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片秋天景色的旅途上，他看到桐树叶子在早晨飘落，又听到吟蛩[蟋蟀]在夜间鸣叫。这些标志秋光的落叶和虫鸣，更加勾起了他旅途的心事。 “旅思”，旅途的愁绪。他遥望通向京城临安的道路，觉得它分外暗淡。这里作者用唐代都城长安（当时在金占领下）借指南宋京城临安。“黯”是暗淡的意思。这不仅是写实，也还有象征的意味。因为这时他在主和派排挤下被罢了官，从此远离朝廷，也就更难以实现他抗金报国的理想了。
这时涌上他心头的，不是对官职的眷恋，而是那一段最不寻常的战斗经历。当年在抗金前线的南郑，他曾经“横戈盘马”，亲临前线。回想起来，至今还是那么令人神往。“戈”古代一种长柄武器。“盘”是回旋的意思。最使他念念不忘的是前线的大散关和渭水清流。在渭河上，他曾雪夜强渡；在大散关，他曾守关拒敌。在这两个地方，都留下了他的足迹。现在，他多么想知道，那大散关和渭河，是不是仍然同他在前线时一样啊！看，他的所谓旅愁，不是哀叹岁月，也不是感伤劳苦，他是在系念着关系国家命运的前线，怀念着那实现他崇高理想的地方。这是一种有着崇高的思想境界的旅愁。
当他在怀念前线的时候，罢官的现实还迫使他思考以下的问题：“江海轻舟今已具，一卷兵书，叹息无人付”。陆游的家乡山阴地接杭州湾，临江近海。“江海轻舟”，驶往江海的小船，这里用来代表驶往家乡的小船。“具”是具备。这三句意思说，今天已经有了回乡的小船，意味着已经罢了官，可以回乡退隐了，然而，那对付金兵、收复失地的军事韬略和计划，却没有人可以托付，使他难以放心啊。原来，陆游不仅是诗人、词人，他还熟知军事，在南郑前线任职时，曾经向川陕安抚使（边防军事机关的长官）王炎提出过恢复中原的进军策略，由于朝廷的苟且偷安，他的北伐之志一直未能实现。所以，我们对他“一卷兵书，叹息无人付”的心情，就完全可以理解了。
想到这里，他的感情不由得从慨叹转为激愤。遭遇的相似，使他想起了西汉著名词赋家扬雄。扬雄曾经写《长杨赋》讽谏汉成帝游猎于长杨宫。他很有才华，但一直未受到皇帝的赏识和重用。陆游回顾自己一片爱国赤诚而终于不为朝廷所用，他以难以遏止的气愤之词来结束作品：“早信此生终不遇，当年悔草长杨赋”。如果早就料到（信）我这一生始终不会被了解，任用（不遇），我当初又何必象扬雄写（草）《长杨赋》那样忠心耿耿地献计献策呢！
关于荆轲之事，《战国策·燕策》与《史记·刺客列传》都有记载，其基本情节是相似的。陶渊明的这首诗显然是取材于上述史料，但并不是简单地用诗的形式复述这一历史故事。
诗的头四句，从燕太子丹养士报秦(报，报复、报仇之意)，引出荆轲。不仅概括了荆轲入燕，燕丹谋于太傅鞫武，鞫武荐田光，田光荐荆轲，燕丹得识荆轲，奉为“上卿”等等经过，而且，一开始便将人物(荆轲)置于秦、燕矛盾之中，又因为这个人物是最出众、最雄俊的勇士(百夫良，超越百人的勇士)，于是乎他自然成了矛盾一方(燕)的希望之所托。那么，故事的背景，人物的位置，及其肩负之重任，大体都已亮出，所以说这四句是“已将后事全摄”。正因为如此，矛盾的发展，人物的命运等等悬念，也就同时紧紧地系在读者的心上。下面接着就写荆轲出燕，在临行前，史书中有荆轲等待与其同行的助手，而“太子迟之，疑其改悔”，引起荆轲怒叱太子，且在一怒之下，带着并不中用的秦舞阳同行的记载。诗人略去这一重要情节，而代之以“君子死知己，提剑出燕京”。这后一句逗出下文，而前一句显然是回护了燕丹的过失，但这样写却与首句的“善养士”相呼应。既使得内容和谐统一，一气贯注，也使得笔墨集中，结构浑成。易水饯行，《战国策》与《史记》是这么写的：“遂发，太子及宾客知其事者，皆白衣冠以送之……”，由平缓而渐趋激昂。诗人则不然，他首先插入：“素骥鸣广陌，慷慨送我行”。素骥，白马。马犹如此，人就自不待言了，诗的情绪一下子就激发起来了。因而“雄发”二句的刻画——头发直竖，指向高高的帽子；雄猛之气，冲动了系冠的丝绳——虽不无夸张，但却由于情真意足而显得极其自然。易水饯别，也正是在这种气氛中酝酿和展开的激昂悲壮的一幕。高渐离、宋意……一时燕国的豪杰，都列坐在饯席之上。寒水哀风，击筑高歌，声色俱现，情景相生，送者、行者，无不热血沸腾，慷慨流涕。“心知去不归，且有后世名”。又一笔折到行者，道出了行者的决心，写出了行者的气概，而这也就是这幕戏的意图与效果之所在。“登车”六句写荆轲义无反顾，飞车入秦。使上述的决死之心与一往无前的气概，从行动上再加以具体的表现。其中“凌厉”二句亦属诗人的想像，它好似一连串快速闪过的镜头，使人物迅逼秦廷，把情节推向高潮，扣人心弦。诗中以大量笔墨写出燕入秦，铺叙得排荡淋漓，而写到行刺失败的正面，却是惜墨如金，只用了两句话——“图穷事自至，豪主正怔营”。前一句洗练地交代了荆轲与燕丹在地图中藏着利刃以要劫、刺杀秦王的计谋，同时也宣布了高潮的到来，后一句只写秦王慌张惊恐，从对面突出荆轲的果敢与威慑，而对荆轲被秦王左右击杀等等，则只字不提，其倾向之鲜明，爱憎之强烈，自在不言之中。作者以有限的篇幅，再现了雄姿勃勃的荆轲形象，也表现了作者剪裁的功夫与创造的才能。诗的最后四句，便是直截的抒情和评述，诗人一面惋惜其“奇功”不成，一面肯定其精神犹在，在惋惜和赞叹之中，使这个勇于牺牲、不畏强暴的形象，获得了不灭的光辉、不朽的生命。可以看得出诗人是以饱蘸感情的笔触，写下了这个精采而又有分量的结尾。正如张玉谷说的：“既惜之，复慕之，结得抟捖有力，遂使通首皆振得起”(《古诗赏析》)。
发思古之幽情，是为了现实。不过这“现实”亦不宜说得过窄过死(如一些论者所言，这首诗是诗人出于“忠晋报宋”而作)，为什么呢？首先，因为陶渊明反复地说过：“少时壮且厉，抚剑独行游。谁言行游近，张掖至幽州”(《拟古》之八)；“忆我少壮时，无乐自欣豫。猛志逸四海，骞翮思远翥”(《杂诗》之五)。这使我们看到在作者的生活、志趣和性格中，也早已具有着豪放、侠义的色彩。其次，诗人也曾出仕于晋，不过他说这是“误落尘网中，一去十三年”(《归田园居五首》)，悔恨之情溢于言表，足见“晋”也并不是他的理想王国，当然“宋”亦如此。这些都是我们不必将《咏荆轲》的作意胶柱于“忠晋报宋”的理由。诗人一生“猛志”不衰，疾恶除暴、舍身济世之心常在，诗中的荆轲也正是这种精神和理想的艺术折光。说得简单一点，便是借历史之旧事，抒自己之爱憎，这样看是比较接近诗人心迹的吧。是的，这首诗的影响也正在此，此亦有诗为证：“陶潜诗喜说荆轲，想见《停云》发浩歌。吟到恩仇心事涌，江湖侠骨恐无多。”(龚自珍《己亥杂诗》) (赵其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