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首怀人诗,但标题却不明题怀人,而偏说怀地,以离恨千端的绵绵情怀,追忆当日的别情。诗人极写扬州明月,用“无赖”之“明月”把扬州装点出无限的风姿,与标题吻合无间,使诗歌产生令人惊叹的艺术效果。
“萧娘脸薄难胜泪,桃叶眉尖易觉愁”,极写当日的别离景象。所谓“相见时难别亦难”,“萧娘”、“桃叶”均代指所思;“愁眉”、“泪眼”似是重复,而用一个“难”字和一个“易”字表达出来,不但不显得累赘,反而有反复留连、无限萦怀之感。当日的愁眉,当日的泪眼,以及当日的惨痛心情,都作成别离后无穷的思念。
“天下三分明月夜,二分无赖是扬州”,在这思念殷切的时候,诗人唯觉一片惆怅,没有可以诉说的人,于是,抬头而见月,但此月偏偏又是当时扬州照人离别之月,更加助愁添恨。虽然时光冲淡了当日的凄苦,却割不断缠绵的思念。这种挣不断、解不开的心绪,本与明月无关,但它曾照过离人的泪眼,好比对人有情,而离别后偏偏照着愁人,又好像无动于衷,这便显得“可憎”。
诗人在深夜抬头望月的时候,原本欲解脱这一段愁思,却想不到月光又来缠人,所以说“明月无赖”。“无赖”二字,原本有褒和贬的两重意义,这里因明月恼人,有抱怨的意思。但后世因为惊赏这种扬州明月的新奇形象,就离开了诗人原意,把它截下来只作为描写扬州夜月的传神警句来欣赏,这时的“无赖”二字又成为爱极的昵称了。这也是形象有时会大于作者构思的一例。
古人律体绝句的结尾处,有时用一种叫做“一笔荡开”的方法,往往会产生一种“寄意无穷”的效果。这首诗所不同的,是它不在第四句用,而在第三句时即已“荡开”。说愁眉,说泪眼,虽然作者余情未尽,而其他的事情已不必增添,于是忽然揽入一轮明月,以写无可奈何的情态,体现了构思的险谲。这两句看似将全诗截为两段,实际上则是欲断不断,题中用“忆”字,将全诗连贯起来,依然是“剪不断,理还乱”的“别是一般滋味”。本来月光普照,遍及人寰,并不偏宠扬州。而扬州的魅力,也不是仅在月色。
诗为传神,有时似乎违反常理,却能深入事理骨髓。“三分”、“无赖”的奇幻设想,也有它的渊源与影响。《论语》中有“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不过这是赞颂周文王的句子,没有半点诗意。谢灵运说:“天下才有一石,曹子建独占八斗,我得一斗,天下共分一斗。”而徐凝这首诗中的“三分之二”不但是诗意的,而且是新奇的。这些数目字,都不可以常理而论,而具有很强的艺术效果,致使后世之人对扬州的向往如醉如痴,“二分明月”成为扬州的代称。此后宋人苏轼的《水龙吟·次韵章质夫杨花词》中“春色三分,二分尘土,一分流水”也不逊色。至于“月色无赖”,后世如王安石“春色恼人眠不得,月移花影上栏杆”中的“春色恼人”,即运用了同一手笔。
一般认为此诗作于屈原临死前,是诗人的绝命词。此诗历述作者不能见容于时的原因与现状以及南行的心情,为自己遭遇的不幸发出了浩叹与歌唱,希望以自身肉体的死亡来震撼民心、激励君主。全诗语句简短有力,颇有气促情迫之感,反映了诗人的实际感受与心境,在情感与表达形式上与诗的内涵浑然一体。
诗篇开首先刻画诗人南行时的心情,两句极度表述忧郁、哀伤心理的诗句,一下子扣住了读者的心弦:“伤怀永哀兮”、“郁结纡轸兮”,——表明诗人在初夏时节步向南方时,悲愤的情绪已达到了难以自抑的地步。客观环境对此时人物的心绪起了极好的衬托作用——“眴兮杳杳,孔静幽默”,唯此“杳杳”“无所见”、“静默”“无所闻”,才更显出“岑僻之境,昏瞀之情”(蒋骥《山带阁注楚辞》)。
如果诗人在临终前的心态仅仅只停留于这种悲哀的水准上,那么,无论诗篇本身还是诗人的形象,都难以令人产生共鸣和敬慕。诗人的与众不同之处在于:他没有将笔墨仅仅诉诸于个人遭遇的不幸与感伤上,而是始终同理想抱负的实现与否相联系,希冀以自身肉体的死亡来最后震撼民心、激励君主,唤起国民、国君精神上的觉醒,因而,诗篇在直抒胸臆之后,笔锋自然转到了对不能见容于时的原因与现状的叙述。
随之出现的是一系列的形象比喻:或富理性色彩——“刓方为圜”、“章画志墨”、“巧倕不斵”——以标明自己坚持直道、不随世俗浮沉的节操;或通俗生动——“玄文处幽兮,蒙瞍谓之不章”、“离娄微睇兮,瞽以为无明”、“凤皇在笯兮,鸡鹜翔舞”、“同糅玉石兮,一概而相量”、“怀瑾握瑜兮”、“邑犬之群吠兮”——用大量生活中习见的例子作譬,以显示自己崇高的志向与追求;这些比喻集中到一点,都旨在表述作者的清白、忠诚却不能见容于时,由此激发起读者的同情、理解与感慨,从而充实了作品丰厚的内在蕴含力,使之产生了强烈的感染力。正是由于有了上述一系列感情的铺垫,故而作者发抒临终前的慨叹便有了厚实的基础与前提,诗篇正文末段的“舒忧娱哀兮,限之以大故”,人们读来也便更觉悲慨而泫然了。
最后部分的“乱辞”,可以说是诗人情感达到高潮的表露。在前面历述现状、原因、心情等以后,诗人至此发出了浩叹与歌唱,它是全诗内容的总结与概括,也是诗人心声的集中倾诉。毫无疑问,在诗人看来,悲哀是悲哀,理想是理想,决不能因为自己行将死去而悲痛至放弃毕生追求的理想,唯有以己身之一死而殉崇高理想,才是最完美、最圆满的结局,人虽会死去,而理想却永远不会消亡。故而诗人最后唱道:“知死不可让,愿勿爱兮。明告君子,吾将以为类兮!”
此篇在语言上有一个十分鲜明的特点,似有别于《九章》其他篇(《橘颂》除外):全诗句子大都不长,显得简短有力,读上去颇有急促感。从首句“滔滔孟夏兮”到篇终“乱辞”,几乎大多是四言句(加“兮”字为五言),——这显然是诗人的精心设计。
作为临终前的绝命词,诗篇这样的处理,完全符合诗人的实际心境,或换言之,正因为面临自我选择的死亡,才会有气促情迫之感,而运用短促句,正是这种真切心境的实剖,既反映了此时此刻诗人的实际感受与心态,也在情感与表达形式上与诗的内涵浑然一体,从而使读者产生了强烈的共鸣。诗人高超的艺术功力与匠心于此可见一斑。
陈给事即陈京。韩文公早年与陈有旧,可后来,韩文公被贬去广东阳山县当县令,而陈京却因精通礼仪得到了皇帝的欣赏。韩文公经“落实政策”“平反昭雪”后回到京师,可这时的陈京却表现出相当的冷漠和寡言。韩文公陷入迷惘的境地,认为陈京是念旧情的,他对自己的漠然完全是对自己不勤于登门的抱怨。
韩愈在信中述写了与陈京交往和疏远的原因,历敷了与陈给事的见面情况,希望与对方恢复交往,代为引荐。信中处处体现其诚惶诚恐的心态;同时字里行间又透露出其不甘低眉之情。
803年(唐德宗贞元十九年),关中地区大旱,年成歉收,民间饥馑,韩愈上书奏请减免徭役租赋,因此得罪了权贵,由监察御史贬为阳山县令。陈给事却在这年得到了升迁。此年皇家准备举行祭祀大典,陈给事奏请祭祀必尊太祖,而且祖宗灵位的排列,以及参加祭祀人员的排列,都要分出尊卑长幼的先后次序,必须讲究礼仪。他因此得到皇帝的赞赏,自考功员外郎迁给事中,可谓宦海扬帆,春风得意。而韩愈却因爱民而被贬,极为苦闷,茫然若失。但他对仕途仍充满了幻想,希望能有人荐举,重返朝廷做官。所以他对这位备受皇帝欣赏的新迁给事中陈京,还抱有很大的希望。
其实此信中并没有实质的内容,只是要同陈给事联络个人感情而已。然而文章的通篇围绕着一个“见”字,历敷了与陈给事的见面情况:上半篇从见说到不见,下半篇从不见说到要见。好像通幽曲径,峰回路转;如柳暗花明,若断若续。信中处处自贬自责,表现了韩愈诚惶诚恐的心态;同时在字里行间,又微微透露出其不甘低眉伏首的慷慨情态。
这是一首题画诗。画面上画着小鸭、嫩草等等景物。画尽管画得栩栩如生,但它是静的,无声。把静的画面用诗的形式写出它的动来,把无声之物赋予它以应有的声音,这就要看题画者的艺术才能了。这首诗就是根据诗人的观察、体会和想象,把画题活了。诗的大意说:春草虽然细嫩,却还正在生长,春天刚孵出的小鸭,喂养得渐渐成长起来。满身细密的绒毛已经能辨别出不同的颜色,它们不停地“鸭鸭”地叫着,大概是懂得呼唤自己的名字了。
这首诗写得富有儿童情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