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联写因“一封(书)”而获罪被贬,“朝夕”而已,可知龙颜已大怒,一贬便离京城八千里之遥,何异于发配充军?
颔联直书“除弊事”,申述自己忠而获罪和非罪远谪的愤慨,韩愈之刚直胆魄可见一斑。目的明确,动机纯正,后果怎样,终亦不顾。此联有表白,有愤慨,而表达却颇为含蓄。“肯将衰朽惜残年”,大有为匡正祛邪义无反顾的勇气。
颈联即景抒情,既悲且壮。谪贬赴任,“其后家亦谴逐,小女道死,殡之层峰驿旁山下”,可谓悲极。前瞻茫茫,雪拥蓝关,马也踟蹰起来。“马不前”抑或“人不前”呢?李白在天宝三年(744)因玄宗疏远而上疏求去,曾作《行路难》述志,其中就有“欲渡黄河冰塞川,将登太行雪满山”一联,亦写仕途险恶,不过,韩愈比之李白,境遇更为惨烈。韩愈仿此联所作,有异曲同工之妙。本联借“秦岭”、“蓝关”之自然景色表述了自己的愁苦悲戚心绪,同时也蕴含为上表付出的惨痛代价。这两句,一顾一瞻,顾者为长安,因云横秦岭,长安已不可见,“龙颜”难以再睹;瞻者乃潮州,奈何为蓝关大雪所阻,前程曲折坎坷,不敢多想,“马”固不能“前”,“人”却能“前”乎?英雄失路,于此可知矣!
尾联很有“虽九死而不悔”的态度,也含有蹇叔哭师的悲切,抒英雄之志,表骨肉之情,悲痛凄楚,溢于言表。
全诗容叙事、写景、抒情为一炉,诗味浓郁,感情真切,对比鲜明,是韩诗七律中的精品。
译文及注释
译文
早晨我把一封谏书上奏给皇帝,晚上就被贬官到路途遥远的潮州。
想替皇上除去有害的事,哪能因衰老就吝惜残余的生命。
回头望长安,看到的只是浮云隔断的终南山,家又在哪里?立马蓝关,积雪拥塞,连马也踟蹰不前。
我知你远道而来应知道我此去凶多吉少,正好在潮州瘴气弥漫的江流边把我的尸骨收清。
注释
一封:指一封奏章,即《论佛骨表》。
朝奏:早晨送呈奏章。
九重天:古称天有九层,第九层最高,此指朝廷、皇帝。
潮州:在今广东省东部,治所在今潮州市湘桥区。
路八千:泛指路途遥远。八千,不是确数。
圣明:指皇帝。
弊事:政治上的弊端,指迎佛骨事。
肯:岂肯。
衰朽:衰弱多病。
惜残年:顾惜晚年的生命。
秦岭:在蓝田县内东南。
拥:阻塞。
蓝关:蓝田关,今在陕西省蓝田县东南。
汝:你,指韩湘。
应有意:应知道我此去凶多吉少。
瘴江边:指贬所潮州。瘴江:指岭南瘴气弥漫的江流。
首联写因“一封(书)”而获罪被贬,“朝夕”而已,可知龙颜已大怒,一贬便离京城八千里之遥,何异于发配充军?
颔联直书“除弊事”,申述自己忠而获罪和非罪远谪的愤慨,韩愈之刚直胆魄可见一斑。目的明确,动机纯正,后果怎样,终亦不顾。此联有表白,有愤慨,而表达却颇为含蓄。“肯将衰朽惜残年”,大有为匡正祛邪义无反顾的勇气。
颈联即景抒情,既悲且壮。谪贬赴任,“其后家亦谴逐,小女道死,殡之层峰驿旁山下”,可谓悲极。前瞻茫茫,雪拥蓝关,马也踟蹰起来。“马不前”抑或“人不前”呢?李白在天宝三年(744)因玄宗疏远而上疏求去,曾作《行路难》述志,其中就有“欲渡黄河冰塞川,将登太行雪满山”一联,亦写仕途险恶,不过,韩愈比之李白,境遇更为惨烈。韩愈仿此联所作,有异曲同工之妙。本联借“秦岭”、“蓝关”之自然景色表述了自己的愁苦悲戚心绪,同时也蕴含为上表付出的惨痛代价。这两句,一顾一瞻,顾者为长安,因云横秦岭,长安已不可见,“龙颜”难以再睹;瞻者乃潮州,奈何为蓝关大雪所阻,前程曲折坎坷,不敢多想,“马”固不能“前”,“人”却能“前”乎?英雄失路,于此可知矣!
尾联很有“虽九死而不悔”的态度,也含有蹇叔哭师的悲切,抒英雄之志,表骨肉之情,悲痛凄楚,溢于言表。
全诗容叙事、写景、抒情为一炉,诗味浓郁,感情真切,对比鲜明,是韩诗七律中的精品。
韩愈一生,以辟佛为己任,晚年上《论佛骨表》,力谏唐宪宗“迎佛骨入大内”,触犯“人主之怒”,几被定为死罪,经裴度等人说情,才由刑部侍郎贬为潮州刺史。潮州在今广东东部,距当时京师长安确有八千里之遥,那路途的困顿是可想而知的。当韩愈到达离京师不远的蓝田县时,他的侄孙韩湘,赶来同行。韩愈此时,悲歌当哭,慷慨激昂的写下了这首名篇。
“一封朝奏九重天,夕贬潮州路八千。”这首诗的首联是说,早晨我把一篇谏书上奏给朝廷,晚上被贬潮州离京八千里的路程。
首联写自己获罪被贬的原因。他很有气概的说,这个罪是自己主动找来的,就因那“一封书”之罪,所得的命运是“朝奏”而“夕贬”,而且一贬就是八千里。
“欲为圣明除弊事,肯将衰朽惜残年!”颔联是说,本想替皇上除去那些有害的事,哪里考虑衰朽之身还顾惜余生。
三、四句直书自己是“除弊事”,认为自己是正确的,申述了自己忠而获罪和非罪远谪的愤慨,真有胆气。尽管招来一场弥天大祸,他还是刚直不阿,老而弥坚,虽遭获严谴也无怨悔。
“云横秦岭家何在?雪拥蓝关马不前。”颈联是说,阴云笼罩着秦岭家乡可在何处?大雪拥塞蓝关马儿不肯前行。五、六句就景抒情,情悲且壮。韩愈有一首哭女之作,题为《去岁自刑部郎以罪贬潮州刺史,乘驿赴任;其后家亦谴逐,小女道死,殡之层峰驿旁山下。蒙恩还朝过其墓题驿梁》。可知他当时仓猝先行,告别妻儿时的心情如何。韩愈为上表付出了惨痛的代价。“家何在”三字中,有他的血泪。这两句一回顾,一前瞻。“秦岭”指终南山。云横而不见家,也不见长安。他此时不独伤怀家人,更多的是伤怀国事。他立马蓝关,大雪寒天,联想到前路的艰危。“马不前”,露出英雄失路之悲。
“知汝远来应有意,好收吾骨瘴江边。”尾联是说,我知道你远道而来另有心意,正好在瘴江边把我的尸骨收清。结语沉痛而稳重。《左传·僖公三十二年》记老臣蹇叔哭师时有“必死是间,余收尔骨焉”之语,向侄孙从容交代后事,语意紧扣第四句,进一步吐露了凄楚难言的愤激之情。
从思想上看,此诗与《论佛骨表》,一诗一文,可称双璧,很能表现韩愈思想中进步的一面。从艺术上看,此诗是韩诗七律中的佳作。沉郁顿挫的风格近似杜甫。沉郁指其风格的沉雄,感情的深厚抑郁,而顿挫是指其手法高妙:笔势纵横,开合动荡。如“朝奏”、“夕贬”、“九重天”、“路八千”等,对比鲜明高度概括。一上来就有高屋建瓴之势。三四句用“流水对”,十四字形成一体,紧紧承接上文,令人有浑成之感。五六句宕开一笔,借景抒情。“云横雪拥”,境界雄阔。“横”状广度,“拥状高度”,二字有力。全诗大气磅礴,卷洪波巨澜于方寸,能产生撼动人心的力量。
此诗虽追步杜甫,沉郁顿挫,苍凉悲壮,得杜甫七律之神,但又有新创,能变化而自成面目,表现出韩愈以文为诗的特点。律诗有谨严的格律上的要求,而此诗仍能以“文章之法”行之,而且用得较好。好在虽有“文”的特点,如表现在直叙的方法上,虚词的运用上(“欲为”、“肯将”之类)等;同时亦有诗歌的特点,表现在形象的塑造上(特别是五、六一联,于苍凉的景色中有诗人自我的形象)和沉挚深厚的感情的抒发上 。全诗叙事、写景、抒情熔为一炉,诗味浓郁,诗意醇厚。
韩愈《论佛骨表》是一篇正气凛然的名翔。翔中说:“今闻陛下令群僧迎佛骨于凤翔,御褛以观,升入大内,又令诸寺递迎供养。——百姓何人,岂合更惜身命?焚香烧指,百十为群,解衣散钱,自朝至暮,转相仿效,惟恐后时。的少奔波,弃其业次。若不即加禁遏,更历诸寺,必有断骨脔身,以为供养者。伤风败俗,传笑四方,非细事也。——佛如有灵,能作祸祟,凡有殃咎,宜加臣身,上天鉴临,巨不怨悔。”这首诗和这篇翔珠联璧合,相得益彰,具有深刻的社会意义。
前两联写“左遣”,一气贯注,浑灏流转。“贬”的原因是“奏”,“奏”的本意是为国“除弊”,可见“贬”非其罪。然而“朝奏”而“夕贬”,处罚何其迅急!一贬就贬到“八千”里以外,处罚又何其严厉!那么“九重天”虽高而不明,也就意在言外了。第三句理直气壮地声言“欲为圣明除弊事”,表明并未因受严谴而有丝毫心,其刚正不屈的风骨宛然如见。“朝奏”与“夕贬”、“九重天”与“路八千”、“圣明”与“衰朽”、“欲……除弊事”与“肯……惜残年”,强烈对比,高度概括,扩大和加深了诗的内涵。
韩愈(768年-824年12月25日),字退之,河南河阳(今河南省孟州市)人,自称“祖籍昌黎郡”,世称“韩昌黎”、“昌黎先生”。唐代中期大臣,文学家、思想家、政治家,秘书郎韩仲卿之子。元和十二年(817年),出任宰相裴度行军司马,从平“淮西之乱”。直言谏迎佛骨,贬为潮州刺史。宦海沉浮,累迁吏部侍郎,人称“韩吏部”。长庆四年(824年),韩愈病逝,年五十七,追赠礼部尚书,谥号为“文”,故称“韩文公”。元丰元年(1078年),追封昌黎郡伯,并从祀孔庙。韩愈作为唐代古文运动的倡导者,名列“唐宋八大家”之首,有“文章巨公”和“百代文宗”之名。与柳宗元并称“韩柳”,与柳宗元、欧阳修和苏轼并称“千古文章四大家”。倡导“文道合一”、“气盛言宜”、“务去陈言”、“文从字顺”等写作理论,对后人具有指导意义。著有《韩昌黎集》等。 ▶ 428篇诗文
嗣王朝庙,通常是向祖先神灵祷告,表白心迹,祈求保佑,同时也有对臣民的宣导作用。鉴于周成王的特殊境遇,这篇告庙之辞应有特殊的设计。
开头三句,将成王的艰难处境如实叙述,和盘托出,并强调其“嬛嬛在疚”,无依无靠。国君需要群臣,嗣王更需要群臣的支持,成王这样年幼的嗣王则尤其需要群臣的全力辅佐。强调成王的孤独无援,于示弱示困示艰难之中,隐含了驱使、鞭策群臣效力嗣王的底蕴,这一点在下面即逐步显示出来。
第四句的“皇考”指周武王。武王一生业绩辉煌卓著,诗中却一字不提,只说他“永世克孝”。为人子当尽孝;为人臣则当尽忠,其理一致,为什么不直陈其言呢?盖因在危难、困窘之际寻求援助,明令不如感化,当时周王室群臣均为武王旧臣,点出武王克尽孝道,感化之效即生。
第六句的“皇祖”指周文王,而“陟降”一语,当重在“陟”,因为成王嗣位时在朝的文王旧臣,都是文王擢拔的贤能之士,他们在文王去世之后,辅佐武王成就了灭商的伟业,此时又该辅佐成王来继业守成了。
周公是经历文、武、成三世的老臣,“自文王在时,旦为子孝,笃仁,异于群子”,又“佐武王,作《牧誓》,破殷”(《史记·鲁周公世家》),一些三世老臣如姜尚等,都长期与他共事,上述对文王、武王赞颂之语,出自他口中,自有非同寻常的号召与约束力量,穆王时太仆正伯冏作《冏命》,所说“昔在文武,聪明齐圣,小大之臣,咸怀忠良”,正可见周公的威严。
周公在其子伯禽受封于鲁后曾训戒伯禽要尊贤,说:“我,文王之子,武王之弟,成王之叔父,我于天下亦不贱矣。然我一沐三握发,一饭三吐哺,起以待士,犹恐失天下之贤人。”(《史记·鲁周公世家》)他知道自己的身份“不贱”,当然知道成王的身份更为高贵。成王为文王之孙,武王之子,血统至尊,这也几乎就是他继位时全部的政治资本,周公对此不能不充分地加以利用,以期对文王、武王感恩戴德的群臣对成王也俯首听命。因此“继序”一语出现于《周颂·闵予小子》的末句,绝非偶然,它强调成王继承的是文王、武王开创的大业,而“思不忘”对成王固然是必须兑现的誓言,对于文王、武王的旧臣,则是理所当然应尽的天职。
《周颂·闵予小子》隐含着对文王、武王旧臣效忠嗣王的要求,而在这方面,周公又是以身作则、堪称楷模的。他并没有忘记对儿子伯禽的教育与指导,用今天的话说是公私兼顾的,可他的主要精力一直集中于辅佐成王,他的主要政治业绩也在于此。这方面,《诗经》《尚书》中的许多篇章留下了可信的记录,孔子也一再表示对他的尊崇与景仰。周公与成王虽然一为臣一为君,一为辅相一为天子,但是,要了解成王时政事,却往往先要了解周公。《六经》皆史,读此篇亦可窥周初政事之一斑。
这篇文章可分四段:首段以杜牧为李贺作序之事提挈全篇;第二段先描写李贺的外在风貌,再写李贺的交游情况,后叙述李贺诗歌的创作过程和特点;第三段着力描绘李贺临终之奇异;末段借题发挥,抒发了对李贺的惋惜和同情。文章通过写李贺的一些轶事,从侧面烘托出传主的身份性格。全文构思巧妙,篇幅短小却具有很大的容量,集叙事、议论和曲折的抒情于一体,内容浑厚,意味深长。
这篇文章最大的特点在于:小传虽小,但小中有大、以小见大。其“小”在于:作者并没有全面勾勒诗人李贺的一生,对他的生平经历也记叙不多,而是选取了他生活中的若干小片段进行插叙,以小片段撑起传记的主干。此外,在篇幅上,全文寥寥数百字,语言极为精练。而其“大”又体现在:极小极短的篇幅却具有很大的容量,集叙事、议论和曲折的抒情于一体,内容浑厚,意味深长。
文章在构思布局上也是较为特别的,全篇以一“奇”字贯之。首段以杜牧为李贺作序之事提挈全篇,言杜牧之序“状长吉之奇甚尽”,以杜牧言李贺“奇”引起下文自己所言李贺之“奇”。随后又提到李贺姊“语长吉之事尤备”,以杜牧序和李贺姊之言点出文中李贺事的由来。
第二段是全文的关键部分,大致可分为三个层次。
首先是对李贺外在风貌的描写:“长吉细瘦,通眉,长指爪,能苦吟疾书。”作者抓住李贺外貌中最典型的几点特征,只用了区区十余字,李贺的清奇之气就跃然纸上了。尔后写李贺的交游情况,“最为昌黎韩愈所知”,与他密切往来的文人也不少。在文人交游中,作诗是最为常见的事情,但李贺每与诸人出游,“未尝得题然后为诗,如他人思量牵合,以及程限为意”,自然引出下文对李贺诗歌创作过程和特点的叙述。在李商隐笔下,李贺的诗歌创作大致有如下几个特点:
一是“为情造文”,不以程限为意,而那种“得题然后为诗”的情况显然是“为文造情”,这是李贺不赞成的;
二是及时捕捉灵感,李贺诗歌的创作方式和过程无疑是特别的,“恒从小奚奴骑距驴,背一古破锦囊,遇有所得,即书投囊中”,所作皆是自己所见所感,既是“为情造文”的表现,“遇有所得,即书投囊中”也是其及时捕捉灵感的方法;
三是坚持及时修改整理,“长吉从婢取书,研墨叠纸足成之,投他囊中,非大醉及吊丧日率如此”;
四是为文用心、能苦吟,在整个创作过程中,李贺都是呕心沥血为之,正如文中太夫人所说:“是儿要当呕出心乃始已尔”。这些都为了说明李贺诗歌创作之“奇”,事实上诗风及其创作方法之奇是由其人性情之奇所影响和决定的,李贺性情之奇不仅在其诗歌创作之奇中有所体现,以下几句更是直接写出了李贺性格中与众不同之处。他的诗歌都是呕心沥血之作,但却“过亦不复省,王、杨辈时复来探取写去”,“所至或时有著,随弃之”,创作时一丝不苟,处置作品却极为随意,这是李贺性情之奇的一个方面。
在写了李贺的诗歌创作之奇及性情之奇后,作者在第三段又着力描绘李贺临终之奇。李贺临终之时有天帝召升,这种扑朔迷离、荒诞虚妄的描写占据了此段大部分篇幅,作者不仅对此浓墨重彩大加渲染,更在段末声明:“王氏姊非能造作谓长吉者,实所见如此。”也许李贺临终确实曾出现幻觉,而李商隐把这种幻觉放到传记中加以描绘,其实只是以此寄托自己的感情,并以现实和幻觉的鲜明对照引出最后一段的一连串质问。
末段是李商隐对李贺的议论和观感,并借题发挥,抒发了对李贺的惋惜和同情,从中也可窥出李商隐写作这篇小传的未言明的真意。最后一段托出了六个问题,虽然问而不答,但答案自在问中,能探得一二。前三问是问天,后三问则专问李贺的遭遇,层层递进,反复呼号。像李贺这样“才而奇者”世所罕见,却遭到世人的排斥,无人重视,而为天帝所重,与篇首的“奇”遥相呼应,更突出了作者对李贺一生遭遇的同情和悲愤。在这种同情和悲愤中,作者有意无意地把自我也摆了进去,因此无论是在对李贺之奇的叙述中,还是在末尾的一连串质问中,作者自己的身影总是若隐若现、似有若无,作者对自己命运和遭遇的感愤、慨叹也能隐约曲折地表达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