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诗是写契丹风土。前八句展示大漠景色,春草万里,百花烂漫,契丹人成群结队地歌舞游牧,洋溢着放浪欢快的气氛。次八句描绘打猎场面,在猎人、猎鹰与天鹅的激烈冲突中,表现契丹人骁勇尚武的精神。后八句说明天鹅味美,价值昂贵,极难猎取,从天鹅腹中的新姜得知其一昼夜即从中原飞到漠北,收束精彩。全诗内容新奇,语言明快,节奏跳荡,纯用白描,在姜夔诗中别具一格。
第一韵四句,概言契丹人文、自然风光。契丹人居于今辽河上游西拉木伦河一带,现属内蒙古昭乌达盟地界,河之南为沙漠,河之北为牧区,故云“家住云沙中”。契丹人善于驭马驾车,次句“耆车如水马若龙”,言其车、马气势之盛。春到草原,景色最美,“草色一万里”,言最朴素,亦最见特点。“芍药牡丹相间红”,则是南人不见北地风光而带有理想色彩的描写了。
在展开了这一春天草原美丽景色的大背景后,第二韵转写契丹人的浪漫生活:大人牵车前行,小孩欢欣起舞,女子弹奏琵琶,作为游牧民族,他们“渔猎以食,车马为家”,逐水草而居,所以“一春浪荡不归家,自有穹庐障风雨”,是对契丹游牧生活的精当概括。
草原上的民族往往兼长骑、善,诗中第三韵以后专写打围之事。天鹅亦称“鹊”,羽毛纯白,体大颈长,冬季见于长江以南,春季北迁,内蒙高原的湖沼正是其栖息地,“平沙软草天鹅肥”七字,将春天时节的天鹅及其生活环境作了准确描写。“胡儿千骑晓打围”,可见合围的气势。“皂旗低昂”,以旗帜的起伏作铺垫,“围渐急”自然而出。惊作羊角凌空飞”,庄子《逍遥游》以“羊角”一词用于鲲鹏,天鹅健飞,以“羊角”之曲折上升的旋风写天鹅惊飞,正见与“千骑”、“皂旗”相适,有峭拔、劲健之风。骏马善跑,对冲天而起的天鹅却无可奈何,于是猎鹰出场了。
此诗第四韵首句“海东健鹘健如许”,显见对海东青的赞叹之意。健鹘立于韝上,随时准备出击猎物,故曰:“风生看一举”。由于天鹅与海东青均善飞,此番追逐当非短程,“万里追奔未可知”言此意。但是,海东青毕竟攻击力非凡,并未追奔万里,亦未驱驰多时,已忽然见到毛羽纷落,虽未明言天鹅被获,但其意已出。
第五韵继言天鹅:由于天鹅难得,其味尤美,故赏金极高,且只有贵族才得食。“平章俊味天下无”,言品尝其味,鲜美异常,为天下所无。为得此美味,“年年海上驱群胡”,言每年春天,契丹族都投入众多人力来打猎,天鹅栖于湖沼,北方称之为“海子”,故曰“海上”。“一鹅先得金百两”,言“先得”之为贵。
“天使走送贤王庐”,天鹅须猛禽追猎,是因其善飞,最后一韵补言此意:“天鹅之飞铁为翼”,以铁翼状其善飞。“射生小儿空看得”,即使长于猎射者也无可奈何,《史记·李将军传》言匈奴有射雕手,后引作善射者,“射生小儿”技不及此,当然只能“空看得”了。
结尾二句脱出寻常蹊径,别换一角度来写,言天鹅腹中有新姜,使人惊怪,姜喜阴湿、温暖,忌干旱、霜冻,仅在中国南部和中部裁培,因此,这新姜原来是天鹅在江南所吃的隔夜之食,经宿而从江南飞至辽域,岂他鸟可及。
观《契丹歌》确有“散漫纵横"与“放情”的特点。诗中一、二韵的八句,其实已概言契丹的风土习俗,但意犹未已,纵笔详写合围天鹅事,以千骑打围、健鹘追击、天使走送分别言之,最后突出奇笔,以腹中之新姜宿食补写天鹅之善飞,戛然而止。这不仅让人看到白石善写梅、荷、杨柳等江南风物,长于吹萧调筝等才子生活的另一面,从中体味出对异域风情的赞美、向往之情,而且在章法结构上多作变换角度之笔,有变幻超忽之妙。作为“放情”之作,并不过于注重经营结构,堪称行于所当行,止于所当止。
作者虽无直接的生活体验,但由于具有奇情妙思,故写来不乏真切动人之致。如“大胡牵车小胡舞,弹胡琵琶调胡女”之写契丹浪漫生活,“皂旗低昂围渐急,惊作羊角凌空飞”之写围猎场面,“一鹅先得金百两,天使走送贤王庐”的邀功急送,都历历如绘。至如写猎鹰的四句:“海东健鹘键如许,韝上风生看一举。万里追奔未可知,划见纷纷落毛羽。”充满动态,是传神之笔,末句更有“风毛雨血,洒野蔽天”(班固《西都赋》)之势,较之杜甫《画鹰》的“何当击凡鸟,毛血酒平芜”,自有其不同风貌。诗中写景之句。如“春来草色一万里,芍药牡丹相间红”,有巨细结合,刚柔相济的特点,“平沙软草”四字则抓住了漠北早春的特征,均可谓长于表达。写天鹅的“惊作羊角凌空飞”,“天鹅之飞铁为翼”,都有浪漫的气息,想象的色彩,尤其是结句之宿食新姜,更是奇思所在。
李白的《游泰山六首》为连章古诗,其中每一首都是一个耐人寻味的审美境界,而全诗六首从整体上展示了更广阔、更深邃、更完美的意境,描绘了一座雄浑壮丽的自然之山,一座奇异可感的神妙之山,令人体悟到这是寄寓着作者人生理想、人格向往的情感之山,心灵之山。泰山方圆四百多公里,体势宏大,“意想之所至,皆山也”(张俯《岱志》)。其景观雄奇、险绝、曲幽,奥旷之特色俱臻。仅以登山中轴线而历,从王母池、一天门、中天门、南天门、天街至玉皇顶,再及日观峰、月观峰,沿途凡峰崖,涧谷,泉瀑,奇松怪石,名禽异花,云岚烟雾极目难尽,即或为长文,亦觉语白言乏。而李白在《游泰山六首》中却能以超然的宇宙观和独特的时空透视,目揽泰山万象平方寸,驰思结韵平毫端,以写意山水笔法绘出了有声画卷,显示了李白诗歌独有的豪放风格。
全诗开头,“四月上泰山”,看似平叙交代时间,却暗蕴泰山时令奇观背景。公元742年(天宝元年)暮春时节,李白佩剑挂芦,抱琴捋袂。从王母池开始登山了。“石屏御道开”,眼前的泰山诸多峰峦如同扇扇屏风,次第打开,一条帝王封禅时开辟的御道豁然而现。古御道有十几里之长,逶迤出没平峰峦涧谷之中。诗人没有白描峰回路转。而是以遥思当年唐玄宗封禅时的登途盛景赋笔。“六龙过万壑,涧谷随萦回。马迹绕碧峰,於今满青苔。”万千山壑、涧谷、碧蜂仿佛都在尾随着皇帝御车马队的驰骋而飞动起来,寥寥几笔就形象地表现了泰山山势“高远”而曲折盘旋上升的生动情态。如果说盘道弯弯,层峦尽染是诗人对登山起步景色的几笔渲染的话,接着诗人采用散点透视的视角,移步换景,从不同层次以不同的“皴法”向读者描绘了沿途山水的奇险幽秘。登泰山至中途,过中天门,曲折的盘路便为天梯般的石阶代替了。仰望两侧,悬崖千仞,“飞流洒绝,水急松声哀”,“北眺 嶂奇,倾崖向东摧”。泉水若“飞”,峰崖之高绝可见,巨岩累接,险峻难以登攀之状可想。泰山的高泉飞流,不似庐山瀑布“静态”地“挂前川”,而是遇崖迭挫,进溅成珠,泼“洒”在层层悬崖之上,又聚汇成流潜入深谷,水声也就融入松涛呼啸之中了。这是泰山独特的山水景致。向北望去,山峦如扇、如柱、如剑、如兽,千奇百怪,那处处悬崖都像要向东面歪倒下去,令人心僳。诗人顺手拈来“倾”“摧”二字,泰山之高险便活现了。诗人视点又下移到涧谷,只见大大小小的岩洞嵌进崖壁,“洞门闭石扇”,巨石宛如扇扇石门又将洞府封掩起来。涧谷中岚气凝结成的云团荡漾,急流、松涛在神秘的山谷中反复回馈延绵如雷。这云雷,就像是从地底下直冒出来。“地底兴云雷”,诗人摹景拟声,形象地衬托出泰山山涧之深之奇。这又像山水画中的“深远”意境了。
诗人如同一位业务娴熟的导游,指引读者从登山所处的不同位置,不同的视角欣赏泰山千姿百态的奇景,可谓步步佳境。攀爬十八盘,登上寓天门,过天街,至极顶,“凭崖览八极,目尽长空闲”,才真的进入“如出天地间”的大境界了。东攀日观峰,“登高望蓬瀛”,“海色动远山”,诗人看到的是“海水落眼前,天光遥空碧”,日观峰下的“云海”连接洋洋东海,与泰山融为一体,极写泰山之阔大。伫崖北眺,只见“黄河从西来,窈窕入远山”。李白这里没有用摹写“黄河万里触山动,洪波喷流射东海”(《西岳云台歌送丹丘子》),“黄河西来决昆仑,咆哮万里触龙门”(《公无渡河》)那样壮大奔放的笔势,而是以线纹式的绘画手法表现了黄河的另一种“窈窕”姿态。这既有黄河下游平缓铺流的真实依据,也是从视觉形象上反衬出泰山之高。诗人抬头平视,丛峦迭嶂之上“长松入霄汉,远望不盈尺”,虽是写远望视点之实,却绘出了泰山“平远”奇逸之景。俯瞰脚下,则是“千峰争攒聚,万壑绝凌历”,自下登山所仰见的万千巨大峰峦,从这极顶望下去,却变得像人头“攒聚”在—起,而条条涧谷更显得深不可测,令人大有“登泰山而小天下”的感受。值此,诗人“精神似飞扬”,“如出天地间”,身心完全融化在无垠宇宙之中,神思驰骋,襟怀浩荡,不禁张开双臂,“天门一长啸”。这长啸令群峰震撼,这长啸令云雾顿开,这长啸令“万里清风来”。至此,一位逸态凌云、吐纳天地精华的诗仙屹立泰山极巅的傲岸形象跃然纸上。一千多年过去,李白“天门一长啸,万里清风来”便成了泰山山顶的一大人文景观,令后人登此也要或有所体悟,或附庸风雅地“长啸”一次了。
如果仅以上所析,诗人对泰山的描绘或只可作山水诗高手而论,然而《游泰山六首》更独具艺术特色的是,李白借助泰山神话传说,在诗中幻化出一个情节生动,亦真亦幻的泰山仙境,大大丰富了诗的内容,拓展了诗的意境,增强了诗的艺术感染力。泰山历来有神仙出没的传说。《列仙传》曾载仙人稷邱君为“泰山下道士”。《神仙传》传说汉孝武皇帝巡狩泰山曾遇“泰山老父”,头上白光数丈,寿三百岁。秦始皇羡慕的仙人安期生,更是怀揣“不死药”往来平泰山和东海仙山之间。传说中的神仙人物惝恍渺冥,泰山的山水雄奇神异,诗人将二者融为一体,就越发增益了诗意的一种朦胧虚幻色彩,并由此诱使人们去憧憬神话中的细节,去品味其中的绵绵幽情。
诗人登上高高的南天门,东望蓬瀛仙岛,遐想联翩,似乎真的看到仙人居住的金银宫阙,在大海波涛中“银台出倒景,自浪翻长鲸”。心弦激荡,仰面长啸,回响遏云,打破了天宇的宁静。“玉女四五人,飘飘下九垓”,佩玉鸣环,皓齿微启,向李白亲切致意。大概酒仙大名已声闻仙界,玉女赠给李白一杯流霞仙酒品尝,又似乎是在探问:谪仙何故不再来修行,像我们一样自由自在!“稽首再拜之,自愧非仙才”,李白长揖感谢且显窘容。这“自愧”不知是谦辞,还是有难言之隐。“旷然小宇宙,弃世何悠哉!”诗人竟有点要放弃世事烦恼,随仙人而去的意思。这表明了仙女的不期而至牵惹了李白的思绪。李白在泰山之巅边赏景边思索之际,偏偏又遇到了一位“方瞳好客颜”的羽衣仙人。“扪萝欲就语,却掩青云关”,仙人没有同他说话,只赠给他一卷仙书,即消逝在云霞之中了。诗人拾起仙书翻阅,“其字乃上古”,如同“鸟迹”一般,“读之了不闲”,不知所以。李白想等仙师归来指点迷津,等了半天,可“从师方未还”,唯有“感此三叹息”。虽然求仙难,泰山美景却尽可赏心悦目。李白登上日观蜂,“凭崖览八极,日尽长空闲”,“举手开云关”,远观黄河玉带,正在惬意无限之际,不知何处又转来一位“绿发双云鬟”的小仙童,竟然“笑我晚学仙,蹉跎凋朱颜”。诗人刚刚平静的心绪又被打乱了。他想自己二十多岁辞亲仗剑远游,至今又是二十多载,年华蹉跎,朱颜已谢。仕途理想既然不能实现,那就只好寻求捷径修仙了。“踌躇忽不见,浩荡难追攀”,仙童已倏忽逝去。但仙童的莞尔一笑却给李白留下一个不小的刺激,他真的要尝试一下修仙了,第四首诗如同使用蒙太奇手法剪接进了李白曾有过的修仙体验,描绘了一段美妙的幻境。李白确曾跟随著名道士吴筠同隐剡中,“清斋三千日,裂素写道经”,也曾“吟诵有所得”,出现过“众神卫我形,云行信长风,飒若羽翼生”的幻觉。此时登泰山他仿佛就是“清晓骑白鹿,直上天门山”的仙人了。朦胧之中,诗人在山巅看到东海巨灵之鳌背负蓬瀛仙山飘动,仙人居住的金银宫阙在海水中浮出倒影,巨鲸搅起冲天海浪,面且听到天鸡鸣叫。诗人回眸山顶,“山花异人间,五月雪中自”。泰山高耸入云。虽已近五月,山顶依然白雪晶莹,山花竟然在雪中绽放,人间不会有如此美景。天上乎,人间乎,真幻难分。诗人似乎要安下心来修仙了。他自慰“终当遇安期”,教他“於此炼玉液”,并能得到“不死药”,也能骑鹤“去无云中迹”,“高飞向蓬瀛”。
至此,李白泰山遇仙的“故事”看来就要结尾了。不料诗人又宕开一笔,另辟出第六首诗群仙夜娱的一幕,不仅泰山仙境描写的更加完整真切,而且把诗人复杂的情感又推上了一个新的高潮。泰山之夜是那样幽秘,诗人怀抱绿绮名琴,漫步青山野径。“山明月露白”“夜静松风歇”,“玉真连翠微”。松涛平息,仙人的宫观掩映在苍翠之中,月华为山野披上一层透明的轻纱。诗人窥见众仙人在山巅开始了自己的夜生活:“处处笙歌发”,“想象鸾凤舞,飘飘龙虎衣”。“寂静娱清辉”,寥廓苍穹在屏息静听着自由的生命唱出的颂歌,高悬的明月好像仙人们的灵魂之光,也照射着诗人的心灵。李白此时已融进了仙人世界。“恍惚不忆归”,他忘记了自己来自何处,他也不愿意归去。他望见匏瓜星在闪烁,银河就在头上,几可摸到织女的织布机。诗人盼望天不要再亮,仙境不要再消失。“扪天摘匏瓜”,诗人举手向河畔,干脆要把匏瓜星摘下,急切之中却误摘了织女星,天还是亮了。仙境消失了,泰山秀姿依然,五彩祥云飘荡在晨曦之中。“明晨坐相失,但见五云飞。”诗人的仙境之旅戛然而止,仙引、问仙、学仙、慕仙的思绪统统被晴明消蚀了,只留给诗人些许失意甚或现实的思考:通过求仕实现自己的远大志向是艰难的,没有权势者举荐,只靠自己的努力无法实现;求仙也是艰难的,因为仙人并不真的存在;可是泰山这样的人间“仙境”却常有,在这样的仙境中大可让自己的情感自由驰骋,无拘无束,尽情享受精神的愉悦。
《游泰山六首》在李白全部诗作中占有重要位置,当可与《蜀道难》《将进酒》等名篇相媲美。其突出的艺术特色是以游仙体来写山水诗,形成了完美的独特的诗歌创作范式。自《诗经》以后的中国诗歌创作逐渐形成两脉各显神彩的文学传统,一是自楚辞演进而来的表现游仙内容的诗歌,一是魏晋南北朝以来的山水诗歌。前者描绘出仙人和仙境的美好的艺术境界,多以寄托作者或政治理想难酬或愤世嫉俗的隐逸情怀;后者则以自然山水以及附丽平山水的自然现象和人文景观作为描写对象,抒发诗人的喜怒哀乐、愁闷悲慨等各种情怀。自刘宋谢灵运山水诗起,将游仙内容与山水诗相结合,偶有所见,但未为大观。谢灵运的《登江中孤屿》似乎曾有这样的尝试:“云日相辉映,空水共澄鲜……想象昆山娄,缅邈区中缘。始信安期术,尽得养生年。”虽不乏情致,但诗中的“昆山姿”“区中缘”“安期术”等仙人仙境的化用,不过是为诗用典增致,尚不能称为—种独特风格。而李白则集游仙与山水二体之长为一体,在《游泰山六首》中形成一种新的构思风格。诗中既用雄健粗放的线条和鲜明的色彩勾勒了泰山壮丽开阔的艺术画面,又将游仙诗中常用的人物(玉女、绿发青童、安期生等),事典(巨鳌负仙山、仙人居住金银台、仙人饮流霞等),语汇(九垓、清斋、裂素、玉液、瓠瓜等),结合泰山神话传说,重新演绎描绘出仙人与仙境的新鲜的艺术形象,构思出诗人与仙人交往的生动故事情节。诗中既有仙境不同时空的具体情景描写,又有情节发展的连贯性,从而造成了强烈的美感和生动的形象。而这种美感和生动形象又是叠印在泰山神妙山水的真实背景上的,这不仅增强了诗歌飘渺奇逸的意境之美,而且使人有一种如临其境、如见其人的艺术感受,其艺术效果就大大超过了其他以泰山为题材的山水诗作。
与以游仙写山水的构思风格相匹配,在《游泰山六首》中,诗人采用了山水实景与仙人仙境两条发展线脉绞结起伏,交相显隐的结构形式,展现了作者进行艺术构思的别具的时空意识。中国传统的诗歌抒情表意方式是在外象之中寻求心灵的对应物,借以实现感情的外化,使情意与物象构成默契。李白在这里的感情外化的对应物,不仅是实际的泰山山水景物,又是虚构出的仙境景物,二者组合在一个艺术整体中,共同完成一个艺术使命:传达出诗人游泰山的深层情怀。诗人笔下的实景以“四月上泰山”的登程总领引起,一线贯穿全诗六首。或写全景,或写局部,或用特写,笔势纵横,重染淡抹,舒缓有致,气象阔大神奇而又气韵贯通。但通读全诗六首,读者又感觉到诗中的山水描绘分明是在构建出一种大的环境氛围和场景转换,成为仙境赖以产生和情节发展的底素、背景和烘托。诗人笔下幻化出的仙境和仙人的活动景况,则以遇仙、仙引、思仙、学仙、慕仙的一条情节线索曲曲折折穿行在诗人描绘的泰山实景之中。作者在诗中表现出的或自由舒放、或惊异迷惘、或无奈失望等复杂的情愫则融化进实景幻景线脉的绞结之中,起起伏伏释放平虚实真幻之间,不仅多层面地展示了诗人的内心世界,而且使读者不由自主地谐振着诗人情感的律动,唤起山水境界中类似的审美心理,并引发对世事人生的无穷品味。
《游泰山六首》独特的艺术构思和结构不但是连章古诗的精巧写法,又是李白写作此诗时特殊的情怀背景所致。李白是一个怀有“鸿鹄”之志者,他的抱负是很大的。他希望做帝王的辅弼大臣,在政治上有赫赫的建树。但由平他不肯向权贵“摧眉折腰”,只能是封建制度下的牺牲品。李白《游泰山六首》,既从表层诗境上展示了泰山山水和神仙仙境之美,又蕴含着萦平李白心底的矛盾彷徨情绪。泰山雄刺云天,登山目尽长空,凭览八极,或“举手开云关”,或“天门一长啸”,既是诗人傲岸、狂放性格的自然表露,也是诗人长期压抑下的慨愤不平在寥廓宇宙中的暂时放解。但这种性格表露和情绪放解与潜存心底的壮志难酬的情结又不时产生反差和碰撞。因而诗人运用或夸张、或险奇、或清丽的语言幻造出的仙境仙人虽然极具魅力,但并没有表现出诗人追求仙道的挚诚和狂热倾向。相反,诗中时隐时现的却是那种追求自由人格、追求宏大理想而不得实现的心境,有一种“言在此而意在彼”(叶燮《原诗》)的味道。全诗每一首大抵都是由实景入幻境,又由幻境结尾,若连缀起来,就可以品味出诗人是以奇思妙想遣怀去闷,在恍惚迷离的幻境中寄托自己的情思。从诗中可见,诗人对玉女“仙引”的回答是“自愧非仙才”,仙人指点门径的仙书是“读之了不闲”,“感此三叹息”,诗人欲与仙人攀谈,却“踌躇忽不见,浩荡难追攀”,即使想跟仙人“练玉液”,得到“不死药’,与仙人同娱同乐,但最终结果却是“明晨坐相失,但见五云飞。”诗人憧憬的自由驰骋的美好仙境,在全诗的结尾却是以“坐相失”的遗憾现实而结束。诗中所要表达的意旨不正是诗人彷徨无奈的惆怅情绪吗?如果联想李白在四月登泰山后的秋天突然奉诏入京,竟然高歌“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南陵别儿童入京》),就更会体会到本诗这一意旨了,《唐宋诗醇》曾评李白此诗“若其体近游仙,则其寄兴尔”应是很有见地的。只不过由平李白生性狂傲,胸怀旷达,遇事愤而不怒、愁而不苦,加之诗风飘逸豪放,诗中的意旨不像陈子昂“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泪下”那样直白,“其寄托在可言不可言,其指归在可解不可解之会”(叶燮《原诗》)罢了。
这篇文章先概述西汉兴盛的形势和西征顺利的情况,然后假托蜀人之口说出反对通西南夷的非难,紧接着详细论述通西南夷的意义,高度赞美了汉武帝的功业,具体批驳了蜀人的责问,最后略写蜀人态度的转变,言简意赅。全文前后照应,结构严密,所使用的动词尤其典雅庄重,行为动作的描述相当传神,长短句交替运用,在散句中见齐整,于对仗中有变化,成功地描绘了各种形象,巧妙地融入了真情实感,创造出内情与外物结合的艺术境界。
文章一开头便回顾西汉“德茂存乎六世”的发展历史,然后指出汉朝两征的势如破竹,以此写出繁荣昌盛的局面和锐不可当的声势,从而真实反映出时代风貌并充分表达了作者生逢盛世而想施展抱负的真情实感,为后面诘难蜀父老打下坚实的基础。
紧接着,文章先写“耆老大夫捂绅先生之徒”庄严的神态和对通西南夷的非难性分析及由分析得出的“今割齐民以附夷狄,弊所恃以事无用”这一看似有理的结论,以此表现出蜀人的目光短浅,见闻狭隘,思想守旧:考虑蜀地的局部利益而非考虑国家的整体利益,留意过去的史实而未见新兴西汉的进程。因而作者自然地从国家的长远利益和西汉的社会现实出发,高瞻远瞩,踔厉风发,有力地批评他们的错误言论,同时明确文章驳斥的靶标,也显示了作者诘难的理所当然。
然后,文章以巴蜀人们的亲身经历驳斥了西南夷无法征服的观点,说得理直气壮,自然令人信服。之后,作者先提出“世必有非常之人,然后有非常之事;有非常之事,然后有非常之功”的观点,并引用大禹治水的典型事例来充分证明自己的观点,以此说明现在通西南夷是利于国家、惠及百姓、流芳后世的非常之事,会取得伟大的功绩,带来无穷的好处。
作者接着提出统治者应该思想解放,胸襟开阔,不受习俗束缚的主张,进而指出通西南夷确实是非常之事,是“拯民于沉溺,奉至尊之休德,反衰世之陵夷,继周氏之绝业”的伟大事业,并站在时代高度且考虑长远利益,同时以天下为己任,使诘难蜀人而肯定两征显得理在其中,顺势提出“百姓虽劳”,也要做到个人利益服从国家利益,局部利益服从整体利益,暂时利益服从长远利益。
之后,作者强调“受命之符合在于此”,以表明当今君主是受命天子,并顺势笔锋一转,嘲讽蜀人面对千载难逢的盛况的视而不见、听而不闻,有“犹鹪明已翔乎寥廓,而罗者犹视乎薮泽”般的可悲。在这一部分,作者将观点建立在援引事实和阐述理论的坚实基础之上,诘难论如析薪,逐层推进,有高屋建瓴般的气势,把深刻道理说得具体可感,也把蜀人驳得体无完肤。
最后写作者论述符合事理使得蜀地父老以对,于是蜀人“丧其所怀来,失厥所以进”,并颇为感叹地表示“百姓虽劳,请以身先之”,然后茫然失措地逡巡离去,这与开始蜀人“俨然造焉”的情况相照应,反映出蜀人的理屈词穷、无地自容,也说明了作者写作达到预期的目的。
全文立意深刻,议论豪迈,气势磅礴,说理透彻,气势充畅,将丰富的思想内容与富有文采的艺术特色融为一体,闪耀着迷人的文学光辉。体裁上以赋为文,铺张扬厉,想象奇特,语言繁富,描写细致,骈散相间,使得全文布局谨严,具有浑厚、刚健、激昂、壮丽的特点;行文上以问难的形式来分析和辩解事理则使全文观点集中,针对性强,在当时有其独到之处,对后代政论影响也很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