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词是题《春江钓叟图》画之词。据《南唐书·后主纪》载：“文献太子恶其有奇表，后主避祸，惟覃思经籍。”由此，也有人认为，这首词是“后主为情势所迫，沈潜避祸，隐遁世尘并写词表露自己的遁世之心，以释文献太子的疑嫉”（蒲仁、梅龙《南唐二主词全集》辑注），也有道理。词史上最早写《渔父》词的，是唐代的张志和。李煜这首词，继承的就是张志和的“渔父家风”，写渔父的快乐逍遥。从词意上看，此词耽于隐逸、格调不高，当是李煜前期意念消沉的作品。
此词开篇入画，将画中意境以言辞写出，以画境言心境。“浪花”成“千里雪”，“桃花”作“一队春”，写春江浪涌，春光明媚。一队”后着一“春”字，不仅显示出桃李的生机，而且又透出别样的俏皮，绘出明畅绚丽的意境。这两句寥寥数字便将画中意境描绘得淋漓尽致：画中的主人公渔父，趁着春江水涨，驾一叶小舟，随水顺风而下；好风推舟行进，轻舟分浪飞驶，浪花迎面而来，如溅起千里雪；渔父心中开怀，而浪花也似有意；船行浪中，两岸桃红李白，列队相随，花树多情，渔父恬畅。
余下三句描写了渔父的装束，是点睛之笔，写出了渔父淡泊潇洒的人生境界。两个三字句看似信手拈来，其实也是锤炼的结果：“一壶酒”写出渔父的精神状态；“一竿纶”点明渔父的职业和身份。单说“一壶酒”，也许还可以联想到别的人；但紧跟着说“一竿纶”，则肯定是渔父无疑了。末句突现高峰——“世上如侬有几人”，这句话是渔父的自述：在尘世上，像我这样自在快活的人，恐怕不多。这位钓叟，无风波之险，而有自然之乐，在自己的糊口生涯中找到乐趣。他摆脱世俗的羁绊，避开名利的枷锁，自在逍遥，令人羡慕不已。
这首词题画抒怀，借景寓意，虽然情趣不高，但悠然散淡之意境却清丽不俗，也可视为题画诗词中的精品。
这首词的上片写雨后登楼远望。“凭画槛”二句，总写雨后登楼，凭栏远望所感。“隔水”二句，写残霞冉冉，小山点点。此词下片写秋风起，荷叶疏，荷花谢。“艇子”二句，写想乘艇去湖上折荷花。“日日”二句，写秋风阵阵，荷叶荷花正逐渐凋谢稀疏。这首词写词人雨后登楼远望西湖秋景，寄寓了词人对好景不常，霞光易逝的感叹。全词围绕西湖雨后秋景，描绘了“残霞”、“小山”、“绿盘”、“粉艳”、“西风”，突出了秋色与秋意。全词色彩鲜明，形象生动。
上阙重在写景。“凭画栏，雨洗秋浓人淡。”两句总摄全词，前句，点明地点在湖上，后句点明霞间在夏末秋初。词人凭栏眺望，看到的是整令西湖的景色。一个“洗”字形象生动地将西湖苍翠明净、了无纤尘的景色呈现在读者面前。经过雨洗，秋色更浓了，人心则更淡了。岑参《秋夕》诗：“心淡水木会，兴幽鱼鸟通。”这里的意境却更深了一层，即一场秋雨加重了秋天的色调，而人心亦随着秋日的寥廓变得更加淡恬。这便为全词定下了感情的基调。接着，三、四句写远景，放眼望去，天边一抹云霞，将雨后的江山装点得更加苍翠明媚。“小山三四点”，描写得极为生动传神。
下阙由景入情，情从景生。词人由上片描绘的西湖景色，想到所思念之人。“艇子几霞同泛？”是对所思念之人的殷切期待。“荷花临鉴”生动地描绘出西湖夏日的风韵，比之欧阳修“无风水面琉璃滑”（《采桑子》）、柳永“十里荷花”（《望海潮》）的名句，则略胜一筹。它将水之清、花之艳、人之乐融为一体，一并写出!末二句是说荷花在秋天里已稀疏凋残，西风想让它再减已无处可减。这里“绿盘”代荷叶，“粉艳”指荷花。雨打走了美好的霞光，带走了与所思念的人相聚的期望，词人的遗憾、失望，一腔幽怨均隐含其间。
厉鹗的词以“幽隽”著称，其特点是思致幽微，于婉委绵密、醇雅秀洁等风格之外，别具一种审美情趣。这首词可视为这方面的代表。词人在词中的寄托，使读者难以了然于心。正是这种捉摸不定的表现手法，增加了词的艺术情趣，赢得人们的喜爱。
读罢此文，读者也许会提出这样的问题：鲁隐公作为一国之君，到棠地看看渔民怎样捕鱼，有什么了不得，也值得这位臧大夫大惊小怪，还要苦口婆心、掰开揉碎地讲那么多大道理?难道国君连这点自由也没有吗?马克思主义认为：分析、考察和认识任何一种历史现象，都必须把该历史现象放回到产生它的历史环境中去。臧僖伯之所以谏阻隐公到棠地观鱼，是因为隐公这一活动，不符合那个时代一个国君应该遵循并身体力行的行为规范。不符合，就会“乱政”；而屡屡“乱政”，就会导致国家的败亡。况且，隐公远离国都，到棠地观鱼，并非为了体察民情，更不是与民同乐，而仅仅是他本人的一种游乐活动。也正因为如此，他才不敢对臧僖伯的谏言说一个“不”字，最后不得不以“吾将略地焉”为借口,坚持到那里寻乐去。
这篇谏辞的最大特点，是紧紧围绕着一个“礼”字展开劝谏，从观点到为阐明观点所举述的诸多理由及作为论据的事物和行为，都没有稍稍离开这个“礼”字。也就是说，没有稍稍离开制约当时国君行为的规范和准则。另一个也很明显的特点是,劝谏的缘起虽然是“公将如棠观鱼”，劝谏的直接目的也是阻止隐公“如棠观鱼”，但谏辞中对此事却不着一语。这不单单是婉言法，更重要的是，这种表达法反映出进谏者进谏的着眼点，并不在于隐公“如棠观鱼”这一具体行为，而是当时的整个礼制。如果隐公听了臧僖伯这番谏辞明白了“礼”对他的制约性，“如棠观鱼”这种“非礼”的事自然也就不会发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