洗儿,旧时风俗,婴儿出生三天或满月,亲朋集会庆贺,给婴儿洗身。苏轼当年得子,“洗儿”之外,赋《洗儿诗》一首。这首诗语言浅白易懂,虽然仅28个字,情感却跌宕起伏,表面上是为孩儿写诗,而实际上既讽刺了权贵,又是“似诉平生不得志”。
苏轼宋仁宗嘉佑二年中进士,曾任凤翔判官、殿中丞等官。宋神宗时,因反对王安石新法,出为杭州等地方官。后因写诗讽刺新法,被捕回京,入御史台狱,释放后,贬为黄州团练副使。宋哲宗时,召为翰林学士。后又出知杭州,而后一再遭贬,先后贬到惠州、琼州、昌化。宋徽宗即位大赦,被召回京,病死在常州旅舍。
苏轼是诗词文俱佳的大文豪,他的作品讲究炼词炼意,这首七绝也是如此。一个“望”字,写尽了人们对孩子的期待;一个“误”字,道尽了自己一生的遭遇。诗中几处转折,情味全在其中。愚鲁的人该无所作为,但却能“无灾无难到公卿”,苏轼的牢骚全在这些转折中。
苏东坡《洗儿诗》短短四句,语气戏谑,基调反讽,实乃事出有因。“人皆养子望聪明”,人心所向,众望所归,只是苏轼本人仕途受大挫,痛定思痛。“我被聪明误一生”也是实情。苏轼因反对王安石新法,又在诗文中讥讽“新进”,被对方构陷入狱。一场“乌台诗案”,震惊朝野,幸有元老重臣营救,苏轼才免得一死,贬谪黄州。在黄州期间,侍妾朝云为苏轼生下一个男孩儿,《洗儿诗》即为此男孩儿而作。刚刚经历一场大磨难,诗人“惟愿孩儿愚且鲁,无灾无难到公卿”,一点不难理解。“公卿”还是要当的,只是希望“无灾无难”而已;“愚且鲁”不过是件外套,大智若愚才是内核。苏轼此愿,实在是有感而发,绝非无病呻吟。
明代文学家郎瑛在《七修类稿》中,记载身居杭州一位先辈瞿存斋写过一首诗。“自古文章厄命穷,聪明未必胜愚蒙。笔端花与胸中锦,赚得相如四壁空。”反《洗儿诗》意,一目了然。郎瑛以为,瞿氏“自慨不露圭角,似过东坡”。显然是嫌苏轼诗过于直白。明代杨廉也有意与苏轼唱反调,“东坡但愿生儿蠢,只为聪明自占多。愧我生平愚且鲁,生儿哪怕过东坡。”清人褚人获评论杨诗,说虽属戏作,总不如少陵所云“有子贤与愚,何必挂怀抱”为旷达也。明末清初文学家钱谦益写《反东坡洗儿诗》,跟苏轼一样直抒胸臆。“东坡养子怕聪明,我为痴呆误一生。但愿生儿狷且巧,钻天蓦地到公卿。”
这首诗首联点题,写了巴陵山的春色,也写出了岳阳楼的气势;颔联写湖景,水与山皆视野开阔,气势磅礴;颈联前句想象洞庭鱼龙变幻,着眼于自然,后句追思帝子神灵,着眼于神话;尾联写诗人陶醉于湖光山色中,乐而忘返,且运用神奇的典故,借助疑问句式,把读者引向一个诡异惝恍的境界。全诗以乐景开始,以愁意结局,急转收束,余味如笛音,悠悠不尽。
首联从大处落笔,写洞庭湖的无边春色。李白《陪侍郎叔游洞庭醉后》有云:“巴陵无限酒,醉杀洞庭秋。”写的是秋景。杨基笔下所展现的,却是巴陵春色浓如酒,因而更加容光焕发,楚楚动人的景象。“阑干落洞庭”紧承上句,说春色纵横,充溢于洞庭湖面,写出了楼上人与湖中景互相契合的意趣,与首句一气呵成。
颔联山、水分叙。水则气吞三楚见出湖面的辽阔;山则遥接九嶷,显出无限的青苍。寥寥二语,便将洞庭湖及其周围环境勾画出来。“水吞三楚白”之“吞”,与杜甫“吴楚东南拆”之“坼”,孟浩然“波撼岳阳城”之“撼”,堪称异曲同工。“山接九疑青”,一个“接”字,写出洞庭湖的深远幽缈,横无际涯。
因为说到九嶷山,便自然想起传说中南巡死于此地的舜,以及舜亡后没于湘水的娥皇、女英。杨基抓住了这一特点,以空灵之笔写出颈联二句:“空阔鱼龙舞,娉婷帝子灵。”空阔的洞庭,鱼龙潜跃,气象万千,诗人因此给洞庭的山山水水笼上了一层迷人的神话般的色彩。
何人夜吹笛,风急雨冥冥”这结尾两句纯系想象之词,似实而幻,隐约中又辟一灵境。范仲淹说的“朝晖夕阳,气象万千”,在杨基的诗中,则用浪漫的诗情和富有神韵的笔调把它表现出来了。同时,这最后两句又隐约包含着一点范仲淹《岳阳楼记》中所说的迁客骚人之感。联系到杨基入明以后短短几年间一贬河南,二贬钟离,三被免于江西任上的经历,则此时虽然起复,但胸中恐怕也不会毫无芥蒂了,故而有此感。
此诗在明人五律中可称佳作。诗通篇笔墨都是为洞庭湖的“气象万千”图形传神,堪称是一首真正的山水诗。特别是诗人写景虚实结合,实景摹其形态,虚景传其神韵,而且好像有意与前贤比试似的,也用五言律诗来写。《明诗别裁》称其“五言射雕手”洵非虚誉。全诗以乐景开始,以愁意结局,急转收束,显出了诗人深厚的功力。
这首小令讥讽时政尖锐的揭露了元朝当政者卑劣腐朽的面目,揭露世风的龌龊败坏。语言犀利泼辣,比喻极具特色,夸张的描写,揭露尖刻有力。
这是元散曲中一支妙语连珠的著名作品。首尾两组工整的鼎足对,尤见精彩。
起始的三句中,“铺眉”与“苫眼”、“裸袖”与“揎拳”、“胡言”与“乱语”是句中自对,互相又成为工对;“时”与“十”同音,借与三、万作数字对。“铺眉苫眼”等三组词语活画出了无赖与白痴的形象,与达官贵人的身份本身形成了绝妙的讽刺。而三句从文意上看侧重点又有所不同:第一句讽刺内阁,第二句讽刺武将,第三句讽刺高官。总而言之,“万是烘(哄)”,满朝文武全是些瞎胡闹的乌龟王八蛋罢了。
末尾的鼎足对,数字对数字、地名对地名、动物门对动物门不算,妙在同句之内的鸡与凤、蛇与龙、猫与熊还万有形状相像的联系。一头是文人习用的雅语颂辞,一头却是民间口语中带着詈骂性质的语汇,凑在一起,冷峭而生动。三句也各具侧重点:第一句揭示凶横,第二句揭示狠毒,第三句揭示无能。这就让人们清楚地看出,元代社会中各种自封的或被吹捧出来的风云人物,究竟是些什么样的货色。这三句承接前文“早三公”、“享万钟”、“成时用”而写,作者矛头直指上层统治集团的高官要人,是一目了然的。两段之间,“大纲来万是烘”结上,“说英雄谁是英雄”启下。得此两句愤语绾联,“讥时”的题意便充分地显露了出来。
作者这种庄俗杂陈、嬉笑怒骂而尖峭老辣的散曲风格自成一家,被时人称作“张鸣善体”。明代曲家薛论道就有一首仿“张鸣善体”的《朝天子·不平》:“清廉的命穷,贪图的运通,方正的行不动。眼前车马闹轰轰,几曾见真梁栋。得意鸱鹗,失时鸾凤,大家挨胡厮弄。认不得蚓龙,辨不出紫红,说起来人心动。”语言虽不及本曲灏辣,却能得其神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