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白居易的诗作中，这是很特别的一首。
白居易诗的特点是浅显易懂，而此诗却十分朦胧。诗人用20个字写下了一幅村夜雪景：在风雪凄迷的深夜，诗人独坐窗前，屋内灯影昏昏，窗外暗雪纷纷，风雪中传来了残雁的叫声……无情之景，当是死景，而此诗即使用现代白话翻译，也仍然诗味盎然，它让人觉得一股凄冷之情寒彻周身。诗人写景，意在写情，此诗可谓情景交融。据考证，此诗是诗人41岁时所作，与讽谕诗中的《村居苦寒》作于同一时期，其时诗人正在老家为母亲居丧，因而可想而知诗人当时的心 情是何其落寞凄凉！
《村雪夜坐》一诗是白居易的一首五言绝句，现在人们都把它作为一首“咏雪”的诗。 从这首诗里可以想象到：作者面向南窗，背对孤灯而坐，望着窗外的一片昏暗夜色，听着寒风呼啸、看到冰粒与雪花夹杂着纷纷飘落在地上。这时候他感到村庄的夜是那样的静，让人感到寂寞。却又听到失群的大雁，在风雪之夜的凄凉的叫声。 为什么白居易此时心境如此的寂寞凄凉？作者却含糊者没有说出。
据考据资料，这首诗是白居易进入不惑之年时而作，当时白居易正在家乡为母亲去世戴孝居丧。由此可以想象到诗人的心情是寂寞凄凉、糟糕透了。所以，这首诗情景交融的感染力是很强的。 我以为这首诗的背景有雪，作者却没有用心去描写“雪”。所以，严格说它不能算是一首“咏雪”的诗，而只是借雪夜，抒发寂寞清冷的心情而已。
此诗先是描写蝉的境遇，后面直接跳到自身的遭遇上来，直抒胸臆，感情强烈，最后却又自然而然地回到蝉身上，首尾圆融，意脉连贯。全诗以蝉起，以蝉结，章法紧密，对蝉的刻画与诗人的情意婉转表达到了浑然交融与统一，是托物咏怀的佳作。
“本以高难饱，徒劳恨费声。”首联以蝉的生活习性起兴。“高”以蝉栖高树暗喻自己的清高；蝉的“难饱”又与作者身世感受暗合。由“难饱”而引出“声”来，所以哀中又有“恨”。但这样的鸣声却是徒劳，并不能使它摆脱难饱的困境。这是说，作者由于为人清高，所以生活清贫，虽然向有力者陈情，希望得到他们的帮助，最终却是徒劳的。这样结合作者自己的感受来咏物，看似把物的本来面貌歪曲，因为蝉本来没有“难饱”和“恨”。作者这样说，看似不真实了，但咏物诗的真实，是作者感情的真实。作者确实有这种感受，借蝉来写，只要“高”和“声”是和蝉符合的，作者可以写出他对“高”和“声”的独特感受来，可以写“居高声自远”（虞世南《咏蝉》），也可以写“本以高难饱”，这两者对两位不同的作者都是真实的。
五更疏欲断，一树碧无情。”颔联是说，五更以后疏落之声几近断绝，满树碧绿依然如故毫不动情。
蝉的鸣声到五更天亮时，已经稀疏得快要断绝了，可是一树的叶子还是那样碧绿，并不为它的“疏欲断”而悲伤憔悴，显得那样冷酷无情。这里接触到咏物诗的另一特色，即无理得妙。蝉声的“疏欲断”，与树叶的“碧”两者本无关涉，可是作者却怪树的无动于衷。这看似毫无道理，但无理处正见出作者的真实感情。“疏欲断”既是写蝉，也是寄托自己的身世遭遇。就蝉说，责怪树的“无情”是无理；就寄托身世遭遇来说，责怪有力者本可以依托荫庇而却“无情”，是有理的。咏物诗既以抒情为主，所以这种无理在抒情上就成了有理了。
“薄宦梗犹泛，故园芜已平。”颈联是说，我官职卑下像桃梗漂流不定，家园长期荒芜杂草早已长平。
颈联来一个转折，抛开咏蝉，转到自己身上，这一转就打破了咏蝉的限制，扩大了诗的内容。作者在各地当幕僚，是个小官，所以称“薄宦”。经常在各地流转，好像大水中的木偶到处漂流。这种不安定的生活，使他怀念家乡，更何况家乡田园里的杂草和野地里的杂草已经连成一片了，作者思归就更加迫切。这两句好像和上文的咏蝉无关，暗中还是有联系的。“薄宦”同“高难饱”、“恨费声”联系，小官微禄，所以“难饱”、“费声”。经过这一转折，上文咏蝉的抒情意味就更明白了。
“烦君最相警，我亦举家清”，又回到咏蝉上来，用拟人法写蝉。“君”与“我”对举，把咏物和抒情密切结合，而又呼应开头，首尾圆合。蝉的难饱正与我也举家清贫相应；蝉的鸣叫声，又提醒我这个与蝉境遇相似的小官，想到“故园芜已平”，不免勾起赋归之念。钱钟书先生评论这首诗说：“蝉饥而哀鸣，树则漠然无动，油然自绿也（油然自绿是对“碧”字的很好说明）。树无情而人（‘我’）有情，遂起同感。蝉栖树上，却恝置（犹淡忘）之；蝉鸣非为‘我’发，‘我’却谓其‘相警’，是蝉于我亦‘无情’，而我与之为有情也。错综细腻。”钱先生指出不仅树无情而蝉亦无情，进一步说明咏蝉与抒情的错综关系。
咏物诗，贵在“体物为妙，功在密附”。这首咏蝉诗，“传神空际，超超玄著”，被朱彝尊誉为“咏物最上乘”。诗人借蝉栖高饮露的个性来表现自己高洁的品格，可谓借物咏怀的典型。
这是一首娱情遣意、抒撼怀抱的篇章。诗开头四句写乘闲暇之隙，得游赏大自然之趣，而其求只在“阶墀幸自足”，无远游之望。接下去诗人用十二句描叙了他在宅前庄后所赏识的大自然初秋景色。最后四句诗人以大自然的美，写到邀友人之乐趣。最后一句反语表述了诗人要及时享受大自然的美与友人间的乐。全诗起人高论，具征达旨，语言秀逸。
诗的开头四句，将诗人特殊心恋吐露出来。自然造化，气象万千，千层叠峰，万重风烟，目遇之而成色，耳得之而为音，好景如画，美不胜收。但诗人所求，止在一丘一壑。而漫步石阶，逍遥庭院，自可耳聆山水墀音，目接江河秀色，不必再劳心费神、天涯漫游，这四句诗人借此表明了知足常乐、天下不易其志的胸怀。所以一花一鸟，一草一木，都足以逗引浓厚的兴趣，寄托遥深的情怀。
接下来六联铺写庄前宅后的旖旎风光。诗人心净如水，气墀似秋，临小池而神墀志爽，燥热之心全消；开兰幌而心旷神怡，烦恼之怀顿释。“临池”“开幌”动作感很强，表明诗人从室内转向室外，从内心自我走向外界自然，因而着一“望”字统领下文。随着诗人推开窗幌，眺望高秋，一幅幅优美的山水图画便絡绎迭现，一一映入诗人的眼帘。“因禽”八句写景，时空上跳跃性较大。兰根劲抽，紫箨爆笋，是舂景；艾叶满浦，荷花绕楼，则是夏景；而凭轩搴木，垂堂对水，则又是写眼前之秋景。这八句诗当是诗人“开幌望高秋"时，触目兴想，列述的四时之佳致。时节上，春、夏、秋三景络绎叠现，佳境纷陈；画面上，紫、绿、白、青、蓝、红等各种色彩，浓淡相间，错落有致。写“时变”是其脉络，而壮秋兴抒秋怀才是其中心。至此，诗人自己也被深深地吸引了，不由得流连忘返，澹然忘归。“送日隐层阁，引月入轻帱”，眼看着一轮斜阳，徐徐隐没在层台重阁之中，而一弯明月，已冉冉升起，把银白色的墀辉，洒满了深闹轻帐。这里，两个动词“送”“引”用得出神。“送"“引”本身都表示时态推移，一“送”一“引”，移时入神，诗人的专注之心和流连之情，便不知不觉地流露出来。而且，在“送”斜阳与“引”新月之间，还暗寓了一个相当长的时间流程，留下了很长一段时间空白，任凭读者运用想象去填补，去体会，从而使诗呈现出含蓄蕴藉的风致来。最后四句，诗从环境之美，写到朋友之乐，写到心性之愉。一位瞩目于佳景、忘怀于秋情的诗人形象粲然出现了。诗人想到在这幽雅的环境里，煮上粗茶淡饭，聊备芳香美酒，招待来往的朋友，是惬意的。“来往既云倦”，辜负了这令人心旷神怡的良辰美景，末句反诘，既有独自欣喜、自我陶醉之乐，又有劝勉朋友寄意皋壤之意。明山净水，舒心养性，不可多得，不可再得。言语之间，流露了无限的春念之情。
这首诗景色的描写、构图和笔法上都并没有多少特别之处，有些铺写甚至还嫌噜苏。但因诗人是怀着一丘一整足以自乐的心情来观赏并描写的，所以意味就非同一般。诗人并不在乎环境本身怎么样，只要心性自乐，便“阶算幸自足”了，平凡的景物也能引起美的愉悦和快感。所以，他才要尽情地去欣赏，不厌其烦地去描写，把所能见到的一花一草，一山一水，都详细描写出来，并尽量写得更优美些，更令人惬意些，以此反映出诗人高洁的志趣。不必过分苛求诗人的噜苏，也不会责怪写景没能出新了；相反，诗人笔下寻常的山水丘壑、花鸟日月之中写出诗人澹然自适的心迹，并由此咀嚼到那馥郁着人生哲理的滋味。就像品尝一杯芳香美酒，味之愈久，醇香愈浓，所获愈多。
这首诗写登楼所见的壮景。诗人用画家的眼睛观察景物，用画笔写诗，意境更加开阔，景物别出情趣，是画，而又情出自然。四句诗都有“楼”字，而“满楼云一色”，就成了“楼”外之“楼”了，既将诗意点透，也添加了平淡诗风中的浓味。全诗句句紧扣主题，丝毫不显重复，俨若一首题画诗，堪称宋诗中的佳作。
“巴山楼之东，秦岭楼之北。”两句写望云楼的位置及登楼头所见之景。此二句既说明此楼位置在巴山之西、秦岭之南，并交代了此楼之高与位置极佳，才能上楼望见极高峻的巴山、秦岭，也看到崇山峻岭间云彩朵朵绕山飘荡，景象壮丽无比。诗中虽未写云，但云尽在不言中，让人们去体会罢了。
“楼上卷帘时，满楼云一色。”句则由远及近，写楼中近景。望月楼如李白《夜宿山寺》所咏“危楼高百尺，手可摘星辰。不敢高声语，恐惊天上人”，绕楼云彩飞入楼中，危楼隐入云彩之中，景色奇丽无比。这两句“楼云一色”的奇观，写出了万里晴空、浩茫云海的佳景，自然使人神清目爽，有“荡胸生层云”之感慨。
此诗最大的表现手法则是运用了一放一收的手法。头两句放开，由近及远，拉开距离，使境界骤然开阔，烘托出望云楼周围的自然环境；后两句收拢，由远及近，拉近距离，近到楼上、楼中、楼云天浑然一体的景色。
其次，是诗中有画的技法。诗人运用了典型的绘画技法，将望云楼的地理位置——楼之东是巴山、楼之北是秦岭全部画出，气象尽收眼底，境界开阔，气势不凡。卷帘这一动作，将楼的独特之景“满楼云一色”全部勾画了出来。
最后是平淡自然的诗风。唐宋后不少诗人和诗论家崇尚平淡的诗风。平淡代表了诗的一种风格，文同的这首诗就属平淡之列。“巴山楼之东，秦岭楼之北”，用平淡的语言介绍了望云楼所处位置。而诗的结尾时更用平淡语“满楼云一色”，振起全篇，使诗境一下子焕发出光彩，给人以耳目一新之感。这是在卷起楼上帘子的刹那间的情况，诗人敏捷地捕捉并描绘它，将诗意点透，添加了平淡诗风中的浓味。
这是祭祀周族祖先后稷以配天的乐歌。周颂中祭祀先王之作，大都篇幅简短。如《周颂·维清》祭祀文王，只有短短五句；此篇祭祀后稷，也不过八句。究其原因，便是周朝历代先王的丰功伟绩，已家喻户晓，深入人心，无须赘述。就此篇而论，后稷的传奇性经历和“诞降嘉种”、“是获是亩”赐民百谷的无量功德，在同属《诗经》的《大雅·生民》中便有详尽的叙述与颂扬。《大雅·生民》即使未能创作于《周颂·思文》之前，而它的富有神话色彩的内容则必然早就广泛流传于民间。
当时的祭祀是具有重大意义的政治活动，祭祀的程序随着乐歌（这里是《周颂·思文》）曲调缓缓进行（据王国维《说周颂》），简短的歌辞一再回环重复，气氛非常庄严，人们会感觉置身于神奇力量的控制之中，参与盛典的自豪荣幸和肩负上天使命的虔诚在此间密切融合。
正因为如此，后稷开创农事、养育万民的功德也是在上天授意下完成的：“帝命率育。”从创作结构上看，“天”“帝”之间是一种紧扣和呼应；就创作意旨而言，又是天人沟通印象的有意识加深。在“人定胜天”观念形成之后，天人沟通、天人感应的思想仍然绵延不绝，并且时时占据着正统地位，何况在其形成之前。在《周颂·思文》产生的当时，天人沟通应该具有甚至不需要任何艺术手段就具有的强烈的感染力量。这样说自然不是说《周颂·思文》毫无艺术性，其实这种祭祖诗本身是一首乐歌，具有娱乐的艺术审美功用。
西周当时已经是君临天下的政权，“无此疆尔界，陈常于时夏”自然是这种权威的宣告，但又是秉承天命子育万民的一种怀柔。昌盛的、向上的政权不会在立威的同时忘记立德，西周政权也保持着这种明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