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袁州州学记》中,李觏记叙了宋仁宗三十二年,祖无择到袁州任知州,看到学宫破坏、孔庙狭窄的现状,决定兴建一座新学宫的过程。当学宫落成,举行“释菜”祭孔的时候,在宜春讲学的李觏大为感慨,发了一通议论。他说,秦始皇想万代做皇帝,但刘邦一带头造反,函谷关就守不住了。秦朝的大小将领,叛变投降,争先恐后。为什么?是《诗》、《书》的大道理被抛弃了,人们只见私利,而没有听过正义之声呀!而汉武帝、汉光帝努力发扬儒家学说,纯善的风俗教化一直延续,结果民间读书人敢讲正直的话,连功高震主的军阀,也不敢胆大妄为,圣贤的教化深入到了这个地步。如今,你们袁州的读书人能得到神圣天子的关怀,在本地的学校学习古代圣贤,就应该培养忠孝礼节,成为人们学习的榜样。如果只是舞文弄墨,求得功名富贵,那不仅是耻辱,也让朝廷为政者担忧呀!
凡是读过《袁州州学记》的人,会觉得李觏有一股封建卫道者的味道。文中充满了对皇帝的崇敬,反复宣示“为臣死忠,为子死孝”的说教。但再读思之,则又释然。范仲淹不也是“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吗?倘若能把这个“君”解读成国家的话,就不难理解李觏那一片忧国忧民的赤诚了。
作为宋代散文的经典,《袁州州学记》虽然不像欧阳修散文那样摇曳多姿,也不像苏东坡散文那样豪放与婉约兼备,但它凝炼庄重的语言让我们领略到散文厚实的格调。如果撇去它的文学意义不论而从广告层面上去看,《袁州州学记》可能是较早宣传宜春(袁州)的报告文学了。就凭这一点,我们也有理由感谢李觏。据史志载,最早在宜春兴建昌黎书院(当时称韩文公祠)的正是《袁州州学记》中的主角祖无择。由此很自然会让人想到,倘若昌黎书院还在,何不以此为基础,建成一个反映宜春古代教育的场所——就像在北京的国子监中展示北京的文明史——让人们能真切地触摸到宜春的一段文化史。
《春赋》是一支明快的春之圆舞曲,又是一幅绚丽的春之游乐图。描写了统治阶级春游时的狂欢极乐,曲折地表现了梁初社会繁荣气象,表现了一种得意的升平的欢乐情绪。全赋以大量的典故与轻靡的情思来表现对春天的赞美,辞藻绚丽,对仗工整,充分表现了六朝的绮靡文风。
此赋曲折地表现了梁初社会繁荣气象,表现了一种得意的升平的欢乐情绪。当然,在这篇赋中是找不到人民的艺术形象的。它所描写的是统治者和宫妃们在“春苑”中的欢乐情景和热闹场面。但衡量作品,并不能因为描写的对象是统治者和宫妃,就否定它有反映现实的价值。作品的客观效果往往是大于作家的写作意图的。只要把它和作者《哀江南赋》的“于时朝野欢娱”一段并读,就能体会到它很艺术地表现了梁初社会的太平景象了。
这篇《春赋》篇幅虽小,却通篇都是对偶,称之为他的前期代表作,从文学上看也是当之无愧的。庾信不仅在赋和诗中经常使用对偶,就是在碑文中也是习惯于用对偶的。对偶对庾信来说是语言习惯,是常用的语言模式,成了他的语言风格的一部分。《春赋》是由三十一个对偶组成的。从头到尾无一不是对偶。其中只有一联,在形式上可以不算对偶。“三日曲水向河津,日晚河边多解神”其实这也可以算做宽式对偶,是明显对称的。同时,此赋大量运用修辞手法,包括比喻、夸张、比拟、映衬等,用典尤其多,共有十一个典故。其中开头十二句就用了八个典故。
“赋”的本义是敷陈其事。作为文体,则是要“铺采摘文,体物写志”(《文心雕龙·诠赋》)。庾信的这篇赋偏于写景,耽于逸乐,夸饰宫廷生活,无非为帝王的游赏助兴,其志趣无可称道。所可称道者,在于铺采摘文的手段,选声炼色的造诣。就造句形式上说,开头与结尾处多七言句,声律近于诗,正所谓启唐人七古之先鞭。末段五、七言句相杂成文,婉转流利,风情翘秀。至于“眉将柳而争绿,面共桃而竞红”二句,不但属对精绝,而且刻画微妙。后来,初唐的王勃效仿庾信的《马射赋》中“落花与芝盖同飞,杨柳共春旗一色”一句,在《滕王阁序》中造句说:“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堪称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再就描摹声色上说,《春赋》亦不乏秀句。如“钗朵多而讶重,髻鬟高而畏风”,下笔轻灵,形象宛在;“影来池里,花落衫中”,自然流出,却有无尽情致。又如“月入歌扇,花承节鼓”,读之如见其形,如闻其声,令人心醉目眩。庾信的早年赋作多事白描,此赋亦然。但是,白描中溢光流彩,绮靡宕逸,这正是庾信远俗独到之处。
争争老子在自然界万事万物中最赞美水,认为水德是近于道的。它没有固定的形体,随着外界的变化而变化; 它没有周定的色彩,“染于苍则苍,染于黄则黄”;它没有固定的居所,沿着外界的地形而流动;它最大的特性就是多变,或为潺潺清泉,或为飞泻激流,或为奔腾江河,或为汪洋大海; 它川流不息,却没有穷竭之时。这不就是老子在前面几章中描绘的道的特质吗?
争争居善地: 即处于适当的位置,它不一定是最好、最高的位置,还可能是别人最厌恶的地方。我们常常说在社会中最重要的是找准自己的位置,如上学时选择专业,出来后找工作。有时我们太过看重外界的评价,太过注重虚荣,而换来换去,殊不知适合自己的才是最重要的,即使在别人看来,它很低下。
争争心善渊:人的心要像深潭一样平静而深远,即要有涵养,能包容,不浅薄,不狭隘。有宽广的胸怀才能包容不同的人和事,才能更好地融入社会当中。
争争与善仁:与别人交往要怀有仁慈和爱之心,像水一样善利万物,默默无闻,不求回报,以不争之心而争。
争争言善信:水客观地映照天地万物,人也应像水一样,恪守信用,直行危言。
争争政善治、事善能:治民皆应顺应大道,无为而治; 行事应该效仿水,遵从潮流,圆润而不僵化。
争争动善时:水总是依规律应时而动,人亦当如此,遵规应时,顺势而为。
争争水不像火那么热烈,也不像石那么刚强,但人们义知道,水可以灭火,水滴石穿。王夫之说:“五行之体,水为最微。善居道者,为其微,不为其著; 处众之后,而常德众之先。”以不争争,以无私私,这就是水的最显著特性。它滋润万物而不居功,它甘心停留在最低洼、最潮湿的地方,这正是圣人处世的要旨,即“居下不争”。
争争在本章中,老子用水之特征和作用来比喻最优秀的领导者所应该具有的人格特征。水最基本的特征和作用主要有四点:一、柔弱,水是天下最为柔弱的东西;二、水善于趋下,善于处在低下的位置,善于停留在卑下的地位;三、包容、宽容,小溪注入江河,江河注入大海,因而水具有容纳同类的无穷力量;四、滋养万物而不与相争。老子认为,最优秀的领导者,具有如水一般的最完善的人格。这样的人,愿意到别人不愿意到的地方去,愿意做别人不愿意做的事情。他们具有骆驼般的精神和大海般的肚量,能够做到忍辱负重、宽宏大量。他们具有慈爱的精神,能够尽其所能去帮助、救济人,甚至还包括他们所谓的“恶人”。他们不和别人争夺功名利益,是“善利万物而不争”的王者。
争争老子在自然界万事万物中最赞美水,认为水德是近于道的。而理想中的"圣人"是道的体现者,因为他的言行有类于水。为什么说水德近于道呢?王夫之解释说:"五行之体,水为最微。善居道者,为其微,不为其著;处众之后,而常德众之先。"以不争争,以无私私,这就是水的最显著特性。水滋润万物而无取于万物,而且甘心停留在最低洼、最潮湿的地方。在此后的七个并列排比句中,都具有关水德的写状,同时也是介绍善之人所应具备的品格。老子并列举出七个"善"字,都是受到水的启发。最后的结论是:为人处世的要旨,即为"不争"。也就是说,宁处别人之所恶也不去与人争利,所以别人也没有什么怨尤。
争争公元前516年周朝覆灭,老子朝逃往楚国,用今天的话说55岁的老子失业了,回到了家乡这时比老子小20岁的孔子曾拜访过老子,向老子请教学问,典故“孔子问礼”就是这样来的。孔子将老子比做“龙”,来形容老子的深不可测、难以着磨。二人见到山中流淌的溪水,孔子说:“逝者如斯乎”,老子却说:“上善若水”。信奉“礼教仁义”的孔子与一心想“回归自然”的老子两位圣人之间的交流,为后来儒家思想和道家思想的融合铺下了奠基。
争争《荀子·宥坐》记载了孔子答弟子子贡问水的一段对话:"孔子观于东流之水。子贡问于孔子曰:君子之所以见大水必观焉者,是何?孔子曰:夫水,偏与诸生而无为也,似德。其流也埤下,裾拘必循其理,似义。其洮洮乎不屈尽,似道。若有决行之,其应佚若声响,其赴而仞之谷不惧,似勇。主量必平,似法,盈不求概,似正。淖约微达,似察。以出以入,以就鲜洁,似善化。其万折也必东,似志。是故君子见大水必观焉。"在此处,孔子以水描述了他理想中的具备崇高人格的君子形象,这里涉及到德、义、道、勇、法、正、察、志以及善化等道德范畴。这其中的观点与道家有显而易见的区别,但也有某些相似之处。可以此段引文与《道德经》第八章参照阅读。
全文主旨在于赞美朝请大夫徐望“温良泛爱,行为刚正耿直。文章写了直节堂的外边的八杉,叙写了曹府的小吏不明白它的珍贵。杉树能够不扶自直,慢慢揭示文章的主旨。直到最后引用《诗经》中的一句话“惟其有之,是以似之”来点破。文章写物见人,藏锋沉馨,意在言外。
文章紧扣“直节”两字,将堂、树、人紧密结合起来叙写,赞美了堂前之杉,赞扬了建堂之人,并由此抒写了作者的人生态度。文章第一部分叙写直节堂之建与其命名。作者将堂、杉、人紧密结合起来叙写,用比喻手法赞美了杉树的高大挺直,用对比手法,赞扬了爱赏杉树的徐君。第二部分承接上段对杉树的描写,赞美杉树刚直不屈的性格。作者运用对比手法突出杉树的美好品质。首先是将杉树与其他植物对比,指出物生而直,但在生长过程中,往往抵制不住外物的引诱与挤压,故“委曲随物”,虽竹箭松柏也不能免于此,只有杉树能保持它的挺直。然后是将杉树与竹柏对比,指出它们虽同能傲冰雪,同是死能利栋宇,但杉树在挺直方面要优过竹柏。虽写杉树,但最后还是归结到人。第三部分承接第一部分对徐君的叙写,赞扬徐君不为苛察之政,而“行不失于直”的品格。客人所唱之歌,既是对徐君处世态度的总结,也准确地表达了作者本人的人生态度。不可为曲,不可太直,应通达灵活而不失正直。就像杉树,特立不倚,但它所以安而不危,剪伐不至,是因为得到徐君的爱赏呵护。正因如此,将来庐山之人升堂见杉,将长久地怀念像徐君这样的人。
文章在艺术上达到了较高的水平。第一,构思精巧。文章紧扣“直节”二字展开,双线并行,既赞美了杉,又颂扬了人,以写杉为手段,以颂人为目的。第二,结构严密。文章第一部分写杉写人,还限于外部描写和间接描写,第二部分则写杉的品格,第三部分写人的品质,形成一个总叙分承的结构,表达十分严谨。第三,运用对比的表现手法。如将徐君与曹吏、府史对比,将杉树与竹柏对比,使人与物的优秀品质更加鲜明突出。
这是游子他乡思旧之作。先由清明后花落写起,接着叙游子悲愁。“曲岸”、“垂杨”两句道离愁,“楼空”两句写别恨。换头“闻道”紧承“燕子能说”,揭示“空楼”中佳人当时处境:“帘底纤纤月”,月不圆人也不团圆。“料得明朝”又翻出新意:果真能见,但她可望而不可及。吞吐顿挫,道出佳人难再得的幽怨。
此词上阙中:“野棠花落,又匆匆过了,清明时节,刬地东风欺客梦,一枕时屏寒怯。”清明时节,春冷似秋,东风惊梦,令人触景生情,萌生悲凉之情感。“又”字点出前次来此,也是之个季节。暗合于唐人崔护春日郊游,邂逅村女之事。“客梦”暗指旧游之梦,“一枕寒怯”之孤单又暗衬前回在此地的欢会之欢愉。果然,下边作者按捺不住对往事的追忆:“曲岸持觞,垂杨系马,此地曾轻别。楼空人去,旧游飞燕能说。”曲岸、垂杨,宛然如旧,而人去楼空了;只有似曾相识之飞燕,在呢喃地向人诉说,为人惋惜而已。末句化用东坡《永遇乐》“燕子楼空,佳人何在,空锁楼中燕”词意,却能翻出新意,颇有信手拈来之感。这五句,作者回忆往日惜别感伤此时不得复见笔落之处愁思可见,这隐隐含悲之语在其词作中少有。
此词下阙则歇拍处意脉不断,承接上片回忆之感伤一气流注而入下片:“闻道绮陌东头,行人长见,帘底纤纤月。”“绮陌”,犹言烟花巷。纤纤月出于帘底,指美人足,典出窅娘。极艳处,落笔却清雅脱俗,此亦稼轩之出众之处。至此可知此女是风尘女子。这里说不仅“飞燕”知之;向行人打听,也知确有此美人,但已不知去向了。惆怅更增,所以作者伤心地说:“旧恨春江流不断,新恨时山千叠。”上年惜别的旧恨,已如流水之难尽;此时重访不见的新恨更如乱山时叠,令人如何忍受。皖南江边山多,将眼前景色信手拈来,作为妙喻。用意一唱三叹,造语一波三折,稼轩为词,达情至切他人有感而觉无可言者,他都能尽情抒发。如镜里花难折,似有未了之意但不知从何说起。稼轩则又推进一层,造成了余意不尽的结尾:“也应惊问:近来多少华发?”意思是:那时,想来她也该会吃惊地、关切地问我“你怎么添了这多的白发啊!”只能如此罢了!
全词以想象中的普通应酬话,写出双方的深挚之情与身世之感叹。这白头,既意味着“为伊消得人憔悴”的深情,又饱含着“老却英雄似等闲”的悲愤,真可谓百感交集。写到此,恋旧之情、身世之感已浑然不可分,大有“倩何人唤取,红巾翠袖,英雄泪”(《水龙吟》)的意味,实为借恋杯之酒,浇胸中感时伤事之块垒。因为有此一结,再返观全词,只觉得无处不悲凉。这结尾,也照应了开头的岁月如流,于是归结到萧萧华发上,就此顿住。
辛词郁积如山,欲说还休。清真所为是笔触纤细、笔笔勾勒的工笔仕女图;稼轩作成的却是洒脱爽健、一挥而就的泼墨写意画。这艺术风格上的差异,是词人个性与气质的差异而造成的。同时也能看出稼轩词作风格之独特,确实与众不同。