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诗描写了智藏僧人留学唐朝的举动,并盛赞了其高深的法力以及高超的佛学造诣。诗的首联写智藏乘舟漂流万里,远涉重洋来到中华;颔联写智藏高深的佛法修为和与物同体的大悲精神;颈联写大师的修行境界,对于自我与国土都不再执着;尾联称赞了僧人的“雄猛”。全诗运用大量佛学典故,语言含蓄,结构谨严,感情真挚。
日本与中国相距万里,中有大海间隔,在交通尚不发达的中古时期,来华学习的日本僧人需要付出的勇气和艰辛是可想而知的。然而,诗人并没有叙写智藏来华的艰苦情状,以及惊涛骇浪的渡海场面,而是说“浮杯万里过沧溟”。“浮杯”一典,使万里沧溟似乎瞬间而过,原有的长时间的颠簸之苦化作了乘龙御风般的轻快,原有的波涛汹涌的担惊受怕化作了腾云驾雾般的缥缈神奇。智藏不远万里而来中国,目的是“适性灵”,即学习佛法,修养心性。中国的名山他都游遍了,名寺高僧也都访遍了,这期间该经历了多少雨雪风霜,该踏过了多少崎岖坎坷,却都被诗人一笔轻轻带过,而智藏不同凡响的坚毅性格和虔心向佛的苦行精神却跃然纸上。
天道酬勤,他终于学到了高深的法力,就像高僧涉公那样,夜深降龙潭水都变黑了;获得了心灵的超脱,就像高僧支遁那样,在新秋的青青田野上把鹤放飞了。另外,佛经认为,心之可畏,甚于毒蛇,所以常常以毒蛇、毒龙、恶龙来比喻人的种种妄念,而以“降龙”比喻禅家降伏其心。“放鹤”一句用晋代高僧支道林爱鹤养鹤以及放鹤的典故,生动地刻画出智藏彻底放下思想包袱而获得了心灵的解脱。既然已经修持到忘怀人我的地步,便不用怀念故土了;都已经证悟到永恒不变的真心了,就不必再读经书了。“身无彼我”,即泯灭是非人我界限,无人相、无我相、人我平等。主体和客体,人和我,日本和大唐,故土和他乡,在清净自性上是本无区别的,区别只在于人心。心生则种种法生,心灭则种种法灭。所谓“心安即是家”。“真如”代表了永恒不变的真心,即佛性。禅的终极关怀就是明心见性,既然已经证悟真如自性,就不必再读经书。从赠诗的角度来看,此二句既是巧妙的安慰,又是对朋友的赞美。
而智藏的苦修精神和佛学造诣,的确是值得中华人物学习的。试想,当时来华学习的日本学问僧何其多也,其成就不过是“艺业稍成”(《旧唐书·日本传》),或者是“学得中州语”(张籍《赠东海僧》)。而智藏,不但超过了他的同胞,并且超过了唐朝当时的一般学者。这要付出极大艰辛和努力,付出的坚定信念和坚毅精神。怨不得诗人在最后两句中极力赞美:“为问中华学道者,几人雄猛得宁馨”。诗人要问一问中华大地那些求道学佛的人们,有几个能够达到智藏的境界。诗人形容智藏为“雄猛”,不畏艰险视万里沧溟如履平地,为雄;遍礼名山顿根妙悟,为猛。
译文及注释
译文
智藏僧乘着小舟不远万里远涉重洋,走遍名山以礼求法,修养心性。
终于学成,像涉公那样,夜深降龙潭水变黑,像支遁那样,在新秋的田野上把鹤放飞。
已经修持到忘怀人我的地步,便不用怀念故土,已经证悟到永恒不变的真心,就不必再读经书。
我倒要问一问中华求道学佛的人,有几个能够达到这样的精神境界和佛学造诣。
注释
智藏:可能是唐宪宗元和元年时来中国的日本僧人。
浮杯:相传南朝宋有一位高僧,不知姓名,不知来历,神力卓绝,常以木杯渡水,人以杯度呼之。后世人们常以杯度比喻船渡。这里就是以杯比喻大海里漂泊的船只。
沧溟:海水弥漫貌,常用来指浩渺无际,水色深绿的大海。
遍礼:指走遍名山,以礼求法。唐代日本僧人来中国,多数是在佛教名山习法。
性灵:指人的精神、性情、情感等。
降龙:借用佛教降龙伏虎的故事。《续高僧传》卷十六:“(僧稠)闻两虎交斗,咆响震岩,乃以锡杖中解,各散而去。”这里是比喻战胜重大困难和邪恶势力。
放鹤:《世说新语·言语》:支公(道林)好鹤。有人遗其双鹤,少时翅长欲飞,支意惜之,乃铩其翮。鹤轩翥不复能飞。……有懊丧意,林曰:既其陵霄之姿,何肯为人作耳目近玩。养令翮成,放之飞去。
无彼我:即佛家“无我”的意思,这是佛教根本的思想之一,否定世界上有物质性的实体的存在。彼我:主观和客观。
怀土:怀念故乡。
真如:佛家语。佛教认为用语言、思维等来表达事物的真相,总不免有所增减,难能恰到好处。要表示其真实,只能用“照那样子”的“如”来作形容。《成唯识论》卷九:“真,谓真实,显非虚妄;如,谓如常,表无变易。”中国佛教学者,大都将它作为宇宙万物的本体之称,与实相、法界等同义。
中华:古时对华夏族、汉族的称谓。这里指中国。
宁馨:晋宋时俗语,犹今天的“这样”、“如此”的意思。馨,语气助词,没有实在意义。
这首诗描写了智藏僧人留学唐朝的举动,并盛赞了其高深的法力以及高超的佛学造诣。诗的首联写智藏乘舟漂流万里,远涉重洋来到中华;颔联写智藏高深的佛法修为和与物同体的大悲精神;颈联写大师的修行境界,对于自我与国土都不再执着;尾联称赞了僧人的“雄猛”。全诗运用大量佛学典故,语言含蓄,结构谨严,感情真挚。
日本与中国相距万里,中有大海间隔,在交通尚不发达的中古时期,来华学习的日本僧人需要付出的勇气和艰辛是可想而知的。然而,诗人并没有叙写智藏来华的艰苦情状,以及惊涛骇浪的渡海场面,而是说“浮杯万里过沧溟”。“浮杯”一典,使万里沧溟似乎瞬间而过,原有的长时间的颠簸之苦化作了乘龙御风般的轻快,原有的波涛汹涌的担惊受怕化作了腾云驾雾般的缥缈神奇。智藏不远万里而来中国,目的是“适性灵”,即学习佛法,修养心性。中国的名山他都游遍了,名寺高僧也都访遍了,这期间该经历了多少雨雪风霜,该踏过了多少崎岖坎坷,却都被诗人一笔轻轻带过,而智藏不同凡响的坚毅性格和虔心向佛的苦行精神却跃然纸上。
天道酬勤,他终于学到了高深的法力,就像高僧涉公那样,夜深降龙潭水都变黑了;获得了心灵的超脱,就像高僧支遁那样,在新秋的青青田野上把鹤放飞了。另外,佛经认为,心之可畏,甚于毒蛇,所以常常以毒蛇、毒龙、恶龙来比喻人的种种妄念,而以“降龙”比喻禅家降伏其心。“放鹤”一句用晋代高僧支道林爱鹤养鹤以及放鹤的典故,生动地刻画出智藏彻底放下思想包袱而获得了心灵的解脱。既然已经修持到忘怀人我的地步,便不用怀念故土了;都已经证悟到永恒不变的真心了,就不必再读经书了。“身无彼我”,即泯灭是非人我界限,无人相、无我相、人我平等。主体和客体,人和我,日本和大唐,故土和他乡,在清净自性上是本无区别的,区别只在于人心。心生则种种法生,心灭则种种法灭。所谓“心安即是家”。“真如”代表了永恒不变的真心,即佛性。禅的终极关怀就是明心见性,既然已经证悟真如自性,就不必再读经书。从赠诗的角度来看,此二句既是巧妙的安慰,又是对朋友的赞美。
而智藏的苦修精神和佛学造诣,的确是值得中华人物学习的。试想,当时来华学习的日本学问僧何其多也,其成就不过是“艺业稍成”(《旧唐书·日本传》),或者是“学得中州语”(张籍《赠东海僧》)。而智藏,不但超过了他的同胞,并且超过了唐朝当时的一般学者。这要付出极大艰辛和努力,付出的坚定信念和坚毅精神。怨不得诗人在最后两句中极力赞美:“为问中华学道者,几人雄猛得宁馨”。诗人要问一问中华大地那些求道学佛的人们,有几个能够达到智藏的境界。诗人形容智藏为“雄猛”,不畏艰险视万里沧溟如履平地,为雄;遍礼名山顿根妙悟,为猛。
潘岳《悼亡诗》是诗人悼念亡妻杨氏的诗作,共有三首。杨氏是西晋书法家戴侯杨肇的女儿。潘岳十二岁时与她订婚,结婚之后,大约共同生活了二十四个年头。杨氏卒于公元298年(晋惠帝元康八年)。潘岳夫妇感情很好,杨氏亡后,潘岳写了一些悼亡诗赋,除《悼亡诗》三首之外,还有《哀永逝文》《悼亡赋》等,表现了诗人与妻子的深厚感情。在这些悼亡诗赋中,《悼亡诗》三首都堪称杰作,而在三首《悼亡诗》中,第一首传诵千古,尤为有名。这里选析第一首。
这一首《悼亡诗》写作时间大约是杨氏死后一周年,即公元299年(晋惠帝永康九年)。何焯《义门读书记》说:“安仁《悼亡》,盖在终制之后,荏苒冬春,寒暑忽易,是一期已周也。古人未有丧而赋诗者。”结合诗的内容考察,是可以相信的。这首诗,从内容看,可以分为三个部分:
“荏苒冬春谢,寒暑忽流易。之子归穷泉,重壤永幽隔。私怀谁克从,淹留亦何益。僶俛恭朝命,回心反初役。”是第一部分,写诗人为妻子守丧一年之后,即将离家返回任所时的心情。开头四句点明妻子去世已经一年。诗人说,时光流逝,爱妻离开人世已整整一年,层层的土壤将他们永远隔绝了。“私怀”四句,写诗人即将离家返回任所的心理活动。就个人对亡妻的思念之情来说,诗人十分愿意留在家中,可是有公务在身,朝廷不会依从,这个愿望是难以实现的。再说,人已死了,就是再继续留在家中,也是没有用。这里提出留与不留的矛盾。矛盾的解决办法是,勉强遵从朝廷之命,转变念头,返回原来任职的地方。
“望庐思其人,入室想所历。帏屏无髣髴,翰墨有馀迹。流芳未及歇,遗挂犹在壁。怅恍如或存,回惶忡惊惕。”是第二部分,写诗人就要离家返回任所,临行之前,触景生情,心中有说不出的悲哀和痛苦。看到住宅,自然想起亡妻,她的音容笑貌宛在眼前;进入房间,自然忆起与爱妻共同生活的美好经历,她的一举一动,使诗人永远铭记在心间。可是,在罗帐、屏风之间再也见不到爱妻的形影。见到的是墙上挂的亡妻的笔墨遗迹,婉媚依旧,余香未歇。眼前的情景,使诗人的神志恍恍忽忽,好像爱妻还活着,忽然想起她离开人世,心中不免有几分惊惧。这一段心理描写,十分细腻的表现了诗人思念亡妻的感情,真挚动人。这是全诗的最精彩的部分。
应该指出,“流芳”“遗挂”二语,注家尚有不同看法。有人认为“流芳”是指杨氏的化妆用品,有人认为“遗挂”是杨氏的遗像,都是猜测,缺乏根据。余冠英说:“‘流芳’‘遗挂’都承翰墨而言,言亡妻笔墨遗迹,挂在墙上,还有余芳。”(《汉魏六朝诗选》)比较可信。又,“回惶忡惊惕”,意思是由惶惑不安转而感到惊惧。“回”,一作“周”。前人如陈祚明、沈德潜等人多谓此句不通,清人吴淇说:“此诗‘周惶忡惊惕’五字似复而实一字有一字之情,‘怅恍’者,见其所历而犹为未亡。‘周惶忡惊惕’,想其所历而已知其亡,故以‘周惶忡惊惕’五字,合之‘怅恍’,共七字,总以描写室中人新亡,单剩孤孤一身在室内,其心中忐忐忑忑光景如画。”(《六朝选诗定论》)剖析入微,亦颇有理。
“如彼翰林鸟,双栖一朝只。如彼游川鱼,比目中路析。春风缘隙来,晨霤承檐滴。寝息何时忘,沈忧日盈积。庶几有时衰,庄缶犹可击。”是第三部分,写诗人丧偶的孤独和悲哀。“翰林鸟”,指双飞于林中的鸟。比目鱼,水中一种成对的鱼。《尔雅·释地》说:“东方有比目鱼,不比不行。”传说比目鱼身体很扁,头上只一侧有眼睛,必须与眼睛生在另一侧的比目鱼并游。不论“翰林鸟”,还是“比目鱼”,都是古人常用来比喻夫妻合好。“一朝只”、“中路析”,写出诗人丧偶以后的孤独与凄凉。冬去春来,寒暑流易,爱妻去世,忽已逾周年。又是春风袭人之时,檐下晨霤点点滴滴,逗人哀思,难以入眠。深沉的忧愁,难以消却,如同三春细雨,绵绵无休,盈积心头。要想使哀思衰减,只有效法庄周敲击瓦盆(一种古代乐器)了。《庄子·至乐》说,战国时代宋国人庄周妻死了,惠施去吊丧,见庄周两腿伸直岔开坐在那里敲着瓦盆唱歌。惠施说,妻子死了,不哭也罢,竟然唱起歌来,未免太过分了。庄周说,妻子刚死时,他很悲伤。后来想想,人本无生、无形,由无到有,又由有到无,正如四季循环,就不必要悲伤了。潘岳想效法庄周,以达观的态度消愁,殊不知“此情无计可消除,才下眉头,却上心头”。
潘岳的悼亡诗赋有一个明显的特点,即富于感情。此诗也不例外。陈祚明说:“安仁情深之子,每一涉笔,淋漓倾注,宛转侧折,旁写曲诉,刺刺不能自休。夫诗以道情,未有情深而语不佳者;所嫌笔端繁冗,不能裁节,有逊乐府古诗含蕴不尽之妙耳。”(《采菽堂古诗选》卷十一)这里肯定潘岳悼亡诗的感情“淋漓倾注”,又批评了他的诗繁冗和缺乏“含蕴不尽之妙”,十分中肯。沈德潜对潘岳诗的评价不高,但是对悼亡诗,也指出“其情自深”(《古诗源》卷七)的特点。的确,潘岳悼亡诗感情深沉,颇为感人。
由于潘岳有《悼亡诗》三首是悼念亡妻的,从此以后,“悼亡诗”成为悼念亡妻的专门诗篇,再不是悼念其他死亡者的诗篇。于此可见,潘岳《悼亡诗》深远的影响。
这首诗写于柳州刺史任上。
时当二月,又处南方温热地带,柳州早已是百花盛开、春色满园了。可是一场意外的暴风雨却洗劫了百花,送走了春色。这在过着谪居生活的诗人来说,无疑是一种精神打击。本来他还可以寄情景物,排遣内心忧怨的,而现实竟是这样冷酷无情!哀凉的心绪触发了他的诗思。
“宦情羁思共凄凄,春半如秋意转迷。”诗篇起句便直抒胸臆。“宦情”与“羁思”,原本就有必然联系。长年游宦在外,远离故土与亲人,旅途漂泊的艰辛,离亲别故的悲怨,有谁能不动心动情呢?屡遭贬窜,此种心情理当加倍沉重.“共凄凄”三字,真实地表现了作者这时候的特殊心态。“宦情”之苦与“羁思”之深叠相撞击着诗人的心扉,他要寻求解脱,而又无可奈何,在这种心境的支配下,他只好走出书房,漫步庭院。而当他目睹了已经过去大半的春光以后,这种情绪反而愈趋沉重了。“春半如秋”,用语平淡而新鲜,写出一种常人不曾,也不会有的独特感受,的确是愁人眼中之景,心中之情相互感应的凝结品。“意转迷”三字,则就“春半如秋”作承转,极言意绪的迷乱烦恼。
三、四两句,偏重叙事描写。说“山城过雨”,人们似乎还难于体味这场雨的份量和内涵,故后面紧接着补写了“百花尽”三字。此雨非早春润物之雨,它横掠山城,下得大,来得猛,涤荡万物。此一句,遥扣题面,把第二句“春半如秋”四字亦落到实处,同时又引带出末尾一句。“榕叶满庭莺乱啼”。柳州多檀椿树,冠大身屈,四枝旁出,以其不材,故能久而无伤。但是经过这场暴风雨的洗劫,那些百年老榕也叶落满庭了。此等情景令诗人伤心,莺啼之声又格外增添了一重伤感情绪。那一个“乱”字,分明是诗人心烦意乱的精神状态的真实反映。
这首诗写景肃杀萧条。写情凝重深沉。二月春光正浓之际反呈现百花凋零、榕叶满庭的暮秋景象,反激起诗人一片宦情与羁思,其构思立意均不同常态,而其遣辞造语又极平淡。苏轼《东坡题跋》曾就柳宗元的诗与陶渊明的诗作出评论说:“所贵乎枯淡者,谓其外枯而中膏,似淡而实美,渊明、子厚之流是也。”内容丰富充实而字面却略显枯干淡泊的作品,其实正是诗人苦心锤炼的结果,是诗歌创作艺术的极高境界。这样的作品往往“发纤秾于古简,寄至味于淡泊”,咀嚼久之,才能得其真味。
此文由乾隆三十五年(公元1770年)在仪征县发生的一场火灾生发,先交待了这场火灾的时间、地环境和严重后果,再极力渲染火灾的场面,然后具体地描写了盐船起火后盐民死难的悲惨景象,最后写死者的无辜及其亲人的祭奠。全文摆脱了骈文的形式主义倾向,结构上紧扣“'哀”字,细节描写上生动逼真,抒情上往往直抒胸臆,表达了作者真挚的悲哀与同情,真切感人。
首先,在结构上,作者采用层层深入、步步推进的手法。不断变换审视角度,通过生动地描绘景象,抒发情感,把哀愤之情逐步深化,收到了感人肺腑的艺术效果。第一段是全篇总冒,交待了惨案发生的时间、地点、环境和结果,其中特别提到“坏船百有三十。焚及溺死者千有四百”,并且是“一夕并命,郁为枯腊”。这样突然的变故和悲惨的结果,骇人听闻。全文起手就显得突兀不凡,虽简洁明了,但一股悲愤之情,却直透人心肺。第二段转入正面描写整个大火场面,极力渲染悲惨气氛。一开始,先写出隆冬寒冷、江中风大这阴森可怖的环境,为大火的突发和猛烈设下伏笔。接着写大火发生,先是“星星如血”,紧接着是“百舫尽赤”,然后是船民奔走狂呼,而后是烟消火灭,“齐千命于一瞬,指人世以长诀”,最后是“衣缯败絮,墨查炭屑,浮江而下,至于海不绝”,用浓墨重彩。次第写出了大火发生的经过,展示了整个火灾的生动场面,而哀愤之情激荡于字里行间,给人以深刻的感受。这是大笔勾勒、宏观把握,在第一段的基础上大大深入了一步。第三段又转换笔触,集中描写船民奔走逃生的情景和被淹死、烧死的惨状,是具体描写、微观透视。作者写了船民的仗义互救,也写了他们的奋力逃生,然而这一切都敌不过无情的大火和滚滚波涛,“乃同归于死地”,尸体奇形怪状,无辜的船民死不瞑目。这些伤心惨目的描写,字字句句浸透着作者的血泪,更深一层地打动着人们的恻隐之心。第四段更进一步写死者的无辜和亲人的祭奠。那“麦饭壶浆,临江呜咽。日堕天昏,凄凄鬼语。守哭迍邅,心期冥遇”的惨景,几乎令人心绝。经过层层描写,不断渲染烘托,悲哀之情到此达到顶点,整篇文章产生出感天地、泣鬼神的巨大力量。全文各段,整体看来显得大开大合,上段末顺势收束,而下段又掉换笔锋,推宕开去,看起来似乎是另起端绪,实际上是亦宕亦接,若断还连,步步引进,不断深化,使文章具有浩浩荡荡的宏大气势。这种结构上的错落有致,独辟蹊径,把悲哀之情表现得极为浓郁,极为深沉,令人感动不已。
其次,在细节描写上,细如毫发,生动逼真。为了表达对船民的满腔同情之心,细节描写即大多集中在船民身上。第二段中以“群饱方嬉,歌咢宴食。死气交缠,视面惟墨”写火灾发生前夕的船民,前两句表现平和安居生活,十分生动形象,是对以后描写大火的反衬;后面两句又给这种暂时的平和生活蒙上阴影,预兆灾祸之将来,倍觉凄切。以“跳踯火中,明见毛发。痛謈田田,狂呼气竭。转侧张皇,生涂未绝”写火灾发生时船民在火中的情形,把船民在大火中仓皇奔窜、痛苦呼号、奋力挣扎的动作、声音和神态表现得极为生动、准确而又细致,绘声绘色,历历如在眼前,使人怵目惊心。写死难船民的尸体,更加惨不忍睹:“出寒流以浃辰,目睊睊而犹视。知天属之来抚,慭流血以盈眦。诉强死之悲心,口不言而以意。若其焚剥支离,漫漶莫别。圜者如圈,破者如玦。积埃填窍,攦指失节。”作者以较多的笔墨来详细描写尸体的形状,深刻地展现这场悲剧的受害者的惨况,让人们如身临其境,亲眼看到了这些船民的不幸遭遇,对这场灾难有了更为深切的了解,从而产生出对受难者的无限哀痛和同情。这些细节刻画既对大笔勾勒作了补充,又对表现全篇主题起了深化的作用。
再次,在情感抒发上,作者往往直抒胸臆,反复写出自己悲哀的叹息之声和愤怒的抗争之意,把感情表达得荡气回肠。第一段末尾,作者在刚刚点出这场悲剧后,就情不自禁地喊出:“烈烈厄运,可不悲邪!”悲怆之情,震荡心魄。到第四段,作者的情感几经酝酿,愈加浓烈,不断地发出悲声:“呜呼哀哉!”、“天乎何辜,罹此冤横!”、“悲夫!”直到最后,作者的同情之心上升到极点,心情也更加沉痛,终于爆发般地呼喊出:“人逢其凶也邪?天降其酷也邪?夫何为而至于此极哉!”可谓字字凝血,句句含泪,把一个“哀”字表现得人木三分,使读者的心灵不能不感受到强烈的震动。
最后,此文是一篇骈文却摆脱了骈文“饰其词而遗其意”的形式主义倾向,没有因用典、对偶等方面的限制,而形成板重和呆滞的缺点;相反,作者能举重若轻,控纵自如,把典故、词语化解在对场面、人物的具体描写中,达到水乳交融的地步,“状难写之情,含不尽之意”(李详《汪容甫先生赞序》),表达了作者真挚的思想感情,十分真切动人。
《垓下歌》是西楚霸王项羽在进行必死战斗的前夕所作的绝命词。《垓下歌》中既洋溢着无与伦比的豪气,又蕴含着满腔深情;既显示出罕见的自信,却又为人的渺小而沉重地叹息。以短短的四句,表现出如此丰富的内容和复杂的感情,真可说是个奇迹。
“力拔山兮气盖世”一句,项羽概括了自己叱吒风云的业绩。项羽是将门之子,少年气盛,力能扛鼎,才气超群。他胸怀大志,面对不可一世的秦始皇,敢于喊出“彼可取而代之”的豪言壮语。项羽是顶天立地的英雄,23岁跟随叔父项梁起兵反秦,率领江东八千子弟投入起义的大潮,成了诸路起义首领中的佼佼者。巨鹿一战,项羽破釜沉舟,与几倍于己的秦军进行浴血奋战,奇迹般地灭了秦军主力,被各路诸侯推举为“上将军”。此后,项所向披靡,直至进军咸阳,自封为西楚霸王。但从这一句诗中也可以看出,项羽夸大了个人的力量,这是他失败的一个重要原因。
“时不利兮骓不逝”,天时不利,连乌骓马也不肯前进了。项羽不是新时代的骄子,而是旧制度的牺牲品。在四年的楚汉战争之中,他虽然与汉军大战七十,小战半百,打了不少胜仗,但仍是匹夫之男,既不善于用人,更不会审时度势,他的失败根本不是什么天意,全是咎由自取。
“骓不逝兮可奈何,虞兮虞兮奈若何?”这是项羽面临绝境时的悲叹。项羽被汉军追及,撤至垓下,陷入汉军重围,以致众叛亲离,帐内只剩下他心爱的虞美人。他夜不能寐,与虞姬悄然相对,借酒浇愁。突然,四面传来阵阵楚歜,项羽愕然失色,惊呼 “汉皆得楚乎?是何楚人之多?”项羽知道自己的灭亡已经无可避免,他的事业就要烟消云散,但他没有留恋,没有悔恨,甚至也没有叹息。他所唯一忧虑的,是他所挚爱的、经常陪伴他东征西讨的一位美人虞姬的前途;毫无疑问,在他死后,虞姬的命运将会十分悲惨。于是,尖锐的、难以忍受的痛苦深深地啮着他的心,他无限哀伤地唱出了这首歌的最后一句:“虞兮虞兮奈若何?”这是项羽面临绝境时的悲叹,在这简短的语句里包含着无比深沉的、刻骨铭心的爱。虞姬也很悲伤,眼含热泪,起而舞剑,边舞边歌,唱道:“汉兵已略地,四方楚歌声。大王意气尽,贱妾何聊生?”(《和项王歌》)歌罢,自刎身亡,非常悲壮。
相对于永恒的自然界来说,个体的人极其脆弱,即使是英雄豪杰,在奔腾不息的历史长河里也不过像一朵大的浪花,转瞬即逝,令人感喟;但爱却是长存的,它一直是人类使自己奋发和纯净的有力精神支柱之一,纵或是杀人不眨眼的魔头,在爱的面前也不免有匍伏拜倒的一日,令人赞叹。《垓下歌》虽然篇幅短小,但却深刻地表现了人生的这两个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