赶来同行。韩愈此时，悲歌当哭，慷慨激昂的写下了这首名篇。
“一封朝奏九重天，夕贬潮州路八千。”这首诗的首联是说，早晨我把一篇谏书上奏给朝廷，晚上被贬潮州离京八千里的路程。
首联写自己获罪被贬的原因。他很有气概的说，这个罪是自己主动找来的，就因那“一封书”之罪，所得的命运是“朝奏”而“夕贬”，而且一贬就是八千里。
“欲为圣明除弊事，肯将衰朽惜残年！”颔联是说，本想替皇上除去那些有害的事，哪里考虑衰朽之身还顾惜余生。
三、四句直书自己是“除弊事”，认为自己是正确的，申述了自己忠而获罪和非罪远谪的愤慨，真有胆气。尽管招来一场弥天大祸，他还是刚直不阿，老而弥坚，虽遭获严谴也无怨悔。
“云横秦岭家何在？雪拥蓝关马不前。”颈联是说，阴云笼罩着秦岭家乡可在何处？大雪拥塞蓝关马儿不肯前行。五、六句就景抒情，情悲且壮。韩愈有一首哭女之作，题为《去岁自刑部郎以罪贬潮州刺史，乘驿赴任；其后家亦谴逐，小女道死，殡之层峰驿旁山下。蒙恩还朝过其墓题驿梁》。可知他当时仓猝先行，告别妻儿时的心情如何。韩愈为上表付出了惨痛的代价。“家何在”三字中，有他的血泪。这两句一回顾，一前瞻。“秦岭”指终南山。云横而不见家，也不见长安。他此时不独伤怀家人，更多的是伤怀国事。他立马蓝关，大雪寒天，联想到前路的艰危。“马不前”，露出英雄失路之悲。
“知汝远来应有意，好收吾骨瘴江边。”尾联是说，我知道你远道而来另有心意，正好在瘴江边把我的尸骨收清。结语沉痛而稳重。《左传·僖公三十二年》记老臣蹇叔哭师时有“必死是间，余收尔骨焉”之语，向侄孙从容交代后事，语意紧扣第四句，进一步吐露了凄楚难言的愤激之情。
从思想上看，此诗与《论佛骨表》，一诗一文，可称双璧，很能表现韩愈思想中进步的一面。从艺术上看，此诗是韩诗七律中的佳作。沉郁顿挫的风格近似杜甫。沉郁指其风格的沉雄，感情的深厚抑郁，而顿挫是指其手法高妙：笔势纵横，开合动荡。如“朝奏”、“夕贬”、“九重天”、“路八千”等，对比鲜明高度概括。一上来就有高屋建瓴之势。三四句用“流水对”，十四字形成一体，紧紧承接上文，令人有浑成之感。五六句宕开一笔，借景抒情。“云横雪拥”，境界雄阔。“横”状广度，“拥状高度”，二字有力。全诗大气磅礴，卷洪波巨澜于方寸，能产生撼动人心的力量。
此诗虽追步杜甫，沉郁顿挫，苍凉悲壮，得杜甫七律之神，但又有新创，能变化而自成面目，表现出韩愈以文为诗的特点。律诗有谨严的格律上的要求，而此诗仍能以“文章之法”行之，而且用得较好。好在虽有“文”的特点，如表现在直叙的方法上，虚词的运用上（“欲为”、“肯将”之类）等；同时亦有诗歌的特点，表现在形象的塑造上（特别是五、六一联，于苍凉的景色中有诗人自我的形象）和沉挚深厚的感情的抒发上 。全诗叙事、写景、抒情熔为一炉，诗味浓郁，诗意醇厚。
韩愈《论佛骨表》是一篇正气凛然的名翔。翔中说：“今闻陛下令群僧迎佛骨于凤翔，御褛以观，升入大内，又令诸寺递迎供养。——百姓何人，岂合更惜身命？焚香烧指，百十为群，解衣散钱，自朝至暮，转相仿效，惟恐后时。的少奔波，弃其业次。若不即加禁遏，更历诸寺，必有断骨脔身，以为供养者。伤风败俗，传笑四方，非细事也。——佛如有灵，能作祸祟，凡有殃咎，宜加臣身，上天鉴临，巨不怨悔。”这首诗和这篇翔珠联璧合，相得益彰，具有深刻的社会意义。
前两联写“左遣”，一气贯注，浑灏流转。“贬”的原因是“奏”，“奏”的本意是为国“除弊”，可见“贬”非其罪。然而“朝奏”而“夕贬”，处罚何其迅急！一贬就贬到“八千”里以外，处罚又何其严厉！那么“九重天”虽高而不明，也就意在言外了。第三句理直气壮地声言“欲为圣明除弊事”，表明并未因受严谴而有丝毫心，其刚正不屈的风骨宛然如见。“朝奏”与“夕贬”、“九重天”与“路八千”、“圣明”与“衰朽”、“欲……除弊事”与“肯……惜残年”，强烈对比，高度概括，扩大和加深了诗的内涵。
韩愈（768年－824年12月25日），字退之，河南河阳（今河南省孟州市）人，自称“祖籍昌黎郡”，世称“韩昌黎”、“昌黎先生”。唐代中期大臣，文学家、思想家、政治家，秘书郎韩仲卿之子。元和十二年（817年），出任宰相裴度行军司马，从平“淮西之乱”。直言谏迎佛骨，贬为潮州刺史。宦海沉浮，累迁吏部侍郎，人称“韩吏部”。长庆四年（824年），韩愈病逝，年五十七，追赠礼部尚书，谥号为“文”，故称“韩文公”。元丰元年（1078年），追封昌黎郡伯，并从祀孔庙。韩愈作为唐代古文运动的倡导者，名列“唐宋八大家”之首，有“文章巨公”和“百代文宗”之名。与柳宗元并称“韩柳”，与柳宗元、欧阳修和苏轼并称“千古文章四大家”。倡导“文道合一”、“气盛言宜”、“务去陈言”、“文从字顺”等写作理论，对后人具有指导意义。著有《韩昌黎集》等。 ▶ 428篇诗文
嗣王朝庙，通常是向祖先神灵祷告，表白心迹，祈求保佑，同时也有对臣民的宣导作用。鉴于周成王的特殊境遇，这篇告庙之辞应有特殊的设计。
开头三句，将成王的艰难处境如实叙述，和盘托出，并强调其“嬛嬛在疚”，无依无靠。国君需要群臣，嗣王更需要群臣的支持，成王这样年幼的嗣王则尤其需要群臣的全力辅佐。强调成王的孤独无援，于示弱示困示艰难之中，隐含了驱使、鞭策群臣效力嗣王的底蕴，这一点在下面即逐步显示出来。
第四句的“皇考”指周武王。武王一生业绩辉煌卓著，诗中却一字不提，只说他“永世克孝”。为人子当尽孝；为人臣则当尽忠，其理一致，为什么不直陈其言呢？盖因在危难、困窘之际寻求援助，明令不如感化，当时周王室群臣均为武王旧臣，点出武王克尽孝道，感化之效即生。
第六句的“皇祖”指周文王，而“陟降”一语，当重在“陟”，因为成王嗣位时在朝的文王旧臣，都是文王擢拔的贤能之士，他们在文王去世之后，辅佐武王成就了灭商的伟业，此时又该辅佐成王来继业守成了。
周公是经历文、武、成三世的老臣，“自文王在时，旦为子孝，笃仁，异于群子”，又“佐武王，作《牧誓》，破殷”（《史记·鲁周公世家》），一些三世老臣如姜尚等，都长期与他共事，上述对文王、武王赞颂之语，出自他口中，自有非同寻常的号召与约束力量，穆王时太仆正伯冏作《冏命》，所说“昔在文武，聪明齐圣，小大之臣，咸怀忠良”，正可见周公的威严。
周公在其子伯禽受封于鲁后曾训戒伯禽要尊贤，说：“我，文王之子，武王之弟，成王之叔父，我于天下亦不贱矣。然我一沐三握发，一饭三吐哺，起以待士，犹恐失天下之贤人。”（《史记·鲁周公世家》）他知道自己的身份“不贱”，当然知道成王的身份更为高贵。成王为文王之孙，武王之子，血统至尊，这也几乎就是他继位时全部的政治资本，周公对此不能不充分地加以利用，以期对文王、武王感恩戴德的群臣对成王也俯首听命。因此“继序”一语出现于《周颂·闵予小子》的末句，绝非偶然，它强调成王继承的是文王、武王开创的大业，而“思不忘”对成王固然是必须兑现的誓言，对于文王、武王的旧臣，则是理所当然应尽的天职。
《周颂·闵予小子》隐含着对文王、武王旧臣效忠嗣王的要求，而在这方面，周公又是以身作则、堪称楷模的。他并没有忘记对儿子伯禽的教育与指导，用今天的话说是公私兼顾的，可他的主要精力一直集中于辅佐成王，他的主要政治业绩也在于此。这方面，《诗经》《尚书》中的许多篇章留下了可信的记录，孔子也一再表示对他的尊崇与景仰。周公与成王虽然一为臣一为君，一为辅相一为天子，但是，要了解成王时政事，却往往先要了解周公。《六经》皆史，读此篇亦可窥周初政事之一斑。
这篇文章可分四段：首段以杜牧为李贺作序之事提挈全篇；第二段先描写李贺的外在风貌，再写李贺的交游情况，后叙述李贺诗歌的创作过程和特点；第三段着力描绘李贺临终之奇异；末段借题发挥，抒发了对李贺的惋惜和同情。文章通过写李贺的一些轶事，从侧面烘托出传主的身份性格。全文构思巧妙，篇幅短小却具有很大的容量，集叙事、议论和曲折的抒情于一体，内容浑厚，意味深长。
这篇文章最大的特点在于：小传虽小，但小中有大、以小见大。其“小”在于：作者并没有全面勾勒诗人李贺的一生，对他的生平经历也记叙不多，而是选取了他生活中的若干小片段进行插叙，以小片段撑起传记的主干。此外，在篇幅上，全文寥寥数百字，语言极为精练。而其“大”又体现在：极小极短的篇幅却具有很大的容量，集叙事、议论和曲折的抒情于一体，内容浑厚，意味深长。
文章在构思布局上也是较为特别的，全篇以一“奇”字贯之。首段以杜牧为李贺作序之事提挈全篇，言杜牧之序“状长吉之奇甚尽”，以杜牧言李贺“奇”引起下文自己所言李贺之“奇”。随后又提到李贺姊“语长吉之事尤备”，以杜牧序和李贺姊之言点出文中李贺事的由来。
第二段是全文的关键部分，大致可分为三个层次。
首先是对李贺外在风貌的描写：“长吉细瘦，通眉，长指爪，能苦吟疾书。”作者抓住李贺外貌中最典型的几点特征，只用了区区十余字，李贺的清奇之气就跃然纸上了。尔后写李贺的交游情况，“最为昌黎韩愈所知”，与他密切往来的文人也不少。在文人交游中，作诗是最为常见的事情，但李贺每与诸人出游，“未尝得题然后为诗，如他人思量牵合，以及程限为意”，自然引出下文对李贺诗歌创作过程和特点的叙述。在李商隐笔下，李贺的诗歌创作大致有如下几个特点：
一是“为情造文”，不以程限为意，而那种“得题然后为诗”的情况显然是“为文造情”，这是李贺不赞成的；
二是及时捕捉灵感，李贺诗歌的创作方式和过程无疑是特别的，“恒从小奚奴骑距驴，背一古破锦囊，遇有所得，即书投囊中”，所作皆是自己所见所感，既是“为情造文”的表现，“遇有所得，即书投囊中”也是其及时捕捉灵感的方法；
三是坚持及时修改整理，“长吉从婢取书，研墨叠纸足成之，投他囊中，非大醉及吊丧日率如此”；
四是为文用心、能苦吟，在整个创作过程中，李贺都是呕心沥血为之，正如文中太夫人所说：“是儿要当呕出心乃始已尔”。这些都为了说明李贺诗歌创作之“奇”，事实上诗风及其创作方法之奇是由其人性情之奇所影响和决定的，李贺性情之奇不仅在其诗歌创作之奇中有所体现，以下几句更是直接写出了李贺性格中与众不同之处。他的诗歌都是呕心沥血之作，但却“过亦不复省，王、杨辈时复来探取写去”，“所至或时有著，随弃之”，创作时一丝不苟，处置作品却极为随意，这是李贺性情之奇的一个方面。
在写了李贺的诗歌创作之奇及性情之奇后，作者在第三段又着力描绘李贺临终之奇。李贺临终之时有天帝召升，这种扑朔迷离、荒诞虚妄的描写占据了此段大部分篇幅，作者不仅对此浓墨重彩大加渲染，更在段末声明：“王氏姊非能造作谓长吉者，实所见如此。”也许李贺临终确实曾出现幻觉，而李商隐把这种幻觉放到传记中加以描绘，其实只是以此寄托自己的感情，并以现实和幻觉的鲜明对照引出最后一段的一连串质问。
末段是李商隐对李贺的议论和观感，并借题发挥，抒发了对李贺的惋惜和同情，从中也可窥出李商隐写作这篇小传的未言明的真意。最后一段托出了六个问题，虽然问而不答，但答案自在问中，能探得一二。前三问是问天，后三问则专问李贺的遭遇，层层递进，反复呼号。像李贺这样“才而奇者”世所罕见，却遭到世人的排斥，无人重视，而为天帝所重，与篇首的“奇”遥相呼应，更突出了作者对李贺一生遭遇的同情和悲愤。在这种同情和悲愤中，作者有意无意地把自我也摆了进去，因此无论是在对李贺之奇的叙述中，还是在末尾的一连串质问中，作者自己的身影总是若隐若现、似有若无，作者对自己命运和遭遇的感愤、慨叹也能隐约曲折地表达出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