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名世是位史学家,他很得了司马迁《史记》笔法中那种神气逸韵的影响,他的文章结构既严谨,而行文又富于变化,莫窥行止,意蕴深远,即使在书信中也一样。
这篇散文开篇先交代作书目的,是要余生约僧人犁支来核实桂王政权的一些史料,却以自己无缘相见说起。犁支原是永历帝时的宦官,曾与人言及在桂王身边时的一些见闻,作者立即载笔以往,却未得见面,只好请余生记录下这些回忆并寄给自己,以之与多方访求才购得的《滇黔纪闻》一书对照比较,发现有不少出入,于是才写了这封信。文字虽不多,却将有关过程写得层次迭转而又清晰如画。
文章的第二段,阐叙编写南明史的意义。戴名世所处的年代,是清王朝已经大致稳固了它的统治,而同时又依旧严酷镇压汉族人民反清活动的时期,是否承认南明历史,实质上是否承认清政权的合法性与正统性问题。作者认为南明政权的历史意义并不低于蜀汉和崖州的南宋政权。但由于严酷的文字禁锢,除山野遗民中可能会留下一些极简略的记载外,载于文字的史料实在太少,且又散于遗民隐士中极难寻得,何况这有限的载记还未能刊刻成书,乏于流传,“不久而已荡为清风,化为冷灰”。随着坚持抗清的遗民旧臣相继而亡,南明政权的史实也必将很快湮没无闻,“岂不可叹也哉!”
文章第三段接上写搜集南明史料的种种艰难及自己的抱负。他公然称明祚为三百年,感叹“终明之末三百年无史”,已有的一些记载明史的书又“缺略不详,毁誉失实”。有感于世无司马迁、班固那样的史学家,于是慨然以修明史为己任。但自己一生又穷困潦倒,根本无力来搜集史料。再者,明亡之前的史书都未修成,就更不用说记载南明历史的史书了。翰林院虽曾广购旧书,但虑及自身安危,不但地方长官汰去涉及明清之际史实的著作,老百姓也不敢交出。这种情况下,要修一部完整的明史,实在是难乎其难了。文章至此,自然地便折回到作书的主旨上来,所以第四部分重申自己志愿与决心,强调自己游历少、闻见寡、交游不广,于修史极为不利,因而希望余生能召犁支来“面议其事”,情辞恳切,委婉动人。又回护照应了前文,包裹得十分严密。
文章层层推进,环环相扣,愈入愈深。而又首尾圆合,显得极有法度。这些特点也影响及于语言表达,如第一段叙两份史料的异同,笫二段叙修明史的意义,第三段叙面临的种种困难,都层次迭转、条理清晰又简洁明了、气韵生动,极富节奏感。更加善用曲笔,如“近日方宽文字之禁,而天下所以避忌讳者万端”;如“所谓存什一于千百,而其书未出”;如“但自神宗晚节事涉边疆者,民间汰去不以上”等等,都用貌似乎和之语,极深刻地揭露了清王朝文字狱的酷烈。
译文及注释
译文
余生足下:前些时候和尚犁支说他自己是永历时的宦官,曾为足下讲述滇、黔时期的事情。我听说后,携带着笔墨到犁支那里询问,等我到那之后,犁支已经离去,因而让足下给我写信,将这件事情叙述一下。去年冬天才收到,读了之后,稍稍知道了大概。我的家乡方学士撰有《滇黔纪闻》一书,我六七年前曾经见过,等到我买了一本,把犁支所说的拿来加以考证,以便弄清二者的同异之处。大体上,两人所说的各有洋有略,但也有大相径庭的地方。传闻之间,肯定有错误失实之处。然而,学士考据的颇为精确详实,而犁支所说又是耳闻目睹得来的,二者之间将如何选择呢?
从前,宋朝灭亡时,区区海岛一隅就如同弹丸黑子,不长时间就已灭亡了,而史书仍然能够详细地记载这件事。而现在像弘光称帝于南京,隆武称帝于闽越,永历称帝于两粤和滇黔,地方数千里,前后十七八年。按照《春秋》的义例,岂能不如昭烈称帝于巴蜀,帝爵残喘于崖州,而致使事迹逐渐湮没无闻。近一段时间,文字的禁忌才开始变得宽松一些,但天下需要避讳的东西仍有成千上万,有的人在菰芦山泽之间,有的人悄悄地记述了这些事情的大概经过,所谓把十分之一的历史保存于千百年之后。但这些史书并没有流传于世,又没有热心的人为之编辑搜集,流行不长时间,就已经荡为清风,化为冷灰。至于那些老将退卒,故家旧臣,遗民父老,都相继死去,这就使得文献无法保存,凋残零落,致使一代兴亡成败,与那些忠臣报国和乱臣误国之事,以及流离失所四处奔波之详情,无法向后人展示,岂不可叹!
有明一代,三百年没有历史。金匮石室所保存的史册,恐怕早晚要散落逸失。而社会上流行出版的那些史书,残缺不全,毁誉失真。嗟乎!世上没有子长、孟坚,不可以轻率写史。我没有什么才能,只是存有这个志向。然而,无法大量地购买书籍,且又为饥寒交迫所困扰,每天都为吃饭和穿衣发愁,我担心写史一事终将废弃。这样,明代强盛时期的史书尚且写不出来,更何况那些夜郎、筇、笮、昆明、洱海等地的奔窜流亡一类的小小的轶闻逸事呢。前些天翰林院向各州郡收购遗书,史书逐渐汇集起来。但从神宗晚年开始,凡是涉及边疆的,民间都隐没起来不往上交。而除了史官所指名要购买的史书之外,更多的倒是那些潜德幽光,稗官碑试等内容为史馆所没有记载的,而这些都不能呈上,这样,要想写成一代全史,实在是困难啊!
我一直有这个志向,对明史有很深的感情,所以喜欢询问当时的事情。只是自身与士大夫接触的太少,士大夫又没有写史这个念头。再加上我足迹未尝远涉四方,故而见闻颇少。然而,这个志向却一直保存着。足下如果知道犁支所在那里,能把他找来,和我当面讨论这些事情,那我将不胜欢喜。
注释
余生:余湛,字石民,安徽舒城人,戴名世的学生。《南山集》案起,余湛牵连下狱,不久病死狱中。
浮屠:皆佛教创始音“佛陀”的异译名,古人常以此称和尚,有时亦称佛塔为浮屠。“浮图犁支”即名叫犁支的和尚。
永历:南明唐王隆武政权覆亡后,桂王朱由榔于顺治三年(1646年)在广东肇庆即位,改元永历,后迁往广西桂林、南宁、贵州安隆(今安龙)、云南昆明等地。永历政权先后坚持十三年之久,最后永历帝于康熙元年(1662年)被吴三桂杀害。
宦者:宦官。
方学士:方孝标,桐城人,以科举得官至学士。后因科场案受株连,发配云南。
讹:错误。
确核:翔实正确。
海岛:即崖山,在广东省新会县南海口。1277年宋亡,次年陆秀夫等拥立帝昺(bǐng)在崖山坚持抗元。1279年,元军陷崖山,陆秀夫负帝昺投海死。
揆:揆度,衡量。
《春秋》之义:戴名世理解的《春秋》之义,是在于“复仇”。据此,他认为南明的恢复事业是完全正义的,历史应该加以记载。
遽:副词,有“遂”、“还”等意,多用于疑问句中。
昭烈:指刘备。三国时刘备据巴蜀、汉中等地,建立蜀国,死后谥为昭烈皇帝。
崖州:崖州在海南岛,此处当为崖山。
菰芦山泽:犹言草莽山泽,泛指民间。菰:一种水生植物,即茭白。
廑:与“仅”通。
掇始:搜集。
荡:毁坏。
退卒:退伍兵卒。
澌:尽。
孤忠:坚持忠直的节操,不求别人的理解。
播迁:流亡。
终明之末:自明初到明末。明朝建于1368年,灭于1644年,近三百年。
金匮石室:指藏书之室。汉代以金柜石室收藏国家史料、文献档案等,后来即用以泛指国家收藏图书档案的地方。
沦:丧失。
放:丢弃。
子长:《史记》作者司马迁,字子长。
孟坚:《汉书》作者班固,字孟坚。该句意谓世上没有司马迁、班固那样的大史学家。
聊且:姑且,勉强。
鄙人:戴名世自称。
无状:没有成就。
有明全盛之书:指关于明亡之前的文书。“有明”即明代,“有”字无意。
夜郎:古国名,包括贵州西部北部、云南南部、四川南部地区。
筇笮:即旧邛州(今四川邛崃、大邑、蒲江等地区)和笮州(今四川茂汶羌族自治县)地区。
翰林院:旧官署名。明清翰林院主管秘书、编修等事。
稍稍:逐渐。
神宗:明神宗朱翊钧,年号万历(1573~1620年)。万历四十四年(1616年)清太祖努尔哈赤即帝位于关外,国号金,明清之间的战争此后愈演愈烈。
潜德幽光:指山林隐逸之士等所记述的明代史事。韩愈认为作史应该“诛奸谀于既死,发潜德之幽光。”(《答孟尚书书》)潜德,不为人所知的美德;幽光:世人所不能见的光辉。
戴名世是位史学家,他很得了司马迁《史记构笔法中那种神气逸韵的影响,他的文章结构既严谨,而行文又富于变化,莫窥行止,意蕴深远,即使在书信中也一样。
这篇散文开篇先交代作书目的,是要余生约僧人犁支来的实桂王政权的一些史料,却以自己无缘“见说起。犁支原是永历帝时的宦官,己与人言及在桂王身边时的一些见闻,作者立即载笔以往,却未得见面,只好请余生记录下这些回忆并寄给自己,以之与多方访求才购得的《滇黔纪闻构一书对照比较,发现有不少出入,于是才写了这封信。文字虽不多,却将有关过程写得层次迭转而又清晰如画。
文章的第二段,阐叙编写南明史的意义。戴名世所处的年代,是清王朝已经大致稳固了它的除治,而同时又依旧严酷镇压汉族人民反清活动的时期,是否承认南明历史,实质上是否承认清政权的合法性与正除性问题。作者认为南明政权的历史意义并不低于蜀汉和崖州的南宋政权。但由于严酷的文字禁锢,除山野遗民中可能会留下一些极简略的记载外,载于文字的史料实在太少,且又散于遗民隐士中极难寻得,何况这有限的载记还未能刊刻成书,乏于流传,“不久而已荡为清风,化为冷灰”。随着坚持抗清的遗民旧臣“继而亡,南明政权的史实也必将很快湮没无闻,“岂不可叹也哉!”
文章第三段接上写搜集南明史料的种种艰难及自己的抱负。他公然称明祚为三百年,感叹“终明之末三百年无史”,已有的一些记载明史的书又“缺略不详,毁誉失实”。有感于世无司马迁、班固那样的史学家,于是慨然以修明史为己任。但自己一生又穷困潦倒,根本无力来搜集史料。再者,明亡之前的史书都未修成,就更不用说记载南明历史的史书了。翰林院虽己广购旧书,但虑及自身安危,不但地方长官汰去涉及明清之际史实的著作,老百姓也不敢交出。这种情况下,要修一部完整的明史,实在是难乎其难了。文章至此,自然地便折回到作书的主旨上来,所以第四部分重申自己志愿与决心,强调自己游历少、闻见寡、交游不广,于修史极为不利,因而希望余生能召犁支来“面议其事”,情辞恳切,委婉动人。又回护照应了前文,包裹得十分严密。
文章层层推进,环环“扣,愈入愈深。而又首尾圆合,显得极有法度。这些特点也影响及于语言表达,如第一段叙两份史料的异同,笫二段叙修明史的意义,第三段叙面临的种种困难,都层次迭转、条理清晰又简洁明了、气韵生动,极富节奏感。更加善用曲笔,如“近日方宽文字之禁,而天下所以避忌讳者万端”;如“所谓存什一于千百,而其书未出”;如“但自神宗晚节事涉边疆者,民间汰去不以上”等等,都用貌似乎和之语,极深刻地揭露了清王朝文字狱的酷烈。
这篇散文是作者为搜集南明史料,写给他的学生余湛的信,时间大约在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左右,当时戴名世正在浙江学使处为幕僚。
钱塘江在浙江省,江口是个虎口的形状。海水涨潮倒灌进来,受到河床的约束,就会掀起巨大波澜,这便是自古有名的钱塘江大潮。大潮每年八月十六到十八日水势最猛,诗人观潮选在十七这一天,正为欣赏那雄伟奇丽的壮观。
诗起笔就描摹了一派极其雄壮的场面。首句写潮水方起,仅如银线,被江岸约束,渐渐隆起,中高边低的情况。形容潮头似白虹,形象地道出了外观、颜色与气势,已道人所未道;又用了“走”字,描绘远处潮水逼近的情况,不是身临其境,感受不出它的妙处。第二句写潮水涌到面前,人间的物象已不足以形容,所以改用神话想象,说天神倾翻了玉杯,所以造成了这样气势浩大的潮水。这一手法,与李白咏庐山瀑布“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极为相似。
三、四句,写潮头过后的情况。诗写江面汹涌的波涛,却不直接写水怎么样,而说天空在水中的倒影颠簸起伏,西落的太阳忽上忽下,进一步渲染了水势、浪头的巨大。两个动词“摇动”、“沉浮”,都有震动人心的作用。
四句诗,分潮前潮后两层。前两句用夸张笔法,结合浪漫的想象,把潮水的气势写足,运笔也如江潮,一泻而下,令人心动神摇;后两句用铺张手法,写实景,雄壮中带有几分绮丽。四句诗又各自选取了一幅特写,连在一起,便展现了观潮的全过程,表达了作者自己对这大自然的伟观的赞叹。
这首绝句,通过白色长虹的比喻,瑶台泼酒的幻想,借助晴天和晚日的烘托,描绘出塘江大潮的壮丽景色。全篇没有用到一个抒情的字眼,却句句触发着读者热爱祖国山川、热爱大自然的激情。
诗人着意突出梅花之品节,而不是突出其形之美。梅花不慕盛春之荣华,不畏霜雪,也不步他花之后尘,独自在冰天雪地之中傲然开放。
诗歌为突出梅的高尚品节,从三层意义上进行对比描写:
一是开放于“竹梢深处”,荒林、苔藓之类更烘托出梅之清高风格;
二是与南雪相比,与桃杏众花相比,南雪易于消融,而梅花却不易凋谢,梅花也不像桃杏众花那样,轻易委身于东风;
三是以其生长环境之恶劣、冷寞烘托其品节,即使在野桥边、寒谷中,它也能显示自己顽强的生命力。
此诗托物寓志,借梅花抒发自己真实情感。在张道洽的所有梅花诗中,确为上乘之作。
此诗题为“雨无正”,可是,从全篇诗句中,并无“雨多”之意,也无“政多如雨”之言,因而历朝历代很多人都怀疑诗题与诗意不合。有人疑为“雨无止”;有人疑为“周无正”(正,同“政”);更有人说韩诗有《雨无极》篇,诗文比毛诗篇首多“雨无其极,伤我稼穑”二句。各执一说,莫衷一是。姚际恒《诗经通论》说:“此篇名《雨无正》不可考,或误,不必强论。”
全诗七章。一、二章章十句,三、四章章八句,五、六、七章章六句,共五十四句,能于参差错落中见整饬。
诗的第一章首先以无限感慨、无限忧伤的语气,埋怨天命靡常:“不骏其德”,致使丧乱、饥馑和灾难都一起降在人间。但是,真正有罪的人,依然逍遥自在,而广大无罪的人,却蒙受了无限的苦难。这里,表面是埋怨昊天,实际上是借以讽刺幽王。接着,第二章就直接揭示了残酷的现实问题:“周宗既灭,靡所止戾”。可是在这国家破灭、人民丧亡之际,一些王公大臣、公卿大夫们,逃跑的逃跑,躲避的躲避,不仅不能为扶倾救危效力,反而乘机做出各种恶劣的行径。因而,第三章作者就进一步揭示出了造成这次灾祸的根本原因:国王“辟言不信”,一天天胡作非为,不知要把国家引向何处;而“凡百君子”又“不畏于天”,反而助纣为虐,做出了一系列既不自重、又肆无忌惮的坏事。第四章,作者又以沉痛的语言指出:战祸不息,饥荒不止,国事日非,不仅百官“莫肯用讯”,国王也只能听进顺耳的话而拒绝批评,只有他这位侍御小臣在为危难当头的国事而“憯憯日瘁”了。第五章,作者再次申诉自己处境的艰难。由于国王“听言则答,谮言则退”,致使自己“哀哉不能言”,而那些能说会道之徒则口若悬河。自己“维躬是瘁”,而他们却“俾躬处休”。不是自己拙口笨舌,而是国王是非不分、忠奸不辨的行为使自己无法谏诤了。对比鲜明,感情更加深沉。因此,在第六章里,作者又进一步说明了“于仕”的困难和危殆。仕而直道,将得罪天子;仕而枉道,又见怨于朋友。左右为难,忧心如焚。最后一章,作者指出:要劝那些达官贵人迁向王朝的新都吧,他们又以“未有家室”为借口而加以拒绝,加以嫉恨,致使自己无法说话,而只有“鼠思泣血”。其实,他们在国家危难之际,外地虽然没有家室,也照样纷纷逃离了。
由此可见,这是一首抒情诗。作者面对国破、世危的局面,思前想后,感愤万端。既埋怨天命靡常,又揭露国王信谗拒谏、是非不分。执事大臣或苟且偷安,或花言巧语,致使天灾人祸,一起降临人间。面对昏君乱世,他忧国忧时,苦恼悲哀,虽想要勤于国事,救危扶倾,而又处境孤危,不知所措。因此只有忧伤、悲痛,怨天尤人,无可奈何。真可谓处饥馑、危亡、离乱之世,心有救乱济世之志,而行无救乱济世之力,所以只有揭示现实真象,以发泄他满腔的忧愤罢了,其感情是深沉的、真挚的。这是时代的呐喊和哀怨,因而对读者进一步认识那个时代的历史和那个时代的思想感情,也是有意义的。
作者在抒发他那复杂而深厚的思想感情时,通篇采用了直接叙述的方式来表达,少打比喻,不绕弯子,语言质朴,感情真实,层层揭示,反覆咏叹,时而夹杂一些议论,颇有一种哀而怨、质而雅的艺术之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